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透，我就到了李老头的收购站。院门虚掩着，推开门，赵强正蹲在门槛上抽烟。他穿了一套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不是昨天那件周明远给的西装，整个人看着瘦了半圈，也年轻了半圈。
“来挺早。”我把自行车支好。
赵强掐了烟站起来，手在裤腿上蹭了蹭：“睡不着。”
李老头从屋里出来，手里捧着个铁盒子。打开来，是一台海鸥牌相机，黑色的机身磨得发亮。“你李叔年轻时候在厂宣传科干过，”他把相机挂到脖子上，“胶卷就剩两卷，三十六张，省着点用。”
三人凑到院子里那棵槐树下，我把昨晚画的简易地图铺在地上。化肥厂在城东三里地，废弃三年了，大门朝西，仓库在北边。
“分两步走，”我用树枝点了点地图，“我跟赵强进去拍照。李叔，您去工商局找您那个老熟人，把人先备着。”
李老头点点头：“刘科长，跟我一块儿下过乡的，靠谱。”
“上午十点，不管拍没拍完，都在工商局门口碰头。”我把地图一卷，塞进后裤兜。
“走吧。”赵强率先推出了他那辆破永久。
城东的化肥厂矗在一片荒地中间，红砖墙塌了半边，铁大门锈成了赭红色，门轴上挂着一把大锁，锁上全是锈渣。院子里杂草长得齐腰高，风吹过去，哗啦啦地响。
但仓库的门是新的。
那扇绿色的铁门刷着崭新的油漆，门锁也是新的弹子锁，在阳光下泛着冷光。赵强带着我绕到北侧，从一个被杂草遮住的侧门钻了进去。侧门是木板搭的，缝隙刚好能容一个人侧身过。
“以前运货的时候发现的。”赵强压低声音。
仓库里堆满了编织袋，灰白色的袋子上印着一行红字：“省城东海贸易公司”。袋子摞了半人多高，一直码到墙根。空气里有一股霉味，混着说不清的化学品的刺鼻气。
赵强走到最外面一摞袋子前，解开封口绳，伸手进去掏了一把——是一把铜线，黄澄澄的，看着跟真的一样。他把铜线递给我，我用两根手指捏住，一使劲。
铜皮裂开了。
不是断开，是裂开。外层薄薄的一层铜皮像锡纸一样被撕开，露出里面银白色的铝芯。铝芯粗细跟铅笔差不多，外面裹着那层铜皮，不掰开根本看不出来。
“这批铜线一共三千斤，”赵强的声音发干，“周明远打算按纯铜价卖，一斤差出去十块钱。”
我没说话，接过李老头的相机，对准手里的铜线。咔哒。胶卷走了一格。我把铜皮撕开的角度调大了些，又拍了一张。咔哒。
赵强又拆开另一个袋子，里面是一堆塑料颗粒，花花绿绿的，味道比刚才更冲，刺得眼睛发酸。“工业废料回收的，做玩具用的，小孩摸了会过敏。”
咔哒。咔哒。
我在两摞袋子之间的缝隙里蹲下去，发现地上散落着几张纸。捡起来——是进货单，日期就在上周，上面有周明远的签名，龙飞凤舞的三个字。还有一张出货单，写着”红旗集市，马姓摊主，铜线五百斤”。
我把这些单子叠好，塞进胸前的内兜。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脚步声。
不是一个人的，是两个人的。脚步声在仓库门口停住，然后是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咔哒——锁开了。
赵强一把拉住我的胳膊，把我拽到最深处的货堆后面。两人蹲在一摞编织袋后面，连气都不敢大声喘。
门开了，脚步声走进来。我透过编织袋的缝隙往外看——是孙海。他穿着那件总是熨得笔挺的灰色夹克，旁边跟着一个穿工装的年轻人，手里拿着个本子。
孙海走到那堆铜线前，用脚踢了踢袋子：“这批货明天一早拉走。”
“拉到哪儿？”年轻人问。
“红旗集市。”孙海蹲下去，撕开一袋铜线看了看，“姓马的已经答应了，摊位就挨着炜杰。把货混进去，按正品价卖。卖出去了，钱三七分。卖不出去了——”他笑了一声，“那就是炜杰卖假货，跟我们没关系。”
我的心跳得厉害。赵强在旁边攥紧了拳头，指节发白。
年轻人低头在本子上记着什么：“孙哥，那个炜杰……是什么来头？值得这么费事？”
孙海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没什么来头。就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崽子，挡了别人的路。”他走到门口，回头又看了一眼仓库里的货，“明天动作利索点，别留把柄。”
门关上，锁重新扣上。脚步声远去了。
我和赵强从货堆后面站起来，两人对视了一眼。赵强的嘴唇抿成一条线，额头上有汗。
“走。”我把相机挂回脖子上。
“去哪？”
“工商局。”
工商局在东街口，一栋四层的灰砖老楼，门口的水泥柱子上挂着国徽，被太阳晒得褪了色。我们赶到的时候，李老头正蹲在台阶上抽烟，旁边站着一个穿蓝色工商制服的中年男人，制服袖口磨出了毛边。
“这就是刘科长。”李老头站起来介绍。
刘科长大约五十岁，方脸，浓眉，看人的时候眼神不躲。我把相机和文件递过去，又把口袋里那截铜皮铝芯的样品拿出来。
刘科长接过样品，用手指掰了掰，铜皮裂开，露出里面的铝。他的眉头皱了起来。又翻看那几张进货单，看到”东海贸易”四个字的时候，手指停了一下。
“省城东海贸易……”他抬头看我，“郑东海的公司？”
“您知道？”
刘科长没回答。他把照片从相机后盖里取出来——李老头已经教他在暗袋里操作了——又看了看那些单据。旁边李老头抽着烟，一句话不说，就那么看着。
过了大概半分钟，刘科长把胶卷和单据往桌上一放，拿起了桌上的黑色电话机。
“老陈，叫上小张和老周，带两辆车，跟我去城东化肥厂。”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带上封条。”
李老头走过来，在我肩膀上重重拍了一下：“你小子，胆子不小。”
工商局的动作比我想的快。下午三点，刘科长的人就把化肥厂仓库围了，封条贴在了那扇崭新的绿铁门上。三千斤假铜线、两吨劣质塑料颗粒，全被登记扣留。孙海接到消息的时候正在红星旅馆收拾东西，据说连账本都没拿，直接跳窗跑了。
但我知道，这件事没完。
晚上回到住处，我把门锁好，又拿椅子抵在门后。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留了一条缝。窗外是老街的夜景，路灯昏黄，几只蛾子在灯泡底下扑棱。
十点半，街角传来发动机的声音。那种老式的四缸发动机，声音发闷，像人憋着一口气。
我掀开窗帘一角。街角停着一辆墨绿色的北京吉普，车窗慢慢摇下来，露出孙海的脸。他嘴里叼着一根烟，没点火，就那么叼着。他的头转向我这边的窗户，停住。
我们隔着一条街，三十米的距离。他知道我在这里。我也知道他知道。
孙海把烟点上，深吸一口，烟头在黑暗里亮成一个红点。他没有下车，没有敲门，就那么坐在驾驶座上，一口一口地抽烟。吉普车的发动机一直没熄火，排气管在青石板上冒着白气。
这是一种威胁。比任何话都管用。
我把窗帘放下，坐在床沿上。口袋里有什么东西硌着手指，掏出来——是那枚五分硬币，边缘已经磨得发亮了。
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我站起身，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刮出刺耳的一声。走到门边，我从门缝里往外看——不是孙海。门口站着的是我父亲，炜正。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人装，右手拎着那个磨掉了漆的铝饭盒。
我把门打开。
“你妈让我来的。”父亲把饭盒递过来，“刚出锅的韭菜盒子，还热着。”
我接过饭盒，指尖碰到他的手背——那只右手，受过工伤的右手，在微微发抖。
父亲没进屋，就站在门口。他往街角的方向看了一眼，吉普车的灯光在黑暗中一闪一闪。他看见了。
“还有一句话，”父亲说，声音不高，每个字却都很清楚，“你要是惹上了什么大事，回家。家里虽然不富裕，但——”他顿了顿，那只抖着的右手在裤腿上蹭了一下，“能护你。”
说完，他转身走了。背影在路灯底下拉长，又缩短，然后拐过街角，不见了。
我拎着饭盒站在门口，久久没有关门。街角那辆吉普车还在，发动机的声音像是某种倒计时。
咔哒。咔哒。
不是相机的声音，是秒针在走。
“来挺早。”我把自行车支好。
赵强掐了烟站起来，手在裤腿上蹭了蹭：“睡不着。”
李老头从屋里出来，手里捧着个铁盒子。打开来，是一台海鸥牌相机，黑色的机身磨得发亮。“你李叔年轻时候在厂宣传科干过，”他把相机挂到脖子上，“胶卷就剩两卷，三十六张，省着点用。”
三人凑到院子里那棵槐树下，我把昨晚画的简易地图铺在地上。化肥厂在城东三里地，废弃三年了，大门朝西，仓库在北边。
“分两步走，”我用树枝点了点地图，“我跟赵强进去拍照。李叔，您去工商局找您那个老熟人，把人先备着。”
李老头点点头：“刘科长，跟我一块儿下过乡的，靠谱。”
“上午十点，不管拍没拍完，都在工商局门口碰头。”我把地图一卷，塞进后裤兜。
“走吧。”赵强率先推出了他那辆破永久。
城东的化肥厂矗在一片荒地中间，红砖墙塌了半边，铁大门锈成了赭红色，门轴上挂着一把大锁，锁上全是锈渣。院子里杂草长得齐腰高，风吹过去，哗啦啦地响。
但仓库的门是新的。
那扇绿色的铁门刷着崭新的油漆，门锁也是新的弹子锁，在阳光下泛着冷光。赵强带着我绕到北侧，从一个被杂草遮住的侧门钻了进去。侧门是木板搭的，缝隙刚好能容一个人侧身过。
“以前运货的时候发现的。”赵强压低声音。
仓库里堆满了编织袋，灰白色的袋子上印着一行红字：“省城东海贸易公司”。袋子摞了半人多高，一直码到墙根。空气里有一股霉味，混着说不清的化学品的刺鼻气。
赵强走到最外面一摞袋子前，解开封口绳，伸手进去掏了一把——是一把铜线，黄澄澄的，看着跟真的一样。他把铜线递给我，我用两根手指捏住，一使劲。
铜皮裂开了。
不是断开，是裂开。外层薄薄的一层铜皮像锡纸一样被撕开，露出里面银白色的铝芯。铝芯粗细跟铅笔差不多，外面裹着那层铜皮，不掰开根本看不出来。
“这批铜线一共三千斤，”赵强的声音发干，“周明远打算按纯铜价卖，一斤差出去十块钱。”
我没说话，接过李老头的相机，对准手里的铜线。咔哒。胶卷走了一格。我把铜皮撕开的角度调大了些，又拍了一张。咔哒。
赵强又拆开另一个袋子，里面是一堆塑料颗粒，花花绿绿的，味道比刚才更冲，刺得眼睛发酸。“工业废料回收的，做玩具用的，小孩摸了会过敏。”
咔哒。咔哒。
我在两摞袋子之间的缝隙里蹲下去，发现地上散落着几张纸。捡起来——是进货单，日期就在上周，上面有周明远的签名，龙飞凤舞的三个字。还有一张出货单，写着”红旗集市，马姓摊主，铜线五百斤”。
我把这些单子叠好，塞进胸前的内兜。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脚步声。
不是一个人的，是两个人的。脚步声在仓库门口停住，然后是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咔哒——锁开了。
赵强一把拉住我的胳膊，把我拽到最深处的货堆后面。两人蹲在一摞编织袋后面，连气都不敢大声喘。
门开了，脚步声走进来。我透过编织袋的缝隙往外看——是孙海。他穿着那件总是熨得笔挺的灰色夹克，旁边跟着一个穿工装的年轻人，手里拿着个本子。
孙海走到那堆铜线前，用脚踢了踢袋子：“这批货明天一早拉走。”
“拉到哪儿？”年轻人问。
“红旗集市。”孙海蹲下去，撕开一袋铜线看了看，“姓马的已经答应了，摊位就挨着炜杰。把货混进去，按正品价卖。卖出去了，钱三七分。卖不出去了——”他笑了一声，“那就是炜杰卖假货，跟我们没关系。”
我的心跳得厉害。赵强在旁边攥紧了拳头，指节发白。
年轻人低头在本子上记着什么：“孙哥，那个炜杰……是什么来头？值得这么费事？”
孙海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没什么来头。就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崽子，挡了别人的路。”他走到门口，回头又看了一眼仓库里的货，“明天动作利索点，别留把柄。”
门关上，锁重新扣上。脚步声远去了。
我和赵强从货堆后面站起来，两人对视了一眼。赵强的嘴唇抿成一条线，额头上有汗。
“走。”我把相机挂回脖子上。
“去哪？”
“工商局。”
工商局在东街口，一栋四层的灰砖老楼，门口的水泥柱子上挂着国徽，被太阳晒得褪了色。我们赶到的时候，李老头正蹲在台阶上抽烟，旁边站着一个穿蓝色工商制服的中年男人，制服袖口磨出了毛边。
“这就是刘科长。”李老头站起来介绍。
刘科长大约五十岁，方脸，浓眉，看人的时候眼神不躲。我把相机和文件递过去，又把口袋里那截铜皮铝芯的样品拿出来。
刘科长接过样品，用手指掰了掰，铜皮裂开，露出里面的铝。他的眉头皱了起来。又翻看那几张进货单，看到”东海贸易”四个字的时候，手指停了一下。
“省城东海贸易……”他抬头看我，“郑东海的公司？”
“您知道？”
刘科长没回答。他把照片从相机后盖里取出来——李老头已经教他在暗袋里操作了——又看了看那些单据。旁边李老头抽着烟，一句话不说，就那么看着。
过了大概半分钟，刘科长把胶卷和单据往桌上一放，拿起了桌上的黑色电话机。
“老陈，叫上小张和老周，带两辆车，跟我去城东化肥厂。”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带上封条。”
李老头走过来，在我肩膀上重重拍了一下：“你小子，胆子不小。”
工商局的动作比我想的快。下午三点，刘科长的人就把化肥厂仓库围了，封条贴在了那扇崭新的绿铁门上。三千斤假铜线、两吨劣质塑料颗粒，全被登记扣留。孙海接到消息的时候正在红星旅馆收拾东西，据说连账本都没拿，直接跳窗跑了。
但我知道，这件事没完。
晚上回到住处，我把门锁好，又拿椅子抵在门后。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留了一条缝。窗外是老街的夜景，路灯昏黄，几只蛾子在灯泡底下扑棱。
十点半，街角传来发动机的声音。那种老式的四缸发动机，声音发闷，像人憋着一口气。
我掀开窗帘一角。街角停着一辆墨绿色的北京吉普，车窗慢慢摇下来，露出孙海的脸。他嘴里叼着一根烟，没点火，就那么叼着。他的头转向我这边的窗户，停住。
我们隔着一条街，三十米的距离。他知道我在这里。我也知道他知道。
孙海把烟点上，深吸一口，烟头在黑暗里亮成一个红点。他没有下车，没有敲门，就那么坐在驾驶座上，一口一口地抽烟。吉普车的发动机一直没熄火，排气管在青石板上冒着白气。
这是一种威胁。比任何话都管用。
我把窗帘放下，坐在床沿上。口袋里有什么东西硌着手指，掏出来——是那枚五分硬币，边缘已经磨得发亮了。
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我站起身，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刮出刺耳的一声。走到门边，我从门缝里往外看——不是孙海。门口站着的是我父亲，炜正。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人装，右手拎着那个磨掉了漆的铝饭盒。
我把门打开。
“你妈让我来的。”父亲把饭盒递过来，“刚出锅的韭菜盒子，还热着。”
我接过饭盒，指尖碰到他的手背——那只右手，受过工伤的右手，在微微发抖。
父亲没进屋，就站在门口。他往街角的方向看了一眼，吉普车的灯光在黑暗中一闪一闪。他看见了。
“还有一句话，”父亲说，声音不高，每个字却都很清楚，“你要是惹上了什么大事，回家。家里虽然不富裕，但——”他顿了顿，那只抖着的右手在裤腿上蹭了一下，“能护你。”
说完，他转身走了。背影在路灯底下拉长，又缩短，然后拐过街角，不见了。
我拎着饭盒站在门口，久久没有关门。街角那辆吉普车还在，发动机的声音像是某种倒计时。
咔哒。咔哒。
不是相机的声音，是秒针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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