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室的人大多去隔壁小间吃饭了，走廊里只有偶尔的脚步声。
汪昭午饭吃饱了有点犯懒，抱着茶杯站到窗边往下看。
教育部门口那条街不算繁华，可来来往往的人却不少。
修鞋的、卖水果的、擦皮鞋的、挑担子的，还有坐在墙边低头看报纸的人。
她看了一会儿，忽然笑了。
“你看。”
楚材还坐在桌边翻文件，头也没抬。
“看什么？”
“楼下那些特务。”汪昭趴在窗边，兴致勃勃地说，“咱俩找找有几个吧？”
楚材这才抬头往窗外扫了几眼。
他看得很快，像是根本不用仔细辨认。
“别找了。”
“几乎都是。”
汪昭一下笑出声。
“真没意思。”
“现在重庆都快没正经做生意的人了。”
她指着楼下一个挑水果担子的。
“这个，说不定就是谁的人。”
又指指路边修鞋的。
“那个也像。”
“还有卖报的。”她啧了一声，“说不定一边卖报一边记谁进了教育部。”
楚材靠回椅背，淡淡道：
“你以为呢？”
“现在重庆但凡重要点的机关门口，哪处不是这样。”
汪昭忍不住感叹：
“都说上海是特务之城，我看重庆也不逞多让。”
她说到兴头上，又继续道：
“不过我听说戴笠那边更夸张，连牙医都不放过，全纳入系统了。”
“重庆人再这么下去，都快全民特务了。”
楚材低头擦眼镜，嘴角轻轻动了一下。
“你当军统为什么发展这么快。”
“很多人本来就不是职业特务。”
“拉进系统，给份津贴，给条关系，慢慢就成了。”
汪昭靠在窗边，若有所思。
她其实一直觉得这座城市很怪。
表面上热热闹闹，商铺开着，学校也在办，街上还有孩子跑来跑去，可暗地里却像铺着一张巨大的网。
每个人都可能在盯着别人。
谁都不知道谁真正是什么身份。
她忽然想起什么，转头问：
“对了。”
“刺杀汪精卫那件事，到底怎么样了？”
她问这话的时候，声音压低了不少。
虽然办公室里没人，但这种事情，终归还是敏感。
其实汪昭知道历史里的汪精卫最后不是死于刺杀。
可人有时候就是这样。
哪怕知道结局，还是忍不住会抱一点希望。
万一呢？
万一哪一次真成了呢？
楚材一听见这个名字，脸色立刻有点难看。
那表情简直像生吞了只苍蝇。
“别提了。”
他把眼镜往桌上一放，语气都带了几分烦躁。
“花了那么多钱。”
“河内那次，最后就杀了个秘书。”
汪昭皱眉。
“后来上海不是又安排了两次？”
“安排了有什么用。”楚材冷笑一声，“行动还没开始，就泄密了。”
“人全折进去。”
他说到这里，眉眼间明显压着火气。
“咱们这边也一样。”
“76号最近跟疯狗似的，抓了不少人。”
“整个上海站被他们翻得底朝天。”
汪昭轻轻叹了口气。
“真是祸害遗千年。”
她沉默了一会儿，又低声说：
“不过外面也有人传，说军统其实是故意想让汪精卫活着。”
“留着他，好牵制日本人。”
楚材差点没忍住翻白眼。
他心里第一反应就是，
杀不死就杀不死，找什么借口。
可到底还是忍住了。
他靠回椅子里，淡淡道：
“那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军统最擅长的，不就是把办砸的事说成另有深意。”
汪昭被他说得笑起来。
“还是楚部长火眼金睛，一针见血，真敢说。”
楚材看她一眼。
“办公室里就你我两个人。”
“难不成窗外那个卖橘子的还能记笔录？”
汪昭顺着他的话往窗外看，顿时又乐了。
结果笑完以后，人倒真有点困了。
她上午一直在核对各省贷金统计表，脑子被那些数字搅得发胀。
楚材显然也看出来了。
“别聊了。”
他站起身，往旁边柜子走。
“睡一会儿吧。”
“下午还有不少事。”
汪昭揉了揉额角。
“我现在看数字都重影。”
楚材从柜子里翻出条薄毯递给她。
“那就休息。”
汪昭接过毯子，在沙发里找了个舒服姿势窝进去。
她最近常在办公室午睡。
最开始还不习惯，总觉得是在机关重地偷懒。后来发现楚材自己中午也会靠在椅子上闭眼休息，渐渐就放松了。
她盖好毯子，抬头看他。
“你不睡？”
“眯一会儿。”
楚材重新坐回椅子上，往后靠了靠。
他这阵子明显也累。
教育部如今最麻烦的，根本不是办学校。
而是钱。
准确地说，是越来越不值钱的钱。
各地学校天天报经费困难，中央天天拨款，可拨下去以后到底剩多少价值，没人说得清。
今天能买十袋米的钱，下个月可能连五袋都买不起。
更麻烦的是，很多学校账目混乱。
尤其那些迁校名校。
西南联大、复旦、中央大学，还有各地流亡学校，迁来迁去几年下来，账册乱得一塌糊涂。
今天报设备损失，明天报校舍修缮，后天又追加学生贷金。
可真正花了多少，够不够，值不值，没人能说清。
所以最近汪昭的重点，慢慢转到了贷金制度上。
过去的贷金制度其实非常粗糙。
学校只负责发钱。
学生签个名字，登记一下，就算结束。
毕业之后去了哪里，是否就业，有没有偿还能力，几乎没人追踪。
很多档案甚至都散失了。
汪昭第一次翻那些资料时，气得头疼。
“这根本不是制度。”
“这是撒钱。”
于是她开始重新做台账。
她先设计了一套统一格式的贷金偿还登记表。
学生姓名、籍贯、学校、专业、担保人、毕业时间、就业去向、工作单位、通信地址，全部重新编号归档。
光是档案编号规则，她就改了三次。
秘书室的人一开始都被她折腾得头大。
有个秘书偷偷跟同事抱怨：
“汪专员比部长还难伺候。”
结果第二天就被楚材听见了。
楚材倒也没发火。
只是淡淡一句：
“她让你改，你就改。”
“以后这些东西都是要查账的。”
那秘书立刻不敢吭声了。
下午刚一上班，汪昭就把秘书叫了进来。
“通知各司。”
“我下午要开贷金专项会。”
秘书刚记下，楚材就在旁边补了一句：
“就业数据一起带过来。”
“尤其是去年毕业那批。”
秘书应声出去后，办公室里又安静下来。
汪昭坐回桌边，翻开一摞统计表。
“现在的问题是，学生根本找不到工作，不是他们不想还贷，是没能力还。”
她拿铅笔在纸上点了点。
“尤其文科。”
“很多学校毕业以后只能回乡，地方上连小学教员缺额都没有。”
楚材嗯了一声。
“工科稍微好点。”
“兵工厂和后方工厂还能消化一部分。”
“但整体就业率还是太差。”
汪昭沉思片刻。
“所以光看偿还率没意义。”
“得先知道他们到底去了哪。”
她说到这里，忽然抬头：
“我想安排专员实地走访。”
楚材抬眼看她。
“走访用人单位？”
“对。”
汪昭把文件推过去。
“学校报上来的就业数字不可信。”
“咱们自己查。”
“去工厂、学校、银行、机关单位，统计实际录用人数。”
“这样至少能做出各地区毕业生就业率报告。”
楚材低头看了会儿。
越看，神色越认真。
因为他很快意识到，这不只是统计。
而是一整套新的管理逻辑。
过去教育部发钱，更多靠经验和拍脑袋。
哪个学校名气大，多给一点，或者哪个校长会哭穷，再拨一点。
可汪昭想做的，是把所有东西都量化，是想知道钱花去了哪，养出了多少学生。
每年多少人毕业，多少人就业，最后多少人真正成了能支撑后方的人才，这些全都要变成数字。
这样高层再问教育经费值不值得，至少他们能拿出依据。
而不是空喊一句“为国育才”。
“你这是想给教育部做一本总账。”
汪昭笑了笑。
“总得有人算，不然最后全是糊涂账，政策再好，如果每个环节都没人管，最后只会变味。”
楚材看着她，
“你现在越来越像财政部的人了。”
“少来。”汪昭翻他一眼，“财政部那帮人只会哭穷。”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两个人几乎天天都在开会。
有时候从上午一直吵到晚上。
教育部内部也不是没人反对，有人觉得没必要搞得这么细，战时本来就乱，能把学校维持住已经不错了，何必再折腾这些复杂统计。
还有人嫌麻烦，尤其地方学校，过去只要写份报告就能领钱，现在却要补大量档案、填表、做追踪，很多人都不乐意。
有一次会上，一个司长忍不住抱怨：
“汪专员是不是把教育部当银行了？”
“学生贷金而已，何必查得这么严。”
汪昭当场就顶了回去。
“因为现在发出去的不是纸，是钱，是国家在打仗时硬挤出来的钱，你知不知道现在教育开支仅次于军费开支啊？”
会议室一下安静了。
她把一份报表摔在桌上。
“去年某校申报三百名贫寒学生，实际在校人数才一百九十七，剩下的钱去哪了？”
那司长脸色瞬间变了。
楚材坐在旁边，一句话都没说。
可谁都知道，他这是默认汪昭继续查。
后来散会以后，两个人还因为政策细节吵了一架。
楚材觉得她追得太急。
“地方承受不了。”
汪昭却不肯退。
“现在不改，以后更改不了，等制度烂透了，再查就是一团死账。”
两个人在办公室里僵了半天。
最后还是楚材先让步。
他靠在椅子里，捏了捏眉心。
“行。”
“按你的来。”
汪昭看着他，忽然又有点心软。
她知道楚材压力其实比她更大。
她得罪的是各司处长。
而楚材，得顶着整个教育系统。
汪昭午饭吃饱了有点犯懒，抱着茶杯站到窗边往下看。
教育部门口那条街不算繁华，可来来往往的人却不少。
修鞋的、卖水果的、擦皮鞋的、挑担子的，还有坐在墙边低头看报纸的人。
她看了一会儿，忽然笑了。
“你看。”
楚材还坐在桌边翻文件，头也没抬。
“看什么？”
“楼下那些特务。”汪昭趴在窗边，兴致勃勃地说，“咱俩找找有几个吧？”
楚材这才抬头往窗外扫了几眼。
他看得很快，像是根本不用仔细辨认。
“别找了。”
“几乎都是。”
汪昭一下笑出声。
“真没意思。”
“现在重庆都快没正经做生意的人了。”
她指着楼下一个挑水果担子的。
“这个，说不定就是谁的人。”
又指指路边修鞋的。
“那个也像。”
“还有卖报的。”她啧了一声，“说不定一边卖报一边记谁进了教育部。”
楚材靠回椅背，淡淡道：
“你以为呢？”
“现在重庆但凡重要点的机关门口，哪处不是这样。”
汪昭忍不住感叹：
“都说上海是特务之城，我看重庆也不逞多让。”
她说到兴头上，又继续道：
“不过我听说戴笠那边更夸张，连牙医都不放过，全纳入系统了。”
“重庆人再这么下去，都快全民特务了。”
楚材低头擦眼镜，嘴角轻轻动了一下。
“你当军统为什么发展这么快。”
“很多人本来就不是职业特务。”
“拉进系统，给份津贴，给条关系，慢慢就成了。”
汪昭靠在窗边，若有所思。
她其实一直觉得这座城市很怪。
表面上热热闹闹，商铺开着，学校也在办，街上还有孩子跑来跑去，可暗地里却像铺着一张巨大的网。
每个人都可能在盯着别人。
谁都不知道谁真正是什么身份。
她忽然想起什么，转头问：
“对了。”
“刺杀汪精卫那件事，到底怎么样了？”
她问这话的时候，声音压低了不少。
虽然办公室里没人，但这种事情，终归还是敏感。
其实汪昭知道历史里的汪精卫最后不是死于刺杀。
可人有时候就是这样。
哪怕知道结局，还是忍不住会抱一点希望。
万一呢？
万一哪一次真成了呢？
楚材一听见这个名字，脸色立刻有点难看。
那表情简直像生吞了只苍蝇。
“别提了。”
他把眼镜往桌上一放，语气都带了几分烦躁。
“花了那么多钱。”
“河内那次，最后就杀了个秘书。”
汪昭皱眉。
“后来上海不是又安排了两次？”
“安排了有什么用。”楚材冷笑一声，“行动还没开始，就泄密了。”
“人全折进去。”
他说到这里，眉眼间明显压着火气。
“咱们这边也一样。”
“76号最近跟疯狗似的，抓了不少人。”
“整个上海站被他们翻得底朝天。”
汪昭轻轻叹了口气。
“真是祸害遗千年。”
她沉默了一会儿，又低声说：
“不过外面也有人传，说军统其实是故意想让汪精卫活着。”
“留着他，好牵制日本人。”
楚材差点没忍住翻白眼。
他心里第一反应就是，
杀不死就杀不死，找什么借口。
可到底还是忍住了。
他靠回椅子里，淡淡道：
“那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军统最擅长的，不就是把办砸的事说成另有深意。”
汪昭被他说得笑起来。
“还是楚部长火眼金睛，一针见血，真敢说。”
楚材看她一眼。
“办公室里就你我两个人。”
“难不成窗外那个卖橘子的还能记笔录？”
汪昭顺着他的话往窗外看，顿时又乐了。
结果笑完以后，人倒真有点困了。
她上午一直在核对各省贷金统计表，脑子被那些数字搅得发胀。
楚材显然也看出来了。
“别聊了。”
他站起身，往旁边柜子走。
“睡一会儿吧。”
“下午还有不少事。”
汪昭揉了揉额角。
“我现在看数字都重影。”
楚材从柜子里翻出条薄毯递给她。
“那就休息。”
汪昭接过毯子，在沙发里找了个舒服姿势窝进去。
她最近常在办公室午睡。
最开始还不习惯，总觉得是在机关重地偷懒。后来发现楚材自己中午也会靠在椅子上闭眼休息，渐渐就放松了。
她盖好毯子，抬头看他。
“你不睡？”
“眯一会儿。”
楚材重新坐回椅子上，往后靠了靠。
他这阵子明显也累。
教育部如今最麻烦的，根本不是办学校。
而是钱。
准确地说，是越来越不值钱的钱。
各地学校天天报经费困难，中央天天拨款，可拨下去以后到底剩多少价值，没人说得清。
今天能买十袋米的钱，下个月可能连五袋都买不起。
更麻烦的是，很多学校账目混乱。
尤其那些迁校名校。
西南联大、复旦、中央大学，还有各地流亡学校，迁来迁去几年下来，账册乱得一塌糊涂。
今天报设备损失，明天报校舍修缮，后天又追加学生贷金。
可真正花了多少，够不够，值不值，没人能说清。
所以最近汪昭的重点，慢慢转到了贷金制度上。
过去的贷金制度其实非常粗糙。
学校只负责发钱。
学生签个名字，登记一下，就算结束。
毕业之后去了哪里，是否就业，有没有偿还能力，几乎没人追踪。
很多档案甚至都散失了。
汪昭第一次翻那些资料时，气得头疼。
“这根本不是制度。”
“这是撒钱。”
于是她开始重新做台账。
她先设计了一套统一格式的贷金偿还登记表。
学生姓名、籍贯、学校、专业、担保人、毕业时间、就业去向、工作单位、通信地址，全部重新编号归档。
光是档案编号规则，她就改了三次。
秘书室的人一开始都被她折腾得头大。
有个秘书偷偷跟同事抱怨：
“汪专员比部长还难伺候。”
结果第二天就被楚材听见了。
楚材倒也没发火。
只是淡淡一句：
“她让你改，你就改。”
“以后这些东西都是要查账的。”
那秘书立刻不敢吭声了。
下午刚一上班，汪昭就把秘书叫了进来。
“通知各司。”
“我下午要开贷金专项会。”
秘书刚记下，楚材就在旁边补了一句：
“就业数据一起带过来。”
“尤其是去年毕业那批。”
秘书应声出去后，办公室里又安静下来。
汪昭坐回桌边，翻开一摞统计表。
“现在的问题是，学生根本找不到工作，不是他们不想还贷，是没能力还。”
她拿铅笔在纸上点了点。
“尤其文科。”
“很多学校毕业以后只能回乡，地方上连小学教员缺额都没有。”
楚材嗯了一声。
“工科稍微好点。”
“兵工厂和后方工厂还能消化一部分。”
“但整体就业率还是太差。”
汪昭沉思片刻。
“所以光看偿还率没意义。”
“得先知道他们到底去了哪。”
她说到这里，忽然抬头：
“我想安排专员实地走访。”
楚材抬眼看她。
“走访用人单位？”
“对。”
汪昭把文件推过去。
“学校报上来的就业数字不可信。”
“咱们自己查。”
“去工厂、学校、银行、机关单位，统计实际录用人数。”
“这样至少能做出各地区毕业生就业率报告。”
楚材低头看了会儿。
越看，神色越认真。
因为他很快意识到，这不只是统计。
而是一整套新的管理逻辑。
过去教育部发钱，更多靠经验和拍脑袋。
哪个学校名气大，多给一点，或者哪个校长会哭穷，再拨一点。
可汪昭想做的，是把所有东西都量化，是想知道钱花去了哪，养出了多少学生。
每年多少人毕业，多少人就业，最后多少人真正成了能支撑后方的人才，这些全都要变成数字。
这样高层再问教育经费值不值得，至少他们能拿出依据。
而不是空喊一句“为国育才”。
“你这是想给教育部做一本总账。”
汪昭笑了笑。
“总得有人算，不然最后全是糊涂账，政策再好，如果每个环节都没人管，最后只会变味。”
楚材看着她，
“你现在越来越像财政部的人了。”
“少来。”汪昭翻他一眼，“财政部那帮人只会哭穷。”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两个人几乎天天都在开会。
有时候从上午一直吵到晚上。
教育部内部也不是没人反对，有人觉得没必要搞得这么细，战时本来就乱，能把学校维持住已经不错了，何必再折腾这些复杂统计。
还有人嫌麻烦，尤其地方学校，过去只要写份报告就能领钱，现在却要补大量档案、填表、做追踪，很多人都不乐意。
有一次会上，一个司长忍不住抱怨：
“汪专员是不是把教育部当银行了？”
“学生贷金而已，何必查得这么严。”
汪昭当场就顶了回去。
“因为现在发出去的不是纸，是钱，是国家在打仗时硬挤出来的钱，你知不知道现在教育开支仅次于军费开支啊？”
会议室一下安静了。
她把一份报表摔在桌上。
“去年某校申报三百名贫寒学生，实际在校人数才一百九十七，剩下的钱去哪了？”
那司长脸色瞬间变了。
楚材坐在旁边，一句话都没说。
可谁都知道，他这是默认汪昭继续查。
后来散会以后，两个人还因为政策细节吵了一架。
楚材觉得她追得太急。
“地方承受不了。”
汪昭却不肯退。
“现在不改，以后更改不了，等制度烂透了，再查就是一团死账。”
两个人在办公室里僵了半天。
最后还是楚材先让步。
他靠在椅子里，捏了捏眉心。
“行。”
“按你的来。”
汪昭看着他，忽然又有点心软。
她知道楚材压力其实比她更大。
她得罪的是各司处长。
而楚材，得顶着整个教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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