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尤其刘荣召朝鲜各国遣使觐见，甚至还是原则上，要求朝鲜各国国君本人入朝觐见！
既然是正式颁发的诏谕，就算不是需要朝堂共议的国策、朝政，也同样是瞒不住人的。
很快，这个消息便在房间甚嚣尘上。
绝大多数人——主要是政治视野、政治嗅觉约等于零的底层民众，并没有意识到这纸诏谕意味着什么。
只是浅显的认为，最近这段时间闲来无事，刘荣机缘巧合下注意到了燕东朝鲜，便想着把那些‘野人酋长’叫来长安，见一见面，聊一聊天。
是的。
在如今汉家的民众看来，天地间，只有诸夏之民才是‘现代人’‘文明人’。
至于余者，北方的游牧民族，叫北蛮；
西南百夷——都已经叫‘夷’了，自然就是南夷了。
岭南百越之民，倒是脱离了蛮、夷等‘野人’的范畴，‘越人’这个称呼，也基本等同于燕人、赵人等地域性称呼。
所以，岭南之民，其实已经是诸夏认可的自己人了。
至于东北的朝鲜半岛，虽然底层民众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不知道该叫蛮还是夷，亦或是其他，但也一致认为：既然是不属于诸夏的‘外族’，那叫蛮也好、夷也罢，总归是无法脱离‘野人’的范畴。
至于北方匈奴、西南百夷，以及朝鲜半岛各国彼此间，不尽相同的文化习俗，则被这个时代的华夏百姓理解为：不同品种的野人之间，所存在的物种差异。
类似于金丝猴性格温和，峨眉猴脾气暴躁，银背大猩猩领地意识强，长臂猿却极为粘人一样——扯什么文不文化、习不习俗的，还不就是品种不同，习性不同嘛？
这也怪不了这个时代的华夏之民狭隘、无知。
毕竟这个时代，文盲率都不是按百分比来算，而是用千分比——以千分之九百九十几来描述、统计的；
让这些个斗大字不识一个，连隔壁村的地形都未必了解、隔壁县的模样都没有见过的农民，去理解万千里之外的另外一个文明，实在是太过于强人所难。
再者，哪怕刘荣有那个意愿，来让底层民众了解这个世界、了解其他文明，也根本没有这个机会和渠道。
——教育，是需要媒介的。
说得再直白一点：老师想教学生，是需要以学生来上学为前提的。
而在当今汉室，官方对底层民众的教育、指导，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
顶天了去，也就是通过各地方郡县衙门外的露布上，一张惜字如金、行文晦涩的诏书、政令，来让底层民众大致明白：朝堂要干个啥事儿。
比如当年，吴王刘濞一纸檄文，所要诛晁错，清君侧；
长安朝堂回敬一封讨贼檄文，例数吴王刘濞的罪责，并向天下人宣示长安朝堂平定叛乱、安定天下的决心；
就这么一来、一回，两封耗时数月，费劲文人笔墨、心血，才最终颁行天下的长篇大论，落在底层百姓眼里，其实就是一句话。
——吴王反了，长安没被吓住。
说的再详细些，甚至是详细到极点，也就是：吴王假装清君侧，实则造反，长安严厉斥责之，发兵平叛。
这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能通过成本如此低廉的方式，来让最底层的民众，接收到来自最顶层的决策，已经是非常了不得的事儿了。
只不过，和后世的新闻播送，不同的人看能得到不同层面的信息一样；
这个时代的政坛讯息，风吹草动，在不同的人看来，也同样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正如刘荣召见朝鲜各国国君，底层民众认为是刘荣闲着无聊，想图个新鲜，瞧一瞧不同品种的野人；
但在朝堂内外的朝臣百官、功侯贵戚看来，这看似不起眼的一个举动，却也同样包含着许多可提炼，可品味的信息。
——匈奴人战略重心西移，汉匈决战将趋于拉锯，已经是朝堂内外人尽皆知的旧新闻了。
早自高阙之战后，匈奴人明确要避战、要转移战略重心时起，长安朝堂内外，就已经进入了一场稍显煎熬的猜测，或者说是政治预判。
预判的内容，自然是汉家未来的方向，以及天子刘荣针对汉家，所作出的未来规划。
是咬着匈奴人不放，继续在幕南地区搞文章，逼匈奴人狗急跳墙？
还是和匈奴人慢慢磨、慢慢熬，看谁能先熬死谁？
亦或者，先把匈奴人放一放，趁着匈奴人自顾不暇，根本无力找汉家麻烦的战略空间，把其他的问题解决一下？
比如南方的赵佗，亦或是关东，那几家还并未完全被剔除爪牙，彻底失去对长安朝堂中央的威胁，仍有余力祸乱关东的宗亲诸侯之类？
这种种可能性，均一一对应着朝堂内外的公侯大臣，元勋贵戚们，所可能采取的发展策略，以及偏重。
刘荣如果选择第一种，即：死咬着匈奴人不放，简单巩固一下到手的高阙防线，便沿河套发兵北上，出高阙而望幕南；
那么，朝堂内外的朝臣百官，就要将‘公务’方面的侧重点，往军事方面进行倾斜。
什么水渠，什么道路，什么民生民计、休养生息，都先放一放；
能使唤的人，能动用的钱，尽量多搞几把剑、几柄弓，亦或是戈、矛，箭矢出来，优先供应前线部队的物资辎重。
咬咬牙，把幕南啃下来，把匈奴单于庭给撕碎，将匈奴人赶去漠北吃沙子，再来谈水利道路、民生民计不迟。
与此同时，作为官僚系统金字塔尖的一批人，朝臣百官也能凭借这个信息差，在‘规则允许’的范畴之内，在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同时，顺带为自己谋求些许私利。
——要打仗了，尤其还是在草原打仗，后勤补给难度巨大，总归是缺人的吧？
少府内帑、主爵都尉再怎么财大气粗，也总有无法面面俱到，百密一疏的时候吧？
总有什么不起眼的物资，是少府内帑、主爵都尉都意外没储备足量的吧？
再不济，退一万步来讲——幕南要打仗，朝堂大概率会派哪支野战军出征，总归是能得到内幕消息的吧？
得了消息，再动用人脉运作一番，塞几个亲戚子侄进那支部队，然后在幕南挣回一份武功勋，总不会有人能挑的出毛病吗？
朝臣百官如此，功侯贵戚那就更不必赘述了。
朝臣百官谋私利，起码还得‘优先为宗庙社稷做贡献，牟利只能是顺带’，实在求不得，只为国家做贡献也不是不行——好歹赚个好名声。
但功侯贵戚二世祖们，可不跟你讲这么多。
什么体面不体面、名声不名声的，早就被这些个二世祖们，给丢去九霄云外了。
——真当‘纨绔子弟’四个字，是说着玩儿的不成？
到了能谋求私利的时候，别说是为国家做贡献了；
哪怕是挖国家墙脚，只要风险别太大——甚至只要是‘有机会不被逮’，他们也是眼皮都不眨一下。
想当年，刘荣皇长子之身，亲自主持平抑关中粮价，来作为自己能否获立为储的最后一次大考；
结果怎么着？
这帮蠢货，为了那百八十万钱，三五万石粮食，不也是毫不迟疑的，把即将搬进太子宫的刘荣给得罪死了？
后来东窗事发，刘荣要提刀见血了，这帮人又恬不知耻的站出来，说是只要刘荣放他们一马，他们就愿意支持刘荣做太子。
呵；
说得好像刘荣的太子储君，是他们这些个二世祖颁诏册立似的……
言归正传。
事实上，对于这些贵族二世祖们‘谋私利’的举动，汉家的历代天子——包括刘荣之内，其实并非是完全排斥的。
因为正如上文中，提到朝臣百官谋求私利一样：谋私利，本质上并不和国家利益完全冲突。
或者应该说，谋求个人利益，有许多种不同的方式。
有通过损害国家利益，来‘劫国济己’的；
有既不损害国家利益，也不为国家做贡献，单纯只是充实腰包的；
自然，也有既能为国家做贡献，也能为自己谋利益的‘双赢’模式。
事实上，汉家对于功侯贵戚的态度，本就是如此。
——每当战争爆发时，汉家都要求功侯贵族们自掏腰包，自己组建亲军，出征协助朝堂平叛。
从朝堂中央的角度而言，这是为了将发动军队的成本，部分分摊到这些‘领主’性质的功侯身上，迫使他们为国家做贡献；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其实也是给了功侯贵戚建功立业，获取武勋、封赏的机会。
毕竟在这个时代，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养私兵、家将，甚至在战争爆发时私自组建军队，配备制式武器出征参战的。
很简单的道理；
在战争爆发时，底层民众要想分得一杯羹，首先需要通过汉家严苛之际的兵源选拔。
侥幸通过选拔，成为军队的一份子了，也不过是配备长剑一柄、长戈一杆的马前卒、阵前兵。
真到了战场上，敌我双方成千上万人，面对面战成几排，然后嘘嘘靠近；
抵达三五丈的距离了，就开始平端手中长戈，朝几丈外的敌军无差别突刺。
这就是冷兵器时代版本的绞肉机。
什么建功立业，什么先登陷阵，什么斩将夺旗——活得下来再说。
哪怕活下来了，也还得和左右袍泽理论理论：这弹了一地的敌军尸体，哪个是你捅死的，哪个是我捅死的；
甚至同一具敌军尸体上，哪个窟窿是你捅的，哪个窟窿是我捅的，谁捅的位置更要命一点，这颗首级更应该归谁……
反观这些自备粮草弓马，自组私军出征的功侯贵戚，那装备是要多豪华有多豪华。
什么弩机，乃至大黄弩这样的大杀器，都能在战时，被这些手眼通天的大人物搞到一定数量，并装备到自己的私军当中。
而且，由于这些贵族私军，并不属于官方战斗编制，在战场上无法被轻松指挥，所以到了战场上，这些贵族私军，往往并不会被派为先锋。
开战时，敌我双方各自派出前军，也就是几排人平举长戈，且进且退的互相捅。
捅差不多了，其中一方要崩溃逃散了，另一方才会大步推进。
到了这‘占据有利’大步推进阶段，到了打顺风仗的时候，这些装备精良的贵族私军，才会嗷嗷叫着冲向战场侧翼，在犄角旮旯捡人头。
而且，由于这些贵族私军，基本都是自幼接受训练，装备十分精良的‘准职业军人’，并且在战场上，被贵族们无比珍惜，甚至是捧在手里、含在嘴里，就使得这样的贵族私军，总是能拿出令人瞠目结舌的战损比。
还是拿当年，吴楚七国之乱的决定性战斗：睢阳保卫战为例。
在睢阳保卫战爆发大约四十日后，由功侯贵戚所组成的贵族私军，开始次序抵达睢阳一线。
然后，他们就和周亚夫一起，在下邑趴到了叛乱平定前数日。
对于睢阳的血战，他们无动于衷；
甚至就连周亚夫所部，在下邑挖掘壕沟、构筑工事，他们都没让手底下的私军贡献一把子力气。
等韩颓当奇袭淮泗口，断了吴楚叛军主力退路的消息传回，睢阳之困得解，吴楚叛军转头朝着周亚夫的下邑攻来，这帮贵族又带着手底下的私军，绕道去了睢阳！
睢阳保卫战打完了，他们带着兵马跑睢阳去了！
再然后，下邑之战也打完了，吴王刘濞弃军而逃，数十万吴楚叛军溃散，这帮贵族才小心翼翼走出睢阳，甚至还三五成群、彼此照应着，自睢阳城往东一路扫荡。
等到了战后论功行赏，那真是好家伙，都让刘荣看了眼！
功侯贵族报上来的斩获、伤亡、战损，动不动就是：我部百十人，斩首百余级，战殁一人，伤五人，残二人……
每每都是与本方兵力等同的斩获，以及个位数的战损！
要不是彼时，刘荣也恰好在睢阳，且基本参加了整场睢阳保卫战，刘荣都要以为这些贵族，都是人均百战百胜的将帅之才了……
尤其刘荣召朝鲜各国遣使觐见，甚至还是原则上，要求朝鲜各国国君本人入朝觐见！
既然是正式颁发的诏谕，就算不是需要朝堂共议的国策、朝政，也同样是瞒不住人的。
很快，这个消息便在房间甚嚣尘上。
绝大多数人——主要是政治视野、政治嗅觉约等于零的底层民众，并没有意识到这纸诏谕意味着什么。
只是浅显的认为，最近这段时间闲来无事，刘荣机缘巧合下注意到了燕东朝鲜，便想着把那些‘野人酋长’叫来长安，见一见面，聊一聊天。
是的。
在如今汉家的民众看来，天地间，只有诸夏之民才是‘现代人’‘文明人’。
至于余者，北方的游牧民族，叫北蛮；
西南百夷——都已经叫‘夷’了，自然就是南夷了。
岭南百越之民，倒是脱离了蛮、夷等‘野人’的范畴，‘越人’这个称呼，也基本等同于燕人、赵人等地域性称呼。
所以，岭南之民，其实已经是诸夏认可的自己人了。
至于东北的朝鲜半岛，虽然底层民众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不知道该叫蛮还是夷，亦或是其他，但也一致认为：既然是不属于诸夏的‘外族’，那叫蛮也好、夷也罢，总归是无法脱离‘野人’的范畴。
至于北方匈奴、西南百夷，以及朝鲜半岛各国彼此间，不尽相同的文化习俗，则被这个时代的华夏百姓理解为：不同品种的野人之间，所存在的物种差异。
类似于金丝猴性格温和，峨眉猴脾气暴躁，银背大猩猩领地意识强，长臂猿却极为粘人一样——扯什么文不文化、习不习俗的，还不就是品种不同，习性不同嘛？
这也怪不了这个时代的华夏之民狭隘、无知。
毕竟这个时代，文盲率都不是按百分比来算，而是用千分比——以千分之九百九十几来描述、统计的；
让这些个斗大字不识一个，连隔壁村的地形都未必了解、隔壁县的模样都没有见过的农民，去理解万千里之外的另外一个文明，实在是太过于强人所难。
再者，哪怕刘荣有那个意愿，来让底层民众了解这个世界、了解其他文明，也根本没有这个机会和渠道。
——教育，是需要媒介的。
说得再直白一点：老师想教学生，是需要以学生来上学为前提的。
而在当今汉室，官方对底层民众的教育、指导，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
顶天了去，也就是通过各地方郡县衙门外的露布上，一张惜字如金、行文晦涩的诏书、政令，来让底层民众大致明白：朝堂要干个啥事儿。
比如当年，吴王刘濞一纸檄文，所要诛晁错，清君侧；
长安朝堂回敬一封讨贼檄文，例数吴王刘濞的罪责，并向天下人宣示长安朝堂平定叛乱、安定天下的决心；
就这么一来、一回，两封耗时数月，费劲文人笔墨、心血，才最终颁行天下的长篇大论，落在底层百姓眼里，其实就是一句话。
——吴王反了，长安没被吓住。
说的再详细些，甚至是详细到极点，也就是：吴王假装清君侧，实则造反，长安严厉斥责之，发兵平叛。
这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能通过成本如此低廉的方式，来让最底层的民众，接收到来自最顶层的决策，已经是非常了不得的事儿了。
只不过，和后世的新闻播送，不同的人看能得到不同层面的信息一样；
这个时代的政坛讯息，风吹草动，在不同的人看来，也同样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正如刘荣召见朝鲜各国国君，底层民众认为是刘荣闲着无聊，想图个新鲜，瞧一瞧不同品种的野人；
但在朝堂内外的朝臣百官、功侯贵戚看来，这看似不起眼的一个举动，却也同样包含着许多可提炼，可品味的信息。
——匈奴人战略重心西移，汉匈决战将趋于拉锯，已经是朝堂内外人尽皆知的旧新闻了。
早自高阙之战后，匈奴人明确要避战、要转移战略重心时起，长安朝堂内外，就已经进入了一场稍显煎熬的猜测，或者说是政治预判。
预判的内容，自然是汉家未来的方向，以及天子刘荣针对汉家，所作出的未来规划。
是咬着匈奴人不放，继续在幕南地区搞文章，逼匈奴人狗急跳墙？
还是和匈奴人慢慢磨、慢慢熬，看谁能先熬死谁？
亦或者，先把匈奴人放一放，趁着匈奴人自顾不暇，根本无力找汉家麻烦的战略空间，把其他的问题解决一下？
比如南方的赵佗，亦或是关东，那几家还并未完全被剔除爪牙，彻底失去对长安朝堂中央的威胁，仍有余力祸乱关东的宗亲诸侯之类？
这种种可能性，均一一对应着朝堂内外的公侯大臣，元勋贵戚们，所可能采取的发展策略，以及偏重。
刘荣如果选择第一种，即：死咬着匈奴人不放，简单巩固一下到手的高阙防线，便沿河套发兵北上，出高阙而望幕南；
那么，朝堂内外的朝臣百官，就要将‘公务’方面的侧重点，往军事方面进行倾斜。
什么水渠，什么道路，什么民生民计、休养生息，都先放一放；
能使唤的人，能动用的钱，尽量多搞几把剑、几柄弓，亦或是戈、矛，箭矢出来，优先供应前线部队的物资辎重。
咬咬牙，把幕南啃下来，把匈奴单于庭给撕碎，将匈奴人赶去漠北吃沙子，再来谈水利道路、民生民计不迟。
与此同时，作为官僚系统金字塔尖的一批人，朝臣百官也能凭借这个信息差，在‘规则允许’的范畴之内，在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同时，顺带为自己谋求些许私利。
——要打仗了，尤其还是在草原打仗，后勤补给难度巨大，总归是缺人的吧？
少府内帑、主爵都尉再怎么财大气粗，也总有无法面面俱到，百密一疏的时候吧？
总有什么不起眼的物资，是少府内帑、主爵都尉都意外没储备足量的吧？
再不济，退一万步来讲——幕南要打仗，朝堂大概率会派哪支野战军出征，总归是能得到内幕消息的吧？
得了消息，再动用人脉运作一番，塞几个亲戚子侄进那支部队，然后在幕南挣回一份武功勋，总不会有人能挑的出毛病吗？
朝臣百官如此，功侯贵戚那就更不必赘述了。
朝臣百官谋私利，起码还得‘优先为宗庙社稷做贡献，牟利只能是顺带’，实在求不得，只为国家做贡献也不是不行——好歹赚个好名声。
但功侯贵戚二世祖们，可不跟你讲这么多。
什么体面不体面、名声不名声的，早就被这些个二世祖们，给丢去九霄云外了。
——真当‘纨绔子弟’四个字，是说着玩儿的不成？
到了能谋求私利的时候，别说是为国家做贡献了；
哪怕是挖国家墙脚，只要风险别太大——甚至只要是‘有机会不被逮’，他们也是眼皮都不眨一下。
想当年，刘荣皇长子之身，亲自主持平抑关中粮价，来作为自己能否获立为储的最后一次大考；
结果怎么着？
这帮蠢货，为了那百八十万钱，三五万石粮食，不也是毫不迟疑的，把即将搬进太子宫的刘荣给得罪死了？
后来东窗事发，刘荣要提刀见血了，这帮人又恬不知耻的站出来，说是只要刘荣放他们一马，他们就愿意支持刘荣做太子。
呵；
说得好像刘荣的太子储君，是他们这些个二世祖颁诏册立似的……
言归正传。
事实上，对于这些贵族二世祖们‘谋私利’的举动，汉家的历代天子——包括刘荣之内，其实并非是完全排斥的。
因为正如上文中，提到朝臣百官谋求私利一样：谋私利，本质上并不和国家利益完全冲突。
或者应该说，谋求个人利益，有许多种不同的方式。
有通过损害国家利益，来‘劫国济己’的；
有既不损害国家利益，也不为国家做贡献，单纯只是充实腰包的；
自然，也有既能为国家做贡献，也能为自己谋利益的‘双赢’模式。
事实上，汉家对于功侯贵戚的态度，本就是如此。
——每当战争爆发时，汉家都要求功侯贵族们自掏腰包，自己组建亲军，出征协助朝堂平叛。
从朝堂中央的角度而言，这是为了将发动军队的成本，部分分摊到这些‘领主’性质的功侯身上，迫使他们为国家做贡献；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其实也是给了功侯贵戚建功立业，获取武勋、封赏的机会。
毕竟在这个时代，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养私兵、家将，甚至在战争爆发时私自组建军队，配备制式武器出征参战的。
很简单的道理；
在战争爆发时，底层民众要想分得一杯羹，首先需要通过汉家严苛之际的兵源选拔。
侥幸通过选拔，成为军队的一份子了，也不过是配备长剑一柄、长戈一杆的马前卒、阵前兵。
真到了战场上，敌我双方成千上万人，面对面战成几排，然后嘘嘘靠近；
抵达三五丈的距离了，就开始平端手中长戈，朝几丈外的敌军无差别突刺。
这就是冷兵器时代版本的绞肉机。
什么建功立业，什么先登陷阵，什么斩将夺旗——活得下来再说。
哪怕活下来了，也还得和左右袍泽理论理论：这弹了一地的敌军尸体，哪个是你捅死的，哪个是我捅死的；
甚至同一具敌军尸体上，哪个窟窿是你捅的，哪个窟窿是我捅的，谁捅的位置更要命一点，这颗首级更应该归谁……
反观这些自备粮草弓马，自组私军出征的功侯贵戚，那装备是要多豪华有多豪华。
什么弩机，乃至大黄弩这样的大杀器，都能在战时，被这些手眼通天的大人物搞到一定数量，并装备到自己的私军当中。
而且，由于这些贵族私军，并不属于官方战斗编制，在战场上无法被轻松指挥，所以到了战场上，这些贵族私军，往往并不会被派为先锋。
开战时，敌我双方各自派出前军，也就是几排人平举长戈，且进且退的互相捅。
捅差不多了，其中一方要崩溃逃散了，另一方才会大步推进。
到了这‘占据有利’大步推进阶段，到了打顺风仗的时候，这些装备精良的贵族私军，才会嗷嗷叫着冲向战场侧翼，在犄角旮旯捡人头。
而且，由于这些贵族私军，基本都是自幼接受训练，装备十分精良的‘准职业军人’，并且在战场上，被贵族们无比珍惜，甚至是捧在手里、含在嘴里，就使得这样的贵族私军，总是能拿出令人瞠目结舌的战损比。
还是拿当年，吴楚七国之乱的决定性战斗：睢阳保卫战为例。
在睢阳保卫战爆发大约四十日后，由功侯贵戚所组成的贵族私军，开始次序抵达睢阳一线。
然后，他们就和周亚夫一起，在下邑趴到了叛乱平定前数日。
对于睢阳的血战，他们无动于衷；
甚至就连周亚夫所部，在下邑挖掘壕沟、构筑工事，他们都没让手底下的私军贡献一把子力气。
等韩颓当奇袭淮泗口，断了吴楚叛军主力退路的消息传回，睢阳之困得解，吴楚叛军转头朝着周亚夫的下邑攻来，这帮贵族又带着手底下的私军，绕道去了睢阳！
睢阳保卫战打完了，他们带着兵马跑睢阳去了！
再然后，下邑之战也打完了，吴王刘濞弃军而逃，数十万吴楚叛军溃散，这帮贵族才小心翼翼走出睢阳，甚至还三五成群、彼此照应着，自睢阳城往东一路扫荡。
等到了战后论功行赏，那真是好家伙，都让刘荣看了眼！
功侯贵族报上来的斩获、伤亡、战损，动不动就是：我部百十人，斩首百余级，战殁一人，伤五人，残二人……
每每都是与本方兵力等同的斩获，以及个位数的战损！
要不是彼时，刘荣也恰好在睢阳，且基本参加了整场睢阳保卫战，刘荣都要以为这些贵族，都是人均百战百胜的将帅之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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