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腓特烈斯海因区，五月的一个星期六早晨。
阳光刚刚爬上卡尔·马克思大街东侧，街角那家新开的店铺门前已经聚集起了人群。
白色的遮阳篷上印着醒目的蓝色字样——“国营机动车供应社第7分销点”，人们的目光都聚焦在遮阳篷下那三辆汽车上。
前挡风玻璃后挂着的价签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忍不住停下脚步：
“VOlkSaUtO 标准型 - 1,950劳动马克”
汉斯·贝克勒今天休假，特意带上妻子出门享受周末。
一旁的妻子紧紧挽着他的手臂，眼睛瞪得圆圆的。
“一千九百五十马克……”她喃喃重复着这个数字。
“是真的。”
汉斯的声音有些发颤，他在国营机械厂当五级钳工，月薪280劳动马克。
妻子埃尔莎在纺织厂，每月160马克。他们省吃俭用，每月能存下150马克。
“按这个价……”
埃尔莎快速心算，
“我们现在的存款是……三千一百马克。够买一辆，还能剩下……”
“剩下的一千多马克，正好够给家里面装个车库。”
汉斯接过话，眼睛却没离开那辆展示车。
车头上，齿轮环绕麦穗的徽标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人群越聚越多。
一个穿着铁路制服的中年男人挤到前面，弯下腰仔细看轮胎。
“橡胶胎纹很深啊。”
他扭头对旁边的人说，
“我兄弟在码头工作，说现在从英国来的橡胶原料堆满了仓库。
国家签了长期合同，价格压得低。”
“汽油更便宜！”
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插话，他手里拿着最新一期的《劳动者技术月刊》，
“杂志上说了，咱们从苏联换来的原油，炼出来的汽油比战前便宜了百分之六十！我算过账，一辆这样的车，每月油钱不到十五马克！”
埃尔莎听到这里，轻轻拉了拉汉斯的袖子：
“如果是真的……你每个月去给东边的分厂培训，就不用着急起床赶第一班郊区火车了。”
汉斯点点头，想起那些在寒冬清晨瑟缩在站台上的日子。
他向前挤了挤，人群内，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胸前别着“供应社服务员”徽章的年轻姑娘正打开驾驶座的车门。
“同志们可以看看车辆的内部情况！”
姑娘的声音清脆，
“四个标准座位，后排座椅可以放倒装货。方向盘是全新设计，转向轻便。
仪表盘有速度表、油表和里程表——简单可靠，容易维修。”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农伸手摸了摸座椅的布料后转向众人，
“我是勃兰登堡集体农庄的，我们庄上申请到了一辆卡车——就是这牌子，拉货的型号。
上个月收甜菜，一天跑三趟去柏林，以前用马车得两天。
车没坏过，油也便宜，我们村的会计同志说运输成本降了一半还多。”
“路也好走了！”
另一个穿着工装裤的男人接话，
“我在劳动建设兵团干了八个月，修的就是柏林到波茨坦那段新公路。
你们去城外看看——双向四车道，全是沥青铺的，没有坑，没有马车挡道。
我们班长说，这路设计的就是给汽车跑的，将来要通到汉堡，通到慕尼黑……”
汉斯听着群众们的议论，他想起1918年的冬天。
那时战争刚结束，柏林街头没有汽车，他每天步行两小时去工厂——工厂其实已经停产，他只是去排队领那点可怜的救济粮。
埃尔莎怀了孕却营养不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没能活过那个冬天。
“同志，我能试坐一下吗？”
一个声音把汉斯拉回现实。
是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已经坐进了驾驶座，兴奋地摸着方向盘。
服务员姑娘笑着点头：
“可以的，但今天还不能试驾——得需要驾驶证才可以开车上路哦。”
“驾驶证是什么啊！”
“我听说了，”
铁路工人提高嗓门，
“交通部的新规定，满十八岁，通过理论和实操考试，就能拿到驾驶证！”
埃尔莎忽然轻声说：
“汉斯，你还记得1919年春天吗？我们领到第一张劳动券，去换土豆和面粉。你跟我说：‘至少我们不用吃树皮了。’”
汉斯记得。
他怎么可能忘记。
那时韦格纳主席建立的新政府刚刚稳住国内局势，粮食配给制虽然严格，但每个人都分到了活下去的口粮。
后来，劳动券变成了劳动马克，工资恢复了，商店里的货架慢慢满了起来。
先是有了肉，有了糖，有了咖啡。
然后是他们现在住的这间公寓，战前他们一家五口挤在更小的房间里。
“这才几年……”
汉斯喃喃道。
“四年半。”
埃尔莎准确地说，
“从1918年11月到现在。”
埃尔莎看着那辆汽车，眼神变得坚定，
“汉斯，我们买一辆车吧。”
“可是……这是很大一笔钱。”
汉斯本能地说，但语气已经松动。
“我们有钱。”
“我每个月悄悄存下二十马克，想着给孩子将来上学用。
但汉斯，我们现在过得好了，为什么不能……为自己活一次？”
埃尔莎指着汽车：
“有了它，周末我们可以带孩子去乡下看我父母——不用再挤四个小时的闷罐火车。夏天我们可以去海边，你总说想看看海。
还有……你妈妈在莱比锡，她已经很久没见到孙子了。”
汉斯感到喉咙有些发紧。他转身面对服务员：
“同志……这车，怎么买？要排队吗？要证明吗？”
服务员微笑着拿出表格：
“工人同志优先。您有工作证吗？家庭人口？主要购买用途是？”
汉斯递过工作证。
服务员快速记录：
“汉斯·贝克，国营第三机械厂五级钳工，连续两年劳动模范……很好。您的情况符合优先条件。
填这张表，交百分之三十定金，大约一个月后可以提车。我们会安排免费的驾驶培训。”
“一个月……”
汉斯接过表格，手有些抖。
“提车的时候，”
服务员补充道，
“还会附赠一本《车主手册》，里面列出了全国正在建设的高速公路网规划图。
第一条柏林-汉堡线今年年底就能通车，到时您开车去汉堡，只要三个半小时。”
人群中爆发出惊叹声。
“三个半小时！这么快吗！”
“而且随时就能出发！”
汉斯开始填写表格。姓名、住址、工作单位……在“购买用途”一栏，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工整地写下：
“改善家庭生活，提高工作效率，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随时准备奔赴需要的地方。”
埃尔莎在一旁看着，眼睛湿润了。
表格填好，定金交完——585劳动马克，储蓄簿上盖了章。
服务员递回收据：
“贝克同志，恭喜您。您是今天第七位预订者。提车通知会提前寄到您家的。”
走出人群时，汉斯感觉脚步有些轻飘飘的。他回头看了一眼，那辆展示车旁又围上了新的人。
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孩子，指着汽车在说什么；几个学生模样的青年在笔记本上记着参数；两个退休老人也在热烈讨论着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赶上好时候了”。
街对面，面包店飘出新烤黑麦面包的香气。
肉铺门口挂着“今日供应：新鲜猪肉、牛肉”的牌子。
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车厢里坐满了周末出游的人。
“去咖啡馆坐坐？”
埃尔莎提议，
“庆祝一下。”
街角的“劳动者咖啡馆”里飘出咖啡香。
四年前，这里还叫“贵族咖啡馆”，只对有钱人开放。
革命后改成了大众消费场所，一杯咖啡加一块蛋糕只要1劳动马克。
他们选了靠窗的位置。
服务员——一个脸上有疤的老兵，走路有些跛，但动作利落——端来咖啡时看了看汉斯手里的收据。
“买车了，同志？”
老兵笑着问。
“刚订的，还没到手呢！”
汉斯有些自豪地回应。
“好事。”
老兵放下咖啡壶，
“我1918年从前线回来，腿坏了，工作也找不到。以为这辈子完了。”
“国家给我在这儿安排了工作，还有补贴，我女儿在上大学——国家出学费。
上个月我刚带她去波茨坦玩了一天，坐的国营旅游巴士。”
他转身离开时又回头对汉斯说道：
“时代变了，同志。愿您有个越来越美好的生活。”
“谢谢，您也是，同志！”
汉斯和埃尔莎相视而笑。
窗外，卡尔·马克思大街上，自行车流中已经能看到几辆汽车——大多是公务用的卡车和小轿车，但偶尔也能看到一辆崭新的深蓝色VOlkSaUtO驶过，引来行人注目。
“过段时间，”
埃尔莎轻声说，
“我们也会开着车在这条街上。”
汉斯握住她的手。
家里的储蓄簿上的数字减少了，但心里某个地方，有什么东西满得快要溢出来。
那是1918年汉斯一家冬天蜷缩在冰冷房间里时不敢想象的东西——希望，确切的、触手可及的希望。
咖啡馆的收音机里也适时的传出新闻播报：
“……国家计划委员会今日宣布，第二季度国民经济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七，失业率降至历史新低……高速公路网首期工程已招募建设工人三十八万……”
窗外，阳光正好。
德国在前进，而普通人的生活，正沿着一条条新铺的道路，驶向曾经只存在于梦中的远方。
街角那家店门前，又有一个工人模样的男人，捏着储蓄簿，走向那辆闪闪发光的深蓝色汽车。
服务员姑娘的微笑，在五月的阳光下，显得格外明亮。
阳光刚刚爬上卡尔·马克思大街东侧，街角那家新开的店铺门前已经聚集起了人群。
白色的遮阳篷上印着醒目的蓝色字样——“国营机动车供应社第7分销点”，人们的目光都聚焦在遮阳篷下那三辆汽车上。
前挡风玻璃后挂着的价签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忍不住停下脚步：
“VOlkSaUtO 标准型 - 1,950劳动马克”
汉斯·贝克勒今天休假，特意带上妻子出门享受周末。
一旁的妻子紧紧挽着他的手臂，眼睛瞪得圆圆的。
“一千九百五十马克……”她喃喃重复着这个数字。
“是真的。”
汉斯的声音有些发颤，他在国营机械厂当五级钳工，月薪280劳动马克。
妻子埃尔莎在纺织厂，每月160马克。他们省吃俭用，每月能存下150马克。
“按这个价……”
埃尔莎快速心算，
“我们现在的存款是……三千一百马克。够买一辆，还能剩下……”
“剩下的一千多马克，正好够给家里面装个车库。”
汉斯接过话，眼睛却没离开那辆展示车。
车头上，齿轮环绕麦穗的徽标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人群越聚越多。
一个穿着铁路制服的中年男人挤到前面，弯下腰仔细看轮胎。
“橡胶胎纹很深啊。”
他扭头对旁边的人说，
“我兄弟在码头工作，说现在从英国来的橡胶原料堆满了仓库。
国家签了长期合同，价格压得低。”
“汽油更便宜！”
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插话，他手里拿着最新一期的《劳动者技术月刊》，
“杂志上说了，咱们从苏联换来的原油，炼出来的汽油比战前便宜了百分之六十！我算过账，一辆这样的车，每月油钱不到十五马克！”
埃尔莎听到这里，轻轻拉了拉汉斯的袖子：
“如果是真的……你每个月去给东边的分厂培训，就不用着急起床赶第一班郊区火车了。”
汉斯点点头，想起那些在寒冬清晨瑟缩在站台上的日子。
他向前挤了挤，人群内，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胸前别着“供应社服务员”徽章的年轻姑娘正打开驾驶座的车门。
“同志们可以看看车辆的内部情况！”
姑娘的声音清脆，
“四个标准座位，后排座椅可以放倒装货。方向盘是全新设计，转向轻便。
仪表盘有速度表、油表和里程表——简单可靠，容易维修。”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农伸手摸了摸座椅的布料后转向众人，
“我是勃兰登堡集体农庄的，我们庄上申请到了一辆卡车——就是这牌子，拉货的型号。
上个月收甜菜，一天跑三趟去柏林，以前用马车得两天。
车没坏过，油也便宜，我们村的会计同志说运输成本降了一半还多。”
“路也好走了！”
另一个穿着工装裤的男人接话，
“我在劳动建设兵团干了八个月，修的就是柏林到波茨坦那段新公路。
你们去城外看看——双向四车道，全是沥青铺的，没有坑，没有马车挡道。
我们班长说，这路设计的就是给汽车跑的，将来要通到汉堡，通到慕尼黑……”
汉斯听着群众们的议论，他想起1918年的冬天。
那时战争刚结束，柏林街头没有汽车，他每天步行两小时去工厂——工厂其实已经停产，他只是去排队领那点可怜的救济粮。
埃尔莎怀了孕却营养不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没能活过那个冬天。
“同志，我能试坐一下吗？”
一个声音把汉斯拉回现实。
是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已经坐进了驾驶座，兴奋地摸着方向盘。
服务员姑娘笑着点头：
“可以的，但今天还不能试驾——得需要驾驶证才可以开车上路哦。”
“驾驶证是什么啊！”
“我听说了，”
铁路工人提高嗓门，
“交通部的新规定，满十八岁，通过理论和实操考试，就能拿到驾驶证！”
埃尔莎忽然轻声说：
“汉斯，你还记得1919年春天吗？我们领到第一张劳动券，去换土豆和面粉。你跟我说：‘至少我们不用吃树皮了。’”
汉斯记得。
他怎么可能忘记。
那时韦格纳主席建立的新政府刚刚稳住国内局势，粮食配给制虽然严格，但每个人都分到了活下去的口粮。
后来，劳动券变成了劳动马克，工资恢复了，商店里的货架慢慢满了起来。
先是有了肉，有了糖，有了咖啡。
然后是他们现在住的这间公寓，战前他们一家五口挤在更小的房间里。
“这才几年……”
汉斯喃喃道。
“四年半。”
埃尔莎准确地说，
“从1918年11月到现在。”
埃尔莎看着那辆汽车，眼神变得坚定，
“汉斯，我们买一辆车吧。”
“可是……这是很大一笔钱。”
汉斯本能地说，但语气已经松动。
“我们有钱。”
“我每个月悄悄存下二十马克，想着给孩子将来上学用。
但汉斯，我们现在过得好了，为什么不能……为自己活一次？”
埃尔莎指着汽车：
“有了它，周末我们可以带孩子去乡下看我父母——不用再挤四个小时的闷罐火车。夏天我们可以去海边，你总说想看看海。
还有……你妈妈在莱比锡，她已经很久没见到孙子了。”
汉斯感到喉咙有些发紧。他转身面对服务员：
“同志……这车，怎么买？要排队吗？要证明吗？”
服务员微笑着拿出表格：
“工人同志优先。您有工作证吗？家庭人口？主要购买用途是？”
汉斯递过工作证。
服务员快速记录：
“汉斯·贝克，国营第三机械厂五级钳工，连续两年劳动模范……很好。您的情况符合优先条件。
填这张表，交百分之三十定金，大约一个月后可以提车。我们会安排免费的驾驶培训。”
“一个月……”
汉斯接过表格，手有些抖。
“提车的时候，”
服务员补充道，
“还会附赠一本《车主手册》，里面列出了全国正在建设的高速公路网规划图。
第一条柏林-汉堡线今年年底就能通车，到时您开车去汉堡，只要三个半小时。”
人群中爆发出惊叹声。
“三个半小时！这么快吗！”
“而且随时就能出发！”
汉斯开始填写表格。姓名、住址、工作单位……在“购买用途”一栏，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工整地写下：
“改善家庭生活，提高工作效率，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随时准备奔赴需要的地方。”
埃尔莎在一旁看着，眼睛湿润了。
表格填好，定金交完——585劳动马克，储蓄簿上盖了章。
服务员递回收据：
“贝克同志，恭喜您。您是今天第七位预订者。提车通知会提前寄到您家的。”
走出人群时，汉斯感觉脚步有些轻飘飘的。他回头看了一眼，那辆展示车旁又围上了新的人。
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孩子，指着汽车在说什么；几个学生模样的青年在笔记本上记着参数；两个退休老人也在热烈讨论着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赶上好时候了”。
街对面，面包店飘出新烤黑麦面包的香气。
肉铺门口挂着“今日供应：新鲜猪肉、牛肉”的牌子。
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车厢里坐满了周末出游的人。
“去咖啡馆坐坐？”
埃尔莎提议，
“庆祝一下。”
街角的“劳动者咖啡馆”里飘出咖啡香。
四年前，这里还叫“贵族咖啡馆”，只对有钱人开放。
革命后改成了大众消费场所，一杯咖啡加一块蛋糕只要1劳动马克。
他们选了靠窗的位置。
服务员——一个脸上有疤的老兵，走路有些跛，但动作利落——端来咖啡时看了看汉斯手里的收据。
“买车了，同志？”
老兵笑着问。
“刚订的，还没到手呢！”
汉斯有些自豪地回应。
“好事。”
老兵放下咖啡壶，
“我1918年从前线回来，腿坏了，工作也找不到。以为这辈子完了。”
“国家给我在这儿安排了工作，还有补贴，我女儿在上大学——国家出学费。
上个月我刚带她去波茨坦玩了一天，坐的国营旅游巴士。”
他转身离开时又回头对汉斯说道：
“时代变了，同志。愿您有个越来越美好的生活。”
“谢谢，您也是，同志！”
汉斯和埃尔莎相视而笑。
窗外，卡尔·马克思大街上，自行车流中已经能看到几辆汽车——大多是公务用的卡车和小轿车，但偶尔也能看到一辆崭新的深蓝色VOlkSaUtO驶过，引来行人注目。
“过段时间，”
埃尔莎轻声说，
“我们也会开着车在这条街上。”
汉斯握住她的手。
家里的储蓄簿上的数字减少了，但心里某个地方，有什么东西满得快要溢出来。
那是1918年汉斯一家冬天蜷缩在冰冷房间里时不敢想象的东西——希望，确切的、触手可及的希望。
咖啡馆的收音机里也适时的传出新闻播报：
“……国家计划委员会今日宣布，第二季度国民经济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七，失业率降至历史新低……高速公路网首期工程已招募建设工人三十八万……”
窗外，阳光正好。
德国在前进，而普通人的生活，正沿着一条条新铺的道路，驶向曾经只存在于梦中的远方。
街角那家店门前，又有一个工人模样的男人，捏着储蓄簿，走向那辆闪闪发光的深蓝色汽车。
服务员姑娘的微笑，在五月的阳光下，显得格外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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