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开始收拾工具，有人骑上自行车，有人爬上拖拉机，有人扛着锄头往家走。弗里茨发动收割机，突突突地开回仓库。赫尔曼和贝克尔走在最后面。
贝克尔问：“赫尔曼同志，您种了多少年地了？”
赫尔曼想了想。“三十多年。从小在地里滚。”
贝克尔问：“您觉得种地苦吗？”
赫尔曼沉默了一会儿。“苦。哪有不苦、不累的活呢？
但苦和苦不一样。从前苦，是没有盼头的苦。现在根本就说不上苦了。”
他指着那片收割完的土地。
“你看，这块地，今年收了八百斤麦子。明年，我想让它收九百斤。后年，一千斤。这就是奔头。”
他们走到村口，天已经暗了。
赫尔曼说：“今天累了吧？早点休息。”
贝克尔摇摇头。“不累。就是……有点饿。”
赫尔曼笑了。“那先去吃饭。食堂给你留着呢。”
贝克尔走到食堂门口，看见老妇人提着篮子走过来。
“小同志，今天累坏了吧？给你带了几个番茄，路上吃。”
她把几个红彤彤的番茄塞进贝克尔手里。贝克尔想说什么，但老妇人已经转身走了。
他站在食堂门口，看着手里的番茄。阳光照在上面，红得透亮。他咬了一口，甜滋滋的。
一九三二年九月，东普鲁士，边境某农业合作社。
埃里希·韦斯特曼站在村口，拎着一只棕色皮箱，望着眼前这片陌生的土地。
阳光很好，天空蓝得刺眼，远处是一望无际的麦田，麦子已经收了，只剩齐膝的麦茬在风里晃。
空气里有泥土和干草的味道，还有一种让他感到莫名烦躁的宁静。
韦斯特曼今年三十八岁，写过三本小说，两本戏剧，若干散文。读者吹捧说他是“柏林文坛最锐利的笔”，说他的书“让人睡不着觉”。
韦斯特曼自己觉得，他是这个时代少数还清醒的人。
清醒地看见社会主义的红旗下面，藏着多少平庸和虚伪；清醒地看见那些欢呼雀跃的人群，不过是被口号驯服的羊群。
当然，这些想法他从不写出来。
他只写风景，写爱情，写那些永远不会得罪人的故事，可现在就不一样了。
三天前，作协的通知到了：下乡实践，为期一个月。地点自选，但必须去，必须住满，必须参加劳动。
作协主席亲自找他谈话，说这是韦格纳主席的倡议，知识分子要“接地气”，要“和工农兵结合”。
韦斯特曼微笑着点头，说“好，我去”。心里想的是：去就去，一个月而已。忍忍就过去了。
火车坐了一天一夜。
韦斯特曼在车上写了一篇日记：
“离开柏林，就像离开一个活人的身体。窗外的田野是一张没有表情的脸。”
韦斯特曼站在村口，等着那个据说会来接他的村书记。
一辆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来。车上跳下来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裤腿卷到膝盖以上，脚上沾着泥巴。
他脸上带着笑，伸出那双粗糙的手。
“韦斯特曼同志？欢迎欢迎！我是村书记，叫库尔特。一路上辛苦了吧？”
韦斯特曼握住那只粗糙，有力的大手。
他笑了笑。“不辛苦。库尔特同志，给您添麻烦了。”
库尔特一把拎起他的皮箱。“不麻烦不麻烦。走，先去看看住的地方。”
他们沿着村道往里走。路是柏油路，两边种着白杨树。房子大多是新建的，红瓦白墙，整整齐齐。有些院子里停着摩托车，还有一家门口停着一辆浅蓝色的小汽车。
韦斯特曼心里暗暗惊讶。他以为农村还是那种破破烂烂的样子，土坯房，泥巴路，人跟牲口挤在一起。
显然，他错了。
库尔特边走边介绍。
“咱们村二百三十户，一千一百口人。地不多，但地好，种麦子、土豆、甜菜。
去年粮食总产一百二十万斤，上交国家四十万斤，剩下的自己吃，还有富裕。”
韦斯特曼点点头，没说话。
库尔特又说：“今年收成更好。麦子刚收完，亩产八百斤。比去年多五十斤。”
韦斯特曼还是点点头。他心里想：这些数字跟我有什么关系？
库尔特带他走到一栋二层小楼前。
“这是合作社的招待所，刚盖的。您住二楼，朝南那间。”
房间不大，但干净。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床头柜上放着一盏台灯。
韦斯特曼把皮箱放在地上，走到窗前。田野一片金黄，麦茬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群鸟从田里飞起来，消失在蓝天的尽头。
库尔特站在门口。“您先歇歇。晚上食堂给您接风。明天开始劳动，行吗？”
韦斯特曼转过身。“行。库尔特同志，谢谢您。”
库尔特摆摆手。“谢什么。您是大作家，能来咱们村，是咱们的福气。”
韦斯特曼一个人站在窗前，望着那片田野，心里涌起一阵说不清的烦躁。
他想柏林的咖啡馆，那些朋友，那些彻夜长谈的夜晚了。
他想起自己的书房，满架的书，窗台上的天竺葵，打字机嗒嗒的声音。他想起那些坐在台下听他朗诵的读者，那些热烈的掌声。
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田野，泥土，拖拉机，还有那些永远在笑的农民。
韦斯特曼皮箱，拿出一本书，放在床头柜上。又拿出一本，放在桌上。
他带了七本书，够看一个月了。
韦斯特曼已经计划好了，白天应付劳动，晚上看书。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傍晚，食堂给他接风。
库尔特陪他吃饭，旁边还坐着几个村干部和劳动模范。
韦斯特曼坐在主位，脸上带着微笑，像出席一场文学沙龙。
库尔特举起酒杯。“来，敬韦斯特曼同志。欢迎您来咱们村。”
所有人都举起酒杯。韦斯特曼也举起来，喝了一口。
库尔特说：
“韦斯特曼同志，您是城里的大作家，见的世面多。咱们村虽然偏僻，但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您多看看，多写写，给咱们村也添点光彩。”
韦斯特曼点点头。“一定一定。”
旁边一个老农民插嘴。“大作家，您写小说，是不是都坐在屋里编？”
桌上有人笑了。韦斯特曼也笑了，“也不全是编。总要有点生活基础。”
老农民说：“那您这回下乡，可有得生活了。明天跟我下地，翻地。翻一天，您就知道什么叫生活了。”
桌上又笑了。韦斯特曼跟着笑，心里却在想：翻地？我一个作家翻什么地？我写的是人的内心，又不是农业经验。
库尔特看出他的不情愿，连忙打圆场。
“韦斯特曼同志是作家，脑力劳动。下地的事，意思意思就行，别累着。”
韦斯特曼说：“没关系。既来之则安之。”
他说这话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既来之，则混之。一个月，忍忍就过去了。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他就被一阵敲门声叫醒了。
“韦斯特曼同志！起床了！该下地了！”
他睁开眼睛，窗外还是一片漆黑。他看了看表，五点了，韦斯特曼深吸一口气，穿上衣服，推开门。
库尔特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两副厚帆布手套。
“今天翻地。您跟着就行。”
韦斯特曼接过手套，跟着他往外走。
路上已经有几个人了，扛着铁锹，推着手推车，往田里走。
有人骑自行车，车筐里装着饭盒。有人开着拖拉机，突突突的声音划破了清晨的寂静。
等他们到了田头。翻地已经开始了，拖拉机拉着五铧犁，在麦茬地里犁出一道道深沟。泥土被翻起来，黑油油的，在晨光下闪着光。韦斯特曼站在田边，看着那些忙碌的人，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
库尔特递给他一把铁锹。“您跟着费曼同志，他教您。”
费曼已经自己先干起来了。
他把铁锹插进土里，脚一踩，手一压，一锹土就翻过来了。
韦斯特曼学着他的样子，把铁锹插进土里。土很硬，铁锹只进去一半。
他使劲踩了一脚，铁锹进去大半，但拔不出来了。他使劲拔，终于拔出来，但土没翻过来，只是堆在锹面上。
他又试了几次，每次都差不多。
费曼看了他一眼，走过来，接过他的铁锹，示范了一遍。动作很慢，每一步都拆开，
“锹要斜着插，不能直着。脚要踩在锹背上，不是边上。手要压，不是抬。”
韦斯特曼又试了一次。这一次好一些，土翻过来了，但歪歪扭扭的，不像费曼翻的那样整齐。
费曼说：“行。就这样。慢慢来。”
说完，他走回自己的位置，继续干活。
韦斯特曼一个人站在田边，手里拿着铁锹，心里一阵烦躁。
太阳升起来了，照在翻过的土地上。
韦斯特曼弯下腰，继续翻地。
他的动作很慢，每一锹都要用尽全力。汗从额头上滴下来，滴在泥土里。手开始疼，掌心起了水泡。腰也疼，背也疼，全身都在疼。
他停下来，直起腰，大口喘气。
旁边的人还在干，没有人看他，没有人笑话他。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一锹一锹地翻地。
韦斯特曼低头看着自己翻的那一小片地，歪歪扭扭，深浅不一，和旁边那些整齐的沟垄形成鲜明对比。
中午，太阳升到头顶。库尔特喊吃饭，所有人都放下工具，聚到树荫下。
食堂送来了午饭。韦斯特曼坐在田埂上，啃着面包，手在发抖。那几个水泡全破了，掌心红红的，碰什么都疼。
费曼走过来，递给他一双手套。“怎么不把发下来的手套戴上呢。你的手嫩，不经磨。”
韦斯特曼接过手套，
“太热了，就没带。”
费曼咬了一口腌肉。
“你们城里人，写书不容易。我们种地也不容易。但都不容易，就一样了。”
韦斯特曼看着他。“一样？”
费曼说：
“对。都是干活。你们用笔，我们用锹。都是养家糊口。从前我种地，累死累活，养不活一家人。
现在我种地，还是一样的累，但一家人吃得饱，穿得暖。我儿子上了大学，在城里当工程师。这就是不一样。”
“所以，累也值了。”
贝克尔问：“赫尔曼同志，您种了多少年地了？”
赫尔曼想了想。“三十多年。从小在地里滚。”
贝克尔问：“您觉得种地苦吗？”
赫尔曼沉默了一会儿。“苦。哪有不苦、不累的活呢？
但苦和苦不一样。从前苦，是没有盼头的苦。现在根本就说不上苦了。”
他指着那片收割完的土地。
“你看，这块地，今年收了八百斤麦子。明年，我想让它收九百斤。后年，一千斤。这就是奔头。”
他们走到村口，天已经暗了。
赫尔曼说：“今天累了吧？早点休息。”
贝克尔摇摇头。“不累。就是……有点饿。”
赫尔曼笑了。“那先去吃饭。食堂给你留着呢。”
贝克尔走到食堂门口，看见老妇人提着篮子走过来。
“小同志，今天累坏了吧？给你带了几个番茄，路上吃。”
她把几个红彤彤的番茄塞进贝克尔手里。贝克尔想说什么，但老妇人已经转身走了。
他站在食堂门口，看着手里的番茄。阳光照在上面，红得透亮。他咬了一口，甜滋滋的。
一九三二年九月，东普鲁士，边境某农业合作社。
埃里希·韦斯特曼站在村口，拎着一只棕色皮箱，望着眼前这片陌生的土地。
阳光很好，天空蓝得刺眼，远处是一望无际的麦田，麦子已经收了，只剩齐膝的麦茬在风里晃。
空气里有泥土和干草的味道，还有一种让他感到莫名烦躁的宁静。
韦斯特曼今年三十八岁，写过三本小说，两本戏剧，若干散文。读者吹捧说他是“柏林文坛最锐利的笔”，说他的书“让人睡不着觉”。
韦斯特曼自己觉得，他是这个时代少数还清醒的人。
清醒地看见社会主义的红旗下面，藏着多少平庸和虚伪；清醒地看见那些欢呼雀跃的人群，不过是被口号驯服的羊群。
当然，这些想法他从不写出来。
他只写风景，写爱情，写那些永远不会得罪人的故事，可现在就不一样了。
三天前，作协的通知到了：下乡实践，为期一个月。地点自选，但必须去，必须住满，必须参加劳动。
作协主席亲自找他谈话，说这是韦格纳主席的倡议，知识分子要“接地气”，要“和工农兵结合”。
韦斯特曼微笑着点头，说“好，我去”。心里想的是：去就去，一个月而已。忍忍就过去了。
火车坐了一天一夜。
韦斯特曼在车上写了一篇日记：
“离开柏林，就像离开一个活人的身体。窗外的田野是一张没有表情的脸。”
韦斯特曼站在村口，等着那个据说会来接他的村书记。
一辆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来。车上跳下来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裤腿卷到膝盖以上，脚上沾着泥巴。
他脸上带着笑，伸出那双粗糙的手。
“韦斯特曼同志？欢迎欢迎！我是村书记，叫库尔特。一路上辛苦了吧？”
韦斯特曼握住那只粗糙，有力的大手。
他笑了笑。“不辛苦。库尔特同志，给您添麻烦了。”
库尔特一把拎起他的皮箱。“不麻烦不麻烦。走，先去看看住的地方。”
他们沿着村道往里走。路是柏油路，两边种着白杨树。房子大多是新建的，红瓦白墙，整整齐齐。有些院子里停着摩托车，还有一家门口停着一辆浅蓝色的小汽车。
韦斯特曼心里暗暗惊讶。他以为农村还是那种破破烂烂的样子，土坯房，泥巴路，人跟牲口挤在一起。
显然，他错了。
库尔特边走边介绍。
“咱们村二百三十户，一千一百口人。地不多，但地好，种麦子、土豆、甜菜。
去年粮食总产一百二十万斤，上交国家四十万斤，剩下的自己吃，还有富裕。”
韦斯特曼点点头，没说话。
库尔特又说：“今年收成更好。麦子刚收完，亩产八百斤。比去年多五十斤。”
韦斯特曼还是点点头。他心里想：这些数字跟我有什么关系？
库尔特带他走到一栋二层小楼前。
“这是合作社的招待所，刚盖的。您住二楼，朝南那间。”
房间不大，但干净。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床头柜上放着一盏台灯。
韦斯特曼把皮箱放在地上，走到窗前。田野一片金黄，麦茬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群鸟从田里飞起来，消失在蓝天的尽头。
库尔特站在门口。“您先歇歇。晚上食堂给您接风。明天开始劳动，行吗？”
韦斯特曼转过身。“行。库尔特同志，谢谢您。”
库尔特摆摆手。“谢什么。您是大作家，能来咱们村，是咱们的福气。”
韦斯特曼一个人站在窗前，望着那片田野，心里涌起一阵说不清的烦躁。
他想柏林的咖啡馆，那些朋友，那些彻夜长谈的夜晚了。
他想起自己的书房，满架的书，窗台上的天竺葵，打字机嗒嗒的声音。他想起那些坐在台下听他朗诵的读者，那些热烈的掌声。
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田野，泥土，拖拉机，还有那些永远在笑的农民。
韦斯特曼皮箱，拿出一本书，放在床头柜上。又拿出一本，放在桌上。
他带了七本书，够看一个月了。
韦斯特曼已经计划好了，白天应付劳动，晚上看书。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傍晚，食堂给他接风。
库尔特陪他吃饭，旁边还坐着几个村干部和劳动模范。
韦斯特曼坐在主位，脸上带着微笑，像出席一场文学沙龙。
库尔特举起酒杯。“来，敬韦斯特曼同志。欢迎您来咱们村。”
所有人都举起酒杯。韦斯特曼也举起来，喝了一口。
库尔特说：
“韦斯特曼同志，您是城里的大作家，见的世面多。咱们村虽然偏僻，但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您多看看，多写写，给咱们村也添点光彩。”
韦斯特曼点点头。“一定一定。”
旁边一个老农民插嘴。“大作家，您写小说，是不是都坐在屋里编？”
桌上有人笑了。韦斯特曼也笑了，“也不全是编。总要有点生活基础。”
老农民说：“那您这回下乡，可有得生活了。明天跟我下地，翻地。翻一天，您就知道什么叫生活了。”
桌上又笑了。韦斯特曼跟着笑，心里却在想：翻地？我一个作家翻什么地？我写的是人的内心，又不是农业经验。
库尔特看出他的不情愿，连忙打圆场。
“韦斯特曼同志是作家，脑力劳动。下地的事，意思意思就行，别累着。”
韦斯特曼说：“没关系。既来之则安之。”
他说这话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既来之，则混之。一个月，忍忍就过去了。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他就被一阵敲门声叫醒了。
“韦斯特曼同志！起床了！该下地了！”
他睁开眼睛，窗外还是一片漆黑。他看了看表，五点了，韦斯特曼深吸一口气，穿上衣服，推开门。
库尔特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两副厚帆布手套。
“今天翻地。您跟着就行。”
韦斯特曼接过手套，跟着他往外走。
路上已经有几个人了，扛着铁锹，推着手推车，往田里走。
有人骑自行车，车筐里装着饭盒。有人开着拖拉机，突突突的声音划破了清晨的寂静。
等他们到了田头。翻地已经开始了，拖拉机拉着五铧犁，在麦茬地里犁出一道道深沟。泥土被翻起来，黑油油的，在晨光下闪着光。韦斯特曼站在田边，看着那些忙碌的人，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
库尔特递给他一把铁锹。“您跟着费曼同志，他教您。”
费曼已经自己先干起来了。
他把铁锹插进土里，脚一踩，手一压，一锹土就翻过来了。
韦斯特曼学着他的样子，把铁锹插进土里。土很硬，铁锹只进去一半。
他使劲踩了一脚，铁锹进去大半，但拔不出来了。他使劲拔，终于拔出来，但土没翻过来，只是堆在锹面上。
他又试了几次，每次都差不多。
费曼看了他一眼，走过来，接过他的铁锹，示范了一遍。动作很慢，每一步都拆开，
“锹要斜着插，不能直着。脚要踩在锹背上，不是边上。手要压，不是抬。”
韦斯特曼又试了一次。这一次好一些，土翻过来了，但歪歪扭扭的，不像费曼翻的那样整齐。
费曼说：“行。就这样。慢慢来。”
说完，他走回自己的位置，继续干活。
韦斯特曼一个人站在田边，手里拿着铁锹，心里一阵烦躁。
太阳升起来了，照在翻过的土地上。
韦斯特曼弯下腰，继续翻地。
他的动作很慢，每一锹都要用尽全力。汗从额头上滴下来，滴在泥土里。手开始疼，掌心起了水泡。腰也疼，背也疼，全身都在疼。
他停下来，直起腰，大口喘气。
旁边的人还在干，没有人看他，没有人笑话他。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一锹一锹地翻地。
韦斯特曼低头看着自己翻的那一小片地，歪歪扭扭，深浅不一，和旁边那些整齐的沟垄形成鲜明对比。
中午，太阳升到头顶。库尔特喊吃饭，所有人都放下工具，聚到树荫下。
食堂送来了午饭。韦斯特曼坐在田埂上，啃着面包，手在发抖。那几个水泡全破了，掌心红红的，碰什么都疼。
费曼走过来，递给他一双手套。“怎么不把发下来的手套戴上呢。你的手嫩，不经磨。”
韦斯特曼接过手套，
“太热了，就没带。”
费曼咬了一口腌肉。
“你们城里人，写书不容易。我们种地也不容易。但都不容易，就一样了。”
韦斯特曼看着他。“一样？”
费曼说：
“对。都是干活。你们用笔，我们用锹。都是养家糊口。从前我种地，累死累活，养不活一家人。
现在我种地，还是一样的累，但一家人吃得饱，穿得暖。我儿子上了大学，在城里当工程师。这就是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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