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六日，汪昭提前接到了编审处的通知：二十九日至六月一日，全城公祭孙中山先生，全体职员须素服参加，具体安排听候调遣。王女士当时问了一句“穿什么颜色”，周处长说“素色，具体颜色不做要求”。王女士点了点头，在本子上记了下来。
那天一早，汪昭换了一件藏青色的旗袍，没有戴任何首饰，头发用簪子挽起。走到巷口，张德胜已经在等她了。车子开到丁家桥附近就过不去了，路口戒严，站着穿制服的警察和士兵。汪昭下了车，步行往里走。
街上已经有很多人了。素服，沉默，三三两两，往同一个方向走。中央党部大楼门首搭起了一座彩坊，白布扎成，上悬“精神不死”四字匾额。门口站满了人，有穿中山装的官员，有穿长衫的文人，有穿旗袍的太太，也有穿着粗布衣裳的平民百姓。没有人喧哗，几十个人站在那里，安安静静的。汪昭站在人群后面，踮起脚尖看了一眼。礼堂的大门敞着，里面的灯光白惨惨的，看不清什么。她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公祭从五月二十九日开始，持续三天。编审处被安排在第一天上午前去吊唁。周处长带队，王女士走在汪昭前面，李先生走在后面。一行人从成贤街步行到中央党部，路上很安静，没人说话。
进了礼堂，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花香和香烛味。灵堂中央安放着孙中山先生的灵柩，铜棺上覆盖着青天白日旗。灵柩两旁站着卫士，一动不动，如同雕塑。汪昭跟着人流缓缓向前，走到灵柩前面，深深地鞠了一躬。
直起身来的时候，她看到旁边站着一个女人，素衣素服，站得笔直。后来她才知道，那是宋庆龄。王女士出了礼堂眼圈就红了，拿手帕擦着眼睛。李先生低着头，一言不发。
汪昭没有哭。但她心里沉沉的。孙中山先生——她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在匹兹堡大学的图书馆里读过他的著作。《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那些厚厚的书，她一本一本地翻过。她记得他在书中写的那些话：“国家之本，在于人民。”“民有、民治、民享。”那时候她隔着太平洋读这些字，觉得它们很远。现在他躺在离她几步远的地方。她说不清自己是什么感觉，不是单纯的悲伤，也不是纯粹的崇敬——是两者都有，还有别的什么。就是不好受。
六月一日，凌晨二时，整个南京城仿佛在同一时刻醒了过来。万家灯火，家家户户的灯都亮了。
汪昭站在中山大道路边。她是提前从成贤街走过来的。天还没有亮，但路上已经站满了人。素服，黑压压的一片，望不到头尾。她挤在人群里，前后左右都是人，有人抱着孩子，有人搀着老人，有人独自站在那里。没有人说话。几十万人站在一条路上，安安静静的，连呼吸都像是被压住了。
四时整，狮子山炮台鸣放礼炮一百零一响。一声接一声，沉沉的，震得人胸腔发颤。灵柩从中央党部起灵了。汪昭看不到灵车，只能看到远处的光。她不知道那光是路灯还是车灯。她就站在那里，等着。
送殡队伍从丁家桥出发，经狮子桥、鼓楼、中山大道、新街口，再转中山东路，出中山门，往紫金山去。汪昭站在新街口附近。这里是南京最繁华的地方之一，她曾在这里看过工人铺最后一段沥青，闻过那股刺鼻的味道。此刻，整条路被送殡的人群填满，灵车缓缓驶过，她只看到一片黑、一片白，以及无数低垂的头颅。
队伍据说有五六里长。前面已经走远了，后面还没有出发。汪昭站在路边，看着一辆一辆的车过去，一排一排的人过去，一面一面的旗帜过去。她不知道站了多久，腿酸了，脚麻了，她一动没动。周围的人也没动。
正午十二时整，全国交通停止。火车不开了，轮船不跑了，电报机不响了。中山大道上的送殡队伍停了下来。所有人就地肃立，默哀三分钟。
汪昭低下了头。四周一片寂静，连风都停了。
她想起在美国读过的那些话——“民有、民治、民享”。这是孙中山先生从林肯的演说中借来的，却成了他一生的追求。他想要一个人民所有的国家，想要一个人民治理的国家，想要一个人民共享的国家。他写了那么多书，说了那么多话，奔走了一辈子，最后倒下了。现在，几十万人站在这里送他。
三分钟，很短，也很长。狮子山炮台再次鸣放礼炮一百零一响。空中，五架飞机盘旋，撒下纪念传单，飘飘荡荡，像漫天飞雪。汪昭抬起头，看着那些纸片从天上落下来，落在头发上、肩膀上、地上。她伸手接住一张。
上面印着三行字——民有，民治，民享。
她看了很久，然后把那张纸折好，放进了口袋。
杨立仁是从上海专程赶回来的。他穿着深色的中山装，站在送殡队伍中，前后都是素不相识的人。没有人说话，没有人交头接耳，所有人都静静地望着灵车驶来的方向。
灵车经过的时候，他低下了头。他想起了自己从湖南老家出来投奔革命的那些年。他想起黄埔军校，想起东征，想起北伐，想起那些倒在路上的战友。他想起孙中山先生说过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现在，革命还在继续，他还在路上。
默哀结束，他抬起头。周围的人也开始缓缓移动。他站在那里，看着灵车远去的方向，站了很久。
杨立华站在离汪昭不远的地方。她们还不认识，但命运会让她们在未来的某一天相遇。她从莫斯科回国不久，作为国民党内的民主人士，她参加了这次大典。她穿着素色洋装，站得笔直，表情是复杂的。她在莫斯科读过很多书，听过很多理论，她曾经以为革命是一条笔直的大道。现在她站在这里，送别那位她从未谋面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先行者。她想起他说过的话：“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灵车过去了。她低下头，一滴眼泪掉了下来，落在地上，很快就干了。
楚材站在蒋介石身后不远的位置。他是大典的组织者之一，在中央党部一夜未眠。穿着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表情沉肃，看不出任何多余的情绪。
灵柩从他面前经过的时候，他微微欠身。身旁，蒋介石肃立不动。楚材想起孙中山先生的遗训——“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四十年。他跟随校长才几年？他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但他知道，他脚下的这条路，是从这个人开始的。这个人走了，但他的旗帜还在。而他，楚材，是这面旗帜下的一个人。
大典结束，汪昭回到宿舍。天已经亮了，阳光照在小法桐的叶子上，绿得发亮。她坐在桌前，从口袋里拿出那张传单，展开——“民有，民治，民享”。
她盯着那三行字看了很久。
民有，民治，民享。她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些字她在书里读过，在匹兹堡的图书馆里，隔着太平洋，隔着另一种语言。那时候她以为它们是纸上的字，是理想，是口号，是写在历史书里供后人瞻仰的东西。现在她知道，它们不只是纸上的字。它们是一个人的命。他写了一辈子，说了一辈子，奔走了一辈子，最后倒下了。几十万人站在这里送他。
她低头看着那张纸，想起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她知道这条路还要走多久。她知道这些字以后会被多少人拿来当旗号，又会被多少人抛在脑后。她知道。但她把那张纸折好了，放进口袋里，没有扔。不是为了相信什么，是为了记得。有人信过。至少这一刻，有人信过。
那天一早，汪昭换了一件藏青色的旗袍，没有戴任何首饰，头发用簪子挽起。走到巷口，张德胜已经在等她了。车子开到丁家桥附近就过不去了，路口戒严，站着穿制服的警察和士兵。汪昭下了车，步行往里走。
街上已经有很多人了。素服，沉默，三三两两，往同一个方向走。中央党部大楼门首搭起了一座彩坊，白布扎成，上悬“精神不死”四字匾额。门口站满了人，有穿中山装的官员，有穿长衫的文人，有穿旗袍的太太，也有穿着粗布衣裳的平民百姓。没有人喧哗，几十个人站在那里，安安静静的。汪昭站在人群后面，踮起脚尖看了一眼。礼堂的大门敞着，里面的灯光白惨惨的，看不清什么。她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公祭从五月二十九日开始，持续三天。编审处被安排在第一天上午前去吊唁。周处长带队，王女士走在汪昭前面，李先生走在后面。一行人从成贤街步行到中央党部，路上很安静，没人说话。
进了礼堂，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花香和香烛味。灵堂中央安放着孙中山先生的灵柩，铜棺上覆盖着青天白日旗。灵柩两旁站着卫士，一动不动，如同雕塑。汪昭跟着人流缓缓向前，走到灵柩前面，深深地鞠了一躬。
直起身来的时候，她看到旁边站着一个女人，素衣素服，站得笔直。后来她才知道，那是宋庆龄。王女士出了礼堂眼圈就红了，拿手帕擦着眼睛。李先生低着头，一言不发。
汪昭没有哭。但她心里沉沉的。孙中山先生——她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在匹兹堡大学的图书馆里读过他的著作。《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那些厚厚的书，她一本一本地翻过。她记得他在书中写的那些话：“国家之本，在于人民。”“民有、民治、民享。”那时候她隔着太平洋读这些字，觉得它们很远。现在他躺在离她几步远的地方。她说不清自己是什么感觉，不是单纯的悲伤，也不是纯粹的崇敬——是两者都有，还有别的什么。就是不好受。
六月一日，凌晨二时，整个南京城仿佛在同一时刻醒了过来。万家灯火，家家户户的灯都亮了。
汪昭站在中山大道路边。她是提前从成贤街走过来的。天还没有亮，但路上已经站满了人。素服，黑压压的一片，望不到头尾。她挤在人群里，前后左右都是人，有人抱着孩子，有人搀着老人，有人独自站在那里。没有人说话。几十万人站在一条路上，安安静静的，连呼吸都像是被压住了。
四时整，狮子山炮台鸣放礼炮一百零一响。一声接一声，沉沉的，震得人胸腔发颤。灵柩从中央党部起灵了。汪昭看不到灵车，只能看到远处的光。她不知道那光是路灯还是车灯。她就站在那里，等着。
送殡队伍从丁家桥出发，经狮子桥、鼓楼、中山大道、新街口，再转中山东路，出中山门，往紫金山去。汪昭站在新街口附近。这里是南京最繁华的地方之一，她曾在这里看过工人铺最后一段沥青，闻过那股刺鼻的味道。此刻，整条路被送殡的人群填满，灵车缓缓驶过，她只看到一片黑、一片白，以及无数低垂的头颅。
队伍据说有五六里长。前面已经走远了，后面还没有出发。汪昭站在路边，看着一辆一辆的车过去，一排一排的人过去，一面一面的旗帜过去。她不知道站了多久，腿酸了，脚麻了，她一动没动。周围的人也没动。
正午十二时整，全国交通停止。火车不开了，轮船不跑了，电报机不响了。中山大道上的送殡队伍停了下来。所有人就地肃立，默哀三分钟。
汪昭低下了头。四周一片寂静，连风都停了。
她想起在美国读过的那些话——“民有、民治、民享”。这是孙中山先生从林肯的演说中借来的，却成了他一生的追求。他想要一个人民所有的国家，想要一个人民治理的国家，想要一个人民共享的国家。他写了那么多书，说了那么多话，奔走了一辈子，最后倒下了。现在，几十万人站在这里送他。
三分钟，很短，也很长。狮子山炮台再次鸣放礼炮一百零一响。空中，五架飞机盘旋，撒下纪念传单，飘飘荡荡，像漫天飞雪。汪昭抬起头，看着那些纸片从天上落下来，落在头发上、肩膀上、地上。她伸手接住一张。
上面印着三行字——民有，民治，民享。
她看了很久，然后把那张纸折好，放进了口袋。
杨立仁是从上海专程赶回来的。他穿着深色的中山装，站在送殡队伍中，前后都是素不相识的人。没有人说话，没有人交头接耳，所有人都静静地望着灵车驶来的方向。
灵车经过的时候，他低下了头。他想起了自己从湖南老家出来投奔革命的那些年。他想起黄埔军校，想起东征，想起北伐，想起那些倒在路上的战友。他想起孙中山先生说过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现在，革命还在继续，他还在路上。
默哀结束，他抬起头。周围的人也开始缓缓移动。他站在那里，看着灵车远去的方向，站了很久。
杨立华站在离汪昭不远的地方。她们还不认识，但命运会让她们在未来的某一天相遇。她从莫斯科回国不久，作为国民党内的民主人士，她参加了这次大典。她穿着素色洋装，站得笔直，表情是复杂的。她在莫斯科读过很多书，听过很多理论，她曾经以为革命是一条笔直的大道。现在她站在这里，送别那位她从未谋面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先行者。她想起他说过的话：“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灵车过去了。她低下头，一滴眼泪掉了下来，落在地上，很快就干了。
楚材站在蒋介石身后不远的位置。他是大典的组织者之一，在中央党部一夜未眠。穿着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表情沉肃，看不出任何多余的情绪。
灵柩从他面前经过的时候，他微微欠身。身旁，蒋介石肃立不动。楚材想起孙中山先生的遗训——“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四十年。他跟随校长才几年？他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但他知道，他脚下的这条路，是从这个人开始的。这个人走了，但他的旗帜还在。而他，楚材，是这面旗帜下的一个人。
大典结束，汪昭回到宿舍。天已经亮了，阳光照在小法桐的叶子上，绿得发亮。她坐在桌前，从口袋里拿出那张传单，展开——“民有，民治，民享”。
她盯着那三行字看了很久。
民有，民治，民享。她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些字她在书里读过，在匹兹堡的图书馆里，隔着太平洋，隔着另一种语言。那时候她以为它们是纸上的字，是理想，是口号，是写在历史书里供后人瞻仰的东西。现在她知道，它们不只是纸上的字。它们是一个人的命。他写了一辈子，说了一辈子，奔走了一辈子，最后倒下了。几十万人站在这里送他。
她低头看着那张纸，想起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她知道这条路还要走多久。她知道这些字以后会被多少人拿来当旗号，又会被多少人抛在脑后。她知道。但她把那张纸折好了，放进口袋里，没有扔。不是为了相信什么，是为了记得。有人信过。至少这一刻，有人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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