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在七月二日傍晚驶入莫斯科站。站台上没有欢迎的人群，只有几个穿灰色大衣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官员，表情严肃地核对护照和入境文件。
顾长柏从车厢里出来的时候，天空正飘着细密的雨丝，打在车站的铸铁顶棚上沙沙作响。
苏联方面给他安排的住处是民族饭店，就在红场边上。
房间不大，窗外能看见克里姆林宫的红色塔楼。
顾长柏在房间里洗了把脸，还没来得及换衣服，电话就响了，大林的秘书通知他，明天上午十点，克里姆林宫。
第二天早上，顾长柏穿了一身深灰色西装，准时出现在克里姆林宫那间著名的办公室门口。
门打开的时候，大林正站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一支烟斗，像是在思考什么。
他个子不高，但是浓密的胡须和那双眼睛让人很难忽略他的存在。
大林没有绕弯子，开门见山地表示苏方愿意恢复两国的正常邦交。
顾长柏也给出了对等的回应，这种场合双方说的话都不需要技巧，因为本来就没什么实质性内容，真正重要的是态度本身。
大林从抽屉里拿出一支科罗温TK手枪，放在桌上推了过来。
“作为我们两国关系新阶段的象征。”他的嘴角带着一丝很难捉磨的笑意。
顾长柏双手接过，这强是高级定制版，枪身刻有专属赠礼铭文，标注“图拉枪械工人敬赠”字样，是图拉兵工厂向苏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元帅级军方高层的赠礼。
出了克里姆林宫，他没在莫斯科多做停留，当天下午就登上了开往远东的火车。从莫斯科到满洲里，西伯利亚铁路全长六千六百多公里，横穿整个欧亚大陆，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线。
即便是特快列车，也要跑将近十天。车厢是沙俄时代的老式卧铺，木头镶板已经有些褪色，乘务员是一个胖胖的俄罗斯大妈，每隔几个小时就来送一次滚烫的红茶，配一小碟方糖。
火车穿过乌拉尔山脉的时候，窗外的景色从东欧平原的麦田逐渐变成了针叶林和白桦林相间的荒野。但真正让顾长柏感到震撼的，不是风景，而是沿途那些正在建设中的工厂。
在叶卡捷琳堡附近，他看见了一座巨大的钢铁厂正在施工，高炉的钢架已经竖起来，旁边的工地上密密麻麻全是工人，有男有女，戴着柳条帽，推着装满砂石的斗车在脚手架上穿梭。烟囱还没有冒烟，但那股子热火朝天的劲头，隔着车窗都能感受到。
在他看不到的地方，第聂伯河水电站的混凝土大坝正在浇筑，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厂房已经封顶，高尔基汽车厂的装配线正在安装调试，乌拉尔重型机器厂的第一台万吨水压机正在吊装底座。
这些工地遍布在从乌拉尔山到西伯利亚的广袤土地上，像是有人在荒野里撒了一把工业的种子，然后用五年计划的铲子一颗颗浇灌出钢铁的芽。
这种场景，顾长柏在美国见过，在德国也见过，但在中国从来没有见过。
中国的工厂，最大的汉阳铁厂熄了炉子，沈阳兵工厂靠德国技师撑门面，上海的棉纺厂还在用一战前的蒸汽机。
而苏联人干的事，是以举国之力建立一套从采矿到冶炼、从机床到军工的完整工业体系，用中央计划取代市场调节，用牺牲消费换取工业投资。
“他们是幸运的。”他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白桦林，自言自语地感叹道，“大萧条把整个西方的工业产能打折甩卖，苏联人拿着外汇去欧洲和美国扫货，买机床、买技术、买专家。没钱付，就用粮食顶账，粮食换机床，换一条拖拉机生产线，换他们永远都买不起的东西。”
他忽然想到一个很讽刺的现实：一边是波兰农民把小麦倒进河里，一边是苏联人用粮食在跟西方讨价还价，而中国连参与这场交易的资格都没有，没有足够的粮食出口，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更没有统一稳定的中央政权。
苏俄式计划经济，可以直接征收粮食，也不需要运费，只要把东西卖出去换外汇就好了，不用担心成本。
中国太穷了，中原因大战，各方投入的兵力总规模已经突破百万，每天光是维持这百万大军的吃粮、弹药消耗就是一笔天文数字，还谈什么发展工业？
七月十日，火车在满洲里站缓缓停靠。站台上，东北军代表梁忠甲早已在此等候。
两人上了车，一路往沈阳方向开去。梁把国内这几个月的战况做了详细汇报：六月以来，西北军持续施压，蒋校长的中央军转入全线防御。
五月三十一日，冯裕详的骑兵师由郑大章率领，奇袭归德飞机场，一把火烧了十几架飞机，差点在附近把督战的蒋校长给俘了。蒋校长的专车离机场只有几里地，骑兵的先锋已经冲到铁路线附近，蒋校长的卫队拼死掩护专车冲出包围圈，才没让中原大战变成中国历史上最荒唐的斩首行动。
六月，冯裕详调集西北军精锐，在兰封、杞县、民权一线向刘峙的中央军猛攻。关键时刻沉默多时的新一军终于出动了，刘尧宸集中三个师的兵力，从侧翼穿插，直接重创了试图迂回包抄的孙连仲部，歼敌一万多人。
被重创之后，西北军的右翼包抄部队元气大伤，冯裕详的迂回战术被迫收缩，中央军的豫东防线勉强稳住。
六月下旬，双方在杞县、太康一带展开大规模野战，西北军多次试图包抄中央军侧翼，但新一军已经卡在了防线最薄弱的位置上。
刘尧宸的部队打得又硬又稳，既不冒进也不后退，每次冯军包抄到侧翼，新一军就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一样切上去，打完了立刻撤回原来的防线，不追杀，不恋战，不给敌人任何可乘之机。
蒋校长在徐州坐镇，三番五次给刘尧宸发电报让他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刘尧宸三次回电都只有三个字：“不可追。”
蒋校长气得拍桌子，但何英钦在旁边劝了一句“他打胜了，您忍忍”，蒋校长只好作罢。
到七月，豫东主战场已经变成彻底的胶着状态，双方都在自己的阵地上挖了深沟高垒，陷入了拉锯战。但蒋校长最头疼的不是豫东，是济南。
六月，蛰伏数月的阎西山终于动了。他命傅作义率晋军主力沿津浦线南下，晋军的攻势比冯裕详的西北军慢半拍，但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往南推。
济南守军兵力不足，新一军被调去了豫东，顾祝同手里剩下的部队捉襟见肘。六月中旬，晋军攻克济南，兵锋直指泰安、兖州。
在徐州的蒋校长脸都绿了，津浦线一旦被切断，徐州就是孤城。
好在阎西山拿下济南之后采取了保守策略，他担心主力深入损失过大危及山西根基，命令晋军在泰安曲阜一线构筑阵地转入防御，没有继续往南猛推。蒋校长抓住这个喘息机会，从陇海主战场抽调了三个师火速驰援山东，又派贺耀组赴兖州主持反攻部署，同时协调海军在青岛登陆对晋军形成侧翼压力，总算把济南的窟窿暂时堵上了。
南线倒是好消息。六月，李综人率桂军三万余人北上，一度攻占衡阳、长沙、岳阳，前锋抵达湖北蒲圻，逼近武汉。
冯裕详的部队没有按计划南下配合，桂军孤军深入，陈济棠的粤军从广东北上切断桂军后路，桂军腹背受敌，七月在衡阳决战中惨败，残部退回广西。至此，反蒋联盟的南方战线彻底瓦解，蒋校长把两湖的兵力腾出来陆续调往北方主战场。
顾长柏听完汇报，沉默了好一会儿，眼下的局势，就是一个僵局，双方都还差一口气，谁先喘不上来谁就得死。
而打破僵局的钥匙，就藏在沈阳城里。
火车一路向南，往沈阳的方向去了。
顾长柏从车厢里出来的时候，天空正飘着细密的雨丝，打在车站的铸铁顶棚上沙沙作响。
苏联方面给他安排的住处是民族饭店，就在红场边上。
房间不大，窗外能看见克里姆林宫的红色塔楼。
顾长柏在房间里洗了把脸，还没来得及换衣服，电话就响了，大林的秘书通知他，明天上午十点，克里姆林宫。
第二天早上，顾长柏穿了一身深灰色西装，准时出现在克里姆林宫那间著名的办公室门口。
门打开的时候，大林正站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一支烟斗，像是在思考什么。
他个子不高，但是浓密的胡须和那双眼睛让人很难忽略他的存在。
大林没有绕弯子，开门见山地表示苏方愿意恢复两国的正常邦交。
顾长柏也给出了对等的回应，这种场合双方说的话都不需要技巧，因为本来就没什么实质性内容，真正重要的是态度本身。
大林从抽屉里拿出一支科罗温TK手枪，放在桌上推了过来。
“作为我们两国关系新阶段的象征。”他的嘴角带着一丝很难捉磨的笑意。
顾长柏双手接过，这强是高级定制版，枪身刻有专属赠礼铭文，标注“图拉枪械工人敬赠”字样，是图拉兵工厂向苏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元帅级军方高层的赠礼。
出了克里姆林宫，他没在莫斯科多做停留，当天下午就登上了开往远东的火车。从莫斯科到满洲里，西伯利亚铁路全长六千六百多公里，横穿整个欧亚大陆，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线。
即便是特快列车，也要跑将近十天。车厢是沙俄时代的老式卧铺，木头镶板已经有些褪色，乘务员是一个胖胖的俄罗斯大妈，每隔几个小时就来送一次滚烫的红茶，配一小碟方糖。
火车穿过乌拉尔山脉的时候，窗外的景色从东欧平原的麦田逐渐变成了针叶林和白桦林相间的荒野。但真正让顾长柏感到震撼的，不是风景，而是沿途那些正在建设中的工厂。
在叶卡捷琳堡附近，他看见了一座巨大的钢铁厂正在施工，高炉的钢架已经竖起来，旁边的工地上密密麻麻全是工人，有男有女，戴着柳条帽，推着装满砂石的斗车在脚手架上穿梭。烟囱还没有冒烟，但那股子热火朝天的劲头，隔着车窗都能感受到。
在他看不到的地方，第聂伯河水电站的混凝土大坝正在浇筑，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厂房已经封顶，高尔基汽车厂的装配线正在安装调试，乌拉尔重型机器厂的第一台万吨水压机正在吊装底座。
这些工地遍布在从乌拉尔山到西伯利亚的广袤土地上，像是有人在荒野里撒了一把工业的种子，然后用五年计划的铲子一颗颗浇灌出钢铁的芽。
这种场景，顾长柏在美国见过，在德国也见过，但在中国从来没有见过。
中国的工厂，最大的汉阳铁厂熄了炉子，沈阳兵工厂靠德国技师撑门面，上海的棉纺厂还在用一战前的蒸汽机。
而苏联人干的事，是以举国之力建立一套从采矿到冶炼、从机床到军工的完整工业体系，用中央计划取代市场调节，用牺牲消费换取工业投资。
“他们是幸运的。”他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白桦林，自言自语地感叹道，“大萧条把整个西方的工业产能打折甩卖，苏联人拿着外汇去欧洲和美国扫货，买机床、买技术、买专家。没钱付，就用粮食顶账，粮食换机床，换一条拖拉机生产线，换他们永远都买不起的东西。”
他忽然想到一个很讽刺的现实：一边是波兰农民把小麦倒进河里，一边是苏联人用粮食在跟西方讨价还价，而中国连参与这场交易的资格都没有，没有足够的粮食出口，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更没有统一稳定的中央政权。
苏俄式计划经济，可以直接征收粮食，也不需要运费，只要把东西卖出去换外汇就好了，不用担心成本。
中国太穷了，中原因大战，各方投入的兵力总规模已经突破百万，每天光是维持这百万大军的吃粮、弹药消耗就是一笔天文数字，还谈什么发展工业？
七月十日，火车在满洲里站缓缓停靠。站台上，东北军代表梁忠甲早已在此等候。
两人上了车，一路往沈阳方向开去。梁把国内这几个月的战况做了详细汇报：六月以来，西北军持续施压，蒋校长的中央军转入全线防御。
五月三十一日，冯裕详的骑兵师由郑大章率领，奇袭归德飞机场，一把火烧了十几架飞机，差点在附近把督战的蒋校长给俘了。蒋校长的专车离机场只有几里地，骑兵的先锋已经冲到铁路线附近，蒋校长的卫队拼死掩护专车冲出包围圈，才没让中原大战变成中国历史上最荒唐的斩首行动。
六月，冯裕详调集西北军精锐，在兰封、杞县、民权一线向刘峙的中央军猛攻。关键时刻沉默多时的新一军终于出动了，刘尧宸集中三个师的兵力，从侧翼穿插，直接重创了试图迂回包抄的孙连仲部，歼敌一万多人。
被重创之后，西北军的右翼包抄部队元气大伤，冯裕详的迂回战术被迫收缩，中央军的豫东防线勉强稳住。
六月下旬，双方在杞县、太康一带展开大规模野战，西北军多次试图包抄中央军侧翼，但新一军已经卡在了防线最薄弱的位置上。
刘尧宸的部队打得又硬又稳，既不冒进也不后退，每次冯军包抄到侧翼，新一军就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一样切上去，打完了立刻撤回原来的防线，不追杀，不恋战，不给敌人任何可乘之机。
蒋校长在徐州坐镇，三番五次给刘尧宸发电报让他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刘尧宸三次回电都只有三个字：“不可追。”
蒋校长气得拍桌子，但何英钦在旁边劝了一句“他打胜了，您忍忍”，蒋校长只好作罢。
到七月，豫东主战场已经变成彻底的胶着状态，双方都在自己的阵地上挖了深沟高垒，陷入了拉锯战。但蒋校长最头疼的不是豫东，是济南。
六月，蛰伏数月的阎西山终于动了。他命傅作义率晋军主力沿津浦线南下，晋军的攻势比冯裕详的西北军慢半拍，但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往南推。
济南守军兵力不足，新一军被调去了豫东，顾祝同手里剩下的部队捉襟见肘。六月中旬，晋军攻克济南，兵锋直指泰安、兖州。
在徐州的蒋校长脸都绿了，津浦线一旦被切断，徐州就是孤城。
好在阎西山拿下济南之后采取了保守策略，他担心主力深入损失过大危及山西根基，命令晋军在泰安曲阜一线构筑阵地转入防御，没有继续往南猛推。蒋校长抓住这个喘息机会，从陇海主战场抽调了三个师火速驰援山东，又派贺耀组赴兖州主持反攻部署，同时协调海军在青岛登陆对晋军形成侧翼压力，总算把济南的窟窿暂时堵上了。
南线倒是好消息。六月，李综人率桂军三万余人北上，一度攻占衡阳、长沙、岳阳，前锋抵达湖北蒲圻，逼近武汉。
冯裕详的部队没有按计划南下配合，桂军孤军深入，陈济棠的粤军从广东北上切断桂军后路，桂军腹背受敌，七月在衡阳决战中惨败，残部退回广西。至此，反蒋联盟的南方战线彻底瓦解，蒋校长把两湖的兵力腾出来陆续调往北方主战场。
顾长柏听完汇报，沉默了好一会儿，眼下的局势，就是一个僵局，双方都还差一口气，谁先喘不上来谁就得死。
而打破僵局的钥匙，就藏在沈阳城里。
火车一路向南，往沈阳的方向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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