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站二楼办公室的窗纸被晨雾糊得发白，桌上一尺多高的人事档案把郑耀先面前的光挡去了一半。
钟刚敲过八点，这个十二月十九日的早晨，就从三十一个名字开始。
陈国华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份名单，上面写着三十一个名字。
“六哥，人都到齐了，在院子里候着呢。”
“一个一个叫进来，”郑耀先翻开了最上面那份档案，扫了一眼照片，“从资历最浅的开始。”
第一个进来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行动组的普通组员，姓李，湖北黄冈人，去年刚从南京特训班分过来的。小伙子进门的时候腿有点发软，站在桌前连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坐，别站着。”郑耀先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语气跟街坊邻居拉家常似的，“黄冈人？我有个朋友也是黄冈的，你们那边的豆皮是不是全湖北最好吃的？”
小伙子一愣，没想到新来的长官第一句话聊的是豆皮，紧绷的肩膀松了下来：“是……是挺好吃的，不过我觉得武昌这边的热干面也不差。”
“热干面那是武汉的招牌，”郑耀先笑了笑，随手翻着档案，像是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你是去年三月来的武汉站？”
“是四月，”小伙子脱口纠正，“三月还在南京受训呢。”
郑耀先点了点头，在档案页边上用铅笔轻轻画了个勾。档案上写的确实是四月，他故意说错了一个月，这小伙子毫不犹豫地纠正了，说明他对自己的履历记得很清楚，而且没有任何迟疑。
一个诚实的年轻人。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是诚实的。
第二个进来的是情报分析科的老档案员，姓周，四十多岁，一进门就规规矩矩地行了个礼，坐下之后双手搁在膝盖上，腰板挺得笔直。郑耀先跟他聊了几句南京的事，老周眼眶就红了，说家里人还在沦陷区，不知道是死是活。说到一半声音哽住了，扭过头去擦了擦眼睛。
郑耀先给他倒了杯茶，没有继续追问。
第五个进来的是个矮胖的中年人，后勤庶务科的，姓赵，一坐下就开始诉苦，说武汉站的经费拨得太少，冬天的棉被不够，煤球也紧张，弟兄们晚上睡觉冻得直哆嗦。郑耀先听完笑了笑，问他：“你在武汉站干了多久了？”矮胖子说两年半。郑耀先又问：“你之前在哪个站？”矮胖子说在长沙。郑耀先点点头，故意又补了一句：“长沙站那边是赵副站长带的队吧？”矮胖子摆了摆手：“不是姓赵，是姓孟，孟副站长。”
纠正得很快，没有犹豫，没有回避。一个脑子里装着柴米油盐的后勤老兵，不太可能是日本人的棋子。
到下午的时候，郑耀先已经谈了二十多个人了。刘大牛端了一碗面条进来，他三口两口扒完，继续叫下一个。
有些人让他花了十分钟就打发了，有些人他足足聊了半个小时。有些人进门的时候眼神闪躲，聊了几句之后放松下来，原来只是怕新长官发脾气；有些人一进门就满脸堆笑，话说得又快又滑溜，像是在背台词。
每个人进来之前，他都会花两分钟快速翻看档案，记住几个关键数据，然后在谈话中故意说错一两个细节。有些人会纠正他，有些人不会，有些人纠正的时候眼神会飘，有些人会下意识地摸鼻子或者摸耳朵。
三十一个人谈完，郑耀先让陈国华把门关上，自己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后面，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白纸，在上面画了三个圈。
第一个圈里写了两个字：孙斌。
电讯科报务员，二十六岁，江苏人。档案里写他“工作态度端正，从不请假调班”，但郑耀先在跟电讯科另一个报务员聊天时，对方无意中提到孙斌在周站长出事那天恰好调了班，没有参加当晚的行动。一个“从不调班”的人偏偏在出事那天调了班，这件事没有人觉得不对劲，因为谁都没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
但郑耀先联系到了。
第二个圈里写的是钱有根。
外勤组长，三十二岁，安徽人，在武汉站干了三年，算是老资格。郑耀先跟他聊天的时候，这人说话条理清楚，回答问题滴水不漏，但有一个小动作引起了郑耀先的注意：他在回答“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这个问题的时候，左手不自觉地摸了三次耳垂。
频繁触摸耳垂，是心理学上典型的不安暗示。这个人在撒谎，或者至少在隐瞒什么。
第三个圈里写的是马文龙。
副站长，三十一岁，浙江人。他是最后一个进办公室的，进门的时候还端了两杯茶，一杯放在郑耀先面前，一杯自己端着。坐下之后架起二郎腿，姿态松弛得像是来串门的老朋友。
“郑长官辛苦了，一天谈三十个人，嗓子怕是要冒烟了。”马文龙笑着开了口。
郑耀先接过茶，没有立刻喝，而是问了他一个看似随意的问题：“周站长出事那天晚上的情况，你跟我说说。”
马文龙放下茶杯，正了正身子，开始讲述。他的叙述条理极其清晰，从当晚行动的出发时间、路线、分组，到周站长中枪的角度、子弹口径、送医的时间精确到几点几分，每一个环节都讲得详详细细，甚至连中枪后周站长身边谁先喊的“快叫车”都说得出来。
郑耀先一边听一边点头，面上没有任何异样，但心里已经在打鼓了。
马文龙讲完之后，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目光平静地看着郑耀先：“大致就是这样，郑长官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没了，辛苦你了。”郑耀先笑了笑，送他出了门。
门关上的那一刻，郑耀先脸上的笑容消失了。马文龙的叙述太完美了，完美到了不正常的程度。他当晚在站部值班，没有参加行动，这些细节是怎么知道的？事后听同事转述？不可能，转述的消息不可能精确到分钟。写了详细报告？但郑耀先查过，那天晚上的行动报告只有三百多字，远不及马文龙刚才描述的十分之一。
唯一的解释是：他当时就在现场，或者有人在现场给他做了极其详细的实时汇报。
无论是哪一种，都跟档案上的记录对不上。
郑耀先拿着那张画了三个圈的白纸看了很久，然后把它折起来，放进了大衣内袋里。
晚上九点，院子里的灯都熄了，只有电讯室还亮着。郑耀先站在二楼走廊的窗户前，看着院子里那几棵光秃秃的梧桐树，抽了两根烟。
然后他回到办公室，把陈国华叫了进来。
“从明天开始，你不用跟着我了。”
陈国华一怔：“六哥？”
“我给你安排个新差事，”郑耀先坐在桌子后面，声音压得很低，“你以‘适应新环境’的名义在站里各处转转，看看电讯室的进出记录，记清楚什么人、什么时间进去、什么时间出来。”
“另外，”他顿了一下，“每天下午六点到八点这个时间段，你盯着大院的后门和侧门，看看有没有人出去，出去了多久回来。”
陈国华想了一下：“为什么是六点到八点？”
“因为最近三次行动情报走漏，全都发生在下午碰头会之后。碰头会一般四点半结束，消息从站里传出去再传到日本人手里，中间不会超过两个小时。”郑耀先的目光沉了下来，“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在碰头会后把消息带出去，他必须在六点到八点之间完成这个动作。”
陈国华的脸色变了：“六哥，你怀疑站里有人……”
“我不怀疑，”郑耀先打断他，“我确定。”
陈国华走后，郑耀先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又待了两个小时。
他把桌上那一尺多高的情报档案重新翻了一遍，这次不是看内容，而是看日期和备注。煤油灯的光线不好，他把灯芯拨高了一点，逐页翻看。
三次行动失败的详细报告，他已经看过两遍了。第一次抓捕汉口法租界边上一个日方联络站，扑了个空；第二次跟踪一名疑似日方情报员到武昌火车站，对方提前两站下了车，消失在人群里；第三次在汉阳围堵一个偷运军用物资的地下通道，到了之后发现通道已经被水泥封死了，显然对方早就得到了消息。
三次行动，三次落空，方式不同，时间不同，但郑耀先盯着报告上的日期看了很久之后，忽然注意到了一个被所有人忽略的共同点。
他翻到第一份报告的首页，找到了行动部署的记录：“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碰头会口头部署”。
第二份：“十二月三日下午碰头会口头通报”。
第三份：“十二月九日下午碰头会口头传达”。
三次行动的目标地址，全部都是在碰头会上以口头方式传达的。没有书面文件，没有通过电报发送，就是周站长在碰头会上当面说的。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泄密者不是破译了电报，也不是偷看了文件，而是亲耳听到了碰头会上的内容。
能参加碰头会的人，全站一共七个：站长周铁生，副站长马文龙，行动组长，外勤组长钱有根，情报分析科科长，电讯科科长，还有负责记录的文书。
郑耀先从大衣口袋里掏出那张白纸，展开，在三个圈的外面又画了一个更大的圈，把七个名字全写了进去。然后他拿着这张纸对着煤油灯看了很久，灯火在他眼底跳动，像是两团不安分的鬼火。
七个人，三个已经在他的嫌疑名单上了。
剩下四个里面，有两个是跟周站长一起从南京调来的老人，还有一个是本地招募的情报分析科科长，最后一个是碰头会上负责做记录的文书。
文书是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姓陶，今天下午约谈的时候紧张得手心全是汗，但那种紧张更像是小年轻见大领导时的本能反应，不像是心里有鬼的那种慌。当然，这不能作为排除嫌疑的依据。
郑耀先把那张白纸折好，塞回了大衣口袋里，然后灭了灯。
黑暗中他睁着眼睛，听着院子外面武昌城夜晚的声音。远处有野狗在叫，电讯室的发报机嘀嘀嗒嗒响个不停，偶尔能听到江面上传来轮船的汽笛声，沉闷而悠长。十二月的武汉夜里冷得刺骨，冷风从窗缝里钻进来，他裹紧了大衣，却没有合眼。
七个人里藏着一条蛇，这条蛇连着一张更大的网。
他得一层一层地剥。
钟刚敲过八点，这个十二月十九日的早晨，就从三十一个名字开始。
陈国华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份名单，上面写着三十一个名字。
“六哥，人都到齐了，在院子里候着呢。”
“一个一个叫进来，”郑耀先翻开了最上面那份档案，扫了一眼照片，“从资历最浅的开始。”
第一个进来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行动组的普通组员，姓李，湖北黄冈人，去年刚从南京特训班分过来的。小伙子进门的时候腿有点发软，站在桌前连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坐，别站着。”郑耀先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语气跟街坊邻居拉家常似的，“黄冈人？我有个朋友也是黄冈的，你们那边的豆皮是不是全湖北最好吃的？”
小伙子一愣，没想到新来的长官第一句话聊的是豆皮，紧绷的肩膀松了下来：“是……是挺好吃的，不过我觉得武昌这边的热干面也不差。”
“热干面那是武汉的招牌，”郑耀先笑了笑，随手翻着档案，像是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你是去年三月来的武汉站？”
“是四月，”小伙子脱口纠正，“三月还在南京受训呢。”
郑耀先点了点头，在档案页边上用铅笔轻轻画了个勾。档案上写的确实是四月，他故意说错了一个月，这小伙子毫不犹豫地纠正了，说明他对自己的履历记得很清楚，而且没有任何迟疑。
一个诚实的年轻人。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是诚实的。
第二个进来的是情报分析科的老档案员，姓周，四十多岁，一进门就规规矩矩地行了个礼，坐下之后双手搁在膝盖上，腰板挺得笔直。郑耀先跟他聊了几句南京的事，老周眼眶就红了，说家里人还在沦陷区，不知道是死是活。说到一半声音哽住了，扭过头去擦了擦眼睛。
郑耀先给他倒了杯茶，没有继续追问。
第五个进来的是个矮胖的中年人，后勤庶务科的，姓赵，一坐下就开始诉苦，说武汉站的经费拨得太少，冬天的棉被不够，煤球也紧张，弟兄们晚上睡觉冻得直哆嗦。郑耀先听完笑了笑，问他：“你在武汉站干了多久了？”矮胖子说两年半。郑耀先又问：“你之前在哪个站？”矮胖子说在长沙。郑耀先点点头，故意又补了一句：“长沙站那边是赵副站长带的队吧？”矮胖子摆了摆手：“不是姓赵，是姓孟，孟副站长。”
纠正得很快，没有犹豫，没有回避。一个脑子里装着柴米油盐的后勤老兵，不太可能是日本人的棋子。
到下午的时候，郑耀先已经谈了二十多个人了。刘大牛端了一碗面条进来，他三口两口扒完，继续叫下一个。
有些人让他花了十分钟就打发了，有些人他足足聊了半个小时。有些人进门的时候眼神闪躲，聊了几句之后放松下来，原来只是怕新长官发脾气；有些人一进门就满脸堆笑，话说得又快又滑溜，像是在背台词。
每个人进来之前，他都会花两分钟快速翻看档案，记住几个关键数据，然后在谈话中故意说错一两个细节。有些人会纠正他，有些人不会，有些人纠正的时候眼神会飘，有些人会下意识地摸鼻子或者摸耳朵。
三十一个人谈完，郑耀先让陈国华把门关上，自己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后面，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白纸，在上面画了三个圈。
第一个圈里写了两个字：孙斌。
电讯科报务员，二十六岁，江苏人。档案里写他“工作态度端正，从不请假调班”，但郑耀先在跟电讯科另一个报务员聊天时，对方无意中提到孙斌在周站长出事那天恰好调了班，没有参加当晚的行动。一个“从不调班”的人偏偏在出事那天调了班，这件事没有人觉得不对劲，因为谁都没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
但郑耀先联系到了。
第二个圈里写的是钱有根。
外勤组长，三十二岁，安徽人，在武汉站干了三年，算是老资格。郑耀先跟他聊天的时候，这人说话条理清楚，回答问题滴水不漏，但有一个小动作引起了郑耀先的注意：他在回答“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这个问题的时候，左手不自觉地摸了三次耳垂。
频繁触摸耳垂，是心理学上典型的不安暗示。这个人在撒谎，或者至少在隐瞒什么。
第三个圈里写的是马文龙。
副站长，三十一岁，浙江人。他是最后一个进办公室的，进门的时候还端了两杯茶，一杯放在郑耀先面前，一杯自己端着。坐下之后架起二郎腿，姿态松弛得像是来串门的老朋友。
“郑长官辛苦了，一天谈三十个人，嗓子怕是要冒烟了。”马文龙笑着开了口。
郑耀先接过茶，没有立刻喝，而是问了他一个看似随意的问题：“周站长出事那天晚上的情况，你跟我说说。”
马文龙放下茶杯，正了正身子，开始讲述。他的叙述条理极其清晰，从当晚行动的出发时间、路线、分组，到周站长中枪的角度、子弹口径、送医的时间精确到几点几分，每一个环节都讲得详详细细，甚至连中枪后周站长身边谁先喊的“快叫车”都说得出来。
郑耀先一边听一边点头，面上没有任何异样，但心里已经在打鼓了。
马文龙讲完之后，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目光平静地看着郑耀先：“大致就是这样，郑长官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没了，辛苦你了。”郑耀先笑了笑，送他出了门。
门关上的那一刻，郑耀先脸上的笑容消失了。马文龙的叙述太完美了，完美到了不正常的程度。他当晚在站部值班，没有参加行动，这些细节是怎么知道的？事后听同事转述？不可能，转述的消息不可能精确到分钟。写了详细报告？但郑耀先查过，那天晚上的行动报告只有三百多字，远不及马文龙刚才描述的十分之一。
唯一的解释是：他当时就在现场，或者有人在现场给他做了极其详细的实时汇报。
无论是哪一种，都跟档案上的记录对不上。
郑耀先拿着那张画了三个圈的白纸看了很久，然后把它折起来，放进了大衣内袋里。
晚上九点，院子里的灯都熄了，只有电讯室还亮着。郑耀先站在二楼走廊的窗户前，看着院子里那几棵光秃秃的梧桐树，抽了两根烟。
然后他回到办公室，把陈国华叫了进来。
“从明天开始，你不用跟着我了。”
陈国华一怔：“六哥？”
“我给你安排个新差事，”郑耀先坐在桌子后面，声音压得很低，“你以‘适应新环境’的名义在站里各处转转，看看电讯室的进出记录，记清楚什么人、什么时间进去、什么时间出来。”
“另外，”他顿了一下，“每天下午六点到八点这个时间段，你盯着大院的后门和侧门，看看有没有人出去，出去了多久回来。”
陈国华想了一下：“为什么是六点到八点？”
“因为最近三次行动情报走漏，全都发生在下午碰头会之后。碰头会一般四点半结束，消息从站里传出去再传到日本人手里，中间不会超过两个小时。”郑耀先的目光沉了下来，“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在碰头会后把消息带出去，他必须在六点到八点之间完成这个动作。”
陈国华的脸色变了：“六哥，你怀疑站里有人……”
“我不怀疑，”郑耀先打断他，“我确定。”
陈国华走后，郑耀先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又待了两个小时。
他把桌上那一尺多高的情报档案重新翻了一遍，这次不是看内容，而是看日期和备注。煤油灯的光线不好，他把灯芯拨高了一点，逐页翻看。
三次行动失败的详细报告，他已经看过两遍了。第一次抓捕汉口法租界边上一个日方联络站，扑了个空；第二次跟踪一名疑似日方情报员到武昌火车站，对方提前两站下了车，消失在人群里；第三次在汉阳围堵一个偷运军用物资的地下通道，到了之后发现通道已经被水泥封死了，显然对方早就得到了消息。
三次行动，三次落空，方式不同，时间不同，但郑耀先盯着报告上的日期看了很久之后，忽然注意到了一个被所有人忽略的共同点。
他翻到第一份报告的首页，找到了行动部署的记录：“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碰头会口头部署”。
第二份：“十二月三日下午碰头会口头通报”。
第三份：“十二月九日下午碰头会口头传达”。
三次行动的目标地址，全部都是在碰头会上以口头方式传达的。没有书面文件，没有通过电报发送，就是周站长在碰头会上当面说的。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泄密者不是破译了电报，也不是偷看了文件，而是亲耳听到了碰头会上的内容。
能参加碰头会的人，全站一共七个：站长周铁生，副站长马文龙，行动组长，外勤组长钱有根，情报分析科科长，电讯科科长，还有负责记录的文书。
郑耀先从大衣口袋里掏出那张白纸，展开，在三个圈的外面又画了一个更大的圈，把七个名字全写了进去。然后他拿着这张纸对着煤油灯看了很久，灯火在他眼底跳动，像是两团不安分的鬼火。
七个人，三个已经在他的嫌疑名单上了。
剩下四个里面，有两个是跟周站长一起从南京调来的老人，还有一个是本地招募的情报分析科科长，最后一个是碰头会上负责做记录的文书。
文书是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姓陶，今天下午约谈的时候紧张得手心全是汗，但那种紧张更像是小年轻见大领导时的本能反应，不像是心里有鬼的那种慌。当然，这不能作为排除嫌疑的依据。
郑耀先把那张白纸折好，塞回了大衣口袋里，然后灭了灯。
黑暗中他睁着眼睛，听着院子外面武昌城夜晚的声音。远处有野狗在叫，电讯室的发报机嘀嘀嗒嗒响个不停，偶尔能听到江面上传来轮船的汽笛声，沉闷而悠长。十二月的武汉夜里冷得刺骨，冷风从窗缝里钻进来，他裹紧了大衣，却没有合眼。
七个人里藏着一条蛇，这条蛇连着一张更大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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