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上海，风是热的，热得不讲道理。
黄浦江上飘着一层湿气，像谁把一锅没熬开的汤端到了城里，倒也不倒干净，就这么悬着。人走在路上，衣服贴在背上，连骂人都懒得张嘴。
但城外不一样，城外在挖。
从吴淞口往里，一路是土。沙袋一袋一袋往上码，木桩一排一排往下打，铁丝网拉得像蜘蛛发了疯。有人说这是防御工事，有人说这是给上海套了个壳，还有人说这是给钱找了个去处。
反正每天都在干活。
干活就要吃饭，吃饭就要交钱。
交钱的理由也越来越讲究——从“炉灶税”到“工事协助费”，名字换了，钱没少。
南京路那三万册小蓝书还没发完，新一批已经印出来了。封面换了，字更大，纸更厚，看起来更像一本正经的东西。
城里的人慢慢学会了一件事：话要说，但要换个说法。
于是有人站在弄堂口，摇着蒲扇，说：“这几年好啊，路都修直了。”
旁边的人接一句：“是啊，钱也走得更直了。”
两个人都笑，笑完各自回屋。风就是这么起来的。它不大，但哪儿都有。
从上海吹到苏州，从苏州吹到南京，再从南京绕一圈，居然还吹回上海。外头的人开始议论，说上海在搞新花样——有的说好，有的说坏，有的说看不懂。
看不懂的人最多。
九月中旬，大队长来了。
不是大张旗鼓那种来，是说来就来了。前一天晚上南京还在开会，第二天人已经在火车上。消息比他慢半拍，等上海这边知道的时候，人已经下了车。
李宇轩是第二个知道的。
第一个是戴笠。
戴笠没打电话，他亲自过来，站在门口，说了一句：“校长来了。”
李宇轩当时正在看账，不是看钱，是看“名目”。
他最近迷上了这个东西。钱多少不重要，关键是怎么写。写得好，一块钱能像十块。写不好，十块钱看着像偷的。
听见这句话，他把笔放下，问了一句：“哪？”
“站台。”
“带谁？”
“没带。”
这就麻烦了。
没带人，比带一堆人还麻烦。
李宇轩站起来，理了理衣服，走到镜子前看了一眼自己。镜子里那张脸有点瘦了，但还撑得住场面。
“走。”
他说。
站台上人不多，清出来一片。几辆车停着，车门开着，像几张张开的嘴。
大队长从车上下来，没戴军帽，穿的是常服，步子不快。
他看了一眼四周。
没说话。
李宇轩上前两步，立正。
“校长。”
大队长点了点头。
“热。”
他说。
“是。”
“风大。”
“是。”
“风从哪来？”
这句问得不大，但有点意思。
李宇轩顿了一下，说：“海上。”
大队长看了他一眼，没说对，也没说不对，“走走。”
一行人没坐车，直接上街。
先去的是南京路，路中间那块地方还在用，今天没发书，改成了讲“工事的重要性”。人照样站着，讲的人换了一批，声音比喇叭还大。
大队长站在路边，看了一会儿。
有人认出来了，想喊，又不敢喊，气氛有点奇怪。
台上那人越讲越起劲：“——制度严明，人人有责！工事一成，百姓安宁！”
台下有人跟着点头，有人低头看脚。
大队长忽然问：“他们听懂了吗？”
李宇轩说：“听多了，就懂了。”
“听几遍？”
“看情况。”
大队长嘴角笑了一下。
“你倒是有耐心。”
他们没再看，往前走。
走到一家卖生煎的摊子前。
摊主正忙，油锅里滋啦作响，香味一出来，旁边的人都忍不住多看两眼。
大队长停下了。
“这个——收税吗？”
李宇轩说：“收。”
“多少？”
“按炉灶。”
摊主听见了，手一抖，差点把一锅生煎翻了。
大队长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那口锅。
“生意好不好？”
摊主愣了一下，挤出一个笑：“好……还行。”
“能赚吗？”
“能……一点点。”
大队长点了点头。
“那就好。”
说完就走。
走出去几步，他忽然又停下，“你觉得他刚才说真话吗？”
李宇轩没回头，“他说的是能说的话。”
大队长“嗯”了一声。
再往前，是一段新修的工事。
沙袋垒得整整齐齐，旁边还立着牌子，写着“某某段防御工程，由某某单位协助完成”。字很大，远远就能看见。
大队长走过去，伸手按了按沙袋。
“实吗？”
“实。”
“能挡吗？”
“能挡一阵。”
“挡多久？”
李宇轩想了想：“看对面。”
大队长没再问。
他绕着工事走了一圈，看得很仔细。
看完之后，他站住，说了一句：“钱花得不少。”
李宇轩说：“是。”
“花哪了？”
“工事。”
“都在这？”
李宇轩没说话，风从江边吹过来，带着一点潮气。
大队长转过身，看着他，“上海这股风——吹得挺远。”
李宇轩低头：“学生管得不够。”
“不是不够。”
大队长摇了摇头，“是太够了。”这句话说得很慢。
旁边的人都不敢动。
大队长往前走了两步，又停下。“钱，可以收。工事，也可以修。人——”
他顿了一下。
“别让他只会点头。”
这句话说完，空气像被谁轻轻压了一下。
李宇轩站在那里，没动。
“明白吗？”
大队长问。
“明白。”
“真明白？”
“……明白。”
大队长看了他一会儿。
忽然换了个话题：“你最近——还去不去赌场？”
这一下问得很突兀。
李宇轩一愣，“去得少了。”
“少多少？”
“……基本不去。”
大队长点了点头。
“输一次，就该记住。”
“是。”
“别把输的，从别的地方找回来。”
李宇轩没接话，这句话听着像随口说的，但又不像。
他们又走了一段。
路边有个小孩，在地上用粉笔写字。
写得歪歪扭扭的，写的是：“甜”。
写完了，又在旁边加了一个小小的字，写得很轻——“苦”。
他写完，自己看了一眼，笑了一下，用手一抹，把那个“小苦”擦掉了。
只剩下一个大大的“甜”。
大队长看见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看了一眼李宇轩，那一眼不重，但很长。
李宇轩也看见了。
他盯着地上那个字，看了两秒。然后抬头，说了一句：“风大，字容易乱。”
大队长点了点头，“那就——”
他说。
“少写一点。”
说完，他转身上车。
车门关上，发动机响起来，车慢慢开走。
站台的方向，风还在吹。
李宇轩站在原地，没动。
过了一会儿，他回头，对跟着的人说：
“南京路——明天不用摆了。”
那人一愣：“那……书呢？”
李宇轩想了想，说：“换个地方。”
“哪？”
他看了一眼远处的工事，又看了一眼街上的人。
“让他们自己说。”
黄浦江上飘着一层湿气，像谁把一锅没熬开的汤端到了城里，倒也不倒干净，就这么悬着。人走在路上，衣服贴在背上，连骂人都懒得张嘴。
但城外不一样，城外在挖。
从吴淞口往里，一路是土。沙袋一袋一袋往上码，木桩一排一排往下打，铁丝网拉得像蜘蛛发了疯。有人说这是防御工事，有人说这是给上海套了个壳，还有人说这是给钱找了个去处。
反正每天都在干活。
干活就要吃饭，吃饭就要交钱。
交钱的理由也越来越讲究——从“炉灶税”到“工事协助费”，名字换了，钱没少。
南京路那三万册小蓝书还没发完，新一批已经印出来了。封面换了，字更大，纸更厚，看起来更像一本正经的东西。
城里的人慢慢学会了一件事：话要说，但要换个说法。
于是有人站在弄堂口，摇着蒲扇，说：“这几年好啊，路都修直了。”
旁边的人接一句：“是啊，钱也走得更直了。”
两个人都笑，笑完各自回屋。风就是这么起来的。它不大，但哪儿都有。
从上海吹到苏州，从苏州吹到南京，再从南京绕一圈，居然还吹回上海。外头的人开始议论，说上海在搞新花样——有的说好，有的说坏，有的说看不懂。
看不懂的人最多。
九月中旬，大队长来了。
不是大张旗鼓那种来，是说来就来了。前一天晚上南京还在开会，第二天人已经在火车上。消息比他慢半拍，等上海这边知道的时候，人已经下了车。
李宇轩是第二个知道的。
第一个是戴笠。
戴笠没打电话，他亲自过来，站在门口，说了一句：“校长来了。”
李宇轩当时正在看账，不是看钱，是看“名目”。
他最近迷上了这个东西。钱多少不重要，关键是怎么写。写得好，一块钱能像十块。写不好，十块钱看着像偷的。
听见这句话，他把笔放下，问了一句：“哪？”
“站台。”
“带谁？”
“没带。”
这就麻烦了。
没带人，比带一堆人还麻烦。
李宇轩站起来，理了理衣服，走到镜子前看了一眼自己。镜子里那张脸有点瘦了，但还撑得住场面。
“走。”
他说。
站台上人不多，清出来一片。几辆车停着，车门开着，像几张张开的嘴。
大队长从车上下来，没戴军帽，穿的是常服，步子不快。
他看了一眼四周。
没说话。
李宇轩上前两步，立正。
“校长。”
大队长点了点头。
“热。”
他说。
“是。”
“风大。”
“是。”
“风从哪来？”
这句问得不大，但有点意思。
李宇轩顿了一下，说：“海上。”
大队长看了他一眼，没说对，也没说不对，“走走。”
一行人没坐车，直接上街。
先去的是南京路，路中间那块地方还在用，今天没发书，改成了讲“工事的重要性”。人照样站着，讲的人换了一批，声音比喇叭还大。
大队长站在路边，看了一会儿。
有人认出来了，想喊，又不敢喊，气氛有点奇怪。
台上那人越讲越起劲：“——制度严明，人人有责！工事一成，百姓安宁！”
台下有人跟着点头，有人低头看脚。
大队长忽然问：“他们听懂了吗？”
李宇轩说：“听多了，就懂了。”
“听几遍？”
“看情况。”
大队长嘴角笑了一下。
“你倒是有耐心。”
他们没再看，往前走。
走到一家卖生煎的摊子前。
摊主正忙，油锅里滋啦作响，香味一出来，旁边的人都忍不住多看两眼。
大队长停下了。
“这个——收税吗？”
李宇轩说：“收。”
“多少？”
“按炉灶。”
摊主听见了，手一抖，差点把一锅生煎翻了。
大队长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那口锅。
“生意好不好？”
摊主愣了一下，挤出一个笑：“好……还行。”
“能赚吗？”
“能……一点点。”
大队长点了点头。
“那就好。”
说完就走。
走出去几步，他忽然又停下，“你觉得他刚才说真话吗？”
李宇轩没回头，“他说的是能说的话。”
大队长“嗯”了一声。
再往前，是一段新修的工事。
沙袋垒得整整齐齐，旁边还立着牌子，写着“某某段防御工程，由某某单位协助完成”。字很大，远远就能看见。
大队长走过去，伸手按了按沙袋。
“实吗？”
“实。”
“能挡吗？”
“能挡一阵。”
“挡多久？”
李宇轩想了想：“看对面。”
大队长没再问。
他绕着工事走了一圈，看得很仔细。
看完之后，他站住，说了一句：“钱花得不少。”
李宇轩说：“是。”
“花哪了？”
“工事。”
“都在这？”
李宇轩没说话，风从江边吹过来，带着一点潮气。
大队长转过身，看着他，“上海这股风——吹得挺远。”
李宇轩低头：“学生管得不够。”
“不是不够。”
大队长摇了摇头，“是太够了。”这句话说得很慢。
旁边的人都不敢动。
大队长往前走了两步，又停下。“钱，可以收。工事，也可以修。人——”
他顿了一下。
“别让他只会点头。”
这句话说完，空气像被谁轻轻压了一下。
李宇轩站在那里，没动。
“明白吗？”
大队长问。
“明白。”
“真明白？”
“……明白。”
大队长看了他一会儿。
忽然换了个话题：“你最近——还去不去赌场？”
这一下问得很突兀。
李宇轩一愣，“去得少了。”
“少多少？”
“……基本不去。”
大队长点了点头。
“输一次，就该记住。”
“是。”
“别把输的，从别的地方找回来。”
李宇轩没接话，这句话听着像随口说的，但又不像。
他们又走了一段。
路边有个小孩，在地上用粉笔写字。
写得歪歪扭扭的，写的是：“甜”。
写完了，又在旁边加了一个小小的字，写得很轻——“苦”。
他写完，自己看了一眼，笑了一下，用手一抹，把那个“小苦”擦掉了。
只剩下一个大大的“甜”。
大队长看见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看了一眼李宇轩，那一眼不重，但很长。
李宇轩也看见了。
他盯着地上那个字，看了两秒。然后抬头，说了一句：“风大，字容易乱。”
大队长点了点头，“那就——”
他说。
“少写一点。”
说完，他转身上车。
车门关上，发动机响起来，车慢慢开走。
站台的方向，风还在吹。
李宇轩站在原地，没动。
过了一会儿，他回头，对跟着的人说：
“南京路——明天不用摆了。”
那人一愣：“那……书呢？”
李宇轩想了想，说：“换个地方。”
“哪？”
他看了一眼远处的工事，又看了一眼街上的人。
“让他们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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