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昭后来回想她在匹兹堡的第一晚，只记得两件事。
一是她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很久没睡着。
二是她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
她以为自己是穿越到了民国。扬州盐商千金，开明父母，数字天赋，赴美留学——她以为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民国故事。
但昨天下午，她在校园里看到的那个人，那张脸，她见过。
在电视剧里。
三刷。
这不是民国。这是《人间正道是沧桑》。
而那个人，叫楚材。
她知道他的结局。
然后她就睡着了。
不是因为她想通了，是因为她太累了。火车、电车、走路、报到、找宿舍——她感觉自己的腿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汪昭就醒了。
她睁开眼，看到的是白色的天花板，不是家里青色的帐幔。
她愣了一下。
然后她想起来了。
匹兹堡。大学。宿舍。
她翻了个身，看到旁边那张床是空的——光秃秃的床垫，没有被子，没有枕头。她的室友还没来。
她又转过头，看向窗台。
母亲塞进皮箱里的那个青花瓷瓶，正立在窗台上，晨光从窗帘缝里透进来，照得瓶身泛着一层柔和的哑光。
那是她从扬州带出来的。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是从小放在她房里，看习惯了。离家的时候，她把它塞进了皮箱，母亲看到了，没说话，转身帮她多包了一层布。
窗台上还有几本书，整整齐齐地码着。父亲托人从上海外文书店买的数学教材，扉页上还有书店的印章和一行钢笔写的价格——四块大洋。
她当时嫌重，说带这么多书干什么。父亲没理她，硬塞进去了。
现在她看着那些书，觉得父亲是对的。
汪昭坐起来，揉了揉脸。
窗外有人在说话，英语，说得很快，她只听懂了一半。大概是在聊今天的课，哪个教授好，哪个教授不好。
她叹了口气。
前世跟美国客户开电话会议都不带眨眼的，现在连路过的学生聊天都听得费劲。
她起床，叠好被子，把枕头拍松，又把窗台上的瓷瓶往里挪了挪，怕被风吹掉下去。
然后她去洗漱。
水龙头里的水冰凉，激得她打了个哆嗦。
刚收拾完，门就被敲响了。
汪昭打开门，门口站着一个金发姑娘，圆脸，蓝眼睛，穿着一件鹅黄色的毛衣，手里拎着一个大箱子。
“嗨！”姑娘笑着说，“你一定是我的室友！我是玛格丽特，但大家都叫我佩吉。”
汪昭的脑子还没完全清醒，嘴巴比脑子慢了好几拍。
“嗨，”她说，“我是昭。汪昭。”
“昭？”佩吉眨了眨眼，“这是个不寻常的名字。我可以叫你昭吗？”
“好吧。”
佩吉拎着箱子走进来，环顾四周，看到窗台上的青花瓷瓶，眼睛亮了一下。
“太美了，”她说，“来自中国？”
“是的。”汪昭说。
佩吉还想问什么，但汪昭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往下接了。她能听懂，但说——那些词就像卡在嗓子眼里，怎么都出不来。
不是不会，是太久没说了。
在扬州十一年，她说的全是中文。英文退步到这个地步，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但知道归知道，真到了要用的时候，还是觉得丢人。
“你没事吧？”佩吉看着她，“你看起来很累。”
“我很好，”汪昭说，“只是......时差。”
“哦，对了！你来自中国，不是吗？那是一段漫长的旅程。”
“是啊，很久了。”
汪昭在心里骂自己：你就不能多说两句吗？
但她实在懒得费劲了。佩吉一个人说也挺好的，她听着就行。
第一堂数学课，在星期三的上午。
教室在一栋老楼的三层，窗户很大，阳光照进来，照得黑板上的粉笔字白得发亮。
教授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花白，戴着圆框眼镜，说话不快不慢，每个单词都咬得很清楚。汪昭觉得他可能是故意这样的——班上还有别的国际学生，他大概习惯了。
他在黑板上写了一道微分方程。
“有人想试试吗？”
教室里安静了几秒。没人举手。
汪昭看了一眼那道题，脑子里立刻有了思路。这题不难，比她前世在Ｂ站上看过的那些奥数题简单多了。
但她不想上去。
不是不会，是说不出来。
她能把步骤写出来，但让她一边写一边讲？她怕自己一开口就卡住，然后全班看着她，然后——
“你。”教授点了她。
汪昭抬起头，发现教授正看着她。
“你是新来的，对吧？来自中国？”
“是的。”她说。
“来吧。试试吧。”
汪昭站起来，走上讲台，拿起粉笔。
她没说话。
她直接写。
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刷地动。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她写得很快，字迹不算漂亮，但清清楚楚。
解出来了。
她放下粉笔，转过身。
教授看着黑板，点了点头。
“正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
“汪昭。”
“汪，”教授说，“你话不多，对吧？”
教室里有人笑了。
汪昭回到座位上，脸上没什么表情，但耳朵有点发烫。
不是紧张。是气的。
气自己说不出来。
中午，汪昭一个人去食堂。
食堂很大，能坐几百个人，屋顶很高，窗户也高，阳光从上面照下来，照得空气里的灰尘都看得见。
她端着托盘，在取餐区转了一圈。菜比她想象的多，但大部分她不认识。最后她指了一下烤鸡和土豆泥，又拿了一杯水。
然后她站在食堂中间，不知道该坐哪儿。
大部分的桌子都坐了人，三五成群，有说有笑。她扫了一圈，没有看到空位，也没有看到熟悉的脸。
她站在那里，端着托盘，像一根电线杆。
大概过了十几秒——也可能更久——她看到角落里有一张空桌子。两个人坐的，只坐了一个人，对面是空的。
她走过去，坐下来。
对面的人抬头看了她一眼，是个戴眼镜的男生，手里拿着一本物理书。
他没说话，她也没说话。
汪昭低头吃饭。烤鸡有点柴，土豆泥还不错。
她一边吃，一边在心里想：这大概就是留学生活的真相。不是电影里那种在草坪上弹吉他、跟外国朋友聊天的画面。是一个人端着托盘，在偌大的食堂里找一个角落，坐下来，吃完，然后走。
吃完饭后，她去邮局。
这是她来美国后第一次寄信。给父母写了一封，给张幼仪写了一封。
给父母的那封很短：
父亲母亲大人：
已到匹兹堡，一切安好。宿舍条件尚可，室友是个美国姑娘，人不错。数学课已经开始，教授很严格。我会好好念书的。
女儿 昭 拜上
给张幼仪的那封更短：
幼仪：
我已到匹兹堡，安顿好了。你那边怎么样？到了记得来信。
汪昭
她把两封信投进邮筒，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周五下午，汪昭在教学楼门口看到一张纸条。
“中国留学生聚会，周六下午三点，MemOrial Hall二楼。”
字是手写的，钢笔字，很工整。
第二天下午，她去了。
MemOrial Hall是一栋红砖楼，二楼是一个大房间，摆着几张桌子，十几把椅子。她去的时候，已经来了七八个人，有男有女，正围在一起聊天。
她走进去的时候，几个人抬头看她。
“新来的？”一个戴眼镜的男生走过来，笑着说，“数学系的汪昭？我听说了。”
汪昭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数学系的中国女生，”他说，“这个学校就你一个。”
他伸出手：“周明远，工程系，四年级。”
“你好。”汪昭跟他握了握手。
周明远把她介绍给其他人。她记不住所有人的名字，只记住了一个——林淑华，教育系的，二年级，广东人，梳着两条辫子，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你一个人来的？”林淑华问她。
“嗯。”
“厉害，”林淑华说，“我当年是跟我哥一起来的，就这样还哭了好几次。”
汪昭笑了笑。
她注意到窗边站着一个人。
楚材。
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毛衣，手里端着一杯茶，正在跟一个高个子男生说话。他没看她。
汪昭把目光移开。
聚会上大家聊了什么，她后来记不太清了。大概就是那些——国内的局势、美国的教授、哪家中国餐馆好吃、谁又收到了家里的信。
有人问她对匹兹堡的印象，她说“煤烟味很重”，大家都笑了。
自始至终，楚材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
她走的时候，他还在窗边，跟同一个人说话。
周一下午，图书馆。
汪昭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来看书。数学分析，实数系的完备性。她在纸上写写画画，遇到一个英文术语不认识，翻出词典查。
查完抬头，发现对面坐了一个人。
楚材。
他什么时候来的，她不知道。他面前摊着一本书，正在做笔记，没看她。
汪昭低下头，继续看自己的书。
但她发现自己看不进去了。
她盯着书页上的数学符号，心里想的全是别的事。
她想，她应该跟他说句话。不是因为她想跟他说话，而是因为——他们是这个学校里为数不多的中国人，打个招呼是正常的，不说反而不正常。
她想了好一会儿，到底该怎么开口。
然后她听到他说：“你是数学系的？”
她抬起头。
楚材看着她，表情很平静。
“嗯。”她说。
“那道题，”他用下巴点了点她的笔记本，“你做错了。”
汪昭低头看了一眼。她的笔记本上写着一道证明题，最后一行有个符号写错了。
她拿起笔，把它改过来。
“对，”她说，“写错了。”
楚材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低下头继续看他的书。
汪昭也低下头。
但她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他主动跟你说话了。
另一个声音说：他就说了一句“你做错了”，你至于吗？
汪昭不知道至于不至于。
她只知道，这天晚上回到宿舍，她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反复回放那句“你是数学系的”。
佩吉还没睡，在床上翻来翻去。
“你还好吗？”佩吉问道。
“好啊。”汪昭说。
你在笑
“不，我不是。”
“是的，你就是。”
汪昭摸了摸自己的脸。
她真的在笑。
她赶紧把嘴角压下去。
窗外有风吹过，老橡树的叶子沙沙响。
匹兹堡的秋天，才刚刚开始。
一是她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很久没睡着。
二是她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
她以为自己是穿越到了民国。扬州盐商千金，开明父母，数字天赋，赴美留学——她以为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民国故事。
但昨天下午，她在校园里看到的那个人，那张脸，她见过。
在电视剧里。
三刷。
这不是民国。这是《人间正道是沧桑》。
而那个人，叫楚材。
她知道他的结局。
然后她就睡着了。
不是因为她想通了，是因为她太累了。火车、电车、走路、报到、找宿舍——她感觉自己的腿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汪昭就醒了。
她睁开眼，看到的是白色的天花板，不是家里青色的帐幔。
她愣了一下。
然后她想起来了。
匹兹堡。大学。宿舍。
她翻了个身，看到旁边那张床是空的——光秃秃的床垫，没有被子，没有枕头。她的室友还没来。
她又转过头，看向窗台。
母亲塞进皮箱里的那个青花瓷瓶，正立在窗台上，晨光从窗帘缝里透进来，照得瓶身泛着一层柔和的哑光。
那是她从扬州带出来的。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是从小放在她房里，看习惯了。离家的时候，她把它塞进了皮箱，母亲看到了，没说话，转身帮她多包了一层布。
窗台上还有几本书，整整齐齐地码着。父亲托人从上海外文书店买的数学教材，扉页上还有书店的印章和一行钢笔写的价格——四块大洋。
她当时嫌重，说带这么多书干什么。父亲没理她，硬塞进去了。
现在她看着那些书，觉得父亲是对的。
汪昭坐起来，揉了揉脸。
窗外有人在说话，英语，说得很快，她只听懂了一半。大概是在聊今天的课，哪个教授好，哪个教授不好。
她叹了口气。
前世跟美国客户开电话会议都不带眨眼的，现在连路过的学生聊天都听得费劲。
她起床，叠好被子，把枕头拍松，又把窗台上的瓷瓶往里挪了挪，怕被风吹掉下去。
然后她去洗漱。
水龙头里的水冰凉，激得她打了个哆嗦。
刚收拾完，门就被敲响了。
汪昭打开门，门口站着一个金发姑娘，圆脸，蓝眼睛，穿着一件鹅黄色的毛衣，手里拎着一个大箱子。
“嗨！”姑娘笑着说，“你一定是我的室友！我是玛格丽特，但大家都叫我佩吉。”
汪昭的脑子还没完全清醒，嘴巴比脑子慢了好几拍。
“嗨，”她说，“我是昭。汪昭。”
“昭？”佩吉眨了眨眼，“这是个不寻常的名字。我可以叫你昭吗？”
“好吧。”
佩吉拎着箱子走进来，环顾四周，看到窗台上的青花瓷瓶，眼睛亮了一下。
“太美了，”她说，“来自中国？”
“是的。”汪昭说。
佩吉还想问什么，但汪昭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往下接了。她能听懂，但说——那些词就像卡在嗓子眼里，怎么都出不来。
不是不会，是太久没说了。
在扬州十一年，她说的全是中文。英文退步到这个地步，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但知道归知道，真到了要用的时候，还是觉得丢人。
“你没事吧？”佩吉看着她，“你看起来很累。”
“我很好，”汪昭说，“只是......时差。”
“哦，对了！你来自中国，不是吗？那是一段漫长的旅程。”
“是啊，很久了。”
汪昭在心里骂自己：你就不能多说两句吗？
但她实在懒得费劲了。佩吉一个人说也挺好的，她听着就行。
第一堂数学课，在星期三的上午。
教室在一栋老楼的三层，窗户很大，阳光照进来，照得黑板上的粉笔字白得发亮。
教授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花白，戴着圆框眼镜，说话不快不慢，每个单词都咬得很清楚。汪昭觉得他可能是故意这样的——班上还有别的国际学生，他大概习惯了。
他在黑板上写了一道微分方程。
“有人想试试吗？”
教室里安静了几秒。没人举手。
汪昭看了一眼那道题，脑子里立刻有了思路。这题不难，比她前世在Ｂ站上看过的那些奥数题简单多了。
但她不想上去。
不是不会，是说不出来。
她能把步骤写出来，但让她一边写一边讲？她怕自己一开口就卡住，然后全班看着她，然后——
“你。”教授点了她。
汪昭抬起头，发现教授正看着她。
“你是新来的，对吧？来自中国？”
“是的。”她说。
“来吧。试试吧。”
汪昭站起来，走上讲台，拿起粉笔。
她没说话。
她直接写。
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刷地动。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她写得很快，字迹不算漂亮，但清清楚楚。
解出来了。
她放下粉笔，转过身。
教授看着黑板，点了点头。
“正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
“汪昭。”
“汪，”教授说，“你话不多，对吧？”
教室里有人笑了。
汪昭回到座位上，脸上没什么表情，但耳朵有点发烫。
不是紧张。是气的。
气自己说不出来。
中午，汪昭一个人去食堂。
食堂很大，能坐几百个人，屋顶很高，窗户也高，阳光从上面照下来，照得空气里的灰尘都看得见。
她端着托盘，在取餐区转了一圈。菜比她想象的多，但大部分她不认识。最后她指了一下烤鸡和土豆泥，又拿了一杯水。
然后她站在食堂中间，不知道该坐哪儿。
大部分的桌子都坐了人，三五成群，有说有笑。她扫了一圈，没有看到空位，也没有看到熟悉的脸。
她站在那里，端着托盘，像一根电线杆。
大概过了十几秒——也可能更久——她看到角落里有一张空桌子。两个人坐的，只坐了一个人，对面是空的。
她走过去，坐下来。
对面的人抬头看了她一眼，是个戴眼镜的男生，手里拿着一本物理书。
他没说话，她也没说话。
汪昭低头吃饭。烤鸡有点柴，土豆泥还不错。
她一边吃，一边在心里想：这大概就是留学生活的真相。不是电影里那种在草坪上弹吉他、跟外国朋友聊天的画面。是一个人端着托盘，在偌大的食堂里找一个角落，坐下来，吃完，然后走。
吃完饭后，她去邮局。
这是她来美国后第一次寄信。给父母写了一封，给张幼仪写了一封。
给父母的那封很短：
父亲母亲大人：
已到匹兹堡，一切安好。宿舍条件尚可，室友是个美国姑娘，人不错。数学课已经开始，教授很严格。我会好好念书的。
女儿 昭 拜上
给张幼仪的那封更短：
幼仪：
我已到匹兹堡，安顿好了。你那边怎么样？到了记得来信。
汪昭
她把两封信投进邮筒，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周五下午，汪昭在教学楼门口看到一张纸条。
“中国留学生聚会，周六下午三点，MemOrial Hall二楼。”
字是手写的，钢笔字，很工整。
第二天下午，她去了。
MemOrial Hall是一栋红砖楼，二楼是一个大房间，摆着几张桌子，十几把椅子。她去的时候，已经来了七八个人，有男有女，正围在一起聊天。
她走进去的时候，几个人抬头看她。
“新来的？”一个戴眼镜的男生走过来，笑着说，“数学系的汪昭？我听说了。”
汪昭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数学系的中国女生，”他说，“这个学校就你一个。”
他伸出手：“周明远，工程系，四年级。”
“你好。”汪昭跟他握了握手。
周明远把她介绍给其他人。她记不住所有人的名字，只记住了一个——林淑华，教育系的，二年级，广东人，梳着两条辫子，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你一个人来的？”林淑华问她。
“嗯。”
“厉害，”林淑华说，“我当年是跟我哥一起来的，就这样还哭了好几次。”
汪昭笑了笑。
她注意到窗边站着一个人。
楚材。
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毛衣，手里端着一杯茶，正在跟一个高个子男生说话。他没看她。
汪昭把目光移开。
聚会上大家聊了什么，她后来记不太清了。大概就是那些——国内的局势、美国的教授、哪家中国餐馆好吃、谁又收到了家里的信。
有人问她对匹兹堡的印象，她说“煤烟味很重”，大家都笑了。
自始至终，楚材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
她走的时候，他还在窗边，跟同一个人说话。
周一下午，图书馆。
汪昭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来看书。数学分析，实数系的完备性。她在纸上写写画画，遇到一个英文术语不认识，翻出词典查。
查完抬头，发现对面坐了一个人。
楚材。
他什么时候来的，她不知道。他面前摊着一本书，正在做笔记，没看她。
汪昭低下头，继续看自己的书。
但她发现自己看不进去了。
她盯着书页上的数学符号，心里想的全是别的事。
她想，她应该跟他说句话。不是因为她想跟他说话，而是因为——他们是这个学校里为数不多的中国人，打个招呼是正常的，不说反而不正常。
她想了好一会儿，到底该怎么开口。
然后她听到他说：“你是数学系的？”
她抬起头。
楚材看着她，表情很平静。
“嗯。”她说。
“那道题，”他用下巴点了点她的笔记本，“你做错了。”
汪昭低头看了一眼。她的笔记本上写着一道证明题，最后一行有个符号写错了。
她拿起笔，把它改过来。
“对，”她说，“写错了。”
楚材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低下头继续看他的书。
汪昭也低下头。
但她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他主动跟你说话了。
另一个声音说：他就说了一句“你做错了”，你至于吗？
汪昭不知道至于不至于。
她只知道，这天晚上回到宿舍，她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反复回放那句“你是数学系的”。
佩吉还没睡，在床上翻来翻去。
“你还好吗？”佩吉问道。
“好啊。”汪昭说。
你在笑
“不，我不是。”
“是的，你就是。”
汪昭摸了摸自己的脸。
她真的在笑。
她赶紧把嘴角压下去。
窗外有风吹过，老橡树的叶子沙沙响。
匹兹堡的秋天，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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