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九时,开往鲁尔区的专列缓缓驶出柏林火车站。

  韦格纳坐在靠窗的位置,对面是施密特、台尔曼、克朗茨。

  四个人的孩子挤在旁边的座位上,正凑在一起小声说话。

  车厢里很安静。大多数人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各想各的心事。

  火车驶过一片村庄,田野里有人在干活。远远地能看见那些弯着腰的身影,在五月的阳光下一起一伏。

  韦格纳忽然开口了。

  “施密特同志,你说,那些在地里干活的同志,知道咱们这是去哪儿吗?”

  施密特顺着他的目光望去,想了想。

  “应该不知道。他们只知道有趟火车开过去,不知道车上坐的是谁。”

  韦格纳点点头。

  “那就好。要是知道咱们是去体验生活的,他们该笑了。笑咱们这些坐办公室的,终于想起来要出汗了。”

  克朗茨忍不住笑了。

  “主席,您这话说的,好像咱们是去受罪似的。”

  韦格纳也笑了。

  “不是受罪是什么?那些同志的报告里,不都写着吗?

  ‘身体不好’、‘工作忙’、‘家里有事’——在他们眼里,下去干活就是受罪。”

  他顿了顿。

  “可是,那些矿工同志呢?他们天天在井下,一干就是八小时、十小时。他们身体就好了?

  他们就不忙?他们家里就没事?”

  车厢里更安静了。

  那些坐在后排的人,都在竖着耳朵听着。

  “咱们这些人,当年都是从工厂、矿山、码头上来的。

  后来坐了办公室,就忘了那个滋味了。”

  他指了指窗外。

  “你们看那些地,那些房子,那些人。他们才是咱们的根。

  咱们吃的是他们种的粮,穿的是他们织的布,住的是他们盖的房。

  没有他们,咱们什么都不是。”

  施密特点点头。

  “主席说得对。所以咱们才要去。”

  韦格纳看了他一眼。

  “施密特同志,你说说,咱们为什么去?”

  施密特想了想。

  “一是防止官僚主义。长期坐办公室,容易脱离群众。

  下去干干活,和工人一起吃吃饭,聊聊天,就知道他们在想什么,需要什么。”

  “二是带头示范。咱们几个带头去了,下面的人就会跟着去。

  一级带一级,风气就正了。”

  “三是教育孩子。

  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父母不是什么大人物,就是普通劳动者。

  让他们从小就知道劳动光荣。”

  韦格纳点点头。

  克朗茨的儿子卡托·克朗茨——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抬起头,正好对上韦格纳的目光。他有些紧张,又有些好奇。

  韦格纳冲他笑了笑。

  “卡托,你父亲说,你想和他一起去打猎?”

  卡托点点头。

  韦格纳说:“打猎不急。先学会下井。等你从矿井里出来,再去打猎吧。”

  韦格纳转向坐在后排的那几个人。

  那是几个低着头、不说话的人。他们就是那些写了报告、找借口不想来的同志。

  韦格纳看着他们,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开口了。

  “几位同志,过来坐吧。别躲那么远。”

  那几个人互相看了看,慢慢站起来,走到前排,在韦格纳对面的空位上坐下。

  韦格纳看着第一个人——交通人民委员部的那位副部长。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弗兰茨·迈耶对吗?”

  “报告主席,是的。”

  韦格纳点点头。

  “迈耶同志,你那份报告,我看了。

  身体不好,医生建议避免重体力劳动。是吗?”

  迈耶的脸有些发红。

  “是……是的,主席同志。”

  韦格纳看着他。

  “可我也听说,你上个月是不是参加了部里的运动会?打网球打了两个小时?”

  迈耶的脸更红了。

  “主席,那……那不一样……”

  韦格纳打断他。

  “怎么不一样?打网球是运动,下井就不是运动?”

  迈耶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韦格纳放缓了语气。

  “迈耶同志,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迈尔低着头。

  “您问。”

  韦格纳说:

  “跟我说说你当年是为什么参加革命的?”

  迈尔愣了一下。

  “我……我是1919年入党的。在汉堡,当过码头工人。”

  韦格纳点点头。

  “那你当年在码头上,一天扛多少包?”

  迈尔想了想。

  “最多的时候,一天扛两百多包。一包五十斤。”

  韦格纳说:“那时候你身体好吗?”

  迈尔沉默了几秒。

  “那时候……年轻,再累也扛得住。”

  韦格纳说:

  “现在呢?现在你五十三岁,就不行了?”

  迈尔低着头,不说话。

  韦格纳看着他,语气变得温和。

  “迈尔同志,我不是要你像当年那样,一天扛两百包。

  我是要你回去看看,看看那些还在扛包的工人同志们。

  他们中也有五十三岁的,也有身体不好的,但他们还在扛。为什么?”

  “你去看看他们,和他们聊聊,握握他们的手。你就知道,咱们这些坐办公室的,有多幸运。”

  迈尔抬起头,眼睛有些红。

  “主席,我错了。”

  韦格纳摇摇头。

  “不是错。是忘了。忘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他转向第二个人——财政人民委员部的那位副局长。

  “贝里尔同志?”

  “报告主席,我是里斯·贝里尔。”

  韦格纳点点头。

  “贝里尔同志,你那六条意见,写得很用心啊。”

  贝里尔的脸色变了变。

  “主席,我……我只是提些建议……”

  韦格纳说:

  “我知道。你不是反对,你是建议。那我问你几个问题。”

  贝里尔紧张地点点头。

  韦格纳问:

  “第一条,干部参加劳动影响本职工作。

  我问你,咱们去几天?一周?半个月?你离开这短时间里,部里就停摆了?”

  贝里尔说不出话来。

  韦格纳说:

  “第二条,劳动效率问题。

  你说干部干不了多少,反而影响生产。

  我问你,咱们去是干什么的?是去抢工人的饭碗吗?

  不是。是去学习的。学不会不要紧,干得少也不要紧,关键是要去。

  工人看见咱们和他们一起流汗,心里是什么感受?

  这比干多少活都重要。”

  贝里尔仍旧低着头。

  韦格纳继续说:

  “第三条,安全风险。你说万一出事故,谁负责?

  我问你,工人同志们天天在井下,他们出事故,谁负责?他们就不怕死?”

  他的声音高了起来。

  “工人也是人,他们也有父母,有妻子,有孩子。

  他们就不怕?但他们还是天天下去。为什么?因为那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活。咱们去一次就怕这怕那,一线的同志们天天在那儿,怎么办?”

  车厢里鸦雀无声。

  韦格纳深吸一口气,平静下来。

  “第四条,形式主义。你说有人会说这是作秀。我问你,咱们是作秀吗?”

  贝里尔摇摇头。

  韦格纳说:“那不就得了。咱们真心实意去干活,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

  怕别人说就不做了?那咱们直接什么事都别做了。”

  “第五条,家属参加。你说孩子小,影响学业。

  我问你,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让孩子去看看工人是怎么生活的,比在教室里多读几本书重要得多。”

  “第六条,先试点。咱们这就是试点。第一批五十个人,试点完了,总结经验,再推广。

  你不是建议试点吗?现在你就在试点里,正好可以亲身总结经验。”

  韦格纳说完,看着贝里尔。

  贝里尔还是低着头,不说话。

  韦格纳等了几秒,然后说:

  “贝里尔同志,你那六条意见,每一条都有道理。

  但每一条,都是站在干部的角度想的。你有没有站在工人同志们的角度想过?”

  贝克尔抬起头。

  “主席,我……”

  韦格纳摆摆手。

  “我不是要你认错。我是要你想一想。等你在井下待几天,出来再想。

  想明白了,咱们再聊。”

  韦格纳转向第三个人——商业人民委员部的那位处长。

  “舒马茨同志?”

  “报告主席,我在。”

  韦格纳点点头。

  “舒马茨同志,你那份报告说,你也是岁数大了干不了重活,怕给工人添麻烦。是吗?”

  舒马茨点点头。

  韦格纳说:“那我问你,矿上有没有岁数大了的工人?”

  舒马茨愣了一下。

  “应该……有吧。”

  韦格纳说:“他们干得了,你干不了?”

  舒马茨低下头。

  韦格纳说:

  “你不是干不了,是没干过。没干过,所以怕。

  这很正常。但怕就不去了?

  那工人怕不怕?他们也怕,但他们还是下去了。为什么?因为那是他们的生活。”

  他顿了顿。

  “咱们去一次,就受不了。

  他们天天在那儿,怎么受得了?你去看看他们,和他们一起干一天,你就知道,什么叫生活。”

  舒马茨点点头。

  “主席,我明白了。”

  韦格纳转向第四个人——外交人民委员部的那位司长。

  “库尔特同志?”

  “报告主席。”

  韦格纳说:“库尔特同志,你那份报告说,有紧急外交事务,走不开。是吗?”

  库尔特点点头。

  韦格纳说:“波兰同志的谈判,什么时候开始?”

  库尔特说:“下个月。”

  韦格纳说:“现在五月二十号,到下个月还有十几天。

  咱们去几天,回来正好准备谈判。哪里走不开了?”

  库尔特的脸红了。

  “主席,我……”

  韦格纳摆摆手。

  “库尔特同志,我不是要批评你。

  我是想告诉你,工作永远做不完。

  今天今天的事情做,明天有明天的事请坐吧。

  如果总拿工作当借口,那就什么事都别做了。”

  “再说,你去了矿上,和工人一起劳动,说不定还能学到点什么。开会的时候,和波兰同志聊聊工人同志们的生活,不是更有话说吗?”

  库尔特点点头。

  “主席说得对。”

  韦格纳最后转向第五个人——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那位处长。

  “穆勒同志啊?”

  “主席,我在。”

  韦格纳笑了。

  “穆勒同志,你那份报告说,想回农村劳动,顺便照顾父母。是吗?”

  穆勒点点头,有些不好意思。

  韦格纳说:“这个想法,倒是挺实在。不过,你父母在哪个村?”

  穆勒说:“在波茨坦附近。”

  韦格纳说:“那好办。等这次从煤矿回来,你可以申请去波茨坦的农场劳动。

  既尽了义务,又照顾了父母。怎么样?”

  穆勒眼睛亮了。

  “主席,真的可以吗?”

  韦格纳点点头。

  “可以。但要先跟我们一起下井。下完井,再去农场。不能光挑轻活干。”

  穆勒笑了。

  “行!主席,我听您的!”

  车厢里的气氛轻松了一些。

  韦格纳看着那五个人,语气变得温和。

  “同志们,我不是要整你们。我是要你们明白一个道理——”

  他顿了顿。

  “咱们这些当干部的,是人民养着的。

  他们种地,咱们吃饭;他们挖煤,咱们取暖;他们织布,咱们穿衣。没有他们,咱们什么都不是。”

  “所以,咱们要时刻记住,自己是从哪里来的。要时刻记住,还有多少人民在受苦。要时刻记住,咱们的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

  韦格纳看了看窗外。

  火车正驶过一片工业区。远处,煤矿的井架隐约可见。

  “快到了。”他说。

  他站起身,对所有人说:

  “同志们,下车之后,咱们就是矿工。没有主席,没有部长,没有司长。只有韦格纳、施密特、台尔曼、克朗茨,还有你们——一群来学习的工人。”

  “矿上的同志们怎么干,咱们就怎么干。他们吃啥,咱们吃啥。他们住哪儿,咱们住哪儿。他们干多久,咱们干多久。”

  “有没有问题?”

  车厢里响起整齐的回答:

  “没有!”

  韦格纳笑了。

  “好。准备下车!”

  火车缓缓驶入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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