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三号，大家正在上第一节政治课。孙军代表站在讲台上，讲的是《论人民民主专政》，声音不高不低，像念经一样。大家都挺直腰板，做着笔记。但王建新用神识扫了一下，没有几个专心致志的在听讲。王建新坐在第三排，腰板挺直，眼睛看着黑板，脑子里却在过昨天抄写的医书内容。也不知道讲了多长时间，终于下课了。
刚下课，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北医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协和医院外科主任、钱教授。此人是国内顶级外科专家，早年留学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带回了当时最先进的外科理念，在断指再植、显微外科领域有极高造诣。他在北京医学界赫赫有名，是公认的“刀霸”级人物。什么叫刀霸？就是拿起手术刀，谁都不服，谁都不如他。
钱教授此行的目的，据说是受某位高层领导之托，来考察工农兵学员的教学质量。钱教授非常愿意接受这个任务。更直接的原因是，他在北京医学界听说了王建新的名字——一等功臣，工农兵学员，针麻胃大部切除。这些标签叠加在一起，让他感到难以置信。
一个工农兵学员，一个没上过正规医学院的人，而且只有初中文化，没有系统的老师教学。凭什么能做这样的手术？
所以他来了。
消息先是传到学生工作办公室，陈主任接到电话的时候，手里的茶缸子差点没拿稳。他放下电话，在办公室里转了三圈，然后亲自跑到教室来找王建新。
“王建新，协和医院的钱教授点名要看你做手术。”陈主任的表情很复杂，有紧张，有期待，也有一丝担忧，“这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
“什么手术？”王建新问。
“目前还没定。但他说了，要是你不能做一台让他满意的手术，他就在北京医学界发声，质疑工农兵学员的培养质量。”
这话说得很重，也很狂妄。居然有人敢质疑工农兵学员。陈主任说完，看着王建新，等他反应。
王建新沉默了好一会儿，只说了两个字：“可以。”
当天下午，王建新正在教室上理论课。张老师讲的是病理学，声音不大，但讲得很细。王建新在笔记本上记着笔记，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在课堂上也提出了好多问题。他的理论虽然已经精通，但实践的经验实在太少了。有好多问题全是凭外挂完成。
突然，教导员推门进来，脸色有些不太好看。他跟张老师点了点头，张老师停下了讲课。教导员走到王建新面前，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听得很清楚：“王建新，马上到急诊室。”
王建新放下手中的笔，合上笔记本，快步走出教室。走廊里，李建国正在等着，看见王建新出来，立马走过去，一边走一边说：“队长，有个急诊。医疗器械厂的工人，右手食指和中指被冲床完全切断。”看来李建国是专门过来替他通报消息的。
王建新脚步没停：“断指带来没有？”
“带来了。厂里医生把断指放在生理盐水里，用纱布包着冰块一起送过来的。”
“时间多久了？”
“从受伤到现在，两个小时四十分钟。”
王建新加快了脚步。断指再植的最佳时间是六到八小时内，两个多小时，还来得及。
他推开急诊室的门，一个年轻人躺在检查床上，右手包着厚厚的纱布，纱布已经被血浸透了。他的脸色苍白，嘴唇没有一点血色，但眼神还算清醒，没有昏迷。
“大夫，我的手指……”年轻人看着王建新，声音发抖，“还能接上吗？”
王建新看着这个年轻的工人，只回答了一个字：“能。”
他低头看了一眼断指。食指从中节完全离断，断面整齐，软组织损伤不重。中指末节部分缺损，骨头外露。断指保存在生理盐水里，外面裹着冰，保存得还不错。
他转过身，对护士说：“准备手术室。”
护士愣了一下：“王队长，钱教授已经在手术室里等着了。”
手术室在教学楼的二层，走廊尽头。王建新推门进去的时候，手术灯已经打开了，无影灯的光照在手术台上，白晃晃的。
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男人站在手术台旁边，白大褂里，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双手背在身后。他个子不高，但站在那里，气势很足。他的目光像手术刀一样锋利，从王建新进门的那一刻起，就牢牢地钉在他身上。
这就是钱教授。
他看到王建新进来，目光上下打量了一番——从军帽到皮鞋，从头到脚，一寸一寸地扫过去。那目光里有审视，有怀疑，还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意味。他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知道是想笑还是想说点什么，最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开始吧。”
王建新瞅了他一眼，没多说。来到手术室洗手池边，打开水龙头，开始刷手。刷子硬邦邦的，刷在皮肤上沙沙响。他刷得很仔细，从手指尖刷到胳膊肘，一遍，两遍，三遍。洗完了，用消毒毛巾擦干，穿上手术服，戴上手套。
手套是乳胶的，紧紧地贴在皮肤上。他活动了一下手指，没问题。
在这个年代，断肢再植在中国刚刚起步。一九六三年，陈中伟教授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断手再植，轰动全球。但断指再植的技术难度更大——手指的血管直径只有零点三到零点五毫米，比头发丝粗不了多少。缝合血管需要专用的显微手术器材和手术显微镜。
而北医教学医院只有一台老式的手术显微镜，还是五十年代从东德进口的。
“准备手术显微镜。”王建新说。
护士把那台老式显微镜推过来，王建新调试了一下焦距。图像勉强能用，边缘有点模糊，但中间还算清楚。他调了几下，找到了一个相对清晰的视角。
“这玩意能用吗？”李建国站在角落里，小声问旁边的医生。没人回答他。他又小声自言自语，“管他呢，队长要用就能用。”
王建新转过身，看着已经被推上手术台的年轻工人。病人的右手被固定在托板上，断指放在旁边的冰盒里。麻醉师已经做好了臂丛神经阻滞，病人的右臂从肩膀以下失去了知觉，但人还醒着，眼睛睁着，看着天花板。
“别紧张。”王建新说，“休息一会就好了。”
病人点了点头，闭上了眼睛。
刚下课，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北医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协和医院外科主任、钱教授。此人是国内顶级外科专家，早年留学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带回了当时最先进的外科理念，在断指再植、显微外科领域有极高造诣。他在北京医学界赫赫有名，是公认的“刀霸”级人物。什么叫刀霸？就是拿起手术刀，谁都不服，谁都不如他。
钱教授此行的目的，据说是受某位高层领导之托，来考察工农兵学员的教学质量。钱教授非常愿意接受这个任务。更直接的原因是，他在北京医学界听说了王建新的名字——一等功臣，工农兵学员，针麻胃大部切除。这些标签叠加在一起，让他感到难以置信。
一个工农兵学员，一个没上过正规医学院的人，而且只有初中文化，没有系统的老师教学。凭什么能做这样的手术？
所以他来了。
消息先是传到学生工作办公室，陈主任接到电话的时候，手里的茶缸子差点没拿稳。他放下电话，在办公室里转了三圈，然后亲自跑到教室来找王建新。
“王建新，协和医院的钱教授点名要看你做手术。”陈主任的表情很复杂，有紧张，有期待，也有一丝担忧，“这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
“什么手术？”王建新问。
“目前还没定。但他说了，要是你不能做一台让他满意的手术，他就在北京医学界发声，质疑工农兵学员的培养质量。”
这话说得很重，也很狂妄。居然有人敢质疑工农兵学员。陈主任说完，看着王建新，等他反应。
王建新沉默了好一会儿，只说了两个字：“可以。”
当天下午，王建新正在教室上理论课。张老师讲的是病理学，声音不大，但讲得很细。王建新在笔记本上记着笔记，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在课堂上也提出了好多问题。他的理论虽然已经精通，但实践的经验实在太少了。有好多问题全是凭外挂完成。
突然，教导员推门进来，脸色有些不太好看。他跟张老师点了点头，张老师停下了讲课。教导员走到王建新面前，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听得很清楚：“王建新，马上到急诊室。”
王建新放下手中的笔，合上笔记本，快步走出教室。走廊里，李建国正在等着，看见王建新出来，立马走过去，一边走一边说：“队长，有个急诊。医疗器械厂的工人，右手食指和中指被冲床完全切断。”看来李建国是专门过来替他通报消息的。
王建新脚步没停：“断指带来没有？”
“带来了。厂里医生把断指放在生理盐水里，用纱布包着冰块一起送过来的。”
“时间多久了？”
“从受伤到现在，两个小时四十分钟。”
王建新加快了脚步。断指再植的最佳时间是六到八小时内，两个多小时，还来得及。
他推开急诊室的门，一个年轻人躺在检查床上，右手包着厚厚的纱布，纱布已经被血浸透了。他的脸色苍白，嘴唇没有一点血色，但眼神还算清醒，没有昏迷。
“大夫，我的手指……”年轻人看着王建新，声音发抖，“还能接上吗？”
王建新看着这个年轻的工人，只回答了一个字：“能。”
他低头看了一眼断指。食指从中节完全离断，断面整齐，软组织损伤不重。中指末节部分缺损，骨头外露。断指保存在生理盐水里，外面裹着冰，保存得还不错。
他转过身，对护士说：“准备手术室。”
护士愣了一下：“王队长，钱教授已经在手术室里等着了。”
手术室在教学楼的二层，走廊尽头。王建新推门进去的时候，手术灯已经打开了，无影灯的光照在手术台上，白晃晃的。
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男人站在手术台旁边，白大褂里，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双手背在身后。他个子不高，但站在那里，气势很足。他的目光像手术刀一样锋利，从王建新进门的那一刻起，就牢牢地钉在他身上。
这就是钱教授。
他看到王建新进来，目光上下打量了一番——从军帽到皮鞋，从头到脚，一寸一寸地扫过去。那目光里有审视，有怀疑，还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意味。他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知道是想笑还是想说点什么，最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开始吧。”
王建新瞅了他一眼，没多说。来到手术室洗手池边，打开水龙头，开始刷手。刷子硬邦邦的，刷在皮肤上沙沙响。他刷得很仔细，从手指尖刷到胳膊肘，一遍，两遍，三遍。洗完了，用消毒毛巾擦干，穿上手术服，戴上手套。
手套是乳胶的，紧紧地贴在皮肤上。他活动了一下手指，没问题。
在这个年代，断肢再植在中国刚刚起步。一九六三年，陈中伟教授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断手再植，轰动全球。但断指再植的技术难度更大——手指的血管直径只有零点三到零点五毫米，比头发丝粗不了多少。缝合血管需要专用的显微手术器材和手术显微镜。
而北医教学医院只有一台老式的手术显微镜，还是五十年代从东德进口的。
“准备手术显微镜。”王建新说。
护士把那台老式显微镜推过来，王建新调试了一下焦距。图像勉强能用，边缘有点模糊，但中间还算清楚。他调了几下，找到了一个相对清晰的视角。
“这玩意能用吗？”李建国站在角落里，小声问旁边的医生。没人回答他。他又小声自言自语，“管他呢，队长要用就能用。”
王建新转过身，看着已经被推上手术台的年轻工人。病人的右手被固定在托板上，断指放在旁边的冰盒里。麻醉师已经做好了臂丛神经阻滞，病人的右臂从肩膀以下失去了知觉，但人还醒着，眼睛睁着，看着天花板。
“别紧张。”王建新说，“休息一会就好了。”
病人点了点头，闭上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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