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头蹲在收购站门槛上，烟锅里的旱烟一明一灭。
“姓周的开价三千五，盘店。”他吐出一口烟，“今天来的，穿浅灰西装，手腕上戴上海牌全钢，跟那天的周明远一个路数。”
我把两大包货往地上一放，塑料布摩擦发出窸窣的响动。
“你怎么说？”
“我说考虑。”李老头磕了磕烟灰，“三千五不少了，比市价高出一截。但这钱烫手——接了，我就是给郑东海喂绳子的人。”
我懂他的意思。郑东海不是在做生意，是在收编。先收了最大的收购站，再逐个收拾散户，最后江城的废铜市场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到时候李老头脖子上套的就不是绳子，是绞索。
“你的打算？”
“关。”李老头把烟锅在门槛上敲了三下，“我先歇一阵。他郑东海手再长，总不能攥着空气做生意。等这阵风过去了，我照样开门。”
我掏出口袋里的钱，数了三百块给他。这是欠他的分成，三七开，一笔笔算清楚。
“你去做你的小买卖。”李老头接过钱，没数，直接塞进棉袄内袋，“铜的事，先放下。”
我把那杆杆秤还给他。他接过秤，枯瘦的手指摩挲着秤杆上的铜星。
“秤我给你留着。”他说，“你什么时候想回来，随时。”
红旗乡镇集市逢三六九开。我背着两大包货，天不亮就占了一块地方——供销社旧址门口的石阶下，避风，太阳出来还能晒着。
塑料布往地上一铺，把货一样样摆出来。发卡、头绳、小镜子、木梳、玻璃丝编的手链。这些都是从市区小商品市场进的货，价格没谈好，进贵了。
我捏着一个发卡算了算：进价三毛五，卖两毛一个还亏本。但不能砸手里，亏本也得先回点血。
头绳三毛一把，小镜子五毛一个。我把价钱用硬纸板写了，压在砖头下面。
集上人多起来，农妇和姑娘们挨着摊子看。有人蹲下来挑头绳，拿在手里搓两下，又放下走了。我的价不算贵，但也不算便宜——进货渠道没找对，成本压不下来，想降价都没空间。
太阳升到头顶的时候，我卖了四把梳子、两面镜子。勉强开张。
然后赵强来了。
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身后还跟着两个帮腔的，一人扛着一个纸箱，往我对面一放。
赵强的塑料布比我的大一半，货摆得满满当当。一模一样的发卡、头绳、小镜子，连摆放的顺序都跟我差不多——他提前踩过点。
我看了一眼他的价牌，硬纸板上用红笔写得刺眼：发卡一毛，头绳一毛五，镜子两毛五。
统统一半价。
我这边刚蹲下挑发卡的姑娘，站起身就往对面走。
“大姐，他那发卡掉色。”赵强旁边一个帮腔的扯着嗓子喊，“我表哥在省城进的货，正宗上海货！”
我这边摊子前瞬间空了。
赵强没在干活，他在捣鬼。他那些发卡我见过——市区批发市场最便宜的档口，三毛能买十个，说是上海货，其实是本地小作坊做的，漆刷得薄，戴两天就掉色。
他做的还不止这些。
“买他的货当心点啊。”赵强叼着烟，声音不高不低，正好让周围人听见，“他以前在废品站收铜的，手脏得很，摸过的货你敢往头上戴？”
另一个帮腔的接上：“他那货没发票，黑市进的，出问题找谁去？”
农妇们交换着眼色，有人放下手里的梳子，走开了。
我没站起来跟他对骂。骂架没用，他巴不得我跟他吵，吵得越凶，围观的人越多，他的”黑市进货”说法就越像真的。
我蹲下来，把面前的货重新理了一遍。
发卡和头绳打不过他——赵强的价压得太低，又是周明远出的本钱，亏多少他都不心疼。但我注意到他的纸箱里少了两样东西：小镜子和木梳。周明远配货的时候没配全，大概是觉得这两样利润薄。
我把发卡和头绳推到一边，把小镜子和木梳摆到正中间。
“姑娘，照照镜子。”我把一面小圆镜递给一个梳辫子的小姑娘，“五毛钱，照人清楚，摔地上都不碎，不信你试试。”
小姑娘接过镜子，对着太阳照了照，又翻过来看背面。塑料壳子上印着还珠格格的画像，那年头正流行这个。
“我要了。”
木梳也好卖——三毛钱一把，桃木的，齿缝细密，农妇们买回去梳头、梳辫子都用得上。赵强那边没有这两样，他再吆喝也抢不走这桩生意。
下午两三点，赵强的摊位出了状况。
一个穿红毛衣的姑娘跑回来，头发上染了一块绿，绿得发亮。她手里捏着一根发卡，气得手直抖。
“你卖的什么破烂！我这头发！”
赵强凑过去看，脸色变了。那发卡掉色掉得厉害，估计是汗一浸，漆就化了。
“我、我退你钱……”
“退钱有用？我这头发怎么办！”
姑娘嗓门大，集上的人全围过去了。赵强的帮腔缩着脖子不敢说话，等着退钱的人越来越多——有人早上买的头绳，回去一浸水，线散了。
赵强手忙脚乱地掏钱，额头上全是汗。
我没往那边看，继续给面前的老太太挑木梳。她耳朵背，我得凑近说话，一句句重复。
太阳西斜，集市散场。
我收拾塑料布上的货，数了数剩下的，还有一大半。钱袋里装着卖来的现金，一张一张捋平——刨去本钱，没亏，也没赚。
赵强在对面踢纸箱，他的货剩了大半，退回来的和没卖出去的混在一起，没法分清。
我背上包，准备走。赵强忽然叫住我。
“周老板说，你不是对手。”
我站住脚：“周老板还说什么？”
“他说你太犟。”赵强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不听话的人，迟早要吃亏。”
我没接话，把包往上颠了颠，走了。
赵强没再追。我走出几十步，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原地，脚边是那一堆退回来的便宜货。他知道自己今天没赢——价格战打输了是输，打赢了也是输，货是那个货，人不是那个人。
我回到住处，把门插上。两大包货卸下来，一样样清点：发卡剩七十三个，头绳剩四十把，镜子剩八面，梳子剩十二把。钱摊在桌上，一块的、五毛的、两毛的，一沓沓叠好。
刨去进货的两百多，今天白干。
窗外天黑了，对面楼亮着昏黄的灯泡。我坐到床边，从枕头底下摸出父亲的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
“想家。第三十七天。”
这是父亲在机械厂单身宿舍写的。三十七天，一天没落。我当时数着页码看，数到最后手指都在抖。
门响了。不是敲，是轻轻推了一下，又停住。
我起身去开门。门外站着父亲。他穿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右手的指头微微蜷着——老工伤，天气一变就抖。他手里捧着一个布包，用毛巾裹着，四角系了结。
“你妈包的，白菜猪肉馅。”他把布包递过来，“还温着。”
我接过布包，解开毛巾。饺子用铝饭盒装着，八个，挤得满满当当。饭盒壁上的温度透过掌心传上来，确实还温着。
“爸，你进来坐？”
“不了。”他转身要走，脚抬起来又放下，“不管你在搞什么，别把自己搞丢了。”
他说完就下了楼。我捧着饭盒站在门口，听着他的脚步声在楼梯间一层层下去，皮鞋踩在老水泥台阶上，发出沉闷的响动。
我关上门，坐回床边。饭盒放在桌上，旁边是那堆没卖完的货和一小叠毛票。
我夹起一个饺子，咬了一半。白菜的甜味混着猪油香，在舌尖上化开。
还温着。
“姓周的开价三千五，盘店。”他吐出一口烟，“今天来的，穿浅灰西装，手腕上戴上海牌全钢，跟那天的周明远一个路数。”
我把两大包货往地上一放，塑料布摩擦发出窸窣的响动。
“你怎么说？”
“我说考虑。”李老头磕了磕烟灰，“三千五不少了，比市价高出一截。但这钱烫手——接了，我就是给郑东海喂绳子的人。”
我懂他的意思。郑东海不是在做生意，是在收编。先收了最大的收购站，再逐个收拾散户，最后江城的废铜市场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到时候李老头脖子上套的就不是绳子，是绞索。
“你的打算？”
“关。”李老头把烟锅在门槛上敲了三下，“我先歇一阵。他郑东海手再长，总不能攥着空气做生意。等这阵风过去了，我照样开门。”
我掏出口袋里的钱，数了三百块给他。这是欠他的分成，三七开，一笔笔算清楚。
“你去做你的小买卖。”李老头接过钱，没数，直接塞进棉袄内袋，“铜的事，先放下。”
我把那杆杆秤还给他。他接过秤，枯瘦的手指摩挲着秤杆上的铜星。
“秤我给你留着。”他说，“你什么时候想回来，随时。”
红旗乡镇集市逢三六九开。我背着两大包货，天不亮就占了一块地方——供销社旧址门口的石阶下，避风，太阳出来还能晒着。
塑料布往地上一铺，把货一样样摆出来。发卡、头绳、小镜子、木梳、玻璃丝编的手链。这些都是从市区小商品市场进的货，价格没谈好，进贵了。
我捏着一个发卡算了算：进价三毛五，卖两毛一个还亏本。但不能砸手里，亏本也得先回点血。
头绳三毛一把，小镜子五毛一个。我把价钱用硬纸板写了，压在砖头下面。
集上人多起来，农妇和姑娘们挨着摊子看。有人蹲下来挑头绳，拿在手里搓两下，又放下走了。我的价不算贵，但也不算便宜——进货渠道没找对，成本压不下来，想降价都没空间。
太阳升到头顶的时候，我卖了四把梳子、两面镜子。勉强开张。
然后赵强来了。
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身后还跟着两个帮腔的，一人扛着一个纸箱，往我对面一放。
赵强的塑料布比我的大一半，货摆得满满当当。一模一样的发卡、头绳、小镜子，连摆放的顺序都跟我差不多——他提前踩过点。
我看了一眼他的价牌，硬纸板上用红笔写得刺眼：发卡一毛，头绳一毛五，镜子两毛五。
统统一半价。
我这边刚蹲下挑发卡的姑娘，站起身就往对面走。
“大姐，他那发卡掉色。”赵强旁边一个帮腔的扯着嗓子喊，“我表哥在省城进的货，正宗上海货！”
我这边摊子前瞬间空了。
赵强没在干活，他在捣鬼。他那些发卡我见过——市区批发市场最便宜的档口，三毛能买十个，说是上海货，其实是本地小作坊做的，漆刷得薄，戴两天就掉色。
他做的还不止这些。
“买他的货当心点啊。”赵强叼着烟，声音不高不低，正好让周围人听见，“他以前在废品站收铜的，手脏得很，摸过的货你敢往头上戴？”
另一个帮腔的接上：“他那货没发票，黑市进的，出问题找谁去？”
农妇们交换着眼色，有人放下手里的梳子，走开了。
我没站起来跟他对骂。骂架没用，他巴不得我跟他吵，吵得越凶，围观的人越多，他的”黑市进货”说法就越像真的。
我蹲下来，把面前的货重新理了一遍。
发卡和头绳打不过他——赵强的价压得太低，又是周明远出的本钱，亏多少他都不心疼。但我注意到他的纸箱里少了两样东西：小镜子和木梳。周明远配货的时候没配全，大概是觉得这两样利润薄。
我把发卡和头绳推到一边，把小镜子和木梳摆到正中间。
“姑娘，照照镜子。”我把一面小圆镜递给一个梳辫子的小姑娘，“五毛钱，照人清楚，摔地上都不碎，不信你试试。”
小姑娘接过镜子，对着太阳照了照，又翻过来看背面。塑料壳子上印着还珠格格的画像，那年头正流行这个。
“我要了。”
木梳也好卖——三毛钱一把，桃木的，齿缝细密，农妇们买回去梳头、梳辫子都用得上。赵强那边没有这两样，他再吆喝也抢不走这桩生意。
下午两三点，赵强的摊位出了状况。
一个穿红毛衣的姑娘跑回来，头发上染了一块绿，绿得发亮。她手里捏着一根发卡，气得手直抖。
“你卖的什么破烂！我这头发！”
赵强凑过去看，脸色变了。那发卡掉色掉得厉害，估计是汗一浸，漆就化了。
“我、我退你钱……”
“退钱有用？我这头发怎么办！”
姑娘嗓门大，集上的人全围过去了。赵强的帮腔缩着脖子不敢说话，等着退钱的人越来越多——有人早上买的头绳，回去一浸水，线散了。
赵强手忙脚乱地掏钱，额头上全是汗。
我没往那边看，继续给面前的老太太挑木梳。她耳朵背，我得凑近说话，一句句重复。
太阳西斜，集市散场。
我收拾塑料布上的货，数了数剩下的，还有一大半。钱袋里装着卖来的现金，一张一张捋平——刨去本钱，没亏，也没赚。
赵强在对面踢纸箱，他的货剩了大半，退回来的和没卖出去的混在一起，没法分清。
我背上包，准备走。赵强忽然叫住我。
“周老板说，你不是对手。”
我站住脚：“周老板还说什么？”
“他说你太犟。”赵强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不听话的人，迟早要吃亏。”
我没接话，把包往上颠了颠，走了。
赵强没再追。我走出几十步，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原地，脚边是那一堆退回来的便宜货。他知道自己今天没赢——价格战打输了是输，打赢了也是输，货是那个货，人不是那个人。
我回到住处，把门插上。两大包货卸下来，一样样清点：发卡剩七十三个，头绳剩四十把，镜子剩八面，梳子剩十二把。钱摊在桌上，一块的、五毛的、两毛的，一沓沓叠好。
刨去进货的两百多，今天白干。
窗外天黑了，对面楼亮着昏黄的灯泡。我坐到床边，从枕头底下摸出父亲的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
“想家。第三十七天。”
这是父亲在机械厂单身宿舍写的。三十七天，一天没落。我当时数着页码看，数到最后手指都在抖。
门响了。不是敲，是轻轻推了一下，又停住。
我起身去开门。门外站着父亲。他穿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右手的指头微微蜷着——老工伤，天气一变就抖。他手里捧着一个布包，用毛巾裹着，四角系了结。
“你妈包的，白菜猪肉馅。”他把布包递过来，“还温着。”
我接过布包，解开毛巾。饺子用铝饭盒装着，八个，挤得满满当当。饭盒壁上的温度透过掌心传上来，确实还温着。
“爸，你进来坐？”
“不了。”他转身要走，脚抬起来又放下，“不管你在搞什么，别把自己搞丢了。”
他说完就下了楼。我捧着饭盒站在门口，听着他的脚步声在楼梯间一层层下去，皮鞋踩在老水泥台阶上，发出沉闷的响动。
我关上门，坐回床边。饭盒放在桌上，旁边是那堆没卖完的货和一小叠毛票。
我夹起一个饺子，咬了一半。白菜的甜味混着猪油香，在舌尖上化开。
还温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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