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厂家属院的那棵老槐树下，我扑了个空。
钱婶挎着菜篮子从传达室出来，篮子里躺着两根葱。她看见我，步子慢下来，脸上不是往常那种热情。
“炜杰啊，”她先叹了口气，“你来晚了。”
“昨天有人来过？”
“可不是。”钱婶把菜篮子换了个手，“一个穿蓝工装的小年轻，说是厂后勤科的，收废铜烂铁，一斤比你高两毛。我家那堆旧电线，本来给你留着的，人家现款现结，我就……”
她没往下说，但我懂。两毛钱，在这年头够买四个馒头。
“没事，钱婶。”
我蹬着三轮车往第二家去。轴承缺油，轮子每转一圈吱呀一声，像谁在身后叹气。电机厂家属院在西边，要过两条街，太阳刚冒头，柏油路面蒸起一股腥甜味。
电机厂的刘叔蹲在单元门口刷牙，搪瓷杯子上印着”奖”字，红漆掉了一半。他满嘴白沫，看见我，杯子停在半空。
“炜杰，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怎么说？”
“昨天来了个人，穿中山装，夹着个黑皮包，挨家挨户收铜。”刘叔漱了一口水，唾沫星子溅在水泥地上，“出的价比你高两毛不说，还不要票。我攒的那几十斤旧开关，全给他了。”
我攥着车把，橡胶把套被手心里的汗浸得发黏。
“那人是不是戴块上海牌手表？”
“哟，你认识？”刘叔把搪瓷杯子放下，“手腕上明晃晃的，全钢的，摘下来往我跟前一晃，说是正规单位，不骗人。”
我没回答，调转车头往第三家去。
第三家是锅炉厂老周头。我拐进巷口，远远看见他家院门敞着，门口堆着几个蛇皮袋，袋口扎得紧实。我心里还存着一丝侥幸——老周头跟我熟，去年冬天他发烧，我帮他扛过煤气罐。
院门里走出一个人。蓝工装，黑皮鞋，手腕上那块上海牌手表在阳光下闪了一下。
不是周明远。周明远比他高，比他瘦。这个人矮壮，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链子，假的，镀铜的，风吹过来晃荡。他身后跟出来一个老娘们，手里攥着几张毛票，脸上笑出花。
我站在巷口，没往前蹬。
那个人把蛇皮袋往一辆农用三轮车上一扔，车斗里已经堆了半满。他抬头看见了我，没意外，甚至还笑了一下，露出半颗缺角的门牙。那笑容不是打招呼，是告示——我早知道你在这儿。
他没冲我喊话。他用不着。发动机一响，农用三轮突突突地开走了，排气管冒出一股黑烟，呛得我眯起眼。
那条巷子，我再没进去。
李老头坐在收购站门槛上，手里攥着杆秤，秤砣垂在地上，把青砖砸出一道浅印。我把空三轮车推进院子，车斗里的蛇皮袋瘪瘪的，只收了十几斤杂铜，还不够秤杆上的一个刻度。
“西边也被人截了？”李老头问。
“三家，全让人占了。”
“出的价比咱高多少？”
“两毛。”
李老头把杆秤往墙上一靠，秤杆磕在砖头上，发出一声闷响。他站起来，走到院子里那堆没卖出去的铜料前，用脚踢了踢。铜料堆比昨天矮了一半。
“不是冲你来的。”他说。
“嗯？”
“是冲我，冲这条街上所有收废品的。”李老头从兜里摸出一包大前门，抽出一根，没点，在手指间转了两圈，“郑东海不是在做生意。他是在清场。”
他把烟叼在嘴上：“先用高价把小玩家的货源掐死，等人撑不住了，他再压价收网。到时候江城这地界，废铜多少钱一斤，他说了算。”
“咱硬扛？”
“扛个屁。”李老头把烟拿下来，看我一眼，“咱的本钱够撑几天？人家拿的是省城的钱，咱拿的是床板底下的命。”
院子里的水龙头没拧紧，滴答一声，又一声。
我盯着那堆铜料，想起前世——九零年夏天，报纸上登过一条消息，省城小商品批发市场日交易额破了百万。城里人捧着钱买不到乡镇的土产，乡镇供销社的货架上却堆满了城里不要的百货。
“老李，”我说，“你说这城里缺不缺乡镇的货？”
李老头愣了一下，烟停在半空。他看了我五秒钟，然后笑了，露出那颗缺了半边的后槽牙。
“你小子，脑子转得比你爹车床还快。”
我没接话。他也就不说了，转身进屋，把搪瓷缸子端出来，喝了一口凉透的茶水。
“手里有手艺，走到哪儿都不怕。”他望着院子外头的老街，声音低下去，“这是你爹那个老师傅当年说的话，我记了四十年。”
天黑透了，我没回住处，推着空车去了父母家。
院门虚掩着，牵牛花在夜风里缩成紫蓝色的花苞。我把车支好，推门进去，院子里有股煤烟混着艾草的味道。
父亲坐在梧桐树下，手里捏着一根自己卷的旱烟，没点。他面前的小凳子上放着一只搪瓷缸子，“劳动最光荣”五个红字掉了漆。月光从树叶缝里漏下来，在他脸上晃。
我搬了只小马扎，在他旁边坐下。
他没看我，只是把烟在手指间转了一圈，又塞回兜里。
“我二十来岁的时候，”他突然开口，声音哑哑的，“厂里说让我学钳工，我不乐意，嫌脏。后来师傅跟我说，手里有手艺，走到哪儿都不怕。”
他说完，不说了。院子里静了一会儿，远处有火车的汽笛声，闷闷的。
我等着他往下说，但他只是把搪瓷缸子端起来，喝了一口，又放下。缸底磕在凳面上，一声脆响。
我没说话。但”手艺”那两个字，在耳朵里转了两圈，落进肚子里。
门帘子一响，母亲端着碗出来。绿豆汤，碗边凝着水珠，里面沉着几粒冰糖，在月光底下亮晶晶的。
“喝点。”她把碗塞进我手里，“刚冰镇过的。”
碗壁凉得刺手。我仰头灌了一口，绿豆煮得开了花，沙沙的，甜。母亲在旁边站着，围裙上沾着水珠，没走。
“你瘦了。”
她声音很轻，像说给自己听。我端着碗，没抬头。
父亲从兜里摸出火柴，刺啦一声划着，旱烟终于点上了。火光在他脸上一闪，照亮了那道从左眉延伸到额角的旧疤。他吸了一口，烟从鼻子里出来，袅袅地往上飘。
“晚上住这儿吧。”母亲说。
“不了，”我把碗里的汤喝完，碗底那几粒绿豆刮进嘴里，“我还有事。”
母亲没追问。她只是接过空碗，转身进了屋，门帘子在她身后晃了两下。
回到住处，我没开灯。
窗外蟋蟀叫得正欢，一声叠一声。我在床边坐下，从床板底下摸出那个蓝布包——钱都在里头，一共九百八十二块五，用橡皮筋捆成三摞，大小票叠得整整齐齐。我把包打开，数了一遍，又原样捆好。
然后从枕头底下抽出一张纸。市区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地址，我从老街一个倒卖服装的浙江客商嘴里套来的。那人说话舌头捋不直，但眼睛毒，一看就知道什么货走得快。
我把地址纸和父亲的笔记本并排放在一起。笔记本摊开着，1965年的牛皮纸封面，里面记着车床参数、材料配比、老师傅教的窍门。我翻过几页，最后一页是父亲用抖动的右手写下的——几个废铜品种的识别方法，字迹歪歪扭扭，但一笔一划都没省。
窗外的蟋蟀叫得更响了。
我躺下，盯着天花板。水泥顶上有道裂缝，从前是直的，今年夏天雨水多，洇成了弯弯曲曲的一条，像地图上的河。
天快亮的时候，我睡着了。梦里全是铜锈味。
闹钟是蝉鸣叫醒的。五点刚过，老街上一阵窸窣声，早点摊支起来了，煤炉上坐着铁锅，水汽往上冒。
我没推三轮车。换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是以前在五金厂上班时发的，左胸口袋里还印着”红星”两个字。我把钱分成两份，一份揣进内兜，一份塞进袜筒——老规矩。然后揣上那张地址纸，出了门。
晨风凉飕飕的，带着一股豆浆的甜香。巷口卖油条的老汉刚把第一锅油烧热，油花儿在锅里跳舞。我加快了脚步。
走到巷口，我看见了那辆北京吉普。
军绿色，漆掉了好几块，露出底下的锈。它横在窄巷里，把出路堵得死死的。副驾驶的车窗摇下来一半，露出一张四方脸。
周明远。浅色西装，灰色领带，左手腕上那块上海牌全钢手表反着光。
他摇下车窗，冲我笑了一下，露出那口被烟熏黄的牙。
“炜杰，”他说，语气不是疑问，是陈述，像早就知道我会走这条路，“这么早，去哪儿啊？”
钱婶挎着菜篮子从传达室出来，篮子里躺着两根葱。她看见我，步子慢下来，脸上不是往常那种热情。
“炜杰啊，”她先叹了口气，“你来晚了。”
“昨天有人来过？”
“可不是。”钱婶把菜篮子换了个手，“一个穿蓝工装的小年轻，说是厂后勤科的，收废铜烂铁，一斤比你高两毛。我家那堆旧电线，本来给你留着的，人家现款现结，我就……”
她没往下说，但我懂。两毛钱，在这年头够买四个馒头。
“没事，钱婶。”
我蹬着三轮车往第二家去。轴承缺油，轮子每转一圈吱呀一声，像谁在身后叹气。电机厂家属院在西边，要过两条街，太阳刚冒头，柏油路面蒸起一股腥甜味。
电机厂的刘叔蹲在单元门口刷牙，搪瓷杯子上印着”奖”字，红漆掉了一半。他满嘴白沫，看见我，杯子停在半空。
“炜杰，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怎么说？”
“昨天来了个人，穿中山装，夹着个黑皮包，挨家挨户收铜。”刘叔漱了一口水，唾沫星子溅在水泥地上，“出的价比你高两毛不说，还不要票。我攒的那几十斤旧开关，全给他了。”
我攥着车把，橡胶把套被手心里的汗浸得发黏。
“那人是不是戴块上海牌手表？”
“哟，你认识？”刘叔把搪瓷杯子放下，“手腕上明晃晃的，全钢的，摘下来往我跟前一晃，说是正规单位，不骗人。”
我没回答，调转车头往第三家去。
第三家是锅炉厂老周头。我拐进巷口，远远看见他家院门敞着，门口堆着几个蛇皮袋，袋口扎得紧实。我心里还存着一丝侥幸——老周头跟我熟，去年冬天他发烧，我帮他扛过煤气罐。
院门里走出一个人。蓝工装，黑皮鞋，手腕上那块上海牌手表在阳光下闪了一下。
不是周明远。周明远比他高，比他瘦。这个人矮壮，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链子，假的，镀铜的，风吹过来晃荡。他身后跟出来一个老娘们，手里攥着几张毛票，脸上笑出花。
我站在巷口，没往前蹬。
那个人把蛇皮袋往一辆农用三轮车上一扔，车斗里已经堆了半满。他抬头看见了我，没意外，甚至还笑了一下，露出半颗缺角的门牙。那笑容不是打招呼，是告示——我早知道你在这儿。
他没冲我喊话。他用不着。发动机一响，农用三轮突突突地开走了，排气管冒出一股黑烟，呛得我眯起眼。
那条巷子，我再没进去。
李老头坐在收购站门槛上，手里攥着杆秤，秤砣垂在地上，把青砖砸出一道浅印。我把空三轮车推进院子，车斗里的蛇皮袋瘪瘪的，只收了十几斤杂铜，还不够秤杆上的一个刻度。
“西边也被人截了？”李老头问。
“三家，全让人占了。”
“出的价比咱高多少？”
“两毛。”
李老头把杆秤往墙上一靠，秤杆磕在砖头上，发出一声闷响。他站起来，走到院子里那堆没卖出去的铜料前，用脚踢了踢。铜料堆比昨天矮了一半。
“不是冲你来的。”他说。
“嗯？”
“是冲我，冲这条街上所有收废品的。”李老头从兜里摸出一包大前门，抽出一根，没点，在手指间转了两圈，“郑东海不是在做生意。他是在清场。”
他把烟叼在嘴上：“先用高价把小玩家的货源掐死，等人撑不住了，他再压价收网。到时候江城这地界，废铜多少钱一斤，他说了算。”
“咱硬扛？”
“扛个屁。”李老头把烟拿下来，看我一眼，“咱的本钱够撑几天？人家拿的是省城的钱，咱拿的是床板底下的命。”
院子里的水龙头没拧紧，滴答一声，又一声。
我盯着那堆铜料，想起前世——九零年夏天，报纸上登过一条消息，省城小商品批发市场日交易额破了百万。城里人捧着钱买不到乡镇的土产，乡镇供销社的货架上却堆满了城里不要的百货。
“老李，”我说，“你说这城里缺不缺乡镇的货？”
李老头愣了一下，烟停在半空。他看了我五秒钟，然后笑了，露出那颗缺了半边的后槽牙。
“你小子，脑子转得比你爹车床还快。”
我没接话。他也就不说了，转身进屋，把搪瓷缸子端出来，喝了一口凉透的茶水。
“手里有手艺，走到哪儿都不怕。”他望着院子外头的老街，声音低下去，“这是你爹那个老师傅当年说的话，我记了四十年。”
天黑透了，我没回住处，推着空车去了父母家。
院门虚掩着，牵牛花在夜风里缩成紫蓝色的花苞。我把车支好，推门进去，院子里有股煤烟混着艾草的味道。
父亲坐在梧桐树下，手里捏着一根自己卷的旱烟，没点。他面前的小凳子上放着一只搪瓷缸子，“劳动最光荣”五个红字掉了漆。月光从树叶缝里漏下来，在他脸上晃。
我搬了只小马扎，在他旁边坐下。
他没看我，只是把烟在手指间转了一圈，又塞回兜里。
“我二十来岁的时候，”他突然开口，声音哑哑的，“厂里说让我学钳工，我不乐意，嫌脏。后来师傅跟我说，手里有手艺，走到哪儿都不怕。”
他说完，不说了。院子里静了一会儿，远处有火车的汽笛声，闷闷的。
我等着他往下说，但他只是把搪瓷缸子端起来，喝了一口，又放下。缸底磕在凳面上，一声脆响。
我没说话。但”手艺”那两个字，在耳朵里转了两圈，落进肚子里。
门帘子一响，母亲端着碗出来。绿豆汤，碗边凝着水珠，里面沉着几粒冰糖，在月光底下亮晶晶的。
“喝点。”她把碗塞进我手里，“刚冰镇过的。”
碗壁凉得刺手。我仰头灌了一口，绿豆煮得开了花，沙沙的，甜。母亲在旁边站着，围裙上沾着水珠，没走。
“你瘦了。”
她声音很轻，像说给自己听。我端着碗，没抬头。
父亲从兜里摸出火柴，刺啦一声划着，旱烟终于点上了。火光在他脸上一闪，照亮了那道从左眉延伸到额角的旧疤。他吸了一口，烟从鼻子里出来，袅袅地往上飘。
“晚上住这儿吧。”母亲说。
“不了，”我把碗里的汤喝完，碗底那几粒绿豆刮进嘴里，“我还有事。”
母亲没追问。她只是接过空碗，转身进了屋，门帘子在她身后晃了两下。
回到住处，我没开灯。
窗外蟋蟀叫得正欢，一声叠一声。我在床边坐下，从床板底下摸出那个蓝布包——钱都在里头，一共九百八十二块五，用橡皮筋捆成三摞，大小票叠得整整齐齐。我把包打开，数了一遍，又原样捆好。
然后从枕头底下抽出一张纸。市区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地址，我从老街一个倒卖服装的浙江客商嘴里套来的。那人说话舌头捋不直，但眼睛毒，一看就知道什么货走得快。
我把地址纸和父亲的笔记本并排放在一起。笔记本摊开着，1965年的牛皮纸封面，里面记着车床参数、材料配比、老师傅教的窍门。我翻过几页，最后一页是父亲用抖动的右手写下的——几个废铜品种的识别方法，字迹歪歪扭扭，但一笔一划都没省。
窗外的蟋蟀叫得更响了。
我躺下，盯着天花板。水泥顶上有道裂缝，从前是直的，今年夏天雨水多，洇成了弯弯曲曲的一条，像地图上的河。
天快亮的时候，我睡着了。梦里全是铜锈味。
闹钟是蝉鸣叫醒的。五点刚过，老街上一阵窸窣声，早点摊支起来了，煤炉上坐着铁锅，水汽往上冒。
我没推三轮车。换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是以前在五金厂上班时发的，左胸口袋里还印着”红星”两个字。我把钱分成两份，一份揣进内兜，一份塞进袜筒——老规矩。然后揣上那张地址纸，出了门。
晨风凉飕飕的，带着一股豆浆的甜香。巷口卖油条的老汉刚把第一锅油烧热，油花儿在锅里跳舞。我加快了脚步。
走到巷口，我看见了那辆北京吉普。
军绿色，漆掉了好几块，露出底下的锈。它横在窄巷里，把出路堵得死死的。副驾驶的车窗摇下来一半，露出一张四方脸。
周明远。浅色西装，灰色领带，左手腕上那块上海牌全钢手表反着光。
他摇下车窗，冲我笑了一下，露出那口被烟熏黄的牙。
“炜杰，”他说，语气不是疑问，是陈述，像早就知道我会走这条路，“这么早，去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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