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李穗满在很多场合被人问起过，你第一次看见省城是什么感觉。他总是笑笑，说忘了。其实他没忘，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种感觉——就像一个穿惯了解放鞋的人，忽然站在一座二十层的大楼底下，仰头往上看，帽子都会掉下来。
但那不是他的楼。
那些灯火通明的窗户里没有一盏是属于他的。他只是一个站在楼底下仰头看的人，脚边放着一个破旧的编织袋，口袋里揣着八百块钱，和一颗不知道该往哪儿放的心。
来省城的路说起来也简单。从河湾村坐三轮蹦子到县城汽车站，再从县城坐长途汽车到省城，拢共七个钟头。但李穗满总觉得，那七个钟头走完了他前头十九年都没走完的距离。车子开出河湾村的时候，路两边是稻田和玉米地，绿油油的，一眼能望到天边。车子开进省城地界的时候，稻子和玉米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灰扑扑的厂房、摞得老高的立交桥，和密密麻麻像鸽子笼一样的居民楼。
赵大河晕车，吐了两回。第一回吐在车里，被司机骂了一顿，第二回学乖了，趴在车窗上往外吐，风一吹，呕吐物糊了自己半张脸。拿袖子擦了擦，转头跟李穗满说：“我操，这楼真高。”
李穗满没理他。他在算账。
八百块钱，坐车花了十八块，路上买了两碗面花了四块，到了省城先要找地方住下，就算工棚不收钱，头几天吃饭总要自己掏。他要把每一分钱都算清楚，因为他欠的这八百块不是数字，是他娘卖了猪崽、借了王婶、又卖了一次血才凑出来的。
他不知道卖血的事。秦淑兰这辈子都不会让他知道。但他知道八百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家里那头原本可以留到年底卖大价钱的猪没了，意味着母亲冬天得多缝几十件棉袄才能把借王婶的钱还上，意味着妹妹小禾明年的学费还得另想办法。
车到省城长途汽车站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多。车站乱得像一锅粥，到处都是人和行李，喊叫声、喇叭声、拉客声搅在一起。一个举着“住宿”牌子的人拦住了他们，挤出一脸笑：“小兄弟，住宿不？便宜，一晚五块。”赵大河刚要张嘴，李穗满拽了他一把，绕开那人走了。刘建国跟他们说过，车站门口的便宜旅馆都是坑，住进去就不是五块钱的事了。
刘建国是赵大河的表哥，在省城干了好几年工地，说了来车站接他们。李穗满在出站口的人堆里找了半天，才看见一个矮壮的男人骑在三轮车上抽烟，迷彩服上全是水泥点子，脸被太阳晒得跟脖子不是一个色。
“建国哥！”赵大河挥手。
刘建国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上下打量了李穗满两眼，目光在他那双洗得发白的解放鞋上停了一下，“就你们俩？”
“就我们俩。”
“上车。”
三轮车在大街小巷里穿来穿去，李穗满坐在车斗里，手一直按在胸口那个口袋上。省城的街道比县城宽得多，但人也多得多，自行车和公交车挤在一起，铃铛声和喇叭声响成一片。路边有卖烤红薯的，有修自行车的，有坐在小马扎上给人擦皮鞋的。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从一栋镶满玻璃的大楼里走出来，皮鞋锃亮，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东西贴着脸——刘建国说那叫大哥大，一个要一万多块。
赵大河眼睛都直了，“一万多？够我家买两头牛了！”
李穗满没吭声。他注意的是另一件事：那栋大楼门口站着个穿制服的保安，看见衣着不整洁的人靠近就会挥手撵人。他自己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袖子上有两块补丁，虽然针脚缝得密密实实，但补丁就是补丁。
三轮车出了闹市区，路两边的高楼渐渐矮了下去，变成了灰扑扑的厂房和拆了一半的旧房子。路也越来越烂，坑坑洼洼的，三轮车颠得像在浪里行船。一股说不清的味道飘过来，像是下水道混着化工原料，又酸又呛。
“这什么味儿？”赵大河捂着鼻子。
“化工厂的味儿，闻习惯就好了。”刘建国头也不回地说，“前面就是工地。”
工地比李穗满想象的大得多。一圈蓝色的铁皮围挡把整片地圈了起来，里面竖着七八栋盖到一半的楼架子，灰扑扑的水泥墙面上密密麻麻地搭着脚手架。塔吊的吊臂在半空中缓缓移动，混凝土搅拌机轰隆隆地响着，扬起漫天的灰尘。地上到处是钢筋头子、水泥袋子、碎砖烂瓦，一条被车轮碾得稀烂的泥路通到工地深处。
工棚在工地的西北角，是一排铁皮板房，顶上压着几块砖头，大概是怕风大了把顶子掀跑。刘建国把三轮车停在一间工棚门口，“就这间。”
李穗满拎着编织袋走进去，一股汗味、脚臭味和劣质烟草味扑面而来。屋子里摆了四张上下铺，住八个人。靠门那张下铺空着，上面扔着一张草席和一个黑得发亮的枕头。刘建国指了指，“你睡那儿。”
“一个月扣十块钱。”刘建国靠在门框上，又点了一根烟，“水电不要钱，食堂一天三顿管饱不管好。明天一早六点起来上工，你今天先把铺收拾收拾。”
李穗满把编织袋放在床板上，回头问：“建国哥，厕所在哪？”
“工地东南角，自己找。”刘建国吐了口烟，“还有，贵重物品自己收好，工棚里人多手杂，丢了东西没人管。”
他说完就走了。赵大河分到另一间工棚，临走前跟李穗满挤了挤眼睛，“晚上咱俩出去逛逛，看看省城长啥样。”
李穗满没接茬。他把床板上的草席揭下来抖了抖，灰尘扬得到处都是。枕头是一块硬邦邦的海绵外面裹了层黑布，他用手按了按，感觉里面像塞了一团油腻腻的抹布。被子叠得倒还算整齐，绿色的被面上印着“安全生产”几个字，散发着一股潮乎乎的霉味。
他把编织袋打开，把衣服一件一件拿出来叠好，放在床头当枕头。那件母亲改过的蓝色工装他叠得最仔细，抚平了每一个褶皱，放在最上面。然后他摸出那只塞了钱的袜子，犹豫了一下，把钱取出来，又重新数了一遍。
八百块，一分没少。
他把钱分成两份，一份两百块揣在贴身的内衣口袋里，另一份六百块用原来的手绢包好，塞进编织袋最底下的夹层里。这是他娘教他的——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收拾完已经快五点了。工棚里其他人都还没下工，屋子里安安静静的，只有铁皮顶子上传来的热胀冷缩的嘎吱声。李穗满坐在床沿上，打量着这间他接下来要住不知道多久的屋子。墙上贴着几张发黄的报纸，边角都翘起来了。靠窗的角落里堆着几双沾满水泥的解放鞋，鞋底磨得快没了花纹。一个搪瓷缸子放在窗台上，里面插着半根没吃完的火腿肠。
这就是省城。
不是那些灯火通明的玻璃大楼，不是那些锃亮的皮鞋和上万元的大哥大。是这间铁皮屋子里挥之不去的汗味和霉味，是窗外那个永远在轰隆隆响的混凝土搅拌机，是床板上那张脏得看不出本色的草席。
他忽然想起今天早上，不对，是今天凌晨。母亲站在灶台前给他煮鸡蛋的背影，灶膛里的火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一晃一晃的。她把鸡蛋捞出来用凉水冰了，剥了一个放进他碗里，自己只喝了半碗粥。
“妈，您也吃个鸡蛋。”他说。
“我不爱吃，你吃你的。”
他活了十九年，从来没见过母亲吃一个完整的鸡蛋。每次都是“不爱吃”，每次都是“你吃你的”。小时候他信了，后来他才知道，那不是不爱吃。
赵大河的声音在外面响起来：“穗满！走不走？出去逛逛！”
李穗满站起来，把床铺又整了整，然后掀开门帘走出去。天还没黑透，工地上的塔吊已经亮起了红色的警示灯，在灰蓝色的天幕下一明一灭。
两个人沿着来时的路往外走。路过那家化工厂的时候，那股酸呛的味道又飘过来了，比下午的时候更浓，像是有什么东西烂在了空气里。赵大河骂了一声，拉起衣领捂住鼻子，“这他娘的比猪圈还难闻！”
走了二十多分钟，两个人重新回到了热闹的地方。省城的夜晚和河湾村是两个世界。河湾村一到天黑就安静了，只有狗叫和蛐蛐声。而这里，满街都是灯，红的绿的黄的，晃得人眼花。路边的大排档支着塑料棚子，锅里炒着田螺和河粉，油烟子和辣椒味呛得人直打喷嚏。商店门口的喇叭反复放着“清仓甩卖，最后三天”，声音大得能把人震聋。
“穗满你看！”赵大河拉着他往一家电器商场的橱窗前面跑。橱窗里摆着一排大彩电，屏幕上放着同一个画面，是一个穿着旗袍的女人在唱歌。电视是彩色的，女人的旗袍是红的，嘴唇也是红的。
“这得多少钱一个？”赵大河把脸贴在玻璃上。
“不知道。”李穗满也看着那些电视，但他看的是价签。标签上写着“29寸彩电，3980元”。他默默地在心里算了一下，差不多等于他在工地上干大半年的工钱。
天彻底黑下来之后，街上的霓虹灯全亮了，把整条街照得跟白天差不多。穿着裙子的姑娘挽着手走过，高跟鞋嗒嗒嗒地敲在人行道上。路边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车身亮得能照出人影。一个穿着白衬衫的男人拉开车门坐进去，引擎发出一声低沉的轰鸣，然后车子滑进了夜色里。
李穗满站在街边看着那辆车远去，忽然觉得自己像是河湾村稻田里的一只蚂蚱，被一阵风吹到了马路上。周围的铁壳虫子轰隆隆地跑来跑去，他蹲在那儿，不知道该往哪蹦。
“走了，回去了。”他拍了拍赵大河的肩膀。
“再看一会儿！那边还有耍猴的呢！”
“明天六点要上工。”
赵大河不情不愿地跟着他往回走。路上经过一家面馆，门口支着一口大锅，锅里煮着滚烫的汤，白气腾腾地往上冒。一个系着白围裙的师傅正在揉面，胳膊粗得像棒槌，面团在他手里翻过来覆过去，摔在案板上砰砰地响。
李穗满停下来看了一会儿。
那师傅揉面的手法很特别，不是一通乱揉，而是有章法的——先叠、再压、再摔，每一下都稳稳当当的。面团越揉越筋道，表面光滑得像婴儿的脸。
“走啊。”赵大河拽他。
李穗满没动。他看着那师傅揪下一小团面，三下两下擀成一张薄片，然后手起刀落，刀光一闪，面条齐刷刷地落在锅里，每一根都粗细均匀。那动作行云流水，像是练了千百遍。
他的手动了一下，像是在跟着比划。
“你咋了？”赵大河莫名其妙。
“没事。”李穗满收回目光，继续往前走。
很多年以后，当记者问他为什么会在最落魄的时候选择重新开一家面馆时，他说：“因为我十九岁那年，在省城的第一个夜晚，站在一家面馆门口看了一个老师傅揉面。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这一辈子会跟面团打那么多交道。”
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那天晚上，李穗满躺在工棚的硬板床上，听着外面搅拌机通宵达旦的轰鸣声，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他把手伸进怀里，摸到那两百块钱，薄薄的，被他的体温焐得温热。他想起母亲临行前的那个晚上，她坐在黑暗里，手里拿着父亲留下的搪瓷缸子，一动不动的样子。
他不知道她坐到了几点。他只知道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灶膛里的火已经烧旺了，锅里的鸡蛋已经煮好了，母亲站在灶台前面，背影和每一天一样，忙忙碌碌的，看不出任何异常。
“妈。”他喊她。
“嗯？”
“到了省城我就给您写信。”
“好。”
就一个字。
十九岁的李穗满还不明白，母亲把所有的难过和不舍都咽下去了，就像她把那些鸡蛋都让给他吃一样。她说“不爱吃”的时候，是在撒谎。她说“好”的时候，声音平稳得什么都听不出来，但那一个字里，装了一个母亲能给出的全部。
窗外的红色警示灯在一明一灭地闪着，把工棚的铁皮顶子照得一红一暗。搅拌机的声音像一个巨大的铁肺，不停地吸气呼气。
李穗满闭上眼睛。
他得睡了。明天六点就要起来上工，他有的是力气，但他知道光有力气不够。母亲说过——力气是死的，脑子是活的。
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但那不是他的楼。
那些灯火通明的窗户里没有一盏是属于他的。他只是一个站在楼底下仰头看的人，脚边放着一个破旧的编织袋，口袋里揣着八百块钱，和一颗不知道该往哪儿放的心。
来省城的路说起来也简单。从河湾村坐三轮蹦子到县城汽车站，再从县城坐长途汽车到省城，拢共七个钟头。但李穗满总觉得，那七个钟头走完了他前头十九年都没走完的距离。车子开出河湾村的时候，路两边是稻田和玉米地，绿油油的，一眼能望到天边。车子开进省城地界的时候，稻子和玉米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灰扑扑的厂房、摞得老高的立交桥，和密密麻麻像鸽子笼一样的居民楼。
赵大河晕车，吐了两回。第一回吐在车里，被司机骂了一顿，第二回学乖了，趴在车窗上往外吐，风一吹，呕吐物糊了自己半张脸。拿袖子擦了擦，转头跟李穗满说：“我操，这楼真高。”
李穗满没理他。他在算账。
八百块钱，坐车花了十八块，路上买了两碗面花了四块，到了省城先要找地方住下，就算工棚不收钱，头几天吃饭总要自己掏。他要把每一分钱都算清楚，因为他欠的这八百块不是数字，是他娘卖了猪崽、借了王婶、又卖了一次血才凑出来的。
他不知道卖血的事。秦淑兰这辈子都不会让他知道。但他知道八百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家里那头原本可以留到年底卖大价钱的猪没了，意味着母亲冬天得多缝几十件棉袄才能把借王婶的钱还上，意味着妹妹小禾明年的学费还得另想办法。
车到省城长途汽车站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多。车站乱得像一锅粥，到处都是人和行李，喊叫声、喇叭声、拉客声搅在一起。一个举着“住宿”牌子的人拦住了他们，挤出一脸笑：“小兄弟，住宿不？便宜，一晚五块。”赵大河刚要张嘴，李穗满拽了他一把，绕开那人走了。刘建国跟他们说过，车站门口的便宜旅馆都是坑，住进去就不是五块钱的事了。
刘建国是赵大河的表哥，在省城干了好几年工地，说了来车站接他们。李穗满在出站口的人堆里找了半天，才看见一个矮壮的男人骑在三轮车上抽烟，迷彩服上全是水泥点子，脸被太阳晒得跟脖子不是一个色。
“建国哥！”赵大河挥手。
刘建国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上下打量了李穗满两眼，目光在他那双洗得发白的解放鞋上停了一下，“就你们俩？”
“就我们俩。”
“上车。”
三轮车在大街小巷里穿来穿去，李穗满坐在车斗里，手一直按在胸口那个口袋上。省城的街道比县城宽得多，但人也多得多，自行车和公交车挤在一起，铃铛声和喇叭声响成一片。路边有卖烤红薯的，有修自行车的，有坐在小马扎上给人擦皮鞋的。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从一栋镶满玻璃的大楼里走出来，皮鞋锃亮，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东西贴着脸——刘建国说那叫大哥大，一个要一万多块。
赵大河眼睛都直了，“一万多？够我家买两头牛了！”
李穗满没吭声。他注意的是另一件事：那栋大楼门口站着个穿制服的保安，看见衣着不整洁的人靠近就会挥手撵人。他自己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袖子上有两块补丁，虽然针脚缝得密密实实，但补丁就是补丁。
三轮车出了闹市区，路两边的高楼渐渐矮了下去，变成了灰扑扑的厂房和拆了一半的旧房子。路也越来越烂，坑坑洼洼的，三轮车颠得像在浪里行船。一股说不清的味道飘过来，像是下水道混着化工原料，又酸又呛。
“这什么味儿？”赵大河捂着鼻子。
“化工厂的味儿，闻习惯就好了。”刘建国头也不回地说，“前面就是工地。”
工地比李穗满想象的大得多。一圈蓝色的铁皮围挡把整片地圈了起来，里面竖着七八栋盖到一半的楼架子，灰扑扑的水泥墙面上密密麻麻地搭着脚手架。塔吊的吊臂在半空中缓缓移动，混凝土搅拌机轰隆隆地响着，扬起漫天的灰尘。地上到处是钢筋头子、水泥袋子、碎砖烂瓦，一条被车轮碾得稀烂的泥路通到工地深处。
工棚在工地的西北角，是一排铁皮板房，顶上压着几块砖头，大概是怕风大了把顶子掀跑。刘建国把三轮车停在一间工棚门口，“就这间。”
李穗满拎着编织袋走进去，一股汗味、脚臭味和劣质烟草味扑面而来。屋子里摆了四张上下铺，住八个人。靠门那张下铺空着，上面扔着一张草席和一个黑得发亮的枕头。刘建国指了指，“你睡那儿。”
“一个月扣十块钱。”刘建国靠在门框上，又点了一根烟，“水电不要钱，食堂一天三顿管饱不管好。明天一早六点起来上工，你今天先把铺收拾收拾。”
李穗满把编织袋放在床板上，回头问：“建国哥，厕所在哪？”
“工地东南角，自己找。”刘建国吐了口烟，“还有，贵重物品自己收好，工棚里人多手杂，丢了东西没人管。”
他说完就走了。赵大河分到另一间工棚，临走前跟李穗满挤了挤眼睛，“晚上咱俩出去逛逛，看看省城长啥样。”
李穗满没接茬。他把床板上的草席揭下来抖了抖，灰尘扬得到处都是。枕头是一块硬邦邦的海绵外面裹了层黑布，他用手按了按，感觉里面像塞了一团油腻腻的抹布。被子叠得倒还算整齐，绿色的被面上印着“安全生产”几个字，散发着一股潮乎乎的霉味。
他把编织袋打开，把衣服一件一件拿出来叠好，放在床头当枕头。那件母亲改过的蓝色工装他叠得最仔细，抚平了每一个褶皱，放在最上面。然后他摸出那只塞了钱的袜子，犹豫了一下，把钱取出来，又重新数了一遍。
八百块，一分没少。
他把钱分成两份，一份两百块揣在贴身的内衣口袋里，另一份六百块用原来的手绢包好，塞进编织袋最底下的夹层里。这是他娘教他的——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收拾完已经快五点了。工棚里其他人都还没下工，屋子里安安静静的，只有铁皮顶子上传来的热胀冷缩的嘎吱声。李穗满坐在床沿上，打量着这间他接下来要住不知道多久的屋子。墙上贴着几张发黄的报纸，边角都翘起来了。靠窗的角落里堆着几双沾满水泥的解放鞋，鞋底磨得快没了花纹。一个搪瓷缸子放在窗台上，里面插着半根没吃完的火腿肠。
这就是省城。
不是那些灯火通明的玻璃大楼，不是那些锃亮的皮鞋和上万元的大哥大。是这间铁皮屋子里挥之不去的汗味和霉味，是窗外那个永远在轰隆隆响的混凝土搅拌机，是床板上那张脏得看不出本色的草席。
他忽然想起今天早上，不对，是今天凌晨。母亲站在灶台前给他煮鸡蛋的背影，灶膛里的火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一晃一晃的。她把鸡蛋捞出来用凉水冰了，剥了一个放进他碗里，自己只喝了半碗粥。
“妈，您也吃个鸡蛋。”他说。
“我不爱吃，你吃你的。”
他活了十九年，从来没见过母亲吃一个完整的鸡蛋。每次都是“不爱吃”，每次都是“你吃你的”。小时候他信了，后来他才知道，那不是不爱吃。
赵大河的声音在外面响起来：“穗满！走不走？出去逛逛！”
李穗满站起来，把床铺又整了整，然后掀开门帘走出去。天还没黑透，工地上的塔吊已经亮起了红色的警示灯，在灰蓝色的天幕下一明一灭。
两个人沿着来时的路往外走。路过那家化工厂的时候，那股酸呛的味道又飘过来了，比下午的时候更浓，像是有什么东西烂在了空气里。赵大河骂了一声，拉起衣领捂住鼻子，“这他娘的比猪圈还难闻！”
走了二十多分钟，两个人重新回到了热闹的地方。省城的夜晚和河湾村是两个世界。河湾村一到天黑就安静了，只有狗叫和蛐蛐声。而这里，满街都是灯，红的绿的黄的，晃得人眼花。路边的大排档支着塑料棚子，锅里炒着田螺和河粉，油烟子和辣椒味呛得人直打喷嚏。商店门口的喇叭反复放着“清仓甩卖，最后三天”，声音大得能把人震聋。
“穗满你看！”赵大河拉着他往一家电器商场的橱窗前面跑。橱窗里摆着一排大彩电，屏幕上放着同一个画面，是一个穿着旗袍的女人在唱歌。电视是彩色的，女人的旗袍是红的，嘴唇也是红的。
“这得多少钱一个？”赵大河把脸贴在玻璃上。
“不知道。”李穗满也看着那些电视，但他看的是价签。标签上写着“29寸彩电，3980元”。他默默地在心里算了一下，差不多等于他在工地上干大半年的工钱。
天彻底黑下来之后，街上的霓虹灯全亮了，把整条街照得跟白天差不多。穿着裙子的姑娘挽着手走过，高跟鞋嗒嗒嗒地敲在人行道上。路边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车身亮得能照出人影。一个穿着白衬衫的男人拉开车门坐进去，引擎发出一声低沉的轰鸣，然后车子滑进了夜色里。
李穗满站在街边看着那辆车远去，忽然觉得自己像是河湾村稻田里的一只蚂蚱，被一阵风吹到了马路上。周围的铁壳虫子轰隆隆地跑来跑去，他蹲在那儿，不知道该往哪蹦。
“走了，回去了。”他拍了拍赵大河的肩膀。
“再看一会儿！那边还有耍猴的呢！”
“明天六点要上工。”
赵大河不情不愿地跟着他往回走。路上经过一家面馆，门口支着一口大锅，锅里煮着滚烫的汤，白气腾腾地往上冒。一个系着白围裙的师傅正在揉面，胳膊粗得像棒槌，面团在他手里翻过来覆过去，摔在案板上砰砰地响。
李穗满停下来看了一会儿。
那师傅揉面的手法很特别，不是一通乱揉，而是有章法的——先叠、再压、再摔，每一下都稳稳当当的。面团越揉越筋道，表面光滑得像婴儿的脸。
“走啊。”赵大河拽他。
李穗满没动。他看着那师傅揪下一小团面，三下两下擀成一张薄片，然后手起刀落，刀光一闪，面条齐刷刷地落在锅里，每一根都粗细均匀。那动作行云流水，像是练了千百遍。
他的手动了一下，像是在跟着比划。
“你咋了？”赵大河莫名其妙。
“没事。”李穗满收回目光，继续往前走。
很多年以后，当记者问他为什么会在最落魄的时候选择重新开一家面馆时，他说：“因为我十九岁那年，在省城的第一个夜晚，站在一家面馆门口看了一个老师傅揉面。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这一辈子会跟面团打那么多交道。”
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那天晚上，李穗满躺在工棚的硬板床上，听着外面搅拌机通宵达旦的轰鸣声，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他把手伸进怀里，摸到那两百块钱，薄薄的，被他的体温焐得温热。他想起母亲临行前的那个晚上，她坐在黑暗里，手里拿着父亲留下的搪瓷缸子，一动不动的样子。
他不知道她坐到了几点。他只知道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灶膛里的火已经烧旺了，锅里的鸡蛋已经煮好了，母亲站在灶台前面，背影和每一天一样，忙忙碌碌的，看不出任何异常。
“妈。”他喊她。
“嗯？”
“到了省城我就给您写信。”
“好。”
就一个字。
十九岁的李穗满还不明白，母亲把所有的难过和不舍都咽下去了，就像她把那些鸡蛋都让给他吃一样。她说“不爱吃”的时候，是在撒谎。她说“好”的时候，声音平稳得什么都听不出来，但那一个字里，装了一个母亲能给出的全部。
窗外的红色警示灯在一明一灭地闪着，把工棚的铁皮顶子照得一红一暗。搅拌机的声音像一个巨大的铁肺，不停地吸气呼气。
李穗满闭上眼睛。
他得睡了。明天六点就要起来上工，他有的是力气，但他知道光有力气不够。母亲说过——力气是死的，脑子是活的。
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