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司马懿的问题，其实此前儒家各派早有解读。
像魏哲这样先训诂而后释经的做法，在大汉朝也不是先例。
但是他对于《大学》之篇的见解，在大汉朝却算是独一份。
于是魏哲话音未落，下方便有士子笔走龙蛇的将这段问答记录下来。
而司马懿是大家出身，自然知道这种场合一点也马虎不得。
一个不小心说不定就要在后世经传注解中一遍遍的丢人。
故此甭管是不是真听懂了，此刻他都做出了一副恍然大悟之状，郑重拜谢。
没办法，文人相轻。
多问一句，说不定日后就有人在笔记中暗戳戳的讽刺他愚钝了。
就在司马懿坐下不久，与他在同一个学舍中的诸葛亮随即起身请教。
说起来这两位的年纪也相差不大。
司马懿十六岁，诸葛亮十四岁，都是弱冠少年。
或许是因为这点，诸葛亮平日里不怎么和兄长诸葛瑾在一起，反而常常与司马懿在一起探讨学问，相互辩经，堪称是书院中的风云人物。
由于司马懿娴静寡言，诸葛亮开朗阳光，书院中的好事者便以司马懿为凤，诸葛亮为龙，为两人取了个“卧龙”“凤雏”的名号。
师长们听说之后亦是忍不住颔首，即便是偶尔来讲学的管宁都颇为赞同。
毕竟一个人的天赋是看得见的，尤其是像诸葛亮这种社稷之才。
即便他此刻还没有后世的风采，但依旧是同龄人中最耀眼的那个！
卢植、郑玄、蔡邕三人便常常联手教导诸葛亮，恨不能有此亲子！
此刻诸葛亮的表现也确实没有辜负三老的栽培。
在恭敬见礼之后，只见他毫不胆怯的望着魏哲请教道：
“先生言《大学》乃圣人之道，但我等凡物……真的能成圣吗？”
不得不说，诸葛亮确实不负众人的期许。
他的问题直至核心，一针见血，比司马懿更是多了几分胆气！
实际上此刻不止是他，一旁的诸多士子、大儒也都在好奇这个问题。
他们能理解魏哲对《大学》的看重，毕竟各有所好，可以理解。
但是将《大学》直接定义为成圣之道，是不是说的太满了？
一时间，众多疑惑的目光都忍不住看向魏哲。
然而身处诸多视线焦点的魏哲却一点没有紧张的意思，反而饶有兴致的环视了一圈。
当看见卢植三人亦是颇为关心这个问题时，还笑着颔首致意。
随后他方在诸葛亮迷茫的眼神之中缓缓开口。
不过魏哲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反问道：
“若有一人，其心藏圣人之德；身有圣人之能；亲施圣人之行……如此，可称圣人否？”
此言一出诸葛亮与其他人都愣住了，不禁凝神思索起来。
往日众人总是口称圣贤之道，还真的很少具体定义什么是圣贤。
须臾，只见诸葛亮眼神坚定的点头道：
“若有这般人物，当为圣人！”
对此魏哲倒是一点也不意外，人民朴素的价值观就是这样。
如果有一样东西，具有和杯子一样的质感与物理特性，外表和杯子一模一样，并且和杯子具有一样的功能，那么它就是杯子。
而魏哲闻言这才正面回答道：
“圣凡皆同，不假外求。”
“汝等当知，孔子乃是先师，非素王也。”
“圣人当年亦是凡体，唯苦修学习方致成圣！”
“如此，若我等行圣人之道，自然亦有机会成圣！”
这其实也就是今文经和古文经没办法调和的地方。
今文经总想把孔子神化，让他彻底成为一个“非人存在”，以此顶礼膜拜。
毕竟只有这样，他们那套谶纬经学才能自圆其说。
然而今文经的根基在魏哲看来，就是这门学问最大糟粕，也没办法兼容。
孔子若“是神非人”，那么儒家学问的上限也就定死了，再也没办法不断进化，毕竟神谕不是知识，是没办法超越的。
但如果孔子乃是“先师”，那么后世的儒家弟子都只是学生而已。
如此一来，学生努力学子师长传授的知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纯属正常。
从这个角度来说，魏哲治学的态度其实比郑玄还要激进。
因为他压根就不觉得有“古今融合”必要，甚至觉得此事不容妥协。
谶纬经学，流毒无穷，非斩草除根不可，容不得和稀泥。
古文经的诞生本就是一种难得进步，必须将腐朽的谶纬经学彻底埋葬。
不如此，后世的儒家学问将再也没办法自我革新，自我进化。
当儒家无法自我进化之后，其占据主导地位的华夏文明自然也就受其拖累了。
而当魏哲斩钉截铁的表示这个态度时，旁听的郑玄忍不住轻叹一声。
倒是身侧的卢植忍不住连连点头，只觉得魏哲的观点太合他胃口了。
以往卢植觉得魏哲受郑玄影响太重，但现在看来魏哲该是他的弟子才是。
要知道卢植的治学态度一直都是主张以古文经学替代谶纬经学，而不是融合。
那什么，其实也没办法融合。
毕竟谶纬经学根基就是“孔子为素王”，古文经学若是接受那根本也就变了。
只不过场中像卢植这样眼界和水平的人没几个，还看不到如此深度。
大部分儒生还是在好奇于他们普通人到底该如何成圣，比如诸葛亮便是如此。
魏哲闻言则耐心的将《大学》提纲挈领的分为“三纲八目”。
所谓三纲，即：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
这三个纲领其实很好理解，直白点翻译就是：
弘扬高尚的品德、让民众不断进步、让社会保持和善的秩序。
但这三点无论哪一条都不是容易做到的。
故此在确定“三纲”目标之后，便要以“八目”一步步践行之。
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如此便可以由“凡”至“圣”，形成一条严密的进阶路径。
然而诸葛亮不愧是诸葛亮，只是心念一转便意识到关键所在。
“不知先生所言“格物致知”何解？”
毕竟按照魏哲的解读，“三纲八目”乃是成圣之道，而“格物致知”又是“三纲八目”的开始，那么“格物致知”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后世“心学”与“理学”才会围绕这个吵得不可开交。
甚至朱熹在注解《大学》时，还直接改动原文，补了一段“格物致知章”。
——
右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闲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
——
朱熹倒是明明白白的说出来了，但是王阳明却不接受，觉得是篡改本意。
毕竟曾子的原本中对格物致知就已经有过解释了：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不过话又说回来，无论是朱熹还是王阳明都认为“格物致知”乃成圣之始。
诸葛亮的疑问，其实也正是两人学说的分歧所在。
即便是魏哲也是沉吟片刻后，方才一字一句道：
“格物是为求知，然致知必需格物，此乃知行合一。”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诸葛亮：“……”
有那么一瞬间，诸葛亮甚至有些怀疑自家是不是真像众人夸的那么聪明。
毕竟他如果真的那么聪明，为什么只听懂三四分呢？
只是他确实不知，他能在这片刻之间就有所领悟已经很了不起了。
其他士子，乃至一旁的大儒都是若有所思，但却找不到头绪。
幸而诸葛亮没有司马懿那么重的偶像包袱，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他再次躬身一礼，颇为惭愧道：
“弟子愚鲁，还请先生开释！”
魏哲想了想当即换一个角度解释道：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这句话其实很好理解：知道了却做不到，那只能证明你知道的不够多。
知道的不够多，其实也就是不知道。
正如我们听过很多人生哲理，却依旧过不好这一生！
以诸葛亮的智慧也不难理解这句话，略作沉吟便轻轻点了点头。
魏哲见状方才继续耐心道：
“老农凭先人口口相传，天长日久而懂稼穑。”
“因其知稼穑，故必然能春耕秋收，此乃天理也。”
“若有一人学富五车，自言精通稼穑，然所植田亩颗粒无收，此不能为知。”
“老农纵然不识一字，然于稼穑之道亦是【已知】也。”
“正如你已经听了圣人之道，却没法立刻践行圣人之道，这便是【未知】。”
说到这里，魏哲总结道：
“未有先知而后行，亦未有先行而后知。”
“知行一体，不可分离。”
见魏哲这么一说，诸葛亮终于恍然。
至于其他儒生甭管有没有真的听懂，此刻都似懂非懂的连连颔首。
然而当诸葛亮坐下之后，还不等下一个学子提问，一旁的周瑜忍不住道：
“若已格物致知，其后又当如何呢？”
说罢他顿觉失言，当即一脸歉意的请罪道：
“卑职一时沉迷，鲁莽失言，还请殿下降罪。”
“无妨！”魏哲只是随意一笑。
他既然让周瑜随侍左右，自然也有提拔培养之意。
于是魏哲不但不怪罪，反而回答起周瑜的问题：
“既已格物致知，其后自当实事求是，量知为用，各尽其能。”
而周瑜见魏哲没有怪罪，便大着胆子继续提问道：
“那我等又该如何实事求是，量知为用呢？”
这回魏哲沉默的时间就比较久了，忍不住皱眉思量起来，但众人却不敢催促。
此时此刻，即便是卢植、郑玄等人都不得不承认魏哲的儒学水平。
或许在广博方面魏哲比不上他们，但在思想深度方面魏哲已经是先行者了。
而魏哲之所以思量了这么长时间倒不是被问住了，而是不知该怎么回答更好。
他刚才所言虽然借鉴了“心学”的部分理论，可他并不是真要用“心学”。
实际上他这些年并不只是单纯读经，而是在寻找一个适合当下的学说。
幸而十年下来他终于有了些许成果。
那便是——实学！
眼下与其说是他在解读《大学》，不如说是他在用《大学》注解“实学”。
关于“实学”，其实与“理学”一样起源于南宋。
当时以大儒陈亮为首的永康事功学派，批判空谈道德，倡“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因此与朱熹、二程的“理学”水火不容，争论不断。
只可惜最终还是朱熹笑到最后，“永康事功学派”自此没落数百年。
直到明朝中晚期，由于天下日渐衰败，天下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救国之道。
其中海南大儒丘濬受永康事功学派启发，方才开创“实学”一脉。
丘濬与陈亮不同，他虽被人称为当代通儒，可同样有大量的政治实践经验。
其人历事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先后出任翰林院学士、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英殿大学士等职。
并且在当了六年大明首辅之后，年迈的丘濬才遗憾的在任上去世。
也正是因为他的特殊经历，导致他的儒家学说格外注重“经世致用之学”。
比如丘濬就曾经在所著的《大学衍义补》的第二十七卷《制国用铜楮之币》中特地写道——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而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浅深，是故其价有多少。
无独有偶，两百年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也提出了“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相似观点。
并且丘濬尤其注重经济之道，一直尝试建立以白银为基础，银、钱、钞三位本位制货币体制的模式，可惜受当时朝局影响，始终未能实现。
不过自丘濬之后实学对大明朝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影响渐大。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导致“实学”不如晚出现几十年的“心学”流行，也不如“心学”那么老少皆宜，通俗易懂，能入门且领悟的都是少数人。
丘濬死后明代实学便分裂为两大学派：
即：明体适用派、王霸并用派。
其中明体适用派主张恢复儒学“内圣外王”的精神，强调“学仕合一”，其代表人物有丘濬、吕坤、谢肇淛、陆世仪，顾炎武、李颙等。
而王霸并用派也可称之为“义利双行”派。
这一派主张复兴先秦的诸子学说，对管子、韩子、老子、庄子、墨子等都有所称颂，尤其是吸收了管、商的“功利”学说，不讳言“富强”，以“富国强兵”作为一生追求的终极目标。
其代表人物有张居正、海瑞、焦竑、徐光启。
但无论是哪个派别，明代实学统一都摒弃“八股之习”与“道学之习”，这是明代实学思想家所共同针砭的目标，往往称之为“俗学”，以与自己所提倡的“实学”相别。
他们讲究“实用”，提倡“实学”、“实行”、“实政”，主张“实心”任事。他们抛弃道学家游谈无根的陋习，更多地注意那些有关国计民生的事情，诸如农田、水利、河漕、盐法等等。
只可惜实学的影响力还是太弱，仅靠一两个大臣依旧无法改变局势，没有皇帝的支持与坚定的推动，实学的思想也没办法像朱熹的“理学”一样成为官学普及。
故此当明朝灭亡之后，实学仅仅只剩下顾炎武、朱舜水、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人苟延残喘，并且由于南明内斗不断，彻底回天乏力。
结果历代实学先贤不断探索得来的经验，以及他们从明朝灭亡中得到的惨痛教训，竟然随着朱舜水东渡，在这个岛国传承下来，为日本所吸收。
唉，世事无常，每每思之都让人不由扼腕叹息！
当然，眼下魏哲倒没必要为那不知道还会不会存在明朝感慨。
对于魏哲而言，当下他亟需的是“实学”的精神！
是那种~实用、实学、实行、实政，主张“实心任事”的实事求是之精神！
尤其是以张居正为代表的“义利双行”派，正合魏哲心意。
毕竟如今距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不到三百年，先秦的诸子学说还不像后世那么式微，在民间尚有许多传承，社会上也没有形成后世那么深刻的儒家烙印，对管子、韩子、老子、庄子、墨子等学还能大致保持一定的客观。
而这种开放的治学态度，正是魏哲所需要。
于是魏哲思量再三之后，当即以王朗与陈纪的辩经为例子，针对荆州宋忠的批判进行剖析，将他方才在藏经室中关于“义利之辨”的论调重复了一遍。从“义利双行”为切入点，告诉周瑜什么叫做“实事求是”，什么叫做“量知为用”。
“若为公义故，君子当不讳言利。”
当魏哲话音落下，周瑜自然不用多说，当场受益匪浅。
但更震惊的还是其他第一次听说这些见解的儒生们。
“以公利定公义，以私利定私义”之言，当场好似黄钟大吕一般，让他们身心舒爽，豁然开朗。
以往觉得疑惑之处，此刻瞬间感觉都有解释了。
而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好不容易平复的心神顿时再度震荡。
因为连“义利之辨”都能解答，这无疑说明魏哲的学说是真的成立的。
如此一来，岂不说明魏哲关于“由凡入圣”的言论真的有机会实现？
一念至此，在场的无论是士子还是大儒看向魏哲的眼神都瞬间变得火热起来……
像魏哲这样先训诂而后释经的做法，在大汉朝也不是先例。
但是他对于《大学》之篇的见解，在大汉朝却算是独一份。
于是魏哲话音未落，下方便有士子笔走龙蛇的将这段问答记录下来。
而司马懿是大家出身，自然知道这种场合一点也马虎不得。
一个不小心说不定就要在后世经传注解中一遍遍的丢人。
故此甭管是不是真听懂了，此刻他都做出了一副恍然大悟之状，郑重拜谢。
没办法，文人相轻。
多问一句，说不定日后就有人在笔记中暗戳戳的讽刺他愚钝了。
就在司马懿坐下不久，与他在同一个学舍中的诸葛亮随即起身请教。
说起来这两位的年纪也相差不大。
司马懿十六岁，诸葛亮十四岁，都是弱冠少年。
或许是因为这点，诸葛亮平日里不怎么和兄长诸葛瑾在一起，反而常常与司马懿在一起探讨学问，相互辩经，堪称是书院中的风云人物。
由于司马懿娴静寡言，诸葛亮开朗阳光，书院中的好事者便以司马懿为凤，诸葛亮为龙，为两人取了个“卧龙”“凤雏”的名号。
师长们听说之后亦是忍不住颔首，即便是偶尔来讲学的管宁都颇为赞同。
毕竟一个人的天赋是看得见的，尤其是像诸葛亮这种社稷之才。
即便他此刻还没有后世的风采，但依旧是同龄人中最耀眼的那个！
卢植、郑玄、蔡邕三人便常常联手教导诸葛亮，恨不能有此亲子！
此刻诸葛亮的表现也确实没有辜负三老的栽培。
在恭敬见礼之后，只见他毫不胆怯的望着魏哲请教道：
“先生言《大学》乃圣人之道，但我等凡物……真的能成圣吗？”
不得不说，诸葛亮确实不负众人的期许。
他的问题直至核心，一针见血，比司马懿更是多了几分胆气！
实际上此刻不止是他，一旁的诸多士子、大儒也都在好奇这个问题。
他们能理解魏哲对《大学》的看重，毕竟各有所好，可以理解。
但是将《大学》直接定义为成圣之道，是不是说的太满了？
一时间，众多疑惑的目光都忍不住看向魏哲。
然而身处诸多视线焦点的魏哲却一点没有紧张的意思，反而饶有兴致的环视了一圈。
当看见卢植三人亦是颇为关心这个问题时，还笑着颔首致意。
随后他方在诸葛亮迷茫的眼神之中缓缓开口。
不过魏哲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反问道：
“若有一人，其心藏圣人之德；身有圣人之能；亲施圣人之行……如此，可称圣人否？”
此言一出诸葛亮与其他人都愣住了，不禁凝神思索起来。
往日众人总是口称圣贤之道，还真的很少具体定义什么是圣贤。
须臾，只见诸葛亮眼神坚定的点头道：
“若有这般人物，当为圣人！”
对此魏哲倒是一点也不意外，人民朴素的价值观就是这样。
如果有一样东西，具有和杯子一样的质感与物理特性，外表和杯子一模一样，并且和杯子具有一样的功能，那么它就是杯子。
而魏哲闻言这才正面回答道：
“圣凡皆同，不假外求。”
“汝等当知，孔子乃是先师，非素王也。”
“圣人当年亦是凡体，唯苦修学习方致成圣！”
“如此，若我等行圣人之道，自然亦有机会成圣！”
这其实也就是今文经和古文经没办法调和的地方。
今文经总想把孔子神化，让他彻底成为一个“非人存在”，以此顶礼膜拜。
毕竟只有这样，他们那套谶纬经学才能自圆其说。
然而今文经的根基在魏哲看来，就是这门学问最大糟粕，也没办法兼容。
孔子若“是神非人”，那么儒家学问的上限也就定死了，再也没办法不断进化，毕竟神谕不是知识，是没办法超越的。
但如果孔子乃是“先师”，那么后世的儒家弟子都只是学生而已。
如此一来，学生努力学子师长传授的知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纯属正常。
从这个角度来说，魏哲治学的态度其实比郑玄还要激进。
因为他压根就不觉得有“古今融合”必要，甚至觉得此事不容妥协。
谶纬经学，流毒无穷，非斩草除根不可，容不得和稀泥。
古文经的诞生本就是一种难得进步，必须将腐朽的谶纬经学彻底埋葬。
不如此，后世的儒家学问将再也没办法自我革新，自我进化。
当儒家无法自我进化之后，其占据主导地位的华夏文明自然也就受其拖累了。
而当魏哲斩钉截铁的表示这个态度时，旁听的郑玄忍不住轻叹一声。
倒是身侧的卢植忍不住连连点头，只觉得魏哲的观点太合他胃口了。
以往卢植觉得魏哲受郑玄影响太重，但现在看来魏哲该是他的弟子才是。
要知道卢植的治学态度一直都是主张以古文经学替代谶纬经学，而不是融合。
那什么，其实也没办法融合。
毕竟谶纬经学根基就是“孔子为素王”，古文经学若是接受那根本也就变了。
只不过场中像卢植这样眼界和水平的人没几个，还看不到如此深度。
大部分儒生还是在好奇于他们普通人到底该如何成圣，比如诸葛亮便是如此。
魏哲闻言则耐心的将《大学》提纲挈领的分为“三纲八目”。
所谓三纲，即：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
这三个纲领其实很好理解，直白点翻译就是：
弘扬高尚的品德、让民众不断进步、让社会保持和善的秩序。
但这三点无论哪一条都不是容易做到的。
故此在确定“三纲”目标之后，便要以“八目”一步步践行之。
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如此便可以由“凡”至“圣”，形成一条严密的进阶路径。
然而诸葛亮不愧是诸葛亮，只是心念一转便意识到关键所在。
“不知先生所言“格物致知”何解？”
毕竟按照魏哲的解读，“三纲八目”乃是成圣之道，而“格物致知”又是“三纲八目”的开始，那么“格物致知”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后世“心学”与“理学”才会围绕这个吵得不可开交。
甚至朱熹在注解《大学》时，还直接改动原文，补了一段“格物致知章”。
——
右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闲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
——
朱熹倒是明明白白的说出来了，但是王阳明却不接受，觉得是篡改本意。
毕竟曾子的原本中对格物致知就已经有过解释了：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不过话又说回来，无论是朱熹还是王阳明都认为“格物致知”乃成圣之始。
诸葛亮的疑问，其实也正是两人学说的分歧所在。
即便是魏哲也是沉吟片刻后，方才一字一句道：
“格物是为求知，然致知必需格物，此乃知行合一。”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诸葛亮：“……”
有那么一瞬间，诸葛亮甚至有些怀疑自家是不是真像众人夸的那么聪明。
毕竟他如果真的那么聪明，为什么只听懂三四分呢？
只是他确实不知，他能在这片刻之间就有所领悟已经很了不起了。
其他士子，乃至一旁的大儒都是若有所思，但却找不到头绪。
幸而诸葛亮没有司马懿那么重的偶像包袱，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他再次躬身一礼，颇为惭愧道：
“弟子愚鲁，还请先生开释！”
魏哲想了想当即换一个角度解释道：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这句话其实很好理解：知道了却做不到，那只能证明你知道的不够多。
知道的不够多，其实也就是不知道。
正如我们听过很多人生哲理，却依旧过不好这一生！
以诸葛亮的智慧也不难理解这句话，略作沉吟便轻轻点了点头。
魏哲见状方才继续耐心道：
“老农凭先人口口相传，天长日久而懂稼穑。”
“因其知稼穑，故必然能春耕秋收，此乃天理也。”
“若有一人学富五车，自言精通稼穑，然所植田亩颗粒无收，此不能为知。”
“老农纵然不识一字，然于稼穑之道亦是【已知】也。”
“正如你已经听了圣人之道，却没法立刻践行圣人之道，这便是【未知】。”
说到这里，魏哲总结道：
“未有先知而后行，亦未有先行而后知。”
“知行一体，不可分离。”
见魏哲这么一说，诸葛亮终于恍然。
至于其他儒生甭管有没有真的听懂，此刻都似懂非懂的连连颔首。
然而当诸葛亮坐下之后，还不等下一个学子提问，一旁的周瑜忍不住道：
“若已格物致知，其后又当如何呢？”
说罢他顿觉失言，当即一脸歉意的请罪道：
“卑职一时沉迷，鲁莽失言，还请殿下降罪。”
“无妨！”魏哲只是随意一笑。
他既然让周瑜随侍左右，自然也有提拔培养之意。
于是魏哲不但不怪罪，反而回答起周瑜的问题：
“既已格物致知，其后自当实事求是，量知为用，各尽其能。”
而周瑜见魏哲没有怪罪，便大着胆子继续提问道：
“那我等又该如何实事求是，量知为用呢？”
这回魏哲沉默的时间就比较久了，忍不住皱眉思量起来，但众人却不敢催促。
此时此刻，即便是卢植、郑玄等人都不得不承认魏哲的儒学水平。
或许在广博方面魏哲比不上他们，但在思想深度方面魏哲已经是先行者了。
而魏哲之所以思量了这么长时间倒不是被问住了，而是不知该怎么回答更好。
他刚才所言虽然借鉴了“心学”的部分理论，可他并不是真要用“心学”。
实际上他这些年并不只是单纯读经，而是在寻找一个适合当下的学说。
幸而十年下来他终于有了些许成果。
那便是——实学！
眼下与其说是他在解读《大学》，不如说是他在用《大学》注解“实学”。
关于“实学”，其实与“理学”一样起源于南宋。
当时以大儒陈亮为首的永康事功学派，批判空谈道德，倡“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因此与朱熹、二程的“理学”水火不容，争论不断。
只可惜最终还是朱熹笑到最后，“永康事功学派”自此没落数百年。
直到明朝中晚期，由于天下日渐衰败，天下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救国之道。
其中海南大儒丘濬受永康事功学派启发，方才开创“实学”一脉。
丘濬与陈亮不同，他虽被人称为当代通儒，可同样有大量的政治实践经验。
其人历事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先后出任翰林院学士、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英殿大学士等职。
并且在当了六年大明首辅之后，年迈的丘濬才遗憾的在任上去世。
也正是因为他的特殊经历，导致他的儒家学说格外注重“经世致用之学”。
比如丘濬就曾经在所著的《大学衍义补》的第二十七卷《制国用铜楮之币》中特地写道——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而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浅深，是故其价有多少。
无独有偶，两百年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也提出了“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相似观点。
并且丘濬尤其注重经济之道，一直尝试建立以白银为基础，银、钱、钞三位本位制货币体制的模式，可惜受当时朝局影响，始终未能实现。
不过自丘濬之后实学对大明朝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影响渐大。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导致“实学”不如晚出现几十年的“心学”流行，也不如“心学”那么老少皆宜，通俗易懂，能入门且领悟的都是少数人。
丘濬死后明代实学便分裂为两大学派：
即：明体适用派、王霸并用派。
其中明体适用派主张恢复儒学“内圣外王”的精神，强调“学仕合一”，其代表人物有丘濬、吕坤、谢肇淛、陆世仪，顾炎武、李颙等。
而王霸并用派也可称之为“义利双行”派。
这一派主张复兴先秦的诸子学说，对管子、韩子、老子、庄子、墨子等都有所称颂，尤其是吸收了管、商的“功利”学说，不讳言“富强”，以“富国强兵”作为一生追求的终极目标。
其代表人物有张居正、海瑞、焦竑、徐光启。
但无论是哪个派别，明代实学统一都摒弃“八股之习”与“道学之习”，这是明代实学思想家所共同针砭的目标，往往称之为“俗学”，以与自己所提倡的“实学”相别。
他们讲究“实用”，提倡“实学”、“实行”、“实政”，主张“实心”任事。他们抛弃道学家游谈无根的陋习，更多地注意那些有关国计民生的事情，诸如农田、水利、河漕、盐法等等。
只可惜实学的影响力还是太弱，仅靠一两个大臣依旧无法改变局势，没有皇帝的支持与坚定的推动，实学的思想也没办法像朱熹的“理学”一样成为官学普及。
故此当明朝灭亡之后，实学仅仅只剩下顾炎武、朱舜水、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人苟延残喘，并且由于南明内斗不断，彻底回天乏力。
结果历代实学先贤不断探索得来的经验，以及他们从明朝灭亡中得到的惨痛教训，竟然随着朱舜水东渡，在这个岛国传承下来，为日本所吸收。
唉，世事无常，每每思之都让人不由扼腕叹息！
当然，眼下魏哲倒没必要为那不知道还会不会存在明朝感慨。
对于魏哲而言，当下他亟需的是“实学”的精神！
是那种~实用、实学、实行、实政，主张“实心任事”的实事求是之精神！
尤其是以张居正为代表的“义利双行”派，正合魏哲心意。
毕竟如今距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不到三百年，先秦的诸子学说还不像后世那么式微，在民间尚有许多传承，社会上也没有形成后世那么深刻的儒家烙印，对管子、韩子、老子、庄子、墨子等学还能大致保持一定的客观。
而这种开放的治学态度，正是魏哲所需要。
于是魏哲思量再三之后，当即以王朗与陈纪的辩经为例子，针对荆州宋忠的批判进行剖析，将他方才在藏经室中关于“义利之辨”的论调重复了一遍。从“义利双行”为切入点，告诉周瑜什么叫做“实事求是”，什么叫做“量知为用”。
“若为公义故，君子当不讳言利。”
当魏哲话音落下，周瑜自然不用多说，当场受益匪浅。
但更震惊的还是其他第一次听说这些见解的儒生们。
“以公利定公义，以私利定私义”之言，当场好似黄钟大吕一般，让他们身心舒爽，豁然开朗。
以往觉得疑惑之处，此刻瞬间感觉都有解释了。
而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好不容易平复的心神顿时再度震荡。
因为连“义利之辨”都能解答，这无疑说明魏哲的学说是真的成立的。
如此一来，岂不说明魏哲关于“由凡入圣”的言论真的有机会实现？
一念至此，在场的无论是士子还是大儒看向魏哲的眼神都瞬间变得火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