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油灯烧到只剩一点豆大的火苗，窗外的天仍旧黑着。
凌晨五点，十二月二十三日还没有真正醒来，郑耀先已经在办公桌前坐了一整夜。桌上那份何绍棠遗物清单被他翻来覆去看了不知道多少遍，通讯录影印件上“郑耀先”三个字在煤油灯下格外刺眼，像是一把刀子直直地插在纸面上。
但他的脸上已经看不到昨夜的凝重了。
一夜之间，他想通了一件事：被动挨打不如主动亮刀。
天刚放亮的时候，马文龙来办公室报到。郑耀先让他坐下，开门见山地说了一句话：“我要去查何绍棠的公文包。”
马文龙一愣：“公文包不是在宪兵队那边吗？”
“所以我要去一趟武昌宪兵队，”郑耀先站起来，拿起挂在衣架上的大衣，“你帮我约一下宪兵队的赵副队长，就说特务处武汉站临时负责人郑耀先要亲自过去核实物证。”
他故意把“特务处武汉站临时负责人郑耀先”这个头衔咬得很重，像是在念一张名片。
马文龙看了他一眼，没有多问，点了点头去打电话了。
上午九点，郑耀先带着陈国华到了武昌宪兵队。赵副队长是个四十来岁的胖军官，满脸堆笑地把他们迎进了物证室。
“郑长官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赵副队长客气了，”郑耀先握了握他的手，“公事公办，我来看看何参议的公文包。”
赵副队长让人把公文包取了出来。棕色牛皮面，铜扣，已经用封条封好了。郑耀先戴上手套，仔细检查了公文包的外观。包扣确实被人动过，封条下面能看到扣眼周围有细微的磨损痕迹，不是一次开合能造成的，至少被反复打开过两到三次。
他打开公文包，逐份文件取出来清点。军事会议的议程表、一份参谋部的调令、两份情报简报，以及那份通讯录。所有文件都在，没有缺页，没有撕毁。
“赵副队长，现场第一批到达的宪兵有没有动过这个公文包？”
赵副队长想了想：“没有。我们的人到的时候何参议已经断气了，公文包在他身旁的地面上，包扣是合着的。拍完现场照片之后才收进物证袋。”
“在你们之前呢？报案人是谁？”
“是巷子里一家杂货铺的老板，听到枪声跑出来报的警。从枪响到我们的人赶到现场，中间大概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足够一个训练有素的人在现场翻阅公文包、拍照或抄录关键信息，然后从容离开。
郑耀先把文件放回公文包里，脱下手套，朝赵副队长笑了笑：“多谢赵副队长配合。另外，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郑长官请讲。”
“后天军政部在武昌有一个内部军事通报会，我打算以特务处武汉站负责人的身份出席，顺便跟在场的各单位负责人通个气，把何参议遇害的案子通报一下，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你看方不方便帮我牵个线？”
赵副队长有些意外：“郑长官要亲自出席？”
“当然，”郑耀先的语气很随意，像是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我刚到武汉，正好借这个机会跟各方面认识认识。”
从宪兵队出来后，陈国华跟在他后面，脸上写满了困惑。
“六哥，你真要去参加那个通报会？”
“当然。”
“可是……”陈国华压低声音，“如果南造云子真的拿到了那份通讯录，她已经知道你是谁了。你现在公开露面，不是等于把自己送到人家枪口下面吗？”
郑耀先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他一眼。十二月的武昌街头冷风刺骨，路边的梧桐树光秃秃的枝条在风里刮得咯吱响。
“你说得对，”他说，“我就是要把自己送到她枪口下面。”
陈国华的表情从困惑变成了震惊。
“南造云子暗杀的目标一直是军政要员，”郑耀先继续走，边走边说，语速不快，“如果她只是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特务处中层军官，她不会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但如果她从通讯录、那封含糊的密电和武汉站的动向里拼出了一个高价值目标，她一定会来。”
“六哥，你疯了吧……”
“她要来杀我，她就得靠近我。她靠近我的过程，就是她暴露自己的过程。”郑耀先的声音很平，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这几个月她在武汉连杀四人，我们连她的影子都没摸到。为什么？因为她每次都是主动出击，我们永远是被动防守。被动防守是守不住的，除非我们变成那个她主动要靠近的目标。”
陈国华沉默了很久，最后闷闷地说了一句：“那万一她真开了枪呢？”
“那就看谁反应快了。”郑耀先笑了一下，笑容里有一种不怕死的狠劲。
回到站部之后，郑耀先在核心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以身为饵”的方案。
他的方案很简单：从明天开始，他要以特务处武汉站临时负责人的公开身份频繁出席各种军政活动，巡查武汉三镇的各处重要地点，主动把自己变成一个引人注目的显眼目标。与此同时，行动组的精干人员分成三组，以便衣形式在他出行的路线上设伏警戒，一旦发现可疑人员尾随或设伏，立即收网。
马文龙听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问了一句：“郑长官，这样做风险太大了。万一行动组没来得及反应……”
“所以我需要你的全力配合，”郑耀先看着他，“通讯联络、情报汇总、后勤保障，全部由你坐镇协调。我在外面跑，你在里面盯。我们里应外合。”
马文龙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散会之后，郑耀先独自留在会议室里。他坐在那张长条桌前，面前是一张摊开的武汉三镇地图。
“以身为饵”只是他计划的第一层。
第二层，在座的人谁也不知道：他需要一个正当的理由频繁出入武汉三镇的各种场所。巡查防务、参加军政会议、拜会各方负责人，这些都是特务处负责人该做的正常公务。没有人会怀疑他在“公务”的掩护下做别的事。
而他要做的那件“别的事”，就是寻找与组织恢复联络的机会。
那条旧线有泄露风险之后，旧的联络方式全部作废。他必须建立新的通道，而程真儿就在这座城市里。她一定也在等他，等一个安全的信号。
当天晚上，郑耀先以“例行巡视辖区治安”的名义带着两个行动组成员出了站部大院，沿着汉口的主要商业街一路走过去。
十二月的汉口比武昌更加嘈杂，难民潮和撤退的军政人员把这座城市挤得水泄不通，到处是临时搭建的棚户和摆在路边的小摊。郑耀先穿着大衣走在人群中间，目光看似漫不经心地扫过两边的铺面。
走到一家名叫“文源阁”的旧书店门口时，他放慢了脚步。
书店的门开着，暖黄色的灯光从里面透出来，照亮了门口那块写着“新到唐诗宋词选集”的小黑板。郑耀先走了进去，在靠墙的一排书架前站住了。
书架上摆着各种竖排版的线装书，《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宋词选》排成一列。他的目光沿着书脊一本一本地滑过去，在第四本的位置停住了。
那是一本竖排版的《唐诗选集》，青色封面，品相很新。书脊上贴着一张小小的红色价签，但价签的位置不在书脊底部，而是贴在了中间偏上的地方。
普通人不会注意到一个价签贴歪了几厘米。
但郑耀先注意到了。
那是程真儿留给他的暗号。红色价签贴在书脊中间偏上，意思是：安全，可以联络，等你的信号。
他的心跳加速了一瞬间，但只是一瞬间。
他没有触碰那本书，甚至没有在书架前多停留半秒。他转过身，随手翻了翻旁边架子上的一本旧报合订本，然后走出了书店。
两个跟在后面的行动组成员什么也没察觉到。
回到站部后，陈国华递上了今天的监视报告。
“孙斌下午五点半出了站部，六点十分回来的。出去了四十分钟，方向是往东走的，我的人跟了一段但在人流里跟丢了。”
郑耀先接过报告，点了点头。
这时候马文龙也进来了，手里拿着一份简报：“郑长官，有个新情况。今天下午我派人去了法华寺巷口，那个假豆腐脑摊贩没有再出现。但在他原来摆摊的位置旁边，电线杆的底部，发现了一个用白色粉笔画的小圆圈。”
“粉笔圆圈？”
“是，直径大概两厘米，画在电线杆靠墙一侧，不仔细看不到。我判断这可能是日方的联络标记。”
郑耀先接过简报，走到墙上那幅武汉三镇地图前面。
他拿起一支红色铅笔，在地图上标了几个点：法华寺巷口，假摊贩和粉笔圆圈的位置；武昌司门口往南第二条巷子，程真儿出现的面馆；文源阁书店，程真儿留下暗号的地方；孙斌消失的那两条街的大致方向。
四个点，散落在武汉三镇不同的位置。但如果用一根看不见的线把它们连起来，就能隐约勾勒出一张网的轮廓。
南造云子的网、孙斌背后那只手的网、还有他和程真儿之间那根细得随时可能断裂的线，所有的一切都在这座城市里交织缠绕。
而他站在网的正中央。
既是猎物，也是猎人。
郑耀先把红铅笔放回桌上，退后两步，看着地图上那几个红点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伸手把灯拧暗了一些，在黑暗中轻轻说了一句：“来吧。”
凌晨五点，十二月二十三日还没有真正醒来，郑耀先已经在办公桌前坐了一整夜。桌上那份何绍棠遗物清单被他翻来覆去看了不知道多少遍，通讯录影印件上“郑耀先”三个字在煤油灯下格外刺眼，像是一把刀子直直地插在纸面上。
但他的脸上已经看不到昨夜的凝重了。
一夜之间，他想通了一件事：被动挨打不如主动亮刀。
天刚放亮的时候，马文龙来办公室报到。郑耀先让他坐下，开门见山地说了一句话：“我要去查何绍棠的公文包。”
马文龙一愣：“公文包不是在宪兵队那边吗？”
“所以我要去一趟武昌宪兵队，”郑耀先站起来，拿起挂在衣架上的大衣，“你帮我约一下宪兵队的赵副队长，就说特务处武汉站临时负责人郑耀先要亲自过去核实物证。”
他故意把“特务处武汉站临时负责人郑耀先”这个头衔咬得很重，像是在念一张名片。
马文龙看了他一眼，没有多问，点了点头去打电话了。
上午九点，郑耀先带着陈国华到了武昌宪兵队。赵副队长是个四十来岁的胖军官，满脸堆笑地把他们迎进了物证室。
“郑长官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赵副队长客气了，”郑耀先握了握他的手，“公事公办，我来看看何参议的公文包。”
赵副队长让人把公文包取了出来。棕色牛皮面，铜扣，已经用封条封好了。郑耀先戴上手套，仔细检查了公文包的外观。包扣确实被人动过，封条下面能看到扣眼周围有细微的磨损痕迹，不是一次开合能造成的，至少被反复打开过两到三次。
他打开公文包，逐份文件取出来清点。军事会议的议程表、一份参谋部的调令、两份情报简报，以及那份通讯录。所有文件都在，没有缺页，没有撕毁。
“赵副队长，现场第一批到达的宪兵有没有动过这个公文包？”
赵副队长想了想：“没有。我们的人到的时候何参议已经断气了，公文包在他身旁的地面上，包扣是合着的。拍完现场照片之后才收进物证袋。”
“在你们之前呢？报案人是谁？”
“是巷子里一家杂货铺的老板，听到枪声跑出来报的警。从枪响到我们的人赶到现场，中间大概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足够一个训练有素的人在现场翻阅公文包、拍照或抄录关键信息，然后从容离开。
郑耀先把文件放回公文包里，脱下手套，朝赵副队长笑了笑：“多谢赵副队长配合。另外，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郑长官请讲。”
“后天军政部在武昌有一个内部军事通报会，我打算以特务处武汉站负责人的身份出席，顺便跟在场的各单位负责人通个气，把何参议遇害的案子通报一下，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你看方不方便帮我牵个线？”
赵副队长有些意外：“郑长官要亲自出席？”
“当然，”郑耀先的语气很随意，像是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我刚到武汉，正好借这个机会跟各方面认识认识。”
从宪兵队出来后，陈国华跟在他后面，脸上写满了困惑。
“六哥，你真要去参加那个通报会？”
“当然。”
“可是……”陈国华压低声音，“如果南造云子真的拿到了那份通讯录，她已经知道你是谁了。你现在公开露面，不是等于把自己送到人家枪口下面吗？”
郑耀先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他一眼。十二月的武昌街头冷风刺骨，路边的梧桐树光秃秃的枝条在风里刮得咯吱响。
“你说得对，”他说，“我就是要把自己送到她枪口下面。”
陈国华的表情从困惑变成了震惊。
“南造云子暗杀的目标一直是军政要员，”郑耀先继续走，边走边说，语速不快，“如果她只是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特务处中层军官，她不会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但如果她从通讯录、那封含糊的密电和武汉站的动向里拼出了一个高价值目标，她一定会来。”
“六哥，你疯了吧……”
“她要来杀我，她就得靠近我。她靠近我的过程，就是她暴露自己的过程。”郑耀先的声音很平，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这几个月她在武汉连杀四人，我们连她的影子都没摸到。为什么？因为她每次都是主动出击，我们永远是被动防守。被动防守是守不住的，除非我们变成那个她主动要靠近的目标。”
陈国华沉默了很久，最后闷闷地说了一句：“那万一她真开了枪呢？”
“那就看谁反应快了。”郑耀先笑了一下，笑容里有一种不怕死的狠劲。
回到站部之后，郑耀先在核心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以身为饵”的方案。
他的方案很简单：从明天开始，他要以特务处武汉站临时负责人的公开身份频繁出席各种军政活动，巡查武汉三镇的各处重要地点，主动把自己变成一个引人注目的显眼目标。与此同时，行动组的精干人员分成三组，以便衣形式在他出行的路线上设伏警戒，一旦发现可疑人员尾随或设伏，立即收网。
马文龙听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问了一句：“郑长官，这样做风险太大了。万一行动组没来得及反应……”
“所以我需要你的全力配合，”郑耀先看着他，“通讯联络、情报汇总、后勤保障，全部由你坐镇协调。我在外面跑，你在里面盯。我们里应外合。”
马文龙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散会之后，郑耀先独自留在会议室里。他坐在那张长条桌前，面前是一张摊开的武汉三镇地图。
“以身为饵”只是他计划的第一层。
第二层，在座的人谁也不知道：他需要一个正当的理由频繁出入武汉三镇的各种场所。巡查防务、参加军政会议、拜会各方负责人，这些都是特务处负责人该做的正常公务。没有人会怀疑他在“公务”的掩护下做别的事。
而他要做的那件“别的事”，就是寻找与组织恢复联络的机会。
那条旧线有泄露风险之后，旧的联络方式全部作废。他必须建立新的通道，而程真儿就在这座城市里。她一定也在等他，等一个安全的信号。
当天晚上，郑耀先以“例行巡视辖区治安”的名义带着两个行动组成员出了站部大院，沿着汉口的主要商业街一路走过去。
十二月的汉口比武昌更加嘈杂，难民潮和撤退的军政人员把这座城市挤得水泄不通，到处是临时搭建的棚户和摆在路边的小摊。郑耀先穿着大衣走在人群中间，目光看似漫不经心地扫过两边的铺面。
走到一家名叫“文源阁”的旧书店门口时，他放慢了脚步。
书店的门开着，暖黄色的灯光从里面透出来，照亮了门口那块写着“新到唐诗宋词选集”的小黑板。郑耀先走了进去，在靠墙的一排书架前站住了。
书架上摆着各种竖排版的线装书，《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宋词选》排成一列。他的目光沿着书脊一本一本地滑过去，在第四本的位置停住了。
那是一本竖排版的《唐诗选集》，青色封面，品相很新。书脊上贴着一张小小的红色价签，但价签的位置不在书脊底部，而是贴在了中间偏上的地方。
普通人不会注意到一个价签贴歪了几厘米。
但郑耀先注意到了。
那是程真儿留给他的暗号。红色价签贴在书脊中间偏上，意思是：安全，可以联络，等你的信号。
他的心跳加速了一瞬间，但只是一瞬间。
他没有触碰那本书，甚至没有在书架前多停留半秒。他转过身，随手翻了翻旁边架子上的一本旧报合订本，然后走出了书店。
两个跟在后面的行动组成员什么也没察觉到。
回到站部后，陈国华递上了今天的监视报告。
“孙斌下午五点半出了站部，六点十分回来的。出去了四十分钟，方向是往东走的，我的人跟了一段但在人流里跟丢了。”
郑耀先接过报告，点了点头。
这时候马文龙也进来了，手里拿着一份简报：“郑长官，有个新情况。今天下午我派人去了法华寺巷口，那个假豆腐脑摊贩没有再出现。但在他原来摆摊的位置旁边，电线杆的底部，发现了一个用白色粉笔画的小圆圈。”
“粉笔圆圈？”
“是，直径大概两厘米，画在电线杆靠墙一侧，不仔细看不到。我判断这可能是日方的联络标记。”
郑耀先接过简报，走到墙上那幅武汉三镇地图前面。
他拿起一支红色铅笔，在地图上标了几个点：法华寺巷口，假摊贩和粉笔圆圈的位置；武昌司门口往南第二条巷子，程真儿出现的面馆；文源阁书店，程真儿留下暗号的地方；孙斌消失的那两条街的大致方向。
四个点，散落在武汉三镇不同的位置。但如果用一根看不见的线把它们连起来，就能隐约勾勒出一张网的轮廓。
南造云子的网、孙斌背后那只手的网、还有他和程真儿之间那根细得随时可能断裂的线，所有的一切都在这座城市里交织缠绕。
而他站在网的正中央。
既是猎物，也是猎人。
郑耀先把红铅笔放回桌上，退后两步，看着地图上那几个红点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伸手把灯拧暗了一些，在黑暗中轻轻说了一句：“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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