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在夜色里穿行,汽笛声拖着长长的尾巴,被风撕成了碎片。

  郑耀先靠在硬皮座椅上,看着窗外一晃而过的电线杆。包厢里灯光昏黄,桌上摆着两杯凉透了的茶,茶叶沉在杯底,像两只不肯闭上的眼睛。

  对面坐着的人,是戴笠。

  一路上戴笠没怎么说话,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着的雪茄,翻来覆去地看一份盖了骑缝章的文件。郑耀先注意到他翻页的速度很慢,但眼珠子一直没动——他不是在看文件,他是在想事情。

  火车过了昆山站之后,他忽然开口了。

  “耀先。”

  “处座。”

  “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南京吗?”

  “属下不知道。处座让去,属下就去。”

  这句话不卑不亢。既没有表现得太急切,也没有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

  戴笠似乎满意这个回答,把雪茄从嘴里拿出来,在手指间转了两圈。

  “有个人,想搞死我。”

  郑耀先没动。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调查科的陈崇光。”戴笠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这个老东西手里攥着一份材料,是特务处在上海期间私设刑场、截留军饷的证据。东西不多,但每一条都扎在要害上。一旦递到上面去,整个特务处都得被清盘。”

  他说到“清盘”两个字的时候,右手食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

  “我死没关系,咱们特务处这么多弟兄,可就全都被连累了。”

  郑耀先端起桌上的冷茶喝了一口,没接话。

  这种话不需要接。因为接下来的内容,才是真正的要害。

  果然——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郑耀先放下茶杯,想了两秒。

  “处座的意思是——让这份材料消失?”

  “材料不重要。”戴笠把文件合上,声音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阴冷,“拿材料的人得闭嘴。永远闭嘴。”

  包厢里安静了几秒。

  火车轮子碾过铁轨接缝的咣当声,一下一下地砸在寂静里。像一颗巨大的心脏在跳动。

  “而且——”戴笠又加了一句,“不能有任何证据指向特务处。最好是……天灾人祸,意外身故。上头查不到咱们头上。”

  郑耀先的脑子在飞速运转。

  他看了一眼戴笠。这个人此刻的表情不像是在下命令,倒像是一个赌徒在把最后的筹码推上赌桌——赌的是郑耀先这把刀够不够快,够不够狠。

  “处座,有一件事我得确认。”

  “说。”

  “陈崇光那份材料,有副本吗?”

  戴笠眯了一下眼。

  “好问题。”他说,“我查过了,只有一份原件。陈崇光这个人疑心病重,连自己的秘书都不让碰。他把东西锁在一个带暗格的手提箱里,走到哪带到哪。”

  “那就是说——人没了,东西也就没了。”

  “对。所以你只管办人,别管找东西。箱子自然会落到我手上。”

  郑耀先点了点头,没再追问。

  这是他进入特务处以来,第一次被委派一件可以用“托命”来形容的任务。戴笠让他杀人。不是杀日本间谍,不是杀地下党,而是杀一个调查科的高级委员——国民政府系统内部的自己人。

  这意味着两件事。

  第一,戴笠对他的信任已经到了一个全新的层级。

  第二,这件事一旦办成,他和戴笠之间就有了一个谁也说不出口的秘密。这个秘密既是锁链,也是护甲。

  “处座,陈崇光这个人,我不认识。”郑耀先的声音平稳,“能不能给我看看他的档案?”

  戴笠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个牛皮纸袋,扔在了桌上。

  “拿去。到了南京自己找地方住,三天之内把事情办了。人手不给你——你一个人干,越干净越好。”

  “明白。”

  “事成之后来找我。我给你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戴笠笑了笑,没回答。那笑容在昏黄的灯光下有几分意味深长,像是在说——等你活着回来再说。

  火车在深夜驶入了南京下关车站。

  站台上没什么人。几盏昏暗的路灯在江边飘来的雾气里发着模糊的光,远处传来长江上轮船沉闷的汽笛声。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铁锈味,是从铁轨上蒸腾起来的。

  郑耀先提着一个旧皮箱走下车厢。

  戴笠的副官已经在站台上等着了。一个三十出头的精瘦男人,穿着灰色中山装,递过来一把车钥匙和一个信封。

  “郑组长,处座让我告诉您——住处已经安排好了,在鼓楼附近的一间旅馆。信封里是这几天的活动经费。”

  “处座呢?”

  “处座另有安排,你们从现在起不走一条路。”副官的表情很淡,说完就转身走了,连头都没回。

  行。

  郑耀先把皮箱往肩上一搭,独自走进了南京的夜色。

  这座城市和上海完全不同。

  上海是码头上的浪荡子,再脏再乱都透着一股蛮横的生命力。南京不一样。南京是朝堂上的老臣,处处端着架子,一板一眼,连夜晚的空气都带着一股子发霉的威严。

  中山大道两侧的法国梧桐光秃秃的,树干上刷着白石灰,像一排排穿了丧服的沉默卫兵。路边每隔几十米就有一个宪兵岗亭,哨兵的钢盔在路灯下泛着冷光,刺刀锃亮。

  郑耀先走过两个路口,在一个报亭前停了一下,用余光扫了一圈——没有尾巴。

  他继续走。

  鼓楼附近的那间旅馆叫“兴华旅社”,门脸不大,挤在两间绸缎庄中间,门口挂着一盏脏兮兮的白灯笼。掌柜是个驼背老头,看了一眼他的证件,什么也没多问,领他上了二楼拐角的一间房。

  房间很小。一张硬板床,一张书桌,一盏台灯。窗户正对着一条窄巷,巷子对面是一堵高墙,墙头拉着铁丝网。

  郑耀先把门闩上,拉好窗帘,才打开了那个牛皮纸袋。

  一份详细的个人档案。

  陈崇光,五十三岁,浙江绍兴人。党务调查科高级委员,在南京政界经营了十几年。早年追随CC系骨干,后来自立山头,在调查科内部也算一方诸侯。

  嗜酒,好排场,极度好面子。

  但做事极其谨慎。身边长期配备十二名贴身保镖,全是从浙江老家带来的退伍老兵,忠心耿耿,跟了他十几年。

  郑耀先一页一页地翻。照片上的陈崇光是个微胖的中年人,穿着考究的西装,梳着一丝不苟的大背头,嘴角挂着一种居高临下的笑容。

  翻到最后一页,他看到了一条用红笔圈出来的信息——

  三天后,陈崇光将在国民政府招待所举办私人宴会,广邀各方宾客。宾客名单很长,数名政府要员、几位金融界名流,以及——日本驻南京公使馆的一名武官。

  郑耀先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

  一个调查科的高级委员请日本武官吃饭。

  这本身就值得玩味。

  但他现在没工夫想这件事背后的政治含义。他在意的是另一个细节:宴会地点是国民政府招待所的大宴会厅。

  招待所是公家场所,安保归宪兵司令部管。陈崇光自己的十二个保镖不能全部带进去——最多进两三个,其余的得留在外面的车上。

  这是一个缺口。

  但还不够大。

  他需要亲眼看看那个宴会厅。

  郑耀先把档案收进皮箱夹层里,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点上。

  劣质烟丝的味道在狭小的房间里弥漫开来。烟雾在台灯的光晕中慢慢升起来,绕了两个圈,被窗缝里漏进来的风吹散了。

  他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所有的可能性。

  枪杀——太明显。在国民政府招待所里开枪,等同于当场自杀。

  下毒——陈崇光是老狐狸,出身调查科,吃饭喝酒有人试菜试酒。基本不可能。

  制造车祸——陈崇光出行不规律,保镖的车始终跟前跟后,没有独立作案的窗口。

  那就只剩一条路了。

  让他死在一件“谁都怪不着”的事情上。

  一场事故。一场精心设计的、看起来毫无人为痕迹的事故。

  郑耀先掐灭了烟头,从皮箱里翻出一张白纸和一支铅笔。他趴在书桌上,开始画宴会厅的假设平面图——根据他对国民政府系统公共建筑的了解,大宴会厅的标准布局可以推断个八九不离十。

  入口。走廊。宴会大厅。演讲台。后台通道。厨房。

  他的笔尖在“演讲台”三个字上停了一下。

  陈崇光好面子,好排场。这种人办宴会,一定会亲自上台致辞——那是他炫耀人脉和地位的高光时刻,不可能让别人代劳。

  演讲台上会有什么?

  麦克风。

  郑耀先在“麦克风”旁边画了一个圈,又在旁边写了两个字——电路。

  窗外,南京城的最后一趟有轨电车发出了尖锐的刹车声,然后一切归于寂静。

  郑耀先关了台灯,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一条细细的裂缝。

  明天一早,他得去招待所附近转转。看看那个宴会厅到底长什么样,电路怎么走,后台有几个出口。

  三天时间。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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