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后上班第一天，南京冷得像没醒过来。巷口的法桐挂着冰碴子，太阳出来晃得人眼疼，风是不吹了，但冷是往骨头缝里钻的那种干冷。
汪昭走到巷口，小张已经把车停在老地方了。引擎没熄，排气管冒着白烟，他看到汪昭出来，赶紧下车拉开后座门。
“太太，早。”
楚材改了规矩。订婚以后，楚材让副官重新交代了一遍：太太上下车要开门，路线要提前确认，陌生地方不能停，天黑之前必须到家。
编审处的走廊里，第一个看见汪昭的不是王女士，是李先生。他端着茶杯从开水房出来，差点撞上她，往后退了一步，愣了一下。
“汪小姐？你怎么——”话没说完，他看到了她手上的戒指。黄金的，素面，光光亮亮的。“哦哦，恭喜恭喜。”
汪昭笑了笑。“李先生，喜糖一会儿送过去。”
李先生摆摆手，端着茶杯走了。
汪昭推开办公室的门。有灰。窗台、书架、桌面上都蒙了一层，椅子歪着没推进去。她放下包，挽起袖子，开始擦。刚擦到书架第二层，王女士端着暖水瓶路过门口，看到门开着，探进半个身子。
汪昭从抽屉里拿出那盒铁盒装的巧克力，递过去。“喜糖。元旦订婚的，今天补上。”
王女士接过来，低头看了一眼，铁盒的，洋文。她没有当场打开，把暖水瓶放在地上，腾出手来把巧克力装进手提包里。“那我就不客气了。”她抬起头，看了汪昭一眼，“恭喜。早就该办的事。”
“谢谢王老师。”
王女士拎起暖水瓶，走了。
全处会议在二楼会议室。周处长坐在主位，面前摆着茶杯和一份厚厚的文件。他清了清嗓子，开始说话。
“去年高一上下册都按期交稿了，进度不错。今年高二，必须在暑假前完成送审。”他顿了顿，看了汪昭一眼，“汪小姐，你手上的任务量比去年要重。高二全学年的教材审核，上半年必须完成。”
汪昭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下来。高二比高一难，内容多，时间没多。她早有准备。
“其他科室也按照计划推进，散会。”
午饭时间，食堂里的人比平时多。汪昭端着饭盒，先把喜糖挨桌分了一遍。编审处的几位老同事，隔壁科室的几位年轻科员，还有楼下印刷厂的两位校对师傅。她一个一个地道谢，没有落下一人。
分完了，她才坐下来，端起汤碗喝了一口。刚放下碗，就听到隔壁桌有人在议论。
“听说了吧？北方那边，阎锡山和冯玉祥又在暗中联络。”
“中原说不定又要打起来。这消停才几年？”
王女士端着饭盒坐到汪昭对面，筷子搁在碗沿上，压低声音。“听说了吧？那边又在搞什么‘扩大会议’。中央党部那边，这几天怕是要忙了。”
汪昭没接话，夹了一口青菜，嚼了嚼。
“你那边呢？”王女士问，“他没说什么？”
“他不会跟我说这些。”
王女士点了点头，端起汤碗喝了一口。“也是。他们那些人，嘴巴紧得很。”她放下碗，看着汪昭，停了一下，“不过你自己也要当心。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有些话，不该说的就不说。”
汪昭看了她一眼。“我知道。”
王女士没再多说，低头扒饭。吃完了，把饭盒收好，站起来。
“走了。眯一会儿。”
中央党部那边，楚材的秘书今天比谁都忙。
他抱着一摞铁盒装巧克力，一盒一盒地送。秘书一处，秘书二处，调查科，机要室，人事处，总务处。每个办公室一盒，不多不少。送到调查科的时候，老陈接过盒子，打开看了一眼，铁盒的，洋文，拿起一块塞进嘴里。
“这个不便宜吧？”
“秘书长让人买的。”秘书说完这句，转身就走，像是怕被人追问。
走廊里有人在议论。“秘书长订婚，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小姐。”
“听说是教育部的。留洋回来的。”
“留洋的？那眼光高。”
“不高能看上秘书长？”
几个人笑了一下，声音很小，很快就散了。副官从走廊那头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看了他们一眼。那几个人不笑了，各自散开，缩回自己的办公室里去了。
汪昭下班到家的时候，楚材还没回来。汪昭换了鞋，先倒了杯水，靠在厨房灶台边喝完，把杯子放进水槽。她看了一眼墙上的钟，七点十分。楚材没有电话回来，她也没问。他忙起来就是这样，不打电话就是还在开会，打了电话就是回不来了。
她走进书房，打开台灯。
灯罩是米白色的，光线柔柔的，落在书桌上，把那一摞教材稿子照得发白。她坐下来，翻开文件夹，把新一年的工作计划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高二全学年，四册教材，每册八章，每章平均十五道例题、三十道习题。
看完第三页，她放下笔，往后靠在椅背上。台灯光线的边缘落在地板上，半明半暗的，像那些报纸上永远不会写的事。南京城在冬天是安静的。不远处丁家桥的中央党部大楼里，楚材的办公室在二楼靠东，晚上从外面看，那扇窗户总是亮的。
她忽然想起中午食堂里那些议论。
阎锡山，冯玉祥，“扩大会议”，中原说不定又要打起来。那些人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有担忧，有无奈，也有一些见怪不怪的麻木。他们在这座城里待久了，见过北伐，见过清党，见过那位几度上台又几度下野。这座城换了多少次主人，他们记不清了。但他们依然每天上班，下班，买菜，做饭。日子照过。
汪昭低下头，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划了一下。
自先总理孙中山去世后，党内最有希望接任的廖仲恺被刺，紧接着就是校长夺权。她回国的时候，历史已经翻过了那些页。她知道结局，但她没办法跳过去。这几年的中国，没有大范围的军阀混战，没有全国性的战火，老百姓的日子勉强还能过。但她知道这只是暂时的。那些暗流在底下涌动，早晚有一天会喷涌而出，把一切都卷进去。
兴亡皆百姓苦。她想起这句老话，无声地在心里念了一遍。
她拿起笔，在稿纸上写了几行字，又划掉了。划掉的那几行歪歪扭扭的，像她的思绪，理不清楚。抗日战争，国共内战，那些她早就知道会发生的灾难。她什么都做不了。她不能跑去跟校长说“你以后会败退台湾”，不能跟楚材说“你以后会自杀”。她不能改变任何事。
但她能改变这套教材。她能写出自己的极限——让这套教材更深、更精准、更是一把能帮中国孩子撬开科学之门的钥匙。就算几年后中国人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和平地生活，至少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学到世界一流的数学。
她把笔放下，甩了甩头，重新翻开文件夹。
学生不能等。教育不能乱。她能多出一份力，就多出一份力。即使在大环境里渺小得像沙砾，可这些“小事”，总得有人做吧？她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改变这个时代的方向，但至少可以改变几个孩子的命运。也许这些个孩子里，会有一个因为她的教材走上了科学的路，会有一个因为她的教材在战火中没有丢掉对知识的渴望。也许他们不会知道她的名字。没关系。
她把椅子往前挪了挪，重新伏在桌上，开始写。
汪昭走到巷口，小张已经把车停在老地方了。引擎没熄，排气管冒着白烟，他看到汪昭出来，赶紧下车拉开后座门。
“太太，早。”
楚材改了规矩。订婚以后，楚材让副官重新交代了一遍：太太上下车要开门，路线要提前确认，陌生地方不能停，天黑之前必须到家。
编审处的走廊里，第一个看见汪昭的不是王女士，是李先生。他端着茶杯从开水房出来，差点撞上她，往后退了一步，愣了一下。
“汪小姐？你怎么——”话没说完，他看到了她手上的戒指。黄金的，素面，光光亮亮的。“哦哦，恭喜恭喜。”
汪昭笑了笑。“李先生，喜糖一会儿送过去。”
李先生摆摆手，端着茶杯走了。
汪昭推开办公室的门。有灰。窗台、书架、桌面上都蒙了一层，椅子歪着没推进去。她放下包，挽起袖子，开始擦。刚擦到书架第二层，王女士端着暖水瓶路过门口，看到门开着，探进半个身子。
汪昭从抽屉里拿出那盒铁盒装的巧克力，递过去。“喜糖。元旦订婚的，今天补上。”
王女士接过来，低头看了一眼，铁盒的，洋文。她没有当场打开，把暖水瓶放在地上，腾出手来把巧克力装进手提包里。“那我就不客气了。”她抬起头，看了汪昭一眼，“恭喜。早就该办的事。”
“谢谢王老师。”
王女士拎起暖水瓶，走了。
全处会议在二楼会议室。周处长坐在主位，面前摆着茶杯和一份厚厚的文件。他清了清嗓子，开始说话。
“去年高一上下册都按期交稿了，进度不错。今年高二，必须在暑假前完成送审。”他顿了顿，看了汪昭一眼，“汪小姐，你手上的任务量比去年要重。高二全学年的教材审核，上半年必须完成。”
汪昭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下来。高二比高一难，内容多，时间没多。她早有准备。
“其他科室也按照计划推进，散会。”
午饭时间，食堂里的人比平时多。汪昭端着饭盒，先把喜糖挨桌分了一遍。编审处的几位老同事，隔壁科室的几位年轻科员，还有楼下印刷厂的两位校对师傅。她一个一个地道谢，没有落下一人。
分完了，她才坐下来，端起汤碗喝了一口。刚放下碗，就听到隔壁桌有人在议论。
“听说了吧？北方那边，阎锡山和冯玉祥又在暗中联络。”
“中原说不定又要打起来。这消停才几年？”
王女士端着饭盒坐到汪昭对面，筷子搁在碗沿上，压低声音。“听说了吧？那边又在搞什么‘扩大会议’。中央党部那边，这几天怕是要忙了。”
汪昭没接话，夹了一口青菜，嚼了嚼。
“你那边呢？”王女士问，“他没说什么？”
“他不会跟我说这些。”
王女士点了点头，端起汤碗喝了一口。“也是。他们那些人，嘴巴紧得很。”她放下碗，看着汪昭，停了一下，“不过你自己也要当心。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有些话，不该说的就不说。”
汪昭看了她一眼。“我知道。”
王女士没再多说，低头扒饭。吃完了，把饭盒收好，站起来。
“走了。眯一会儿。”
中央党部那边，楚材的秘书今天比谁都忙。
他抱着一摞铁盒装巧克力，一盒一盒地送。秘书一处，秘书二处，调查科，机要室，人事处，总务处。每个办公室一盒，不多不少。送到调查科的时候，老陈接过盒子，打开看了一眼，铁盒的，洋文，拿起一块塞进嘴里。
“这个不便宜吧？”
“秘书长让人买的。”秘书说完这句，转身就走，像是怕被人追问。
走廊里有人在议论。“秘书长订婚，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小姐。”
“听说是教育部的。留洋回来的。”
“留洋的？那眼光高。”
“不高能看上秘书长？”
几个人笑了一下，声音很小，很快就散了。副官从走廊那头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看了他们一眼。那几个人不笑了，各自散开，缩回自己的办公室里去了。
汪昭下班到家的时候，楚材还没回来。汪昭换了鞋，先倒了杯水，靠在厨房灶台边喝完，把杯子放进水槽。她看了一眼墙上的钟，七点十分。楚材没有电话回来，她也没问。他忙起来就是这样，不打电话就是还在开会，打了电话就是回不来了。
她走进书房，打开台灯。
灯罩是米白色的，光线柔柔的，落在书桌上，把那一摞教材稿子照得发白。她坐下来，翻开文件夹，把新一年的工作计划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高二全学年，四册教材，每册八章，每章平均十五道例题、三十道习题。
看完第三页，她放下笔，往后靠在椅背上。台灯光线的边缘落在地板上，半明半暗的，像那些报纸上永远不会写的事。南京城在冬天是安静的。不远处丁家桥的中央党部大楼里，楚材的办公室在二楼靠东，晚上从外面看，那扇窗户总是亮的。
她忽然想起中午食堂里那些议论。
阎锡山，冯玉祥，“扩大会议”，中原说不定又要打起来。那些人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有担忧，有无奈，也有一些见怪不怪的麻木。他们在这座城里待久了，见过北伐，见过清党，见过那位几度上台又几度下野。这座城换了多少次主人，他们记不清了。但他们依然每天上班，下班，买菜，做饭。日子照过。
汪昭低下头，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划了一下。
自先总理孙中山去世后，党内最有希望接任的廖仲恺被刺，紧接着就是校长夺权。她回国的时候，历史已经翻过了那些页。她知道结局，但她没办法跳过去。这几年的中国，没有大范围的军阀混战，没有全国性的战火，老百姓的日子勉强还能过。但她知道这只是暂时的。那些暗流在底下涌动，早晚有一天会喷涌而出，把一切都卷进去。
兴亡皆百姓苦。她想起这句老话，无声地在心里念了一遍。
她拿起笔，在稿纸上写了几行字，又划掉了。划掉的那几行歪歪扭扭的，像她的思绪，理不清楚。抗日战争，国共内战，那些她早就知道会发生的灾难。她什么都做不了。她不能跑去跟校长说“你以后会败退台湾”，不能跟楚材说“你以后会自杀”。她不能改变任何事。
但她能改变这套教材。她能写出自己的极限——让这套教材更深、更精准、更是一把能帮中国孩子撬开科学之门的钥匙。就算几年后中国人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和平地生活，至少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学到世界一流的数学。
她把笔放下，甩了甩头，重新翻开文件夹。
学生不能等。教育不能乱。她能多出一份力，就多出一份力。即使在大环境里渺小得像沙砾，可这些“小事”，总得有人做吧？她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改变这个时代的方向，但至少可以改变几个孩子的命运。也许这些个孩子里，会有一个因为她的教材走上了科学的路，会有一个因为她的教材在战火中没有丢掉对知识的渴望。也许他们不会知道她的名字。没关系。
她把椅子往前挪了挪，重新伏在桌上，开始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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