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到午后，天空中的云层裂开了一道缝隙。
那不是晴天的预兆，而是雨季中短暂的、令人不安的间歇——像一位暴虐的君主在两次鞭打之间的、短暂的喘息。阳光从缝隙中倾泻下来，照在西机场的跑道上，反射出湿漉漉的、近乎刺眼的光。
然后，引擎声从北方传来。
不是一架，不是两架，而是数十架——像一群从巢穴中涌出的、愤怒的蜂群，填满了整个天空。C-47运输机拖着GC-4A滑翔机，，银灰色机身在阳光下闪烁，机翼上的白星标志像无数只正在眨动的、冷漠的眼睛。
乌泱泱在西机场上空盘旋。
飞行员们正在寻找降落时机。跑道太短，太软，太危险。推土机还在工作，工兵们还在填弹坑，但时间不等任何人。史迪威的命令是“立即增援“，而“立即“意味着现在，意味着不顾天气，意味着不顾跑道条件，意味着坠毁。
飞机逐次降落到地面。
第一架滑翔机脱离牵引绳，像一片被剪断的落叶，缓缓飘落。它的着陆比预期的要硬，起落架在湿软的跑道上陷进去半米，机身剧烈地弹跳，帆布机翼在风中颤抖，像一面即将被撕裂的帆。然后是第二架、第三架……每一架都是一场赌博，每一次着陆都是一次与死神的擦肩而过。有些滑翔机的起落架断了，有些的机翼裂了，有些的机身在泥地里滑行了太远，差点撞上跑道边缘的推土机。
这是第14师副师长许颖率领下属第42团以及16辆威利斯吉普车等补给物资前来增援。
许颖是个四十出头的安徽人，黄埔六期，从淞沪会战一路打到缅北。他坐在第一架滑翔机的驾驶舱里，双手紧紧抓着操纵杆，指节发白，像一位正在与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搏斗的、绝望的舵手。他的军服是新的，卡其布还没有被汗水和泥土浸透，但他的脸上带着一种被战场磨砺过的、近乎冷酷的疲惫。
第42团是生力军，满编约一千五百人，经过兰姆伽的完整训练，装备着美式武器，士气高昂——至少，在出发前是高昂的。但现在，看着跑道上的泥泞、看着那些从滑翔机里爬出来的、脸色发青的士兵、看着远处还在冒烟的塔台废墟，他们的士气像一块被雨水泡软的饼干，正在慢慢瓦解。
16辆威利斯吉普车跟着滑翔机一起抵达。
那些吉普车是拆解后装在滑翔机里的，现在需要重新组装。机械师们——穿着油腻工作服的、来自底特律和芝加哥的小伙子们——在泥地里忙碌着，拧螺丝、接电线、检查引擎。他们的动作很快，但泥地很慢，雨水很慢，时间更慢。
补给物资更是堆积如山——弹药箱、医药包、食品袋、帐篷布、雨衣、军靴、以及无数卷被雨水泡湿的地图。它们被从滑翔机和运输机的舱门里倾泻出来，像一场由金属和帆布构成的、缓慢的泥石流。
滑翔机放完后，一架载货C-47开始尝试机降。
那是一架老旧的、机身编号已经模糊的运输机，机翼上有着无数被弹片击中的修补痕迹，像一位身上布满伤疤的老兵。它的货舱里装满了****和医疗血浆，是查帕堤的K、M纵队急需的物资。
飞行员是个来自德克萨斯的年轻人，名叫米勒，今年二十二岁，但在缅北的天空上已经飞了超过三百小时。他知道跑道条件不好——霍夫曼工程师的报告已经传到了每个飞行员的耳朵里——但命令是“立即降落“，而“立即“意味着现在。
他放下起落架，对准跑道，减速，下降。
轮胎触地的那一刻，米勒就知道出了问题。
跑道表面看起来是干的——推土机刚刚铲过一层，露出了下面的 laterite 红土——但下面是被这些天瓢泼大雨浸泡后的、深达半米的泥浆。轮胎在表层滑行了一秒，然后像踩进陷阱的野兽，猛地陷了下去。
飞机落地滑行一段后，竟直接冲出跑道。
不是缓慢的、可控的偏离，而是突然的、剧烈的、像一艘在暴风雨中触礁的船一样的失控。机身向左倾斜，右翼的翼尖刮过地面，发出刺耳的金属撕裂声。然后，机头扎进了一个被雨水冲出来的、深约一米的泥坑，像一把被插入沼泽的、巨大的铲子。
机舱里，货物向前滑动，弹药箱撞在一起，发出令人心悸的闷响。飞行员米勒被安全带勒住胸口，他的副驾驶——一个来自加州的、脸上还带着青春痘的小伙子——撞上了仪表盘，额头裂开一道口子，鲜血像小溪一样涌出。但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米勒从驾驶舱里爬出来，站在机翼上，望着那架深陷泥坑的飞机，像一位正在面对自己失败作品的、沮丧的艺术家。他的军靴上沾满了红褐色的泥浆，像两团正在融化的、肮脏的巧克力。
几十个工兵加上推土机一起，费了老大劲才把这架C-47从泥坑中拉出。
推土机的履带在泥地里打滑，发出愤怒的咆哮，像一头正在与某种看不见的敌人搏斗的、疲惫的公牛。工兵们在机身下面垫上木板和石块，用绳索和滑轮组，像一群正在搬运巨石的、古老的埃及奴隶。他们的军服被汗水和泥浆浸透，像第二层皮肤，紧紧贴在身上。
花了四个小时。四个小时里，其他运输机只能在空中盘旋，燃料在消耗，飞行员在焦虑，而地面上的士兵们只能望着天空，望着那些像一群被困的、愤怒的蜜蜂一样的飞机。
余下运输机只能采取超低空目视空投的方式卸货。
那是一种危险的、近乎疯狂的补给方式。飞机下降到距离地面约五十米的高度——低到能看清士兵们的脸，低到能闻到引擎的油烟味，低到能被地面的轻武器击中——然后打开舱门，将一包包用帆布包裹的物资直接投送到跑道空地上。
一包包物资从舱门里倾泻而出，像一场由金属和帆布构成的、缓慢的瀑布。它们在空气中翻滚，旋转，然后砸向地面，溅起阵阵水花。有些包裹的帆布在撞击中破裂，里面的弹药箱滚出来，在泥地里滑动，像一群正在逃散的、银色的鱼。
有些包裹落在了跑道外，落在了积水坑里，落在了那些还在**的伤员旁边。士兵们冲过去，从泥水里捞出物资，像一群正在抢食的鱼，像一群正在争夺最后一块面包的、饥饿的难民。
下午，杨希真陪布林德专门去查帕堤。
他们乘坐一辆威利斯吉普车，沿着一条被雨水冲刷得面目全非的、所谓的“公路“前行。路面是碎红土质，被水泡软后变成了深褐色的泥浆，吉普车的轮胎在其中打滑，像一头正在沼泽中挣扎的、疲惫的野兽。
两人随一部分倒戈缅甸人组成的畜力运输队运送粮弹补给到达营地。
那些缅甸人是果骠的手下，或者说，是果骠“借给“联军的人。他们赶着水牛和骡子，背上驮着弹药箱和食品袋，像一支从古代穿越而来的、缓慢的商队。他们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既不是忠诚，也不是敌意，只是一种冷静的、近乎职业性的、对生存的计算。
查帕堤是一个克钦人的小村寨，十几间竹屋，一圈篱笆，一口水井。但现在，它变成了一座军营，一座医院，一座停尸房，以及——对布林德来说——一座审判台。
大部分人衣衫褴褛，蓬头垢面，都默默无言。
那些“劫掠者“们——曾经骄傲的、被称为“GALAHAD“的精锐——现在像一群被遗弃的、正在慢慢腐烂的稻草人。他们的军服被丛林撕裂，被汗水浸透，被鲜血染红，然后被雨水冲刷成一种浑浊的、无法辨认的颜色。他们的头发蓬乱，脸上带着胡须和泥垢，像一群从地底爬出来的、古老的矿工。其余还有些头裹绷带，仍留在战场。
一个年轻的美国中士——布林德记得他叫戴维斯，来自俄克拉荷马，曾在兰姆伽的射击比赛中拿过冠军——坐在一棵榕树下，头上缠着一圈染血的绷带，手里还握着一支汤姆逊***。他的眼睛望着远方，望着丛林的深处，望着某个他无法到达的、想象中的家园。
一些染上阿米巴痢疾的劫掠者，甚至把裤子屁股后面剪掉。那不是恶作剧，不是变态，而是一种残酷的、必要的实用主义。阿米巴痢疾——那种由寄生虫引起的、令人虚脱的腹泻——让他们每隔几分钟就要蹲下。在丛林里，在战斗中，在行军时，没有时间解开腰带、脱下裤子、再系上。所以，他们剪掉了裤子的后片，像婴儿的开裆裤，像某种原始的、令人心碎的、对尊严的放弃。这种操作方便输液时好随时蹲下拉肚子。
输液架是用树枝和绳子临时搭的，吊瓶里装着生理盐水和抗生素，像某种古老的、正在进行的、对死亡的拖延。士兵们坐在泥地里，屁股悬空，输液管从手臂延伸到吊瓶，像某种连接生命与死亡的、脆弱的脐带。
这支部队肉眼可见，整体状况非常糟糕。
布林德心头明白，经过在原始丛林间的艰苦穿越行军，又跟日本人干了两仗，大家伙真是不容易。
他走过那些沉默的士兵，一个中国士兵，来自88团的、杨毅的部下，正在用缅刀削一根木棍，动作机械而缓慢，像一位正在制作某种陪葬品的、古老的工匠。他看见一个美国士兵——来自M纵队的、麦基的老部下——正在用针线缝补自己的军靴，手指被针扎破了，鲜血滴在泥地上，像一颗颗微小的、正在消失的、红色的星星。
剩下这些，算是忍耐力和战斗力都足够强悍。
但还能坚持多久？一天？一周？一个月？布林德不知道。他只知道，史迪威需要他们，麦卡蒙需要他们，密支那需要他们。但“需要“不等于“关心“，“命令“不等于“可能“。还需要他们再坚持下去，但要大家挺多久他也没底。
杨希真这边让人帮忙把几大包布林德特意给大家准备的好运牌香烟和口香糖等物资卸下。
那些物资是布林德从自己的配额里省出来的——或者说，是从“乔大叔战车号“的补给舱里“借“出来的。好运牌香烟是美国兵的最爱，那种带有薄荷味的、清凉的烟草，能暂时麻痹神经，能暂时忘记痛苦。口香糖是箭牌的，能清洁牙齿，能缓解口渴，能在没有水的时候提供一点唾液的湿润。
他把物资转交给闪电后，又说了些安慰的话。
麦基站在一棵榕树下，脸色阴沉，他接过物资，没有道谢，只是点了点头，像一位正在接收某种微不足道的、贡品的君主。
“拉姆斯，“他说，声音像砂纸打磨木头，“告诉麦卡蒙，我们留下。但不是因为他。是因为亨特。是因为雄狮。是因为——“他顿了顿，目光移向那些正在输液的、剪掉裤子的士兵，“因为我们都走不了了。“
杨希真在一边拿出笔记本，顺便把查帕堤的情况做了记录。用铅笔记录下每一个数字——伤员人数、病患人数、弹药存量、食品存量、以及那些无法量化的、正在慢慢消失的、士气。他的字迹工整而清晰，像一位正在完成某种神圣使命的、虔诚的书记员。之后他才再跟布林德一起离开。
他们乘坐吉普车，沿着那条泥泞的“公路“返回。后视镜里，查帕堤的竹屋在雨雾中渐渐模糊，像一幅正在被水洗去的、古老的水墨画。布林德抱着空了的铁盒——金尼逊的骨灰已经交给了亨特，但现在他手里又多了另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从查帕堤收集的、那些无法辨认的、混合在一起的、劫掠者的遗物。
回到西机场已临近黄昏。
云层重新合拢，像一床潮湿的、不透光的被子。夕阳从缝隙中挤出最后一缕光，照在跑道上，反射出湿漉漉的、近乎刺眼的、血红色的光。
杨希真见跑道两侧又多了很多或躺或坐、疲倦不堪挂着彩的中方士兵。他们像一群被遗弃的、正在慢慢腐烂的庄稼，覆盖着白色的、被雨水浸透的床单。有些床单下露出一只苍白的手，有些露出一只穿着草鞋的脚，有些则什么都露不出来——因为尸体已经被包裹得太严实。
杨希真赶紧去问，原来被困火车站的150团两营终于通过白刃战自行杀出突围，刚回到西机场收容整顿。
欧阳爵做到了。
那个年轻的广东副营长，在江边仓库里坚持了两天两夜，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组织了一次近乎自杀的、夜间白刃突围。他们用刺刀，用缅刀，用拳头，用牙齿，在日军防线的缝隙中撕开了一道口子，但此番伤亡接近500余人，损失十分惨重。
两个营，原本约八百人。现在，能自己走回来的不到三百，被担架抬回来的约一百，剩下的——约四百人——留在了火车站的铁轨上，留在了江边仓库的瓦砾中，留在了伊洛瓦底江的浊流里。
杨希真站在跑道边，望着那些或躺或坐的士兵。
他看见一个年轻的湖南兵——也许来自衡阳，也许来自长沙，也许来自张少奎的同一个村庄——坐在泥地里，怀里抱着一支没有刺刀的步枪，像一位正在守护某种神圣遗物的、孤独的守墓人。他的脸上有一道从眉角到下巴的刀伤，伤口还在渗血，但他似乎没有感觉到疼。
他看见一个年长的军士，约四十出头，在这个年纪本不该出现在前线，躺在担架上，胸口缠着绷带，绷带上有血迹在慢慢扩大。他的眼睛半睁着，望着天空，嘴唇在无声地翕动，一个女护士被临时征召的翻译，跪在一个伤员旁边，正在用绷带包扎他的腿。
无数个不同的、有着各自名字、各自故事、各自梦想的年轻人死去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将不会被记住，将不会被纪念，将不会被写进任何历史书。他们只是数字，只是“伤亡接近500余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这场巨大战争机器中的、微不足道的、可替换的零件。
布林德站在他身边，抱着那个装着混合遗物的铁盒。
“杨，“他说，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我们……还能赢吗？“
杨希真没有回答。他望着天空，望着那些正在降落的、最后一架运输机，望着那些被超低空空投的、还在空中翻滚的物资包裹。他望着跑道尽头，那座红砖佛塔的方向——那里，佛像的降魔印和禅定印正在暮色中保持着永恒的姿势，沉默地注视着这一切。
“能，“他最终说，声音很轻，像一片落叶飘进风里，“但我们必须记住。记住他们。记住这一切。否则，就算赢了，也是输。“
布林德看着他，目光里有某种东西在闪烁——不是希望，不是信心，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近乎孤独的、对“同类“的确认。他点点头，把铁盒抱得更紧，像一位正在守护某种不可承受的、沉重的命运。
雨，又开始下了。
在雨幕中，运输机还在盘旋，推土机还在轰鸣，伤员还在**，而死者已经化为灰烬，那些还躺在担架上的、那些即将被埋葬的人，也即将慢慢变成记忆，变成历史，变成某种永远无法被完全理解的、关于人类愚蠢和勇气的、永恒的谜题。
那不是晴天的预兆，而是雨季中短暂的、令人不安的间歇——像一位暴虐的君主在两次鞭打之间的、短暂的喘息。阳光从缝隙中倾泻下来，照在西机场的跑道上，反射出湿漉漉的、近乎刺眼的光。
然后，引擎声从北方传来。
不是一架，不是两架，而是数十架——像一群从巢穴中涌出的、愤怒的蜂群，填满了整个天空。C-47运输机拖着GC-4A滑翔机，，银灰色机身在阳光下闪烁，机翼上的白星标志像无数只正在眨动的、冷漠的眼睛。
乌泱泱在西机场上空盘旋。
飞行员们正在寻找降落时机。跑道太短，太软，太危险。推土机还在工作，工兵们还在填弹坑，但时间不等任何人。史迪威的命令是“立即增援“，而“立即“意味着现在，意味着不顾天气，意味着不顾跑道条件，意味着坠毁。
飞机逐次降落到地面。
第一架滑翔机脱离牵引绳，像一片被剪断的落叶，缓缓飘落。它的着陆比预期的要硬，起落架在湿软的跑道上陷进去半米，机身剧烈地弹跳，帆布机翼在风中颤抖，像一面即将被撕裂的帆。然后是第二架、第三架……每一架都是一场赌博，每一次着陆都是一次与死神的擦肩而过。有些滑翔机的起落架断了，有些的机翼裂了，有些的机身在泥地里滑行了太远，差点撞上跑道边缘的推土机。
这是第14师副师长许颖率领下属第42团以及16辆威利斯吉普车等补给物资前来增援。
许颖是个四十出头的安徽人，黄埔六期，从淞沪会战一路打到缅北。他坐在第一架滑翔机的驾驶舱里，双手紧紧抓着操纵杆，指节发白，像一位正在与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搏斗的、绝望的舵手。他的军服是新的，卡其布还没有被汗水和泥土浸透，但他的脸上带着一种被战场磨砺过的、近乎冷酷的疲惫。
第42团是生力军，满编约一千五百人，经过兰姆伽的完整训练，装备着美式武器，士气高昂——至少，在出发前是高昂的。但现在，看着跑道上的泥泞、看着那些从滑翔机里爬出来的、脸色发青的士兵、看着远处还在冒烟的塔台废墟，他们的士气像一块被雨水泡软的饼干，正在慢慢瓦解。
16辆威利斯吉普车跟着滑翔机一起抵达。
那些吉普车是拆解后装在滑翔机里的，现在需要重新组装。机械师们——穿着油腻工作服的、来自底特律和芝加哥的小伙子们——在泥地里忙碌着，拧螺丝、接电线、检查引擎。他们的动作很快，但泥地很慢，雨水很慢，时间更慢。
补给物资更是堆积如山——弹药箱、医药包、食品袋、帐篷布、雨衣、军靴、以及无数卷被雨水泡湿的地图。它们被从滑翔机和运输机的舱门里倾泻出来，像一场由金属和帆布构成的、缓慢的泥石流。
滑翔机放完后，一架载货C-47开始尝试机降。
那是一架老旧的、机身编号已经模糊的运输机，机翼上有着无数被弹片击中的修补痕迹，像一位身上布满伤疤的老兵。它的货舱里装满了****和医疗血浆，是查帕堤的K、M纵队急需的物资。
飞行员是个来自德克萨斯的年轻人，名叫米勒，今年二十二岁，但在缅北的天空上已经飞了超过三百小时。他知道跑道条件不好——霍夫曼工程师的报告已经传到了每个飞行员的耳朵里——但命令是“立即降落“，而“立即“意味着现在。
他放下起落架，对准跑道，减速，下降。
轮胎触地的那一刻，米勒就知道出了问题。
跑道表面看起来是干的——推土机刚刚铲过一层，露出了下面的 laterite 红土——但下面是被这些天瓢泼大雨浸泡后的、深达半米的泥浆。轮胎在表层滑行了一秒，然后像踩进陷阱的野兽，猛地陷了下去。
飞机落地滑行一段后，竟直接冲出跑道。
不是缓慢的、可控的偏离，而是突然的、剧烈的、像一艘在暴风雨中触礁的船一样的失控。机身向左倾斜，右翼的翼尖刮过地面，发出刺耳的金属撕裂声。然后，机头扎进了一个被雨水冲出来的、深约一米的泥坑，像一把被插入沼泽的、巨大的铲子。
机舱里，货物向前滑动，弹药箱撞在一起，发出令人心悸的闷响。飞行员米勒被安全带勒住胸口，他的副驾驶——一个来自加州的、脸上还带着青春痘的小伙子——撞上了仪表盘，额头裂开一道口子，鲜血像小溪一样涌出。但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米勒从驾驶舱里爬出来，站在机翼上，望着那架深陷泥坑的飞机，像一位正在面对自己失败作品的、沮丧的艺术家。他的军靴上沾满了红褐色的泥浆，像两团正在融化的、肮脏的巧克力。
几十个工兵加上推土机一起，费了老大劲才把这架C-47从泥坑中拉出。
推土机的履带在泥地里打滑，发出愤怒的咆哮，像一头正在与某种看不见的敌人搏斗的、疲惫的公牛。工兵们在机身下面垫上木板和石块，用绳索和滑轮组，像一群正在搬运巨石的、古老的埃及奴隶。他们的军服被汗水和泥浆浸透，像第二层皮肤，紧紧贴在身上。
花了四个小时。四个小时里，其他运输机只能在空中盘旋，燃料在消耗，飞行员在焦虑，而地面上的士兵们只能望着天空，望着那些像一群被困的、愤怒的蜜蜂一样的飞机。
余下运输机只能采取超低空目视空投的方式卸货。
那是一种危险的、近乎疯狂的补给方式。飞机下降到距离地面约五十米的高度——低到能看清士兵们的脸，低到能闻到引擎的油烟味，低到能被地面的轻武器击中——然后打开舱门，将一包包用帆布包裹的物资直接投送到跑道空地上。
一包包物资从舱门里倾泻而出，像一场由金属和帆布构成的、缓慢的瀑布。它们在空气中翻滚，旋转，然后砸向地面，溅起阵阵水花。有些包裹的帆布在撞击中破裂，里面的弹药箱滚出来，在泥地里滑动，像一群正在逃散的、银色的鱼。
有些包裹落在了跑道外，落在了积水坑里，落在了那些还在**的伤员旁边。士兵们冲过去，从泥水里捞出物资，像一群正在抢食的鱼，像一群正在争夺最后一块面包的、饥饿的难民。
下午，杨希真陪布林德专门去查帕堤。
他们乘坐一辆威利斯吉普车，沿着一条被雨水冲刷得面目全非的、所谓的“公路“前行。路面是碎红土质，被水泡软后变成了深褐色的泥浆，吉普车的轮胎在其中打滑，像一头正在沼泽中挣扎的、疲惫的野兽。
两人随一部分倒戈缅甸人组成的畜力运输队运送粮弹补给到达营地。
那些缅甸人是果骠的手下，或者说，是果骠“借给“联军的人。他们赶着水牛和骡子，背上驮着弹药箱和食品袋，像一支从古代穿越而来的、缓慢的商队。他们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既不是忠诚，也不是敌意，只是一种冷静的、近乎职业性的、对生存的计算。
查帕堤是一个克钦人的小村寨，十几间竹屋，一圈篱笆，一口水井。但现在，它变成了一座军营，一座医院，一座停尸房，以及——对布林德来说——一座审判台。
大部分人衣衫褴褛，蓬头垢面，都默默无言。
那些“劫掠者“们——曾经骄傲的、被称为“GALAHAD“的精锐——现在像一群被遗弃的、正在慢慢腐烂的稻草人。他们的军服被丛林撕裂，被汗水浸透，被鲜血染红，然后被雨水冲刷成一种浑浊的、无法辨认的颜色。他们的头发蓬乱，脸上带着胡须和泥垢，像一群从地底爬出来的、古老的矿工。其余还有些头裹绷带，仍留在战场。
一个年轻的美国中士——布林德记得他叫戴维斯，来自俄克拉荷马，曾在兰姆伽的射击比赛中拿过冠军——坐在一棵榕树下，头上缠着一圈染血的绷带，手里还握着一支汤姆逊***。他的眼睛望着远方，望着丛林的深处，望着某个他无法到达的、想象中的家园。
一些染上阿米巴痢疾的劫掠者，甚至把裤子屁股后面剪掉。那不是恶作剧，不是变态，而是一种残酷的、必要的实用主义。阿米巴痢疾——那种由寄生虫引起的、令人虚脱的腹泻——让他们每隔几分钟就要蹲下。在丛林里，在战斗中，在行军时，没有时间解开腰带、脱下裤子、再系上。所以，他们剪掉了裤子的后片，像婴儿的开裆裤，像某种原始的、令人心碎的、对尊严的放弃。这种操作方便输液时好随时蹲下拉肚子。
输液架是用树枝和绳子临时搭的，吊瓶里装着生理盐水和抗生素，像某种古老的、正在进行的、对死亡的拖延。士兵们坐在泥地里，屁股悬空，输液管从手臂延伸到吊瓶，像某种连接生命与死亡的、脆弱的脐带。
这支部队肉眼可见，整体状况非常糟糕。
布林德心头明白，经过在原始丛林间的艰苦穿越行军，又跟日本人干了两仗，大家伙真是不容易。
他走过那些沉默的士兵，一个中国士兵，来自88团的、杨毅的部下，正在用缅刀削一根木棍，动作机械而缓慢，像一位正在制作某种陪葬品的、古老的工匠。他看见一个美国士兵——来自M纵队的、麦基的老部下——正在用针线缝补自己的军靴，手指被针扎破了，鲜血滴在泥地上，像一颗颗微小的、正在消失的、红色的星星。
剩下这些，算是忍耐力和战斗力都足够强悍。
但还能坚持多久？一天？一周？一个月？布林德不知道。他只知道，史迪威需要他们，麦卡蒙需要他们，密支那需要他们。但“需要“不等于“关心“，“命令“不等于“可能“。还需要他们再坚持下去，但要大家挺多久他也没底。
杨希真这边让人帮忙把几大包布林德特意给大家准备的好运牌香烟和口香糖等物资卸下。
那些物资是布林德从自己的配额里省出来的——或者说，是从“乔大叔战车号“的补给舱里“借“出来的。好运牌香烟是美国兵的最爱，那种带有薄荷味的、清凉的烟草，能暂时麻痹神经，能暂时忘记痛苦。口香糖是箭牌的，能清洁牙齿，能缓解口渴，能在没有水的时候提供一点唾液的湿润。
他把物资转交给闪电后，又说了些安慰的话。
麦基站在一棵榕树下，脸色阴沉，他接过物资，没有道谢，只是点了点头，像一位正在接收某种微不足道的、贡品的君主。
“拉姆斯，“他说，声音像砂纸打磨木头，“告诉麦卡蒙，我们留下。但不是因为他。是因为亨特。是因为雄狮。是因为——“他顿了顿，目光移向那些正在输液的、剪掉裤子的士兵，“因为我们都走不了了。“
杨希真在一边拿出笔记本，顺便把查帕堤的情况做了记录。用铅笔记录下每一个数字——伤员人数、病患人数、弹药存量、食品存量、以及那些无法量化的、正在慢慢消失的、士气。他的字迹工整而清晰，像一位正在完成某种神圣使命的、虔诚的书记员。之后他才再跟布林德一起离开。
他们乘坐吉普车，沿着那条泥泞的“公路“返回。后视镜里，查帕堤的竹屋在雨雾中渐渐模糊，像一幅正在被水洗去的、古老的水墨画。布林德抱着空了的铁盒——金尼逊的骨灰已经交给了亨特，但现在他手里又多了另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从查帕堤收集的、那些无法辨认的、混合在一起的、劫掠者的遗物。
回到西机场已临近黄昏。
云层重新合拢，像一床潮湿的、不透光的被子。夕阳从缝隙中挤出最后一缕光，照在跑道上，反射出湿漉漉的、近乎刺眼的、血红色的光。
杨希真见跑道两侧又多了很多或躺或坐、疲倦不堪挂着彩的中方士兵。他们像一群被遗弃的、正在慢慢腐烂的庄稼，覆盖着白色的、被雨水浸透的床单。有些床单下露出一只苍白的手，有些露出一只穿着草鞋的脚，有些则什么都露不出来——因为尸体已经被包裹得太严实。
杨希真赶紧去问，原来被困火车站的150团两营终于通过白刃战自行杀出突围，刚回到西机场收容整顿。
欧阳爵做到了。
那个年轻的广东副营长，在江边仓库里坚持了两天两夜，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组织了一次近乎自杀的、夜间白刃突围。他们用刺刀，用缅刀，用拳头，用牙齿，在日军防线的缝隙中撕开了一道口子，但此番伤亡接近500余人，损失十分惨重。
两个营，原本约八百人。现在，能自己走回来的不到三百，被担架抬回来的约一百，剩下的——约四百人——留在了火车站的铁轨上，留在了江边仓库的瓦砾中，留在了伊洛瓦底江的浊流里。
杨希真站在跑道边，望着那些或躺或坐的士兵。
他看见一个年轻的湖南兵——也许来自衡阳，也许来自长沙，也许来自张少奎的同一个村庄——坐在泥地里，怀里抱着一支没有刺刀的步枪，像一位正在守护某种神圣遗物的、孤独的守墓人。他的脸上有一道从眉角到下巴的刀伤，伤口还在渗血，但他似乎没有感觉到疼。
他看见一个年长的军士，约四十出头，在这个年纪本不该出现在前线，躺在担架上，胸口缠着绷带，绷带上有血迹在慢慢扩大。他的眼睛半睁着，望着天空，嘴唇在无声地翕动，一个女护士被临时征召的翻译，跪在一个伤员旁边，正在用绷带包扎他的腿。
无数个不同的、有着各自名字、各自故事、各自梦想的年轻人死去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将不会被记住，将不会被纪念，将不会被写进任何历史书。他们只是数字，只是“伤亡接近500余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这场巨大战争机器中的、微不足道的、可替换的零件。
布林德站在他身边，抱着那个装着混合遗物的铁盒。
“杨，“他说，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我们……还能赢吗？“
杨希真没有回答。他望着天空，望着那些正在降落的、最后一架运输机，望着那些被超低空空投的、还在空中翻滚的物资包裹。他望着跑道尽头，那座红砖佛塔的方向——那里，佛像的降魔印和禅定印正在暮色中保持着永恒的姿势，沉默地注视着这一切。
“能，“他最终说，声音很轻，像一片落叶飘进风里，“但我们必须记住。记住他们。记住这一切。否则，就算赢了，也是输。“
布林德看着他，目光里有某种东西在闪烁——不是希望，不是信心，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近乎孤独的、对“同类“的确认。他点点头，把铁盒抱得更紧，像一位正在守护某种不可承受的、沉重的命运。
雨，又开始下了。
在雨幕中，运输机还在盘旋，推土机还在轰鸣，伤员还在**，而死者已经化为灰烬，那些还躺在担架上的、那些即将被埋葬的人，也即将慢慢变成记忆，变成历史，变成某种永远无法被完全理解的、关于人类愚蠢和勇气的、永恒的谜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