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场柔柔的春雨落下,编审处没有人再聊汪昭时兴的大衣和鞋子了,被另一股消息淹没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三月十五日在南京开幕。汪昭没有跟着聊,她知道,哪是开会?明明是走个过场,谁不知道都是中央常委会直接圈定代表名单,各省市党部连插手的份都没有。谁上谁不上早就内定好了。这位校长刚复出没多久,这会儿攥的紧,就怕再来一次下野。

  怪不得最近一点楚材的消息都没有。汪昭想,这位楚大少怕是忙着呢。又想起他那句“只要目的纯正,何必在乎手段?”真是个疯子。

  三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汪昭在巷口报摊上看到了一份晚报。头版登着三全大会闭幕的消息,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校长站在正中间,身边站着一排人,个个西装革履,表情严肃。第三排靠右的位置,她看到了楚材。他穿着一身深色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表情淡淡的,看不出喜悲。照片下面有一行小字:中央党部新任秘书长楚材在大会现场。

  汪昭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几秒,然后把报纸放回去了。

  她沿着巷子往里走,雨已经停了,地上还是湿的。空气里有股泥土味,混着煤烟和湿木头的味道。天快黑了,路灯还没亮。她走得很慢,鞋踩在湿漉漉的青石板路面上,嗒嗒嗒的,在窄巷子里来回弹。

  她想起一件事。匹兹堡。匹兹堡的图书馆,匹兹堡的雪,匹兹堡那棵老橡树下。他说,中国缺的不是聪明人,是让聪明人读书的制度。他说,如果有一套制度,让每一个中国孩子都能接受现代教育,那中国不需要一百年就能站起来。他说话的时候,眼睛里有光。她记得那道光。那时候她以为他会去开矿,会去做那些具体的、实在的事。后来她等到的是一封从广州寄来的信。她拆开的时候就知道,他不会去开矿了。

  她是对的。他没有去开矿。他去了黄埔,去了南京,去了中央党部。他成了校长身边的人,成了调查科主任,现在又成了中央党部秘书长。他离那些矿越来越远了。他离那些孩子也越来越远了。她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那四个字。“实业救国”。他写在红纸上,一笔一划,很认真。她当时没说什么。她一直没说什么。

  走到宿舍楼下,她停下来。她站了一会儿,把手插进口袋里,摸到那个打火机。铜的,凉的。她没有拿出来。

  他说,“那中国不需要一百年就能站起来”。现在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他离那个目标越来越近了?还是越来越远了?她不知道。她只知道他离她越来越近了,近到她一抬头就能在报纸上看到他的照片。可她也知道,他离那些矿越来越远了。离那些孩子也越来越远了。他不知道。他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

  她上了楼,开了灯,烧了水,泡了一杯茶。窗外的天已经黑透了,路灯亮着,小法桐在风里轻轻晃。她点了一根烟,靠着椅背,看着窗玻璃上自己的影子,模模糊糊的,看不太清。

  她又想起那张照片。他站在第三排靠右的位置,表情淡淡的,看不出喜悲。她认识他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他露出那种表情。不是高兴,不是不高兴,是——什么都没有。像一堵墙,什么都透不过去。

  她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这种表情的。也许是刚到广州的时候,也许是去了黄埔以后,也许更早。在匹兹堡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的。那时候他还会笑,还会说“干不干得成,干了再说”,还会在包饺子捏不紧边的时候被人笑话。那时候他脸上是有东西的。

  现在没有了。

  汪昭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心里跟塞了棉花一样闷,她突然不想在这间屋里呆着了,她又像在美国一样,想不通了,区别是那时候她在美国,离得远,想不通就想不通了,去酒吧坐着抽根雪茄喝杯威士忌,好好睡一觉,第二天照常上课什么事都没有。可现在不同了,他和她离得这么近,她没办法再逃避了,她能在报纸上看到他的脸,同事们在食堂讨论总离不开这位年轻的秘书长。

  她能逃哪去?

  汪昭突然悲凉的想。

  汪昭不禁埋怨起自己:脑子一抽给楚材买钢笔干什么?一盒月饼吃了就吃了,还回什么礼?跟他扯这么近干什么?

  她站住,盯着窗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影子。影子不说话,她也说不出话。过了好一会儿,她深吸一口气,又吐出来。

  难道就这样做个胆小鬼?

  汪昭想,不,不能这样。

  她前世从一个小女孩拼杀到公司老板,靠的不是优柔寡断,这一世她更不会做个胆小鬼,每天被这点说不清道不清的男女私情搞得睡不好。

  她重新坐下来,点了一根烟。她看着那缕烟,看着它从浓变淡,从直变弯,最后消散在空气里。

  她想起在匹兹堡的时候,她也是这样坐在宿舍里抽烟,那时候佩吉在旁边的床上翻来翻去,问她“YOU Okay”,她说“Yeah”。其实不Okay。但那时候不Okay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隔着一个太平洋,不Okay也能假装Okay。

  现在不行了。现在她和他隔着的不是太平洋,是成贤街到丁家桥那几里地,是他办公室到编审处那几通电话。不远。太近了。近到她没办法假装。

  她掐了烟,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冷风灌进来,她打了个哆嗦。巷子里黑漆漆的,路灯的光昏黄昏黄的,照在那排小法桐上,叶子还没长出来,光秃秃的枝丫在风里轻轻晃。

  她只知道,现在他在晚宴上,在觥筹交错中,在众人的恭贺里。他不会想起她。他忙。他有很多事要忙。忙着开会,忙着见人,忙着处理那些她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的文件。

  她算什么?

  她关上窗户,拉好窗帘,关了灯,躺下来。窗外又开始下雨了,细细密密的,打在窗玻璃上,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说话,听不清说什么。

  明天还要上班。汪昭想

  但今天晚上,她不想假装Okay了。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汪昭想的没错,南京三元巷官邸。

  灯火通明。水晶吊灯把整座大厅照得亮如白昼,长桌铺着雪白的桌布,银器、瓷器、水晶杯在灯光下泛着冷冷的光。侍者端着托盘在人群中穿梭,托盘上的香槟杯在灯光下微微发亮。女宾们的旗袍在灯光下流转着绸缎的光泽,男宾们的西装和中山装笔挺如刀削。

  楚材站在校长身后半步的位置,手里端着一杯香槟。他没喝,只是端着。校长正在和一位鬓发花白的元老说话,他时不时点头,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笑容——不是太热情,也不是太冷淡,就是刚刚好。

  “楚秘书长。”一位夫人端着酒杯走过来,旗袍是暗红色的,领口别着一枚翡翠胸针,在灯光下绿幽幽的。她笑得和善,眼神却精明。“听说你还没成家?”

  楚材微微欠身。“公务繁忙,一直没顾上。”

  “再忙也不能耽误终身大事啊。”夫人转头看向校长,“总裁,你说是不是?”

  校长正在和旁边的人说话,听到有人叫他,转过身来。他看了楚材一眼,嘴角动了动,不知是笑还是什么。“这位夫人说得没错。”他顿了顿,“楚材,培养下一代要趁早。党国的事业,也要有人继承。”

  旁边几个人都笑了。有人附和“楚秘书长年轻有为,不知道哪家姑娘有福气”,有人打趣“怕是眼光太高,看不上寻常人家”。笑声此起彼伏,在觥筹交错中飘来飘去。

  楚材端着那杯没喝的香槟,嘴角弯了一下。“一切听校长安排。”

  校长摆了摆手,转身继续和别人说话去了。那位夫人也笑着走了,临走前留下一句“楚秘书长,有合适的我给你留意”。楚材欠了欠身,没有说话。

  大厅里的音乐换了,从西洋交响乐换成了留声机放的靡靡之音。有人在跳舞,有人在聊天,有人在碰杯。楚材站在角落里,把手里那杯香槟放在侍者的托盘上,换了一杯白开水。他喝了一口,温的,不烫不凉。

  他想起一个人。想起那个在厨房里炒菜的背影。她站在灶台前,低着头,很专注。他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他只知道,那天晚上他发烧,脑子迷迷糊糊的,但那个背影他记得很清楚。

  “楚秘书长。”有人叫他。

  他转过身,换上一副面孔——不是笑,不是不笑,是那种让人看不透的、恰到好处的表情。他端着那杯白开水,走向人群中。

  他不知道她在做什么。也许在宿舍里看书,也许在巷口吃馄饨,也许已经睡了。她不知道他在这里,在这么多人中间,端着白开水,想她。

  他端起杯子又喝了一口。水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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