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一日，星期二。
晚上七点，医疗系学员队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讨论王建新的入党申请。
地点在教学楼二层的一间教室里。教室不大，能坐三四十人，平时上小课用的。黑板上方挂着伟人像，正中央是一面党旗，红色的，镰刀锤头，在灯光下格外醒目。桌椅摆得整整齐齐，第一排坐着支部的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后面几排空着。
王建新到得早，六点半就来了。他坐在后排的椅子上，手里攥着那份入党志愿书，手指把纸边都捏皱了。他把志愿书放在桌上，又拿起来，又放下。心里不紧张是假的，但也不是那种害怕的紧张，而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像站在手术台前，拿起手术刀的那一刻。
陆陆续续地，党员们来了。教导员进来的时候朝他点了点头，坐到了前排。郑书记最后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走上讲台，把文件夹放在桌上，扫了一眼台下。
支部共有正式党员十二人、预备党员四人。应到正式党员十二人，实到十一人，一人因公出差，符合开会条件。
郑书记扶了扶眼镜，清了清嗓子，宣布开会。
“同志们，今天支部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王建新同志的入党申请。”他的声音不高，但很稳，“下面请王建新同志宣读入党志愿书。”
王建新站起来，走到讲台前。他转过身，面对着台下。台下坐着十一张面孔，有的熟悉，有的不太熟悉。教导员坐在第一排，看着他，眼神里带着鼓励。
他翻开那份入党志愿书，上面是他一笔一划写下的字迹。钢笔字，工工整整，没有涂改。他深吸了一口气，开始念。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念到“牺牲一切”的时候，他的声音不自觉地重了一些。
念完之后，他向支部大会汇报了自己的经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他讲自己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工人家庭，讲中学毕业后响应伟人号召上山下乡，到达茂旗插队。讲在牧场工作生活了三个月后被选派为民兵队员，执行巡边任务。讲在边境执勤时英勇作战，荣立一等功，被特招入伍，保送至北京医学院学习，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讲在双桥公社开门办学期间为当地群众治病，开展医疗工作。讲回到学校后完成了断指再植手术。
“我之所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因为我深深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个人的今天。”他看着台下的同志们，目光从一张张脸上扫过，“我在达茂旗边防部队服役时，亲眼看到共产党员在危险面前冲在最前面，在困难面前不低头。我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为党和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
汇报完毕，他回到座位上。
郑书记说：“下面请王建新同志的第二入党介绍人发言。”
教导员站起来，先宣读了外调函的内容。他从文件夹里抽出两张纸，念了边防团回函的主要内容，念了街道回函的主要内容。念完了，把纸放下，开始说话。
“我和王建新同志认识虽然只有几个月，但我对他的了解很深。”教导员的声音不高，但很诚恳，“这个同志政治觉悟高、思想品德好、工作能力强、作风扎实。在双桥公社开门办学期间，他带领医疗队为群众办了很多实事，受到当地群众的高度评价。回到学校后，他又出色地完成了断指再植手术，为学校和医疗系争了光。”
他顿了顿，又说：“我认为王建新同志符合党员条件，我愿意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郑书记又拿起一张信纸，展开来，说：“张团长作为第一入党介绍人，因本职工作不能到达现场，他也写了一封信，现在我来为大家读一下。”
信纸是普通的信纸，叠了两折，上面是钢笔写的字，字迹歪歪扭扭的，但一笔一划写得很用力。
郑书记念道：“我和王建新同志是战友。王建新同志打仗不怕死，工作不怕苦，学习不怕难。他每天从早忙到晚，从不叫累。我介绍他入党。”
信很短，就这么几句。但念完之后，教室里安静了一会儿。一个边防团的团长，亲自写信来当入党介绍人，这分量不轻。张团长文化不高，信写得朴素，但感情是真的。
然后是支部大会讨论。党员们依次发言，对王建新的表现给予充分肯定，也有人提出了希望和建议。有人说王建新同志要继续加强理论学习，有人说在临床实践中要多向老教授请教，有人说要注意劳逸结合。王建新听着，一条一条地记在心里。
讨论结束后，郑书记说：“现在进行表决。请正式党员举手表决。同意王建新入党的同志请举手。”
十一只手举了起来。
“不同意的请举手。”没有人举手。
“弃权的请举手。”没有人举手。
郑书记宣布：“支部大会应到正式党员十二人，实到十一人，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大会一致通过，接收王建新同志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教室里安静了一瞬。然后，教导员第一个带头鼓掌。他的掌声很响，一下一下的，像在部队拉歌。紧接着，所有人都鼓起掌来。掌声在教室里回荡，从墙上弹回来，又从天花板上弹回来。
郑书记把入党志愿书收好，合上文件夹，走到王建新面前，伸出手：“王建新同志，祝贺你。”
王建新握着他的手，说了一句：“谢谢组织。”
其他人也从另一边走过来，有的拍拍他的肩膀，有的握握手，说一句“以后就是同志了”。教导员最后一个过来，没说话，只是用力地握了握他的手，用力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当天晚上，王建新回到宿舍已经快十点了。
走廊里黑着灯，只有宿舍门缝里透出一点光。他推开门，五个人都没睡。刘卫东从上铺跳下来，陈志远从床上坐起来，赵振国合上了书，林大山把烟掐了，郭大江放下了擦皮鞋的刷子。
刘卫东把桌子收拾干净，从床底下摸出一个纸包，打开，是一包花生米，又不知从哪儿摸出一瓶二锅头。他拧开瓶盖，闻了闻，眯了眯眼，又拧上了。
“队长，入党是大事。”刘卫东压低声音，像是怕被隔壁听见，“咱们偷偷喝一口，算是给你庆祝一下。”
王建新看看桌上的酒，又看看同宿舍的五个人。他拿起酒瓶，拧开瓶盖，往每个人的搪瓷缸里倒了一点点。不多，盖住缸底而已。
他举起搪瓷缸，看着对面的五个人，说：“这杯酒，敬党，敬你们。”
大家共同碰了一下，搪瓷缸碰搪瓷缸，发出清脆的响声。然后一人抿了一小口，辣得直咧嘴。刘卫东被辣得眼泪都出来了，赶紧塞了一颗花生米在嘴里。陈志远咳嗽了两声，脸涨得通红。林大山面不改色，像喝了口水一样。
刘卫东把酒瓶收起来，塞回床底下。大家吃着花生米，小声交流着。
刘卫东忽然说：“队长，你就不能说几句煽情的话？”
“说啥？”王建新问。
“说你以后当了大官，忘不了我们几个。”
王建新笑了，说：“这辈子都不会忘。”
刘卫东低下头，用手指头拨拉着碟子里最后几颗花生米，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听见了：“队长，你这话比酒还呛人。”
所有人低声地笑了起来。笑声在宿舍里回荡，不响，但很暖。
支部大会之后，郑书记把王建新叫到办公室，跟他交代了一些事情。
预备期一年，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一日算起。一年后，支部大会讨论转正，转正之后他就是正式党员了。郑书记坐在办公桌后面，手指点着桌面，一条一条地说。
“你在达茂旗立过一等功，还有两个三等功。组织上已经调查清楚了，你的档案里会有一份详细的政审材料，以后提干调任都不会有问题。”
王建新点了点头。
入党介绍人那一栏写的是教导员和张团长的名字，批准机关那一栏盖的是北京医学院革委会的红色公章。郑书记把入党志愿书拿给他看了一眼，大红公章端端正正地盖在上面，红得发亮。
那本红皮党章，王建新放在枕头底下，经常会翻看几页。
有时候晚上睡不着，他就从枕头底下抽出来，翻到某一页，看几行。不是背不下来，是想看。看着那些字，心里就踏实。党章不厚，纸也不白，有点发黄，但每一个字都印得清清楚楚。
他合上党章，又放回枕头底下，翻个身，闭上眼睛。
走廊里有人走过去的脚步声，远处有火车汽笛声，断断续续的。窗外有风吹过，杨树叶子沙沙地响。十一月底的风已经凉了，但屋里不冷，暖气烧得还行。
王建新躺在被窝里，想着今天的事，想着那些举手的人，想着张团长那封信，想着教导员说的那些话。
“预备党员。”他在心里念了一遍这个词，又念了一遍。
以前是团员，现在是党员了。虽然还是预备的，但已经是党员了。一年之后转正，就是正式党员了。
十二月了。再过一个月，就是一九七一年了。时间过得真快。
晚上七点，医疗系学员队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讨论王建新的入党申请。
地点在教学楼二层的一间教室里。教室不大，能坐三四十人，平时上小课用的。黑板上方挂着伟人像，正中央是一面党旗，红色的，镰刀锤头，在灯光下格外醒目。桌椅摆得整整齐齐，第一排坐着支部的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后面几排空着。
王建新到得早，六点半就来了。他坐在后排的椅子上，手里攥着那份入党志愿书，手指把纸边都捏皱了。他把志愿书放在桌上，又拿起来，又放下。心里不紧张是假的，但也不是那种害怕的紧张，而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像站在手术台前，拿起手术刀的那一刻。
陆陆续续地，党员们来了。教导员进来的时候朝他点了点头，坐到了前排。郑书记最后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走上讲台，把文件夹放在桌上，扫了一眼台下。
支部共有正式党员十二人、预备党员四人。应到正式党员十二人，实到十一人，一人因公出差，符合开会条件。
郑书记扶了扶眼镜，清了清嗓子，宣布开会。
“同志们，今天支部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王建新同志的入党申请。”他的声音不高，但很稳，“下面请王建新同志宣读入党志愿书。”
王建新站起来，走到讲台前。他转过身，面对着台下。台下坐着十一张面孔，有的熟悉，有的不太熟悉。教导员坐在第一排，看着他，眼神里带着鼓励。
他翻开那份入党志愿书，上面是他一笔一划写下的字迹。钢笔字，工工整整，没有涂改。他深吸了一口气，开始念。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念到“牺牲一切”的时候，他的声音不自觉地重了一些。
念完之后，他向支部大会汇报了自己的经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他讲自己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工人家庭，讲中学毕业后响应伟人号召上山下乡，到达茂旗插队。讲在牧场工作生活了三个月后被选派为民兵队员，执行巡边任务。讲在边境执勤时英勇作战，荣立一等功，被特招入伍，保送至北京医学院学习，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讲在双桥公社开门办学期间为当地群众治病，开展医疗工作。讲回到学校后完成了断指再植手术。
“我之所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因为我深深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个人的今天。”他看着台下的同志们，目光从一张张脸上扫过，“我在达茂旗边防部队服役时，亲眼看到共产党员在危险面前冲在最前面，在困难面前不低头。我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为党和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
汇报完毕，他回到座位上。
郑书记说：“下面请王建新同志的第二入党介绍人发言。”
教导员站起来，先宣读了外调函的内容。他从文件夹里抽出两张纸，念了边防团回函的主要内容，念了街道回函的主要内容。念完了，把纸放下，开始说话。
“我和王建新同志认识虽然只有几个月，但我对他的了解很深。”教导员的声音不高，但很诚恳，“这个同志政治觉悟高、思想品德好、工作能力强、作风扎实。在双桥公社开门办学期间，他带领医疗队为群众办了很多实事，受到当地群众的高度评价。回到学校后，他又出色地完成了断指再植手术，为学校和医疗系争了光。”
他顿了顿，又说：“我认为王建新同志符合党员条件，我愿意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郑书记又拿起一张信纸，展开来，说：“张团长作为第一入党介绍人，因本职工作不能到达现场，他也写了一封信，现在我来为大家读一下。”
信纸是普通的信纸，叠了两折，上面是钢笔写的字，字迹歪歪扭扭的，但一笔一划写得很用力。
郑书记念道：“我和王建新同志是战友。王建新同志打仗不怕死，工作不怕苦，学习不怕难。他每天从早忙到晚，从不叫累。我介绍他入党。”
信很短，就这么几句。但念完之后，教室里安静了一会儿。一个边防团的团长，亲自写信来当入党介绍人，这分量不轻。张团长文化不高，信写得朴素，但感情是真的。
然后是支部大会讨论。党员们依次发言，对王建新的表现给予充分肯定，也有人提出了希望和建议。有人说王建新同志要继续加强理论学习，有人说在临床实践中要多向老教授请教，有人说要注意劳逸结合。王建新听着，一条一条地记在心里。
讨论结束后，郑书记说：“现在进行表决。请正式党员举手表决。同意王建新入党的同志请举手。”
十一只手举了起来。
“不同意的请举手。”没有人举手。
“弃权的请举手。”没有人举手。
郑书记宣布：“支部大会应到正式党员十二人，实到十一人，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大会一致通过，接收王建新同志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教室里安静了一瞬。然后，教导员第一个带头鼓掌。他的掌声很响，一下一下的，像在部队拉歌。紧接着，所有人都鼓起掌来。掌声在教室里回荡，从墙上弹回来，又从天花板上弹回来。
郑书记把入党志愿书收好，合上文件夹，走到王建新面前，伸出手：“王建新同志，祝贺你。”
王建新握着他的手，说了一句：“谢谢组织。”
其他人也从另一边走过来，有的拍拍他的肩膀，有的握握手，说一句“以后就是同志了”。教导员最后一个过来，没说话，只是用力地握了握他的手，用力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当天晚上，王建新回到宿舍已经快十点了。
走廊里黑着灯，只有宿舍门缝里透出一点光。他推开门，五个人都没睡。刘卫东从上铺跳下来，陈志远从床上坐起来，赵振国合上了书，林大山把烟掐了，郭大江放下了擦皮鞋的刷子。
刘卫东把桌子收拾干净，从床底下摸出一个纸包，打开，是一包花生米，又不知从哪儿摸出一瓶二锅头。他拧开瓶盖，闻了闻，眯了眯眼，又拧上了。
“队长，入党是大事。”刘卫东压低声音，像是怕被隔壁听见，“咱们偷偷喝一口，算是给你庆祝一下。”
王建新看看桌上的酒，又看看同宿舍的五个人。他拿起酒瓶，拧开瓶盖，往每个人的搪瓷缸里倒了一点点。不多，盖住缸底而已。
他举起搪瓷缸，看着对面的五个人，说：“这杯酒，敬党，敬你们。”
大家共同碰了一下，搪瓷缸碰搪瓷缸，发出清脆的响声。然后一人抿了一小口，辣得直咧嘴。刘卫东被辣得眼泪都出来了，赶紧塞了一颗花生米在嘴里。陈志远咳嗽了两声，脸涨得通红。林大山面不改色，像喝了口水一样。
刘卫东把酒瓶收起来，塞回床底下。大家吃着花生米，小声交流着。
刘卫东忽然说：“队长，你就不能说几句煽情的话？”
“说啥？”王建新问。
“说你以后当了大官，忘不了我们几个。”
王建新笑了，说：“这辈子都不会忘。”
刘卫东低下头，用手指头拨拉着碟子里最后几颗花生米，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听见了：“队长，你这话比酒还呛人。”
所有人低声地笑了起来。笑声在宿舍里回荡，不响，但很暖。
支部大会之后，郑书记把王建新叫到办公室，跟他交代了一些事情。
预备期一年，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一日算起。一年后，支部大会讨论转正，转正之后他就是正式党员了。郑书记坐在办公桌后面，手指点着桌面，一条一条地说。
“你在达茂旗立过一等功，还有两个三等功。组织上已经调查清楚了，你的档案里会有一份详细的政审材料，以后提干调任都不会有问题。”
王建新点了点头。
入党介绍人那一栏写的是教导员和张团长的名字，批准机关那一栏盖的是北京医学院革委会的红色公章。郑书记把入党志愿书拿给他看了一眼，大红公章端端正正地盖在上面，红得发亮。
那本红皮党章，王建新放在枕头底下，经常会翻看几页。
有时候晚上睡不着，他就从枕头底下抽出来，翻到某一页，看几行。不是背不下来，是想看。看着那些字，心里就踏实。党章不厚，纸也不白，有点发黄，但每一个字都印得清清楚楚。
他合上党章，又放回枕头底下，翻个身，闭上眼睛。
走廊里有人走过去的脚步声，远处有火车汽笛声，断断续续的。窗外有风吹过，杨树叶子沙沙地响。十一月底的风已经凉了，但屋里不冷，暖气烧得还行。
王建新躺在被窝里，想着今天的事，想着那些举手的人，想着张团长那封信，想着教导员说的那些话。
“预备党员。”他在心里念了一遍这个词，又念了一遍。
以前是团员，现在是党员了。虽然还是预备的，但已经是党员了。一年之后转正，就是正式党员了。
十二月了。再过一个月，就是一九七一年了。时间过得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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