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强站在门口，两只手在身侧搓着，指节发白。
门只开了一条缝，我没让开身子。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格子衬衫，领子一边翘着，下巴上冒着青黑的胡茬，眼底下挂着两个黑圈。至少三天没睡好。
“进来说。”
我侧身让他进门。他跨过门槛的时候，脚在门槛上绊了一下，踉跄半步。屋里就一把椅子，我指了指床沿，自己拉了椅子坐下。
赵强坐在床沿，两只手搭在膝盖上，手指头来回搓，搓得指节咯吱响。他不开口，我也不催。窗外传来煤炉上水壶的啸叫声，谁家在烧开水。
“周明远……”赵强终于开口，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不是好人。”
我没接话。椅子腿在水泥地上轻轻挪了一下，发出一声短促的刺耳声。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赵强抬起头，眼睛红丝密布，“你觉得我投靠周明远是走歪路。你是对的。”
这句话在屋里悬了两秒钟。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说。
赵强低下头，两只手攥在一起，指节捏得发白：“我以为他是做大生意的，能带我挣大钱。我跟他说，炜杰是我发小，你让我跟着你干，我比谁都忠心。他笑了，说行，让我运一批货。”
他说到”货”字的时候，牙咬了一下，腮帮子绷出一条棱。
“什么货？”我问。
“铜线。”赵强的声音低下去，“他说是从省城一个大厂收来的库存，好铜线，便宜出。我跟着去提货，货车半夜进的城，停在城东废弃的化肥厂后门。我帮着卸货，打开编织袋一摸——”
他停住，两只手在膝盖上抖了一下。
“里面是工业废料。铜皮包的铝线，还有劣质塑料颗粒，一股子刺鼻味。根本不是什么库存好货，是假货。卖出去会害人的。”
屋里静了。煤炉的啸叫声停了，有人在远处喊了一嗓子，听不清喊的什么。
我看着他。他没抬头，两只手死死攥着，手背上青筋暴起来。
“你跟我说这些，”我说，“为什么？”
赵强的肩膀塌了一下。他张了张嘴，没发出声，又闭上。过了几秒，他说：“林梦瑶昨天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没动。椅子在我身下微微吱了一声。
“她说，你要是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咱俩就完了。”赵强的声音细得像蚊子叫，“我不在乎你怎么看。你从来没瞧得上我，我知道。但我在乎她怎么看我。”
他从床沿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窗外是老旧的灰墙，墙皮剥落成地图的形状。
“炜杰，我不是来求你的。”他转过身，“我知道我欠你的，五十块钱，还有……以前的事。我只是觉得，这件事应该让你知道。”
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周明远下一步要搞你。他准备在你摆摊的地方也卖假货，用低价把你挤走，然后让你的客人都知道你的货也是假的。他已经找好了人，就是你隔壁那个卖塑料凉鞋的，姓马，河南人，贪心。周明远给他供货，他出面卖，出了事跟他没关系。”
我盯着他看了五秒钟。他的眼睛没躲。
我从口袋里掏出钱，一张张数。一块的、五块的、十块的，数到五十，叠成一摞，递过去。
赵强愣住了：“你干什么？”
“欠你的。还了。”
“我不要你的钱。”
“那就当我没给。”我把钱收回来，站起身走到窗边。
“你自己小心。”我说，“周明远那种人，用你的时候当你是宝，不用你的时候当你是垃圾。”
赵强听懂了。他站在那里，肩膀垮着，像是被人抽掉了脊椎。他慢慢走到门口，手握住门把手，停了一下。
“炜杰，”他说“对不起。”
门开了，又关上。脚步声在楼梯间一级一级下去，越来越轻。
我坐回椅子上，从枕头底下摸出父亲的笔记本，翻开，又合上。
不能等。周明远卖假货是刀口舔血，但这刀口能砍到我身上。
我出了门，拐过两条巷子，到了李老头暂住的地方——他侄女家，一间朝北的小平房，窗台上摆着一盆半死不活的仙人掌。
李老头开的门，搪瓷缸子攥在手里，茶叶梗子在缸底漂着。
“赵强来了。”我说。
“说了什么？”
“周明远在卖假货。工业废料充好铜，要往江城运。他还准备在我摆摊的地方插一脚，用假货低价挤我。”
李老头的眼睛眯起来。他没说话，转身进屋，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木箱子，掀开盖子——里面是一摞旧报纸、几个牛皮纸信封。
“你打算怎么办？”他问。
“三件事。”我说，“第一，找温州商会的人，另开进货渠道，不能总在市区批发市场转。第二，周明远卖假货的事，得让工商局知道——用合法的刀切他。第三，我的摊得立住口碑，让买货的人知道，我炜杰卖的是真东西。”
李老头把搪瓷缸子放在桌上，缸底磕出一声脆响。
“你小子，”他说，“比你爹当年还倔。”
“不是倔。”我说，“是没退路。”
他从木箱子里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信封上写着一行字：“温州瑞安工商联联络处”，后面是一串电话号码。
“前年一个温州客商落在我院里喝口水，留下的。”李老头说，“说有用得着的地方，打这个电话。”
我把信封揣进内兜。
天已经亮了。
从李老头家出来，走在老街上。晨雾刚散，街面上浮着一层浅金色的光。巷口有个早点摊，煤炉上架着铁锅，油在锅里翻滚，一个中年女人系着白围裙，手里拿双长筷子，麻利地翻着油条。
“一根油条，一碗豆浆。”
“坐。”女人头也不抬。
我在矮凳上坐下。旁边桌子坐着一个年轻人，二十五六岁，穿一件格子衬衫，袖子卷到肘弯，手腕上戴着一块黑色电子表。他面前摊着一份报纸。
豆浆端上来，白瓷碗边缺了个小口。我端起碗喝了一口。
我瞥了一眼旁边的报纸。是《浙江日报》，头版上一行大字标题：“温州小商品城日交易额突破百万”。
年轻人注意到我在看，抬起头，笑了一下。他嘴角有一颗小痣。
“你也做生意的？”他问，口音带着南边的绵软，尾音往上挑。
“小买卖。”
“巧了。”他把报纸折起来，伸出手，“温州来的，姓黄，黄建国。叫我阿黄就行。你呢？”
“炜杰。”
两只手在空中握了一下。他的手干燥，掌心有茧，是常年搬货磨出来的。
油条端上来了，我掰了一截，蘸进豆浆里。阿黄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红双喜，抽出一根，没点，在耳朵后面夹着。
“温州小商品城，去过吗？”他问。
“没有。”
“值得一去。”他说，“货比市区批发市场便宜三成，款式新，关键是——没有中间商宰你。”
我把油条吃完，豆浆喝完，摸出五毛钱放在桌上。
“走了？”阿黄问。
“有事。”
我没回住处。我转身朝长途汽车站的方向走，脚步不快，但每一步都很稳。不是为了进货。是为了去看看——周明远背后的郑东海，在省城的”东海贸易”，到底是什么成色。
晨风吹过来，带着油条和豆浆的味道。
门只开了一条缝，我没让开身子。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格子衬衫，领子一边翘着，下巴上冒着青黑的胡茬，眼底下挂着两个黑圈。至少三天没睡好。
“进来说。”
我侧身让他进门。他跨过门槛的时候，脚在门槛上绊了一下，踉跄半步。屋里就一把椅子，我指了指床沿，自己拉了椅子坐下。
赵强坐在床沿，两只手搭在膝盖上，手指头来回搓，搓得指节咯吱响。他不开口，我也不催。窗外传来煤炉上水壶的啸叫声，谁家在烧开水。
“周明远……”赵强终于开口，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不是好人。”
我没接话。椅子腿在水泥地上轻轻挪了一下，发出一声短促的刺耳声。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赵强抬起头，眼睛红丝密布，“你觉得我投靠周明远是走歪路。你是对的。”
这句话在屋里悬了两秒钟。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说。
赵强低下头，两只手攥在一起，指节捏得发白：“我以为他是做大生意的，能带我挣大钱。我跟他说，炜杰是我发小，你让我跟着你干，我比谁都忠心。他笑了，说行，让我运一批货。”
他说到”货”字的时候，牙咬了一下，腮帮子绷出一条棱。
“什么货？”我问。
“铜线。”赵强的声音低下去，“他说是从省城一个大厂收来的库存，好铜线，便宜出。我跟着去提货，货车半夜进的城，停在城东废弃的化肥厂后门。我帮着卸货，打开编织袋一摸——”
他停住，两只手在膝盖上抖了一下。
“里面是工业废料。铜皮包的铝线，还有劣质塑料颗粒，一股子刺鼻味。根本不是什么库存好货，是假货。卖出去会害人的。”
屋里静了。煤炉的啸叫声停了，有人在远处喊了一嗓子，听不清喊的什么。
我看着他。他没抬头，两只手死死攥着，手背上青筋暴起来。
“你跟我说这些，”我说，“为什么？”
赵强的肩膀塌了一下。他张了张嘴，没发出声，又闭上。过了几秒，他说：“林梦瑶昨天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没动。椅子在我身下微微吱了一声。
“她说，你要是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咱俩就完了。”赵强的声音细得像蚊子叫，“我不在乎你怎么看。你从来没瞧得上我，我知道。但我在乎她怎么看我。”
他从床沿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窗外是老旧的灰墙，墙皮剥落成地图的形状。
“炜杰，我不是来求你的。”他转过身，“我知道我欠你的，五十块钱，还有……以前的事。我只是觉得，这件事应该让你知道。”
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周明远下一步要搞你。他准备在你摆摊的地方也卖假货，用低价把你挤走，然后让你的客人都知道你的货也是假的。他已经找好了人，就是你隔壁那个卖塑料凉鞋的，姓马，河南人，贪心。周明远给他供货，他出面卖，出了事跟他没关系。”
我盯着他看了五秒钟。他的眼睛没躲。
我从口袋里掏出钱，一张张数。一块的、五块的、十块的，数到五十，叠成一摞，递过去。
赵强愣住了：“你干什么？”
“欠你的。还了。”
“我不要你的钱。”
“那就当我没给。”我把钱收回来，站起身走到窗边。
“你自己小心。”我说，“周明远那种人，用你的时候当你是宝，不用你的时候当你是垃圾。”
赵强听懂了。他站在那里，肩膀垮着，像是被人抽掉了脊椎。他慢慢走到门口，手握住门把手，停了一下。
“炜杰，”他说“对不起。”
门开了，又关上。脚步声在楼梯间一级一级下去，越来越轻。
我坐回椅子上，从枕头底下摸出父亲的笔记本，翻开，又合上。
不能等。周明远卖假货是刀口舔血，但这刀口能砍到我身上。
我出了门，拐过两条巷子，到了李老头暂住的地方——他侄女家，一间朝北的小平房，窗台上摆着一盆半死不活的仙人掌。
李老头开的门，搪瓷缸子攥在手里，茶叶梗子在缸底漂着。
“赵强来了。”我说。
“说了什么？”
“周明远在卖假货。工业废料充好铜，要往江城运。他还准备在我摆摊的地方插一脚，用假货低价挤我。”
李老头的眼睛眯起来。他没说话，转身进屋，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木箱子，掀开盖子——里面是一摞旧报纸、几个牛皮纸信封。
“你打算怎么办？”他问。
“三件事。”我说，“第一，找温州商会的人，另开进货渠道，不能总在市区批发市场转。第二，周明远卖假货的事，得让工商局知道——用合法的刀切他。第三，我的摊得立住口碑，让买货的人知道，我炜杰卖的是真东西。”
李老头把搪瓷缸子放在桌上，缸底磕出一声脆响。
“你小子，”他说，“比你爹当年还倔。”
“不是倔。”我说，“是没退路。”
他从木箱子里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信封上写着一行字：“温州瑞安工商联联络处”，后面是一串电话号码。
“前年一个温州客商落在我院里喝口水，留下的。”李老头说，“说有用得着的地方，打这个电话。”
我把信封揣进内兜。
天已经亮了。
从李老头家出来，走在老街上。晨雾刚散，街面上浮着一层浅金色的光。巷口有个早点摊，煤炉上架着铁锅，油在锅里翻滚，一个中年女人系着白围裙，手里拿双长筷子，麻利地翻着油条。
“一根油条，一碗豆浆。”
“坐。”女人头也不抬。
我在矮凳上坐下。旁边桌子坐着一个年轻人，二十五六岁，穿一件格子衬衫，袖子卷到肘弯，手腕上戴着一块黑色电子表。他面前摊着一份报纸。
豆浆端上来，白瓷碗边缺了个小口。我端起碗喝了一口。
我瞥了一眼旁边的报纸。是《浙江日报》，头版上一行大字标题：“温州小商品城日交易额突破百万”。
年轻人注意到我在看，抬起头，笑了一下。他嘴角有一颗小痣。
“你也做生意的？”他问，口音带着南边的绵软，尾音往上挑。
“小买卖。”
“巧了。”他把报纸折起来，伸出手，“温州来的，姓黄，黄建国。叫我阿黄就行。你呢？”
“炜杰。”
两只手在空中握了一下。他的手干燥，掌心有茧，是常年搬货磨出来的。
油条端上来了，我掰了一截，蘸进豆浆里。阿黄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红双喜，抽出一根，没点，在耳朵后面夹着。
“温州小商品城，去过吗？”他问。
“没有。”
“值得一去。”他说，“货比市区批发市场便宜三成，款式新，关键是——没有中间商宰你。”
我把油条吃完，豆浆喝完，摸出五毛钱放在桌上。
“走了？”阿黄问。
“有事。”
我没回住处。我转身朝长途汽车站的方向走，脚步不快，但每一步都很稳。不是为了进货。是为了去看看——周明远背后的郑东海，在省城的”东海贸易”，到底是什么成色。
晨风吹过来，带着油条和豆浆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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