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真并不知道刘裕已经派人北上，也不知道有关孙夫人可能被立为正妻的流言。
此刻，他正密切关注着安定将士的反应。
自赫连璝走后，同样有一则流言在晋军内部流传。
当然，那则流言是刘义真有意散播的。
王镇恶的营寨中，夫蒙何渊神秘兮兮地找到荔非灵越，他瞟了眼四周，见没什么人，这才小心翼翼道：“如今大家都在传，桂阳公收取了岭北，有人进言要将我们安定将士迁回原籍，灵越，我知道桂阳公赏识你，你可得替我们这群同乡说话，不能眼睁睁看着桂阳公听信谗言。”
原来，刘义真收取了岭北，就必须派兵驻守，也必须向十室九空的安定郡迁徙人口。
这种情况下，第一选择当然是把安定军民迁回原籍。
然而，尽管安定是故土，可在见识了长安、五陵原的繁华后，谁还愿意迁回这穷山恶水的边陲。
荔非灵越指着自己苦笑：“我？我一个厮杀的粗汉，有什么资格劝谏桂阳公。”
他甚至连主动面见刘义真的资格都没有。
夫蒙何渊想了想，也觉得好友所言在理，正苦恼着，突然灵机一动：“不如我们串联乡人，一起向桂阳公陈情。”
荔非灵越闻言，神情大变，他厉声喝斥：“夫蒙何渊！你想找死，我现在就可以成全你，你吃了雄心豹子胆，竟敢煽动军中将士，你这是陈情，还是想要逼迫桂阳公！这是多大的罪过，你担得起吗！”
夫蒙何渊脸色一白，赶忙解释：“若无桂阳公，我们岂能向赫连勃勃复仇，我又怎敢忘恩负义，况且，你也知道，我上有父母，下有阿弟...”
“行了！以后管住这张嘴，不要什么话都往外面冒，念在相识多年，今日之事，我会烂在腹中，再有下次，休怪我荔非灵越不念旧情！”
“当然，当然。”
荔非灵越冷哼一声，没有再理会夫蒙何渊。
其实夫蒙何渊不是第一个找到他的，很多旧相识都在为那则传闻而忧虑，也确实生出了些许怨言。
不过，如今刘义真在关中的威望足够高，真要强行把安定军民迁回原籍，他们纵使不满，也不敢因此哗变。
总体来说，于刘义真而言，回迁安定军民一事，影响是可控的。
想要做事，总得触及一些人的利益，如果事事畏首畏尾，就想着当个烂好人，注定一事无成。
当然，刘义真也想利用迁回安定军民的机会，推出一项他准备已久的政策。
刘义真唤来杜骥，递给他一道奏疏：“看完后，拿去誊抄一遍，再找机会宣扬出去。”
杜骥看了眼封面，默念道：“《请均安定荒田疏》？”
晋朝不分田，开国初年，实行的是占田课田制。
占田制允许农民占据无主的荒地开垦，平民的话，男子一人可占田70亩，女子50亩。
官吏以官品高低贵贱占田，一品占50顷，以下每品递减5顷，至九品占10顷。
而课田，则是指不论占田多少，男子皆以50亩的标准课税，女子则以20亩的标准课税。
但占田令没有规定对兼并土地的惩罚，致使所谓的占田上限名存实亡。
也就是说，一个没有当官的士人实际占田700亩，他也只需要缴纳50亩的税，另一个平民百姓实际占田7亩，他还是要承担50亩的税。
沉重的负担，致使大量民众弃耕逃亡，有鉴于此，东晋在咸和五年（330年）推行了度田收租制，按照实际占田数量收税，规定每亩征收税米3升。
初衷是好的，但因触犯世家大族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最终于太元元年（376年）被废止，转而改课定额的3斛米，即‘口税米3斛’。
从东汉至唐初，1斛皆为100升。
也就是说，在‘口税米3斛’的制度下，百姓不管占田多少，占不占田，缴纳的税都是度田收租制下占田100亩的标准。
民众不堪重负，所以才会有后来的五斗米起义。
晋朝的田亩制度，于刘义真看来，已经走到了尽头。
它的替代者，自然是历史上北魏所推行的均田令。
领先时代半步是伟人，领先时代一步的是疯子，任何政策的推行，都必须与时代背景相符合。
已现在北方的情况来说，均田制确实比占田制更适宜，有现成的答案，刘义真自然照抄不误。
安定郡几乎没有了平民，大片大片都是无主的荒田，刘义真如果想要试点的话，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地方了。
当然，田亩制度事关重大，刘义真不能自作主张，需得将奏疏送往彭城，交给刘裕决断。
但不妨碍刘义真将这道奏疏提前宣扬出去，用以安抚被迁回原籍的将士。
就算刘裕不同意，等刘义真回了彭城，也有的是法子说服他。
杜骥逐字逐句地看完，合上了奏疏，抬头道：“敢问府主将来是要以此法推行天下？”
刘义真皱着眉：“不错，为国家计，早晚推行此令，难道杜别驾反对这件事情？”
均田令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公田禁止买卖，如果真能严格执行，也可以较为有效地限制土地兼并。
这与世家大族的利益不符，杜骥出自京兆杜氏，如果他反对，倒也不足为奇。
只是，让刘义真没有想到的是，杜骥拱手道：“不敢，下吏恳请府主交由下吏上疏，如此，于府主的名声无碍。”
刘义真大受感动，然而，他拒绝了杜骥的好意：“这个骂名，杜别驾担不起，只有太尉与我，方能分担。”
刘裕不怕得罪人。
五年前，即义熙九年（413年），就已经在东晋全国范围内推行过一次土断。
不过，那次土断并不包括刘裕的基本盘，即居住在晋陵（江苏镇江）一带的徐、兖、青三州流民。
正因为把基本盘排除在外，所以义熙九年的土断非常严格，执行的也比较彻底，重新整理了户口，取消对其余各州侨民的优待，又搜括出了大量被士族藏匿的隐户。
刘裕连江南士族都能放手打压，又怎会顾忌北方士族的反应。
今后如果要将均田令推行全国，就必须是由刘裕主导此事。
刘义真有这么一位凶名赫赫，又威望崇高的父亲，自然要利用起来。
以刘裕疼爱儿子的性格来说，本就应该是他替刘义真遮风挡雨，而不是刘义真为他冲锋陷阵。
当然，刘义真作为最先上疏，要在安定郡试点均田令的人，未来也会连带着遭到士人的埋怨。
但主要的仇恨都被刘裕吸收了。
这一点点的埋怨，于刘义真而言，无关痛痒。
此刻，他正密切关注着安定将士的反应。
自赫连璝走后，同样有一则流言在晋军内部流传。
当然，那则流言是刘义真有意散播的。
王镇恶的营寨中，夫蒙何渊神秘兮兮地找到荔非灵越，他瞟了眼四周，见没什么人，这才小心翼翼道：“如今大家都在传，桂阳公收取了岭北，有人进言要将我们安定将士迁回原籍，灵越，我知道桂阳公赏识你，你可得替我们这群同乡说话，不能眼睁睁看着桂阳公听信谗言。”
原来，刘义真收取了岭北，就必须派兵驻守，也必须向十室九空的安定郡迁徙人口。
这种情况下，第一选择当然是把安定军民迁回原籍。
然而，尽管安定是故土，可在见识了长安、五陵原的繁华后，谁还愿意迁回这穷山恶水的边陲。
荔非灵越指着自己苦笑：“我？我一个厮杀的粗汉，有什么资格劝谏桂阳公。”
他甚至连主动面见刘义真的资格都没有。
夫蒙何渊想了想，也觉得好友所言在理，正苦恼着，突然灵机一动：“不如我们串联乡人，一起向桂阳公陈情。”
荔非灵越闻言，神情大变，他厉声喝斥：“夫蒙何渊！你想找死，我现在就可以成全你，你吃了雄心豹子胆，竟敢煽动军中将士，你这是陈情，还是想要逼迫桂阳公！这是多大的罪过，你担得起吗！”
夫蒙何渊脸色一白，赶忙解释：“若无桂阳公，我们岂能向赫连勃勃复仇，我又怎敢忘恩负义，况且，你也知道，我上有父母，下有阿弟...”
“行了！以后管住这张嘴，不要什么话都往外面冒，念在相识多年，今日之事，我会烂在腹中，再有下次，休怪我荔非灵越不念旧情！”
“当然，当然。”
荔非灵越冷哼一声，没有再理会夫蒙何渊。
其实夫蒙何渊不是第一个找到他的，很多旧相识都在为那则传闻而忧虑，也确实生出了些许怨言。
不过，如今刘义真在关中的威望足够高，真要强行把安定军民迁回原籍，他们纵使不满，也不敢因此哗变。
总体来说，于刘义真而言，回迁安定军民一事，影响是可控的。
想要做事，总得触及一些人的利益，如果事事畏首畏尾，就想着当个烂好人，注定一事无成。
当然，刘义真也想利用迁回安定军民的机会，推出一项他准备已久的政策。
刘义真唤来杜骥，递给他一道奏疏：“看完后，拿去誊抄一遍，再找机会宣扬出去。”
杜骥看了眼封面，默念道：“《请均安定荒田疏》？”
晋朝不分田，开国初年，实行的是占田课田制。
占田制允许农民占据无主的荒地开垦，平民的话，男子一人可占田70亩，女子50亩。
官吏以官品高低贵贱占田，一品占50顷，以下每品递减5顷，至九品占10顷。
而课田，则是指不论占田多少，男子皆以50亩的标准课税，女子则以20亩的标准课税。
但占田令没有规定对兼并土地的惩罚，致使所谓的占田上限名存实亡。
也就是说，一个没有当官的士人实际占田700亩，他也只需要缴纳50亩的税，另一个平民百姓实际占田7亩，他还是要承担50亩的税。
沉重的负担，致使大量民众弃耕逃亡，有鉴于此，东晋在咸和五年（330年）推行了度田收租制，按照实际占田数量收税，规定每亩征收税米3升。
初衷是好的，但因触犯世家大族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最终于太元元年（376年）被废止，转而改课定额的3斛米，即‘口税米3斛’。
从东汉至唐初，1斛皆为100升。
也就是说，在‘口税米3斛’的制度下，百姓不管占田多少，占不占田，缴纳的税都是度田收租制下占田100亩的标准。
民众不堪重负，所以才会有后来的五斗米起义。
晋朝的田亩制度，于刘义真看来，已经走到了尽头。
它的替代者，自然是历史上北魏所推行的均田令。
领先时代半步是伟人，领先时代一步的是疯子，任何政策的推行，都必须与时代背景相符合。
已现在北方的情况来说，均田制确实比占田制更适宜，有现成的答案，刘义真自然照抄不误。
安定郡几乎没有了平民，大片大片都是无主的荒田，刘义真如果想要试点的话，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地方了。
当然，田亩制度事关重大，刘义真不能自作主张，需得将奏疏送往彭城，交给刘裕决断。
但不妨碍刘义真将这道奏疏提前宣扬出去，用以安抚被迁回原籍的将士。
就算刘裕不同意，等刘义真回了彭城，也有的是法子说服他。
杜骥逐字逐句地看完，合上了奏疏，抬头道：“敢问府主将来是要以此法推行天下？”
刘义真皱着眉：“不错，为国家计，早晚推行此令，难道杜别驾反对这件事情？”
均田令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公田禁止买卖，如果真能严格执行，也可以较为有效地限制土地兼并。
这与世家大族的利益不符，杜骥出自京兆杜氏，如果他反对，倒也不足为奇。
只是，让刘义真没有想到的是，杜骥拱手道：“不敢，下吏恳请府主交由下吏上疏，如此，于府主的名声无碍。”
刘义真大受感动，然而，他拒绝了杜骥的好意：“这个骂名，杜别驾担不起，只有太尉与我，方能分担。”
刘裕不怕得罪人。
五年前，即义熙九年（413年），就已经在东晋全国范围内推行过一次土断。
不过，那次土断并不包括刘裕的基本盘，即居住在晋陵（江苏镇江）一带的徐、兖、青三州流民。
正因为把基本盘排除在外，所以义熙九年的土断非常严格，执行的也比较彻底，重新整理了户口，取消对其余各州侨民的优待，又搜括出了大量被士族藏匿的隐户。
刘裕连江南士族都能放手打压，又怎会顾忌北方士族的反应。
今后如果要将均田令推行全国，就必须是由刘裕主导此事。
刘义真有这么一位凶名赫赫，又威望崇高的父亲，自然要利用起来。
以刘裕疼爱儿子的性格来说，本就应该是他替刘义真遮风挡雨，而不是刘义真为他冲锋陷阵。
当然，刘义真作为最先上疏，要在安定郡试点均田令的人，未来也会连带着遭到士人的埋怨。
但主要的仇恨都被刘裕吸收了。
这一点点的埋怨，于刘义真而言，无关痛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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