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从凌晨就开始下了，到了上午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法租界的霞飞路上铺着湿漉漉的梧桐叶，黄包车的轮子碾过去发出沙沙的声响。路边的咖啡馆和面包房照常营业着，橱窗里透出暖黄色的灯光，跟外面灰蒙蒙的天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果不是远处隐约传来的炮声，你几乎会忘记这座城市正在打仗。
特务处的临时据点设在法租界边缘一栋不起眼的石库门房子里。二楼的窗户被报纸糊得严严实实，一楼的门面上挂着“周记裁缝铺”的招牌。
郑耀先坐在二楼的阁楼里，面前的桌子上摊着一封信。
那是程真儿的密信，从法租界的一个邮政信箱里转过来的。信封上写着一个虚构的收件人名字，但信纸的右下角有一个极小的、用铅笔画的半圆形记号，
这是风筝谍网的通信标识。
郑耀先把信纸展开，上面只有三行字，看起来是一封普通的家信，大意是“姐姐身体已经恢复，可以正常上班了，家附近最近很安静，没有什么闲人”。
翻译成谍报语言就是：程真儿洗胃后已经康复，重新回到贝当路咖啡馆工作，周边目前没有发现日伪特务的监视活动。
郑耀先把信看了两遍，然后用火柴点燃了，看着信纸在铝制烟灰缸里慢慢化成一团黑色的灰烬。
她平安就好。
这几个字在他脑子里转了一圈，但他没有让它们停留太久。
楼下传来了一阵叮叮当当的声响，那是赵简之在用煤油炉煮稀饭。战时的法租界物资紧缺，大米涨到了六块钱一斤，他们这些人已经好几天没有吃过像样的饭了。
郑耀先走下楼去，赵简之正蹲在炉子前面搅粥，旁边放着几个搪瓷缸子和一小碟切得极薄的咸萝卜干。
“就这些了？”郑耀先拉了一把凳子坐下来。
“六哥，你是不知道外面的行情。”赵简之头也不抬地说，“霞飞路上的法国面包铺已经关了三家了，剩下的那几家一个小面包要两毛五。菜市场里的青菜卖到了五分钱一根，鸡蛋一块钱两个。咱们据点里存的那点大米，撑不过三天了。”
“打仗嘛，物价涨是正常的。”郑耀先端起一碗清粥喝了一口，淡而无味，只有一股子糊锅底的焦香。
赵简之盛了一碗粥递给他，自己也盛了一碗，两个人蹲在煤油炉旁边默默地喝。咸萝卜干只有薄薄一碟，郑耀先夹了一片放进嘴里嚼了嚼，咸得发苦，但聊胜于无。
“不光是物价。”赵简之叹了口气，用筷子在粥碗里搅了搅，“法租界外面每天都有大量的难民涌进来，租界工部局已经在考虑限制入境人数了。昨天我去菜市场，亲眼看到一家三口被堵在马路上，小孩饿得直哭，当娘的把身上最后一件银镯子摘下来换了半斤红薯。外面的闸北和虹口已经打成了废墟，连条完整的马路都找不到了。”
郑耀先没有接话，他知道这些。淞沪会战已经打了快半个月了，中日双方在闸北、虹口一带投入了几十万兵力，街道被反复争夺了无数遍，那些曾经繁华的商铺、戏院、茶楼，现在全部变成了弹坑和焦土。
“前线怎么样了？”他问。
“不太好。”赵简之摇了摇头，“昨天听无线电里说，日军又增兵了一个师团，从川沙方向登陆，准备包抄我们的防线。88师的一个营在四行仓库那边硬扛了三天三夜，打到最后只剩不到四十个人。我们的部队伤亡很大，有几个团已经打得不剩多少人了。”
“前线的弟兄们在拿命扛着。”郑耀先放下了碗，声音低沉下来，“我们在后面做的这些事，就是为了让他们少死几个人。情报准确一分，前线就能少牺牲一个连。”
赵简之没说话，默默地把碗里最后一口粥喝完了。
一时间，简陋的厨房里只剩下煤油炉燃烧的嗤嗤声和外面淅淅沥沥的雨声。
郑耀先把粥喝完了，拿起桌上的一件旧风衣穿上，又从钉子上取下一把黑色的雨伞。
“我出去一趟。”
赵简之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没有问去哪里。六哥要去哪儿从来不需要汇报，也没有人敢问。
郑耀先撑着伞走出了石库门，沿着霞飞路往西走。
雨不大也不小，细密的雨丝打在伞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路上的行人比平时少了很多，偶尔有几辆黑色的轿车驶过，溅起一片水花。
他走了大约十五分钟，穿过了两条横马路，在一个路口拐进了贝当路。
贝当路比霞飞路安静得多。这条路两边种着高大的法国梧桐，枝叶在雨中低垂着，把整条街道笼罩在一片潮湿的绿意里。路边有几家小店铺，卖杂货的、修鞋的、裁缝的，都开着门，但生意冷清得很。
在街道的中段偏左的位置，有一家不大不小的咖啡馆。门楣上挂着一块木牌，上面用法文写着“Café de la PaiX”，下面附了中文“和平咖啡馆”。
玻璃橱窗被雨水打湿了，水珠沿着玻璃慢慢往下滑。透过模糊的水痕可以看到里面摆着几张小圆桌和藤椅，墙上挂着几幅旧画，柜台后面的架子上摆着几只白瓷咖啡杯。
一个穿着深蓝色旗袍的年轻女人正站在柜台后面，用一块白布擦拭着一只咖啡杯。她的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做一件需要全神贯注的精密工作。
是程真儿。
郑耀先没有过马路。
他站在对面的一棵梧桐树下，把伞微微侧向一边，露出半张脸来。
雨水从伞沿滴下来，在他脚边汇成一条细小的溪流，沿着马路牙子流向了路边的下水道口。
程真儿抬起头来，目光穿过被雨水模糊的玻璃橱窗，看到了对面那个撑着黑伞的人。
她的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擦杯子。
两个人隔着一条雨中的街道对视了大约五秒钟，
没有招手，没有点头，没有任何可以被第三者察觉到的信号。
只有一个极其短暂的、几乎不存在的微笑。
那微笑出现在程真儿嘴角的瞬间就消失了，快得像一滴雨水从叶片上滑落，但郑耀先看到了。
她没事，她很好，她还在那里。
郑耀先把伞转回来，遮住了自己的脸，然后他若无其事地走到了路边的一条长椅旁，坐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报纸翻了两页。
在他起身离开的时候，一个用深色防水油纸包着的小包裹被留在了长椅的扶手下方。里面是两盒消炎药和一小瓶养胃的丸药，是他托人从法租界的仁济医院弄来的。
药品包装纸的内侧用极细的铅笔写了一行小字：“近期有变，谨慎。”
程真儿会在合适的时候来取。她做事向来谨慎，绝不会在有人注意的时候动手。
郑耀先离开贝当路的时候，雨似乎下得更大了一些。他撑着伞走在法租界的老街上，身边是匆匆走过的难民、叫卖梨糖的小贩、和用法语争吵的印度巡捕。一个穿着破棉袄的老头蹲在路边，面前放着一只搪瓷碗，碗里只有几个铜板。老头看上去有六七十岁了，面色蜡黄，嘴唇干裂，眼睛里带着一种认命了的呆滞。
郑耀先走过去的时候，往碗里丢了一块银角子。老头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嘴唇哆嗦了两下想说句谢谢，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只是低下头去继续蹲着。
一个破碎的世界里，所有人都在各自挣扎着活下去。
他拐过一个街角，在一个卖烤红薯的摊子前面停了一下。摊子的主人是个四十来岁的妇人，围着一条脏兮兮的围裙，手上满是煤灰。炉子上烤着七八个红薯，散发出一股甜腻腻的焦香。
“来一个。”郑耀先掏出两个铜板放在摊上。
妇人用荷叶包了一个递给他。他接过来捧在手心里，热乎乎的，像是捧着一团小小的火焰。
他没有吃。他边走边把红薯放进了风衣的内口袋里。
他在心里默默算了一下，上一次和程真儿真正面对面说话，已经是快两个月前的事了。在那之前，他们只通过暗号、密信和死信箱保持着最低限度的联络。
两个月。
对于普通人来说，两个月可能只是一段不长不短的时光，但对于他们这种人来说，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每一次隔街相望，都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
他不敢想太多。
一个合格的卧底，不应该有太多的私人情感，但他又没办法完全把那些东西从心里剔除干净。它们像是扎进肉里的碎玻璃，你不去碰它就不疼，但你知道它一直在那里。
刚才她看他那一眼里的神色，他读得懂。那不是一个普通女人看一个普通男人的眼神，那是一个特工看另一个特工的眼神，里面有确认、有关切、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坚定。
她在告诉他：我还在坚守。你也是。
回到特务处据点的时候，宋孝安正在门口等他，手里攥着一张刚解码的电报纸，脸色有些难看。
“六哥，南京来的加急密电。”
郑耀先接过电报纸，展开一看。
电文很短，只有两行：
“查：近日我军闸北炮兵阵地连续遭敌精确轰炸，损失惨重。疑有内奸提供坐标。着上海区三日内查明，务必揪出泄密渠道。”
落款是戴笠亲笔签发的代号。
三日内。
三万两黄金刚刚送走，水产行的烂摊子还没有彻底清理干净，井上清一郎还在外面虎视眈眈，现在又来了一桩前线泄密案。
郑耀先把电报纸折了两折塞进口袋里，抬头看了一眼阴沉的天空。
雨还在下，而且越下越大了。
“走吧。”他对宋孝安说，“把电讯室的高洪桥叫上，我们去听听日本人的无线电。”
法租界的霞飞路上铺着湿漉漉的梧桐叶，黄包车的轮子碾过去发出沙沙的声响。路边的咖啡馆和面包房照常营业着，橱窗里透出暖黄色的灯光，跟外面灰蒙蒙的天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果不是远处隐约传来的炮声，你几乎会忘记这座城市正在打仗。
特务处的临时据点设在法租界边缘一栋不起眼的石库门房子里。二楼的窗户被报纸糊得严严实实，一楼的门面上挂着“周记裁缝铺”的招牌。
郑耀先坐在二楼的阁楼里，面前的桌子上摊着一封信。
那是程真儿的密信，从法租界的一个邮政信箱里转过来的。信封上写着一个虚构的收件人名字，但信纸的右下角有一个极小的、用铅笔画的半圆形记号，
这是风筝谍网的通信标识。
郑耀先把信纸展开，上面只有三行字，看起来是一封普通的家信，大意是“姐姐身体已经恢复，可以正常上班了，家附近最近很安静，没有什么闲人”。
翻译成谍报语言就是：程真儿洗胃后已经康复，重新回到贝当路咖啡馆工作，周边目前没有发现日伪特务的监视活动。
郑耀先把信看了两遍，然后用火柴点燃了，看着信纸在铝制烟灰缸里慢慢化成一团黑色的灰烬。
她平安就好。
这几个字在他脑子里转了一圈，但他没有让它们停留太久。
楼下传来了一阵叮叮当当的声响，那是赵简之在用煤油炉煮稀饭。战时的法租界物资紧缺，大米涨到了六块钱一斤，他们这些人已经好几天没有吃过像样的饭了。
郑耀先走下楼去，赵简之正蹲在炉子前面搅粥，旁边放着几个搪瓷缸子和一小碟切得极薄的咸萝卜干。
“就这些了？”郑耀先拉了一把凳子坐下来。
“六哥，你是不知道外面的行情。”赵简之头也不抬地说，“霞飞路上的法国面包铺已经关了三家了，剩下的那几家一个小面包要两毛五。菜市场里的青菜卖到了五分钱一根，鸡蛋一块钱两个。咱们据点里存的那点大米，撑不过三天了。”
“打仗嘛，物价涨是正常的。”郑耀先端起一碗清粥喝了一口，淡而无味，只有一股子糊锅底的焦香。
赵简之盛了一碗粥递给他，自己也盛了一碗，两个人蹲在煤油炉旁边默默地喝。咸萝卜干只有薄薄一碟，郑耀先夹了一片放进嘴里嚼了嚼，咸得发苦，但聊胜于无。
“不光是物价。”赵简之叹了口气，用筷子在粥碗里搅了搅，“法租界外面每天都有大量的难民涌进来，租界工部局已经在考虑限制入境人数了。昨天我去菜市场，亲眼看到一家三口被堵在马路上，小孩饿得直哭，当娘的把身上最后一件银镯子摘下来换了半斤红薯。外面的闸北和虹口已经打成了废墟，连条完整的马路都找不到了。”
郑耀先没有接话，他知道这些。淞沪会战已经打了快半个月了，中日双方在闸北、虹口一带投入了几十万兵力，街道被反复争夺了无数遍，那些曾经繁华的商铺、戏院、茶楼，现在全部变成了弹坑和焦土。
“前线怎么样了？”他问。
“不太好。”赵简之摇了摇头，“昨天听无线电里说，日军又增兵了一个师团，从川沙方向登陆，准备包抄我们的防线。88师的一个营在四行仓库那边硬扛了三天三夜，打到最后只剩不到四十个人。我们的部队伤亡很大，有几个团已经打得不剩多少人了。”
“前线的弟兄们在拿命扛着。”郑耀先放下了碗，声音低沉下来，“我们在后面做的这些事，就是为了让他们少死几个人。情报准确一分，前线就能少牺牲一个连。”
赵简之没说话，默默地把碗里最后一口粥喝完了。
一时间，简陋的厨房里只剩下煤油炉燃烧的嗤嗤声和外面淅淅沥沥的雨声。
郑耀先把粥喝完了，拿起桌上的一件旧风衣穿上，又从钉子上取下一把黑色的雨伞。
“我出去一趟。”
赵简之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没有问去哪里。六哥要去哪儿从来不需要汇报，也没有人敢问。
郑耀先撑着伞走出了石库门，沿着霞飞路往西走。
雨不大也不小，细密的雨丝打在伞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路上的行人比平时少了很多，偶尔有几辆黑色的轿车驶过，溅起一片水花。
他走了大约十五分钟，穿过了两条横马路，在一个路口拐进了贝当路。
贝当路比霞飞路安静得多。这条路两边种着高大的法国梧桐，枝叶在雨中低垂着，把整条街道笼罩在一片潮湿的绿意里。路边有几家小店铺，卖杂货的、修鞋的、裁缝的，都开着门，但生意冷清得很。
在街道的中段偏左的位置，有一家不大不小的咖啡馆。门楣上挂着一块木牌，上面用法文写着“Café de la PaiX”，下面附了中文“和平咖啡馆”。
玻璃橱窗被雨水打湿了，水珠沿着玻璃慢慢往下滑。透过模糊的水痕可以看到里面摆着几张小圆桌和藤椅，墙上挂着几幅旧画，柜台后面的架子上摆着几只白瓷咖啡杯。
一个穿着深蓝色旗袍的年轻女人正站在柜台后面，用一块白布擦拭着一只咖啡杯。她的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做一件需要全神贯注的精密工作。
是程真儿。
郑耀先没有过马路。
他站在对面的一棵梧桐树下，把伞微微侧向一边，露出半张脸来。
雨水从伞沿滴下来，在他脚边汇成一条细小的溪流，沿着马路牙子流向了路边的下水道口。
程真儿抬起头来，目光穿过被雨水模糊的玻璃橱窗，看到了对面那个撑着黑伞的人。
她的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擦杯子。
两个人隔着一条雨中的街道对视了大约五秒钟，
没有招手，没有点头，没有任何可以被第三者察觉到的信号。
只有一个极其短暂的、几乎不存在的微笑。
那微笑出现在程真儿嘴角的瞬间就消失了，快得像一滴雨水从叶片上滑落，但郑耀先看到了。
她没事，她很好，她还在那里。
郑耀先把伞转回来，遮住了自己的脸，然后他若无其事地走到了路边的一条长椅旁，坐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报纸翻了两页。
在他起身离开的时候，一个用深色防水油纸包着的小包裹被留在了长椅的扶手下方。里面是两盒消炎药和一小瓶养胃的丸药，是他托人从法租界的仁济医院弄来的。
药品包装纸的内侧用极细的铅笔写了一行小字：“近期有变，谨慎。”
程真儿会在合适的时候来取。她做事向来谨慎，绝不会在有人注意的时候动手。
郑耀先离开贝当路的时候，雨似乎下得更大了一些。他撑着伞走在法租界的老街上，身边是匆匆走过的难民、叫卖梨糖的小贩、和用法语争吵的印度巡捕。一个穿着破棉袄的老头蹲在路边，面前放着一只搪瓷碗，碗里只有几个铜板。老头看上去有六七十岁了，面色蜡黄，嘴唇干裂，眼睛里带着一种认命了的呆滞。
郑耀先走过去的时候，往碗里丢了一块银角子。老头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嘴唇哆嗦了两下想说句谢谢，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只是低下头去继续蹲着。
一个破碎的世界里，所有人都在各自挣扎着活下去。
他拐过一个街角，在一个卖烤红薯的摊子前面停了一下。摊子的主人是个四十来岁的妇人，围着一条脏兮兮的围裙，手上满是煤灰。炉子上烤着七八个红薯，散发出一股甜腻腻的焦香。
“来一个。”郑耀先掏出两个铜板放在摊上。
妇人用荷叶包了一个递给他。他接过来捧在手心里，热乎乎的，像是捧着一团小小的火焰。
他没有吃。他边走边把红薯放进了风衣的内口袋里。
他在心里默默算了一下，上一次和程真儿真正面对面说话，已经是快两个月前的事了。在那之前，他们只通过暗号、密信和死信箱保持着最低限度的联络。
两个月。
对于普通人来说，两个月可能只是一段不长不短的时光，但对于他们这种人来说，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每一次隔街相望，都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
他不敢想太多。
一个合格的卧底，不应该有太多的私人情感，但他又没办法完全把那些东西从心里剔除干净。它们像是扎进肉里的碎玻璃，你不去碰它就不疼，但你知道它一直在那里。
刚才她看他那一眼里的神色，他读得懂。那不是一个普通女人看一个普通男人的眼神，那是一个特工看另一个特工的眼神，里面有确认、有关切、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坚定。
她在告诉他：我还在坚守。你也是。
回到特务处据点的时候，宋孝安正在门口等他，手里攥着一张刚解码的电报纸，脸色有些难看。
“六哥，南京来的加急密电。”
郑耀先接过电报纸，展开一看。
电文很短，只有两行：
“查：近日我军闸北炮兵阵地连续遭敌精确轰炸，损失惨重。疑有内奸提供坐标。着上海区三日内查明，务必揪出泄密渠道。”
落款是戴笠亲笔签发的代号。
三日内。
三万两黄金刚刚送走，水产行的烂摊子还没有彻底清理干净，井上清一郎还在外面虎视眈眈，现在又来了一桩前线泄密案。
郑耀先把电报纸折了两折塞进口袋里，抬头看了一眼阴沉的天空。
雨还在下，而且越下越大了。
“走吧。”他对宋孝安说，“把电讯室的高洪桥叫上，我们去听听日本人的无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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