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五日，下午两点。南苏丹，朱巴郊区，一处难民营医疗站。
肖遥在肯尼亚待了两周，参观了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看到了壮观的动物大迁徙——角马过河时激起的水花和尘土，鳄鱼潜伏在水中的阴险眼神，狮子在草丛中匍匐前进的肌肉线条。他去了蒙巴萨的海滩，看了印度洋的日落，橙红色的太阳沉入海平面时，整个天空像是被点燃了一样。他走访了内罗毕的贫民窟，看到了世界上最真实的贫穷和坚韧——孩子们在垃圾堆中踢足球，女人们在铁皮棚屋外晾晒衣服，男人们在路边修理破旧的自行车。然后他决定去南苏丹——苏晴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从肯尼亚到南苏丹的旅程远比想象中艰难。他先是乘坐了一架小型螺旋桨飞机，从内罗毕飞往朱巴。飞机很小，只有二十几个座位，起飞时颠簸得厉害，机舱里弥漫着航空燃油的气味。飞机降落在朱巴机场时，跑道两侧可以看到废弃的装甲车和沙袋掩体，提醒着旅客这个国家仍在冲突的阴影之下。然后他又坐了三小时的越野车，沿着坑坑洼洼的土路向北行驶，才终于到达了朱巴郊区的一处难民营。
难民营很大，占地约有几百亩，密密麻麻地排列着白色的帐篷，有些帐篷已经破损，用不同颜色的布料打着补丁。营地里纵横交错着土路，路面被踩得坚硬而平坦。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着尘土、炊烟和消毒水的气味，偶尔还能闻到露天厕所飘来的异味。孩子们在土路上奔跑嬉戏，女人们头顶水罐穿行在帐篷之间，老人们坐在阴凉处，目光空洞地望着远方。他在难民营里找到了医疗站——一排用集装箱改造而成的简易房屋，屋顶上铺着蓝色的防水布，门口挂着“无国界医生”的标志，标志上的红色十字已经被太阳晒得有些褪色。
他推开门，走了进去。医疗站里很忙碌——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正在穿梭忙碌，有人拿着病历夹，有人推着药品车，有人在给病人测量体温。候诊区的长椅上坐满了等待治疗的病人，大多是妇女和儿童，有人咳嗽，有人发烧，有人抱着受伤的手臂。一个年轻的护士正在给一个小孩清理伤口，小孩疼得哇哇大哭，母亲在一旁轻声安慰着。他走到前台，用英语问：“请问，这里有一位叫苏晴的中国医生吗？”
前台的工作人员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那是一个三十多岁的非洲女性，穿着一件白色的护士服，胸前别着一个名牌。她的目光中带着审视：“苏医生？她在里面的诊室。你找她有事吗？你是她的什么人？”
肖遥沉默了片刻：“我是她的朋友。从中国来的。路过这里，想看看她。”
工作人员点了点头，指了指走廊尽头的方向：“第三个门。她在那里。不过她现在正在看病人，你可能要等一会儿。”
肖遥沿着走廊走过去，在第三个门前停下了脚步。门虚掩着，留出一条大约两指宽的门缝。他透过门缝看到里面有一个穿着白大褂的身影，正低着头给一个小孩包扎伤口。那个身影的动作很熟练，很轻柔，一边包扎一边用当地的语言轻声安慰着孩子。她的声音很低，很温柔，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小孩停止了哭泣，安静地看着她包扎。他认出了那个身影——虽然剪短了头发，虽然皮肤被非洲的阳光晒黑了许多，但那熟悉的动作和姿态，毫无疑问是苏晴。
他推开门，走了进去。
苏晴听到门响，下意识地抬起头：“请稍等一下，我这里马上就……”她的话说到一半，戛然而止。她看到了站在门口的肖遥，手中的纱布停在了半空中，眼睛睁大了，瞳孔微微收缩。
两人对视了片刻。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置信的沉默，只有小孩好奇地看着这两个大人。然后苏晴开口，声音中带着一种不确定的颤抖：“肖遥？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不是应该在省城吗？”
肖遥看着她，沉默了片刻：“我说过，我要出来走走。第一站，选了非洲。后来听说你在南苏丹，就想过来看看。”
苏晴看着他，沉默了很久。她的目光从他的脸上移到他的衣服上，又移回他的脸上，像是在确认眼前这个人是不是真实的。然后她嘴角露出了一个笑容——不是惊讶，不是疑惑，而是一种温暖的、发自内心的笑容。她放下手中的纱布，对那个小孩说了几句当地语言，示意他等一下。然后她走到他面前，看着他：“你瘦了。黑了。看起来像是吃了不少苦。”
“你也瘦了。不过气色比回国的时候好多了。”
两人对视着，然后同时笑了。那个笑容中，没有尴尬，没有隔阂，只有一种老朋友重逢时的亲切和自然。苏晴伸出手，在他的手臂上拍了一下：“既然来了，就别闲着。去洗手，帮忙。”
肖遥愣了一下：“帮忙？我什么都不会。”
“我教你。你连几千亿的公司都能管好，还学不会包扎伤口？”
肖遥看着她，沉默了片刻，然后点了点头：“好。”
肖遥在肯尼亚待了两周，参观了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看到了壮观的动物大迁徙——角马过河时激起的水花和尘土，鳄鱼潜伏在水中的阴险眼神，狮子在草丛中匍匐前进的肌肉线条。他去了蒙巴萨的海滩，看了印度洋的日落，橙红色的太阳沉入海平面时，整个天空像是被点燃了一样。他走访了内罗毕的贫民窟，看到了世界上最真实的贫穷和坚韧——孩子们在垃圾堆中踢足球，女人们在铁皮棚屋外晾晒衣服，男人们在路边修理破旧的自行车。然后他决定去南苏丹——苏晴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从肯尼亚到南苏丹的旅程远比想象中艰难。他先是乘坐了一架小型螺旋桨飞机，从内罗毕飞往朱巴。飞机很小，只有二十几个座位，起飞时颠簸得厉害，机舱里弥漫着航空燃油的气味。飞机降落在朱巴机场时，跑道两侧可以看到废弃的装甲车和沙袋掩体，提醒着旅客这个国家仍在冲突的阴影之下。然后他又坐了三小时的越野车，沿着坑坑洼洼的土路向北行驶，才终于到达了朱巴郊区的一处难民营。
难民营很大，占地约有几百亩，密密麻麻地排列着白色的帐篷，有些帐篷已经破损，用不同颜色的布料打着补丁。营地里纵横交错着土路，路面被踩得坚硬而平坦。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着尘土、炊烟和消毒水的气味，偶尔还能闻到露天厕所飘来的异味。孩子们在土路上奔跑嬉戏，女人们头顶水罐穿行在帐篷之间，老人们坐在阴凉处，目光空洞地望着远方。他在难民营里找到了医疗站——一排用集装箱改造而成的简易房屋，屋顶上铺着蓝色的防水布，门口挂着“无国界医生”的标志，标志上的红色十字已经被太阳晒得有些褪色。
他推开门，走了进去。医疗站里很忙碌——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正在穿梭忙碌，有人拿着病历夹，有人推着药品车，有人在给病人测量体温。候诊区的长椅上坐满了等待治疗的病人，大多是妇女和儿童，有人咳嗽，有人发烧，有人抱着受伤的手臂。一个年轻的护士正在给一个小孩清理伤口，小孩疼得哇哇大哭，母亲在一旁轻声安慰着。他走到前台，用英语问：“请问，这里有一位叫苏晴的中国医生吗？”
前台的工作人员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那是一个三十多岁的非洲女性，穿着一件白色的护士服，胸前别着一个名牌。她的目光中带着审视：“苏医生？她在里面的诊室。你找她有事吗？你是她的什么人？”
肖遥沉默了片刻：“我是她的朋友。从中国来的。路过这里，想看看她。”
工作人员点了点头，指了指走廊尽头的方向：“第三个门。她在那里。不过她现在正在看病人，你可能要等一会儿。”
肖遥沿着走廊走过去，在第三个门前停下了脚步。门虚掩着，留出一条大约两指宽的门缝。他透过门缝看到里面有一个穿着白大褂的身影，正低着头给一个小孩包扎伤口。那个身影的动作很熟练，很轻柔，一边包扎一边用当地的语言轻声安慰着孩子。她的声音很低，很温柔，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小孩停止了哭泣，安静地看着她包扎。他认出了那个身影——虽然剪短了头发，虽然皮肤被非洲的阳光晒黑了许多，但那熟悉的动作和姿态，毫无疑问是苏晴。
他推开门，走了进去。
苏晴听到门响，下意识地抬起头：“请稍等一下，我这里马上就……”她的话说到一半，戛然而止。她看到了站在门口的肖遥，手中的纱布停在了半空中，眼睛睁大了，瞳孔微微收缩。
两人对视了片刻。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置信的沉默，只有小孩好奇地看着这两个大人。然后苏晴开口，声音中带着一种不确定的颤抖：“肖遥？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不是应该在省城吗？”
肖遥看着她，沉默了片刻：“我说过，我要出来走走。第一站，选了非洲。后来听说你在南苏丹，就想过来看看。”
苏晴看着他，沉默了很久。她的目光从他的脸上移到他的衣服上，又移回他的脸上，像是在确认眼前这个人是不是真实的。然后她嘴角露出了一个笑容——不是惊讶，不是疑惑，而是一种温暖的、发自内心的笑容。她放下手中的纱布，对那个小孩说了几句当地语言，示意他等一下。然后她走到他面前，看着他：“你瘦了。黑了。看起来像是吃了不少苦。”
“你也瘦了。不过气色比回国的时候好多了。”
两人对视着，然后同时笑了。那个笑容中，没有尴尬，没有隔阂，只有一种老朋友重逢时的亲切和自然。苏晴伸出手，在他的手臂上拍了一下：“既然来了，就别闲着。去洗手，帮忙。”
肖遥愣了一下：“帮忙？我什么都不会。”
“我教你。你连几千亿的公司都能管好，还学不会包扎伤口？”
肖遥看着她，沉默了片刻，然后点了点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