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业那天我没放鞭炮。
城郊不让放，说是怕着火。我就让小马在门口挂了一串红辣椒，又写了张红纸贴墙上：“炜杰百货，今日开业，特价三天。”
早上六点，我和小马到店。还没开门，门口已经站着七八个人，都是附近居民区的，有男有女，穿着工装或粗布衣服，脚上是布鞋或解放鞋。
“几点开门啊？”一个戴草帽的男人问。
“这就开。”
小马把门板一块一块卸下来。第一块板刚落地，人群就往前涌了一步。
我走到柜台后面，把抽屉拉开，检查了一下零钱——都是昨晚换好的，一毛、两毛、五毛，用纸卷捆着。收钱的铁盒子擦了三遍，亮得能照见人。
“进吧。”
人进来了，店里一下子挤满。
塑料凉鞋摆在左边第一个货架最显眼的位置，四块五一双，蓝色的、黑色的、棕色的，码数齐全。一个穿灰色工装裤的女人拿起一双蓝色的，翻来覆去看，然后问：“这结实不？”
“你掰。”我说。
她两只手抓着鞋两头，使劲一折。鞋弯了，但没断。
“比供销社的强。”她说，“供销社的塑料鞋，穿半个月就裂。”
“我这鞋底子加了料，走路不响，也不容易断。”我从货架上拿起一只，指着鞋底，“你看这纹路，防滑。”
她看了两秒，从兜里掏出钱：“来一双，三十八码。”
第一单生意成交。四块五，毛票和钢镚，我数了两遍，放进铁盒子。
上午十点，货架上的搪瓷脸盆卖空了一半。
搪瓷脸盆是阿黄从温州找的货，白色底，蓝色边，中间印着红色的”喜”字或牡丹花。城里百货大楼卖四块，供销社卖三块八，我卖两块八。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买了四个。我问他：“要这么多？”
“老家来人了，一家四口，晚上到。”他把脸盆摞在一起，“城里东西太贵，在你们这儿买，省下一顿饭钱。”
十二点，小马在门口挂的红纸被太阳晒得卷了边。我让他换了张新的，把”特价三天”四个字写得更大。
下午两点，货架上的铝饭盒只剩三个。
铝饭盒是这批货里最畅销的。省城很多工厂不包午饭，工人自己带饭。商场里卖的铝饭盒五块钱一个，我的卖三块二，便宜将近两块。
一个穿蓝色工装的小年轻买了一摞五个。他说他是建筑队的，给四个工友一起带。
“你们这店……以后天天开吧？”他问。
“天天开。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
“那就好。”他把饭盒装进一个蛇皮袋里，“以后不用跑供销社了，那儿的东西又贵又旧。”
晚上八点关门。
小马把门板一块一块装回去，我在柜台后面算账。今天一共卖出多少件？我数不清了。铁盒子里的钱倒出来，一毛两毛五毛一块两块五块，堆成一座小山。
我和小马数了四十分钟。
“多少？”我问。
“二百一十六块五。”小马的声音有点抖。
开业第一天，营收二百一十六块五。
成本是多少？塑料凉鞋三块五一双，搪瓷脸盆一块八一个，铝饭盒两块一个。粗略一算，毛利在百分之三十五左右。也就是说，今天净赚了七十五块。
七十五块。在1991年，一个普通工人三天的工资。
我把钱按照面额分好，装进一个牛皮纸信封，放进抽屉。抽屉里还有父亲的笔记本，露出一角。
第二天营收二百三十块。第三天二百五。
特价活动结束后，客流没有下降，反而稳中有升。口碑传开了——“红星新村门口那家新开的百货店，东西便宜，人实在”。
第一周结束，我算出总营收：一千五百八十二块。
赵强从江城打电话来，我把数字报给他。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然后说：“哥，这一家店……比江城六家加起来还赚。”
“成本也高。”我说，“省城房租贵，运输费也贵。但客单价高，量大，走得动。”
“月净利能有多少？”
我算了算：“四千往上。”
“四千……”赵强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哥，咱们在江城干了半年，六家店月净利才三千。”
“这就是省城。”我说，“人多，需求大，只要找准位置，赚钱比江城快三倍。”
我把这个模式在心里捋了一遍，给它起了个名字：“城郊店”。
定位明确：城郊结合部的新进城居民。货品种类集中：便宜、实用、高频。装修简单：白墙、松木货架、白炽灯。运营模式：薄利多销，快速周转。
这模式能复制。城东有了，城西可以有，城南、城北都可以有。阿黄的仓库就在城郊，供货半径短，物流成本可控。
我把想法跟小马说了。他正蹲在地上理货，听到这话，手里的肥皂往箱子里一扔：“哥，你的意思是……省城开十家？”
“先看看这一家的后劲。”我说，“但十家，不是梦。”
省城另一端，中山路上，东海百货的总经理办公室。
郑东海坐在大班椅上，藏青唐装换成了深灰色的，核桃在左手转着，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桌上摆着一份手写报告，是陈婉清送来的。
他拿起报告，看了第一行字，手指停了一下。
“省城城郊店，开业七日，营收一千五百八十二元，预估月营收破万，月净利四千以上。”
郑东海把报告翻到第二页。上面有详细的数据——每天的销售品类、客单价、客流量，甚至还有顾客画像：建筑工人、临时工、小商贩、新进城家庭。
陈婉清站在办公桌前，穿一件藏青色西装，双手自然下垂。她没说话，等郑东海看完。
他把报告放下，靠在椅背上，核桃又转起来。
“他的模式，”郑东海开口，声音不高，“能复制吗？”
“能。”陈婉清说，“但需要时间。选址、进货、装修、培养伙计，至少两个月才能开一家。”
“时间我有。”
郑东海拿起一个核桃，放在掌心捏了捏，然后抬头看陈婉清。
“但他……好像比我更快。”
他把报告放在桌上，两只手各拿一个核桃，转了很久。房间里只有核桃摩擦的声音，像是沙漏在倒计时。
窗外是省城的车水马龙。一条马路之隔，两个世界——一边是高楼大厦里的郑东海，一边是城郊平房里的我。
两条线，在省城的棋盘上，正在往同一个方向走。
看谁先到了。
城郊不让放，说是怕着火。我就让小马在门口挂了一串红辣椒，又写了张红纸贴墙上：“炜杰百货，今日开业，特价三天。”
早上六点，我和小马到店。还没开门，门口已经站着七八个人，都是附近居民区的，有男有女，穿着工装或粗布衣服，脚上是布鞋或解放鞋。
“几点开门啊？”一个戴草帽的男人问。
“这就开。”
小马把门板一块一块卸下来。第一块板刚落地，人群就往前涌了一步。
我走到柜台后面，把抽屉拉开，检查了一下零钱——都是昨晚换好的，一毛、两毛、五毛，用纸卷捆着。收钱的铁盒子擦了三遍，亮得能照见人。
“进吧。”
人进来了，店里一下子挤满。
塑料凉鞋摆在左边第一个货架最显眼的位置，四块五一双，蓝色的、黑色的、棕色的，码数齐全。一个穿灰色工装裤的女人拿起一双蓝色的，翻来覆去看，然后问：“这结实不？”
“你掰。”我说。
她两只手抓着鞋两头，使劲一折。鞋弯了，但没断。
“比供销社的强。”她说，“供销社的塑料鞋，穿半个月就裂。”
“我这鞋底子加了料，走路不响，也不容易断。”我从货架上拿起一只，指着鞋底，“你看这纹路，防滑。”
她看了两秒，从兜里掏出钱：“来一双，三十八码。”
第一单生意成交。四块五，毛票和钢镚，我数了两遍，放进铁盒子。
上午十点，货架上的搪瓷脸盆卖空了一半。
搪瓷脸盆是阿黄从温州找的货，白色底，蓝色边，中间印着红色的”喜”字或牡丹花。城里百货大楼卖四块，供销社卖三块八，我卖两块八。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买了四个。我问他：“要这么多？”
“老家来人了，一家四口，晚上到。”他把脸盆摞在一起，“城里东西太贵，在你们这儿买，省下一顿饭钱。”
十二点，小马在门口挂的红纸被太阳晒得卷了边。我让他换了张新的，把”特价三天”四个字写得更大。
下午两点，货架上的铝饭盒只剩三个。
铝饭盒是这批货里最畅销的。省城很多工厂不包午饭，工人自己带饭。商场里卖的铝饭盒五块钱一个，我的卖三块二，便宜将近两块。
一个穿蓝色工装的小年轻买了一摞五个。他说他是建筑队的，给四个工友一起带。
“你们这店……以后天天开吧？”他问。
“天天开。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
“那就好。”他把饭盒装进一个蛇皮袋里，“以后不用跑供销社了，那儿的东西又贵又旧。”
晚上八点关门。
小马把门板一块一块装回去，我在柜台后面算账。今天一共卖出多少件？我数不清了。铁盒子里的钱倒出来，一毛两毛五毛一块两块五块，堆成一座小山。
我和小马数了四十分钟。
“多少？”我问。
“二百一十六块五。”小马的声音有点抖。
开业第一天，营收二百一十六块五。
成本是多少？塑料凉鞋三块五一双，搪瓷脸盆一块八一个，铝饭盒两块一个。粗略一算，毛利在百分之三十五左右。也就是说，今天净赚了七十五块。
七十五块。在1991年，一个普通工人三天的工资。
我把钱按照面额分好，装进一个牛皮纸信封，放进抽屉。抽屉里还有父亲的笔记本，露出一角。
第二天营收二百三十块。第三天二百五。
特价活动结束后，客流没有下降，反而稳中有升。口碑传开了——“红星新村门口那家新开的百货店，东西便宜，人实在”。
第一周结束，我算出总营收：一千五百八十二块。
赵强从江城打电话来，我把数字报给他。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然后说：“哥，这一家店……比江城六家加起来还赚。”
“成本也高。”我说，“省城房租贵，运输费也贵。但客单价高，量大，走得动。”
“月净利能有多少？”
我算了算：“四千往上。”
“四千……”赵强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哥，咱们在江城干了半年，六家店月净利才三千。”
“这就是省城。”我说，“人多，需求大，只要找准位置，赚钱比江城快三倍。”
我把这个模式在心里捋了一遍，给它起了个名字：“城郊店”。
定位明确：城郊结合部的新进城居民。货品种类集中：便宜、实用、高频。装修简单：白墙、松木货架、白炽灯。运营模式：薄利多销，快速周转。
这模式能复制。城东有了，城西可以有，城南、城北都可以有。阿黄的仓库就在城郊，供货半径短，物流成本可控。
我把想法跟小马说了。他正蹲在地上理货，听到这话，手里的肥皂往箱子里一扔：“哥，你的意思是……省城开十家？”
“先看看这一家的后劲。”我说，“但十家，不是梦。”
省城另一端，中山路上，东海百货的总经理办公室。
郑东海坐在大班椅上，藏青唐装换成了深灰色的，核桃在左手转着，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桌上摆着一份手写报告，是陈婉清送来的。
他拿起报告，看了第一行字，手指停了一下。
“省城城郊店，开业七日，营收一千五百八十二元，预估月营收破万，月净利四千以上。”
郑东海把报告翻到第二页。上面有详细的数据——每天的销售品类、客单价、客流量，甚至还有顾客画像：建筑工人、临时工、小商贩、新进城家庭。
陈婉清站在办公桌前，穿一件藏青色西装，双手自然下垂。她没说话，等郑东海看完。
他把报告放下，靠在椅背上，核桃又转起来。
“他的模式，”郑东海开口，声音不高，“能复制吗？”
“能。”陈婉清说，“但需要时间。选址、进货、装修、培养伙计，至少两个月才能开一家。”
“时间我有。”
郑东海拿起一个核桃，放在掌心捏了捏，然后抬头看陈婉清。
“但他……好像比我更快。”
他把报告放在桌上，两只手各拿一个核桃，转了很久。房间里只有核桃摩擦的声音，像是沙漏在倒计时。
窗外是省城的车水马龙。一条马路之隔，两个世界——一边是高楼大厦里的郑东海，一边是城郊平房里的我。
两条线，在省城的棋盘上，正在往同一个方向走。
看谁先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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