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拍了拍瓦尔特的肩膀。
“当你想着这些的时候，怕，就不那么可怕了。”
瓦尔特没有说话。但他的眼睛红了。
贝克尔直起身，扫视车厢。
“同志们，火车要开二十个小时。这二十个小时里，你们可以聊天，可以睡觉，可以写信，可以想心事。但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想清楚一个问题——”
“你是为谁而战。”
他转身，推开车厢尽头的门，消失在黑暗中。
车厢里沉默了很久。
然后有人开始说话了。
“我给我妈写了封信。”是一个年轻的声音，
“放在背包里了。告诉她，我去出差了，可能要很久才能回来。”
“出差？”有人笑了，“这借口也太烂了。”
“那你写什么？”
“我什么都没写。写信回去，我妈更担心。”
“那万一……”
“万一什么万一？万一回不来，组织上会通知的。
那时候再伤心，也来得及。”
菲尔曼靠在车厢上，闭上眼睛。
他想起父亲那张被煤灰染黑的脸，想起母亲在洗衣房里工作的样子。
然后他想起大学毕业接到入伍通知的那天——父亲破天荒的跟他喝了酒，菲尔曼只记得当时父亲对他说：
“去吧。新政府待咱们不薄。我当年就是想给韦格纳主席当兵的，可惜没选上，这次你能去，我很欣慰，儿子。给人民去当子弟兵，是个好事情，在部队里面好好干，家里你不用担心，我和你妈能照应。”
菲尔曼摸了摸胸口那个贴身的口袋。
里面有一张照片，是离家前母亲塞给他的全家福，照片有点模糊，边角已经磨损了，但每次看见它，菲尔曼就能想起那天下午的阳光。
这就是他为谁而战。
列车继续飞驰。
窗外的景物从田野变成森林，从森林变成村庄，从村庄又变回田野。
偶尔经过一个小站，能看见站台上站着几个裹着大衣的铁路工人，朝着列车挥手。
弗里茨凑过来，碰了碰菲尔曼的胳膊。
“想什么呢？”
菲尔曼睁开眼，看着这个来自汉堡的战友。
“想我爸妈。”菲尔曼坦白的对弗里茨说道。
弗里茨点点头。
“我也是。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的，我爸1917年就死在战壕里了。”
菲尔曼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弗里茨笑了笑，
“所以我得活着回去。”他说，“我妈就我一个。”
菲尔曼点点头。
“你呢？”弗里茨问。
菲尔曼想了想。
“我还有两个妹妹。”
弗里茨拍了拍他的肩膀，没再说话。
车厢尽头的小喇叭忽然响了。
一阵的杂音过后，一个声音传了出来。
“第105师的同志们。”
车厢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那是韦格纳的声音。
“我是卡尔·韦格纳。”
菲尔曼的心跳漏了一拍。
他听过韦格纳的声音——在广播里，在集会上，在工厂的扩音器里。
“我知道你们现在在火车上，往东走，往波罗的海走。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心里在想什么——怕不怕？能不能回来？这一仗打得赢打不赢？”
“这些问题，我也想过。每一个送战士上战场的指挥员，都想过。
但今天，我不想跟你们讲大道理。我只想讲几句话。”
“你们这次去，是为了波罗的海那些和你们一样的工人农民同志们。
他们也想有地种，有工做，有房子住，有孩子能上学。
但英国人不让，资本家们不让。
他们派兵，送枪，给钱，想让那些骑在工人头上的老爷们继续骑下去。
同志们说，我们能让这群人得逞吗？”
车厢里有人喊出声来：“不能！”
菲尔曼也攥紧了拳头。
“你们是精锐。从全军抽出来的精锐。这次是我亲自点的你们师的将。
我相信你们能打、敢打的部队，就要去最需要的地方。
我相信你们，相信你们能打赢，能回来，能让那些英国佬亲眼看看，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铁拳。”
喇叭里的韦格纳的声音变得更低沉了。
“打仗是要死人的。我知道。
同志们知道。
你们的父母、妻子、孩子，也知道。
但我们为什么要打这一仗？因为有些仗，不打不行。
因为有些牺牲，不得不做。
如果今天不去打，明天就得在自己的家门口打。
如果今天不流血，明天就得流更多的血。”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吓人，一戳就破。
英国人厉害吗？厉害。有军舰，有大炮，有钱。但那又怎样？
法国人也有那些东西，现在法国是谁的？
意大利人也有那些东西，现在意大利是谁的？
波兰人也有那些东西，现在波兰是谁的？
纸老虎就是纸老虎，看着吓人，一戳就破。”
车厢里有同志开始鼓掌。
韦格纳的声音变得很轻，
“同志们，我等着你们回来。活着的，带着胜利回来。
牺牲的同志，我们永远记住你们的名字。
因为你们是为了人类最光荣的事业献出生命的——为了解放那些还在受苦的人，为了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公平一点。”
喇叭响了一阵，然后安静了。
火车继续飞驰。窗外的田野渐渐被暮色笼罩，远处的村庄亮起零星的灯火。
车厢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车轮碾过铁轨的节奏声：咣当，咣当，咣当。
有人在轻声哼歌。菲尔曼听出来了，是那首《国际歌》。哼的人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响。
菲尔曼也跟着哼起来。
火车向东，向东，再向东。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九日，清晨六时二十分。
东普鲁士，默麦尔河畔，德军边境转运站。
列车缓缓停靠。
十一月的东普鲁士比柏林冷得多，菲尔曼跳下车厢时，呼出的白气在眼前凝成一团。他跺了跺冻僵的脚，抬头望向四周。
铁轨在这里向四面八方延伸，消失在晨雾里。
站台后面是一片开阔的空地，空地上已经搭起几十顶灰绿色的军用帐篷，帐篷间穿梭着忙碌的身影——那是先遣队的同志们正在为后续部队准备宿营地和集结区。
更远处，默麦尔河静静流淌。河对岸就是立陶宛。
“下车！所有人下车！”命令声从前面传来，
“装备卸载，按连队集结！”
菲尔曼跟着队伍向列车尾部走去。那里，一扇扇车厢门已经被打开，露出里面的卡车、装甲侦察车和坦克。
“菲尔曼！愣着干什么？”班长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集合了！”
他回过神来，快步跑向集结地。
七点整，全师在转运站旁的空地上完成集结。
八千名战士在十一月的晨光中静静伫立。
队伍最前方，临时搭起了一座主席台。
台子中央立着一根旗杆，红旗在晨风中轻轻飘动。
七点十分，师指挥部的领导们登上主席台。
走在最前面的是师长保罗。
他是1918年十一月革命的老战士，304高地开始他就在韦格纳身边。
那一年他三十二岁，是埃森工人赤卫队的连长。
十一年过去，当年的连长成了师长，当年的工人赤卫队成了人民革命军的精锐之师。
他身后跟着参谋长赫克泽，戴一副圆框眼镜，看起来更像教师而不是军人。
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位同志是总参谋部最年轻的作战处长出身，1926年意大利行动的总参谋部协调人就是他。
再后面是政治委员克里尔同志。
克里尔走到台前，站定。
全场静默。
“第105师的同志们。”
“昨天晚上，政委们车厢里跟你们说过，要你们想清楚一个问题——你是为谁而战。”
他顿了顿。
“今天，站在边境线上，站在我们的祖国和战场之间，我想再问一次这个问题。
但这一次，我要你们用行动回答。”
他抬起手，指向身后那条河。
“河对岸，是立陶宛。再往北，是拉脱维亚，是爱沙尼亚。
那里有我们的同志——和你们一样的人。
他们有家，有父母，有妻子，有孩子。他们想好好过日子，想让自己的孩子能上学，想在自己老了的时候能有一口饭吃。
这要求过分吗？”
“不过分！”克里尔的声音陡然提高，
“这是我们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每一个劳动人民最基本的愿望！
但英国人不让！那些坐在伦敦办公室里、喝着红茶、数着钱的资本家们不让！
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波罗的海的工人赢了，如果社会主义在欧洲再下一城，下一个红的，就是他们的国家了！”
“当你想着这些的时候，怕，就不那么可怕了。”
瓦尔特没有说话。但他的眼睛红了。
贝克尔直起身，扫视车厢。
“同志们，火车要开二十个小时。这二十个小时里，你们可以聊天，可以睡觉，可以写信，可以想心事。但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想清楚一个问题——”
“你是为谁而战。”
他转身，推开车厢尽头的门，消失在黑暗中。
车厢里沉默了很久。
然后有人开始说话了。
“我给我妈写了封信。”是一个年轻的声音，
“放在背包里了。告诉她，我去出差了，可能要很久才能回来。”
“出差？”有人笑了，“这借口也太烂了。”
“那你写什么？”
“我什么都没写。写信回去，我妈更担心。”
“那万一……”
“万一什么万一？万一回不来，组织上会通知的。
那时候再伤心，也来得及。”
菲尔曼靠在车厢上，闭上眼睛。
他想起父亲那张被煤灰染黑的脸，想起母亲在洗衣房里工作的样子。
然后他想起大学毕业接到入伍通知的那天——父亲破天荒的跟他喝了酒，菲尔曼只记得当时父亲对他说：
“去吧。新政府待咱们不薄。我当年就是想给韦格纳主席当兵的，可惜没选上，这次你能去，我很欣慰，儿子。给人民去当子弟兵，是个好事情，在部队里面好好干，家里你不用担心，我和你妈能照应。”
菲尔曼摸了摸胸口那个贴身的口袋。
里面有一张照片，是离家前母亲塞给他的全家福，照片有点模糊，边角已经磨损了，但每次看见它，菲尔曼就能想起那天下午的阳光。
这就是他为谁而战。
列车继续飞驰。
窗外的景物从田野变成森林，从森林变成村庄，从村庄又变回田野。
偶尔经过一个小站，能看见站台上站着几个裹着大衣的铁路工人，朝着列车挥手。
弗里茨凑过来，碰了碰菲尔曼的胳膊。
“想什么呢？”
菲尔曼睁开眼，看着这个来自汉堡的战友。
“想我爸妈。”菲尔曼坦白的对弗里茨说道。
弗里茨点点头。
“我也是。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的，我爸1917年就死在战壕里了。”
菲尔曼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弗里茨笑了笑，
“所以我得活着回去。”他说，“我妈就我一个。”
菲尔曼点点头。
“你呢？”弗里茨问。
菲尔曼想了想。
“我还有两个妹妹。”
弗里茨拍了拍他的肩膀，没再说话。
车厢尽头的小喇叭忽然响了。
一阵的杂音过后，一个声音传了出来。
“第105师的同志们。”
车厢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那是韦格纳的声音。
“我是卡尔·韦格纳。”
菲尔曼的心跳漏了一拍。
他听过韦格纳的声音——在广播里，在集会上，在工厂的扩音器里。
“我知道你们现在在火车上，往东走，往波罗的海走。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心里在想什么——怕不怕？能不能回来？这一仗打得赢打不赢？”
“这些问题，我也想过。每一个送战士上战场的指挥员，都想过。
但今天，我不想跟你们讲大道理。我只想讲几句话。”
“你们这次去，是为了波罗的海那些和你们一样的工人农民同志们。
他们也想有地种，有工做，有房子住，有孩子能上学。
但英国人不让，资本家们不让。
他们派兵，送枪，给钱，想让那些骑在工人头上的老爷们继续骑下去。
同志们说，我们能让这群人得逞吗？”
车厢里有人喊出声来：“不能！”
菲尔曼也攥紧了拳头。
“你们是精锐。从全军抽出来的精锐。这次是我亲自点的你们师的将。
我相信你们能打、敢打的部队，就要去最需要的地方。
我相信你们，相信你们能打赢，能回来，能让那些英国佬亲眼看看，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铁拳。”
喇叭里的韦格纳的声音变得更低沉了。
“打仗是要死人的。我知道。
同志们知道。
你们的父母、妻子、孩子，也知道。
但我们为什么要打这一仗？因为有些仗，不打不行。
因为有些牺牲，不得不做。
如果今天不去打，明天就得在自己的家门口打。
如果今天不流血，明天就得流更多的血。”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吓人，一戳就破。
英国人厉害吗？厉害。有军舰，有大炮，有钱。但那又怎样？
法国人也有那些东西，现在法国是谁的？
意大利人也有那些东西，现在意大利是谁的？
波兰人也有那些东西，现在波兰是谁的？
纸老虎就是纸老虎，看着吓人，一戳就破。”
车厢里有同志开始鼓掌。
韦格纳的声音变得很轻，
“同志们，我等着你们回来。活着的，带着胜利回来。
牺牲的同志，我们永远记住你们的名字。
因为你们是为了人类最光荣的事业献出生命的——为了解放那些还在受苦的人，为了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公平一点。”
喇叭响了一阵，然后安静了。
火车继续飞驰。窗外的田野渐渐被暮色笼罩，远处的村庄亮起零星的灯火。
车厢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车轮碾过铁轨的节奏声：咣当，咣当，咣当。
有人在轻声哼歌。菲尔曼听出来了，是那首《国际歌》。哼的人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响。
菲尔曼也跟着哼起来。
火车向东，向东，再向东。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九日，清晨六时二十分。
东普鲁士，默麦尔河畔，德军边境转运站。
列车缓缓停靠。
十一月的东普鲁士比柏林冷得多，菲尔曼跳下车厢时，呼出的白气在眼前凝成一团。他跺了跺冻僵的脚，抬头望向四周。
铁轨在这里向四面八方延伸，消失在晨雾里。
站台后面是一片开阔的空地，空地上已经搭起几十顶灰绿色的军用帐篷，帐篷间穿梭着忙碌的身影——那是先遣队的同志们正在为后续部队准备宿营地和集结区。
更远处，默麦尔河静静流淌。河对岸就是立陶宛。
“下车！所有人下车！”命令声从前面传来，
“装备卸载，按连队集结！”
菲尔曼跟着队伍向列车尾部走去。那里，一扇扇车厢门已经被打开，露出里面的卡车、装甲侦察车和坦克。
“菲尔曼！愣着干什么？”班长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集合了！”
他回过神来，快步跑向集结地。
七点整，全师在转运站旁的空地上完成集结。
八千名战士在十一月的晨光中静静伫立。
队伍最前方，临时搭起了一座主席台。
台子中央立着一根旗杆，红旗在晨风中轻轻飘动。
七点十分，师指挥部的领导们登上主席台。
走在最前面的是师长保罗。
他是1918年十一月革命的老战士，304高地开始他就在韦格纳身边。
那一年他三十二岁，是埃森工人赤卫队的连长。
十一年过去，当年的连长成了师长，当年的工人赤卫队成了人民革命军的精锐之师。
他身后跟着参谋长赫克泽，戴一副圆框眼镜，看起来更像教师而不是军人。
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位同志是总参谋部最年轻的作战处长出身，1926年意大利行动的总参谋部协调人就是他。
再后面是政治委员克里尔同志。
克里尔走到台前，站定。
全场静默。
“第105师的同志们。”
“昨天晚上，政委们车厢里跟你们说过，要你们想清楚一个问题——你是为谁而战。”
他顿了顿。
“今天，站在边境线上，站在我们的祖国和战场之间，我想再问一次这个问题。
但这一次，我要你们用行动回答。”
他抬起手，指向身后那条河。
“河对岸，是立陶宛。再往北，是拉脱维亚，是爱沙尼亚。
那里有我们的同志——和你们一样的人。
他们有家，有父母，有妻子，有孩子。他们想好好过日子，想让自己的孩子能上学，想在自己老了的时候能有一口饭吃。
这要求过分吗？”
“不过分！”克里尔的声音陡然提高，
“这是我们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每一个劳动人民最基本的愿望！
但英国人不让！那些坐在伦敦办公室里、喝着红茶、数着钱的资本家们不让！
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波罗的海的工人赢了，如果社会主义在欧洲再下一城，下一个红的，就是他们的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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