玛丽坐在书桌前,手里把玩着一个小小的盒子。

  盒子是深色的木头,边角已经磨得有些发亮——从巴斯带回来之后,她已经打开过很多次了。每次打开,都只是为了看看里面的东西,摸一摸,然后再合上。

  今天她终于决定用一用它。

  她打开盒子。

  里面躺着一方印章,方方正正的,不大,刚好能握在手心里。石头的颜色很特别,不是英国常见的深色硬石,而是一种温润的、微微透光的黄——像蜂蜜,又像秋天的落叶泡在阳光下。

  寿山石。

  三个月前在巴斯,她偶然路过一家专卖东方货物的铺子。橱窗里摆着瓷器、丝绸、漆器,还有几方印章。店主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头,说这些东西都是从东印度公司运回来的,真正的中国货。

  她一眼就看中了这块石头。

  不是因为它贵重——店主说这种石头在中国很常见,不是什么稀罕物。是因为它的颜色。那种温温润润的黄,让她想起小时候在淮海路的秋天,阳光透过梧桐叶落在手心里的样子。

  她买下来,找了巴斯最好的刻字匠。

  “刻什么?”老头问她。

  她想了很久,画了一张草图。

  一支羽毛笔,斜斜的,笔尖朝下。旁边一朵小小的野蔷薇,开着五片花瓣。

  外圈是几个字母:TOMASON。

  内圈只有一个:M。

  老头看了半天,没问什么,只是点了点头。

  半个月后,她拿到了这方印章。

  ---

  现在,她把它握在手心里。

  石头温温的,不凉,不像金属那样一下子就把温度吸走。表面很光滑,边角被磨得圆润,刻痕深的地方颜色浅一些,能看出刀锋走过的痕迹。

  她翻过来,看那图案。

  羽毛笔的笔尖很细,每一根羽毛的纹路都刻出来了。野蔷薇的五片花瓣,一片不少,花心还有一个小小的点。

  外圈的字母,一个个排得整整齐齐。

  内圈那个“M”,是她自己。

  玛丽。

  玛丽的M。

  她站起来,走到壁炉边,拿起那根专门用来熔火漆的小勺子,放进去一小块深蓝色的火漆。火舌舔着勺底,火漆慢慢融化,变成一汪浓稠的深蓝。

  她把它倒在信封的封口上。

  等了几秒,趁它还没完全凝固,她把那方印章按下去。

  按的时候用了点力,石头微微陷进火漆里。她数了三下,然后轻轻抬起。

  纸上留下一个清晰的印子。

  深蓝色的底子上,浮现出那支羽毛笔,那朵野蔷薇,那一圈字,和那个小小的M。

  她低下头,凑近了看。

  羽毛笔的每一根羽毛都在。野蔷薇的花瓣圆圆的,像五颗小小的泪滴。托马逊那几个字母清清楚楚,连字母之间的空隙都印出来了。

  最里面的M,规规矩矩,不大不小,刚好在正中央。

  她用手指轻轻摸了摸,火漆已经凉了,硬了,光滑的,凉凉的,像一块小小的宝石嵌在纸上。

  这是她的。

  不是班纳特家三小姐的,不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谁可能成为的谁的妻子的——是她的。

  玛丽·班纳特。

  托马逊。

  她拿起那封信,对着窗户的光看。阳光透过那层深蓝色的火漆,把那些刻痕的影子投在纸上,淡淡的,浅浅的,像另一个世界的字。

  她想起九岁那年,第一次给埃杰顿先生寄稿子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印章,没有火漆,只有一截粗布包着的手稿,和封口上用拇指按下的那个指印。

  那个指印还在。在第一卷的合同上,在那些早期的信上,在她的记忆里。

  那是她最早的印章。

  独一无二的,无可替代的,全世界只有一个人有的。

  现在她有了这个。

  她把它放回那个小盒子里,盖上盖子,放回抽屉里,和那套象牙削笔刀放在一起。

  ---

  没几日家里收到一封信,是在伦敦的加德纳先生写的。

  亲爱的姐姐:

  伦敦近日天气晴好,夏日那恶臭还要等两个月才来。趁此机会,我想请简、伊丽莎白和玛丽来住段日子。

  内子已收拾好房间,盼着见见外甥女们。她们可以看看威斯敏斯特教堂,听听大本钟的钟声,逛逛皮卡迪利的商铺。伦敦虽不及乡下清静,却也有乡间没有的热闹。简和伊丽莎白该见识见识,至于玛丽——伦敦的书店够她逛的。

  若你们放心,就让人送她们来。

  你弟

  爱德华·加德纳

  于伦敦

  ---

  班纳特太太举着信,声音都高了八度。

  “去!当然要去!怎么能不去!伦敦!威斯敏斯特!皮卡迪利!”她放下信,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三个女儿,“简得做几件新裙子,伦敦的裁缝比乡下好。伊丽莎白也该见见世面。玛丽——”

  她顿了顿。

  “你去书店看看也好。”

  简低下头,脸微微红了。

  伊丽莎白挑了挑眉毛,嘴角带着一点笑。

  玛丽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

  基蒂和莉迪亚在旁边跳起来。

  “那我们呢?我们呢?”

  “你们还小。”班纳特太太一句话把她们按下去。

  班纳特先生从报纸后面抬起眼睛,看了看那封信,又看了看玛丽,什么也没说,继续低头看报。

  那封信在玛丽手里攥了一路。

  从加德纳舅舅家回到朗博恩之后,她坐在书桌前,把那封信又看了一遍。字迹是舅舅的,工工整整,像他这个人一样稳当。

  “伦敦近日天气晴好,夏日那著名的恶臭还要等两个月才来。”

  恶臭。

  她盯着这两个字,脑子里忽然冒出另一个词——

  雾都。

  伦敦的雾,不是那种山间的白雾,是黄的、灰的、呛得人睁不开眼的雾。煤烟和水汽混在一起,浓得化不开,走在街上对面看不见人。

  她上辈子读狄更斯的时候读过。读柯南·道尔的时候也读过。福尔摩斯和华生走在贝克街上,四周是黄蒙蒙的雾,路灯都透不出光。

  那是19世纪下半叶的事。

  现在才1820年代,还没到那个地步。

  但已经开始了吧?

  那些工厂的烟囱,一天到晚冒着黑烟。蒸汽机的锅炉烧着煤,煤烟从烟囱里喷出来,落在这座城市的上空,一层一层,一天一天,一年一年。

  等到几十年后,伦敦就会变成那个样子——雾都,烟城,呼吸一口空气都像在喝煤灰水。

  还有夏日大恶臭。

  她记得上辈子读过,1858年夏天,泰晤士河变成了一条巨大的污水沟,臭得议会都开不下去,窗帘上浸满消毒水都没用。那个夏天被称为“大恶臭”。

  那件事还有三十年才发生。

  但泰晤士河已经开始变脏了。

  伦敦的几十万人,粪便、污水、屠宰场的血、工厂的废料,全都往河里倒。河水早就不清了,只是还没臭到那个地步。

  玛丽把信放下,望着窗外。

  工业化。

  这个词她在上辈子学历史的时候背过无数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纺织厂,煤炭,钢铁,财富,进步。

  但那些书里很少写——

  煤烟。

  污水。

  现在她要去那座城市了。

  那座正在变脏、变黑、变臭的城市。

  她站起来,走到柜子前,打开那个放杂物的抽屉。

  里面有一卷细棉布,是上次做裙子剩下的。纯白的,织得很密,透气但不透灰。

  她拿起来,比划了一下。

  够做几个。

  口罩。

  上辈子她觉得最普通不过的东西,在这个时代,根本没人想过。

  她拿起剪刀,开始剪那块棉布。

  剪成几块,叠几层,缝起来,两边缝上带子。

  简简单单的,不是什么精巧的东西。

  但能挡住一点灰。

  她缝了一个,戴在脸上试了试。

  呼吸有点闷,但还好。棉布挡在口鼻前面,外面的空气要先穿过那几层布才能进来。

  她摘下来,看着手里的东西。

  这个时代的人会怎么看她?

  戴这个上街,会不会被人当怪物?

  也许会。

  但她不在乎。

  那她自己戴一个,总可以吧?

  她把那个口罩放在桌上,又开始做第二个。

  简的。伊丽莎白的。

  加德纳舅妈的。

  能做几个做几个。

  窗外的天慢慢暗下来。

  她点起蜡烛,继续缝。

  ---

  第二天早饭的时候,玛丽把几个叠得整整齐齐的东西放在桌上。

  班纳特太太看了一眼。

  “这是什么?”

  “口罩。”玛丽说,“去伦敦的时候戴。”

  班纳特太太拿起来一个,翻来覆去看了半天。

  “戴脸上?做什么用?”

  “挡灰。”玛丽说,“伦敦的煤烟重,吸多了不好。”

  班纳特太太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这孩子,书读多了就是想得多。伦敦那么多人,谁戴这个了?人家都活得好好的。”

  玛丽没说话。

  简拿起一个,看了看,又放下。

  “这个……怎么戴?”

  玛丽拿起来一个,往脸上比划了一下,把带子绕到耳后。

  “就这样。”

  简看着她的脸,忽然有点想笑,但又忍住了。

  “是……是有点奇怪。”

  “嗯。”玛丽说,“但有用。”

  伊丽莎白拿起来一个,对着光看了看。

  “你自己做的?”

  “嗯。”

  伊丽莎白没再说什么,把那个口罩叠好,收进口袋里。

  班纳特太太还在嘀咕:“去伦敦是去玩的,戴这个像什么话?让人看见了还以为你们生病呢……”

  玛丽没有争辩。

  她把那些口罩收起来,放进那个布袋子里,和那几本稿子放在一起。

  简看着她的背影,忽然说:“玛丽,给我留一个。”

  玛丽回过头。

  简笑了笑,那笑容和平时一样温柔。

  “你说有用,那就带着吧。”

  玛丽点点头。

  伊丽莎白在旁边插了一句:“我也要。万一真有用呢。”

  玛丽又点点头。

  班纳特太太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只是叹了口气。

  “你们这些孩子……算了算了,随你们吧。”

  ---

  那天晚上,玛丽坐在书桌前,把那几个口罩又检查了一遍。

  针脚密密地缝着,带子系得牢牢的。不算好看,但结实。

  她把它们叠好,放进行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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