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年的冬天，寒风凛冽，如刀割般划过江淮大地，似乎也预示着局势的陡然变化。国民党有计划地将安徽省动委会下设的 40 个工作团解散。这些工作团的成员，大多是满腔热血的学生，他们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理想，毅然投身到抗日的浪潮中。
曾经，每个县都设有工作委员会，在县动委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动委会和工作团承担着至关重要的使命：致力于搞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深入街头巷尾、乡村城镇，进行抗日宣传，用激昂的话语点燃民众心中的抗日怒火；不辞辛劳地发动群众，让民众意识到自己在抗战中的力量；鼓励、组织热血青年参军入伍，为抗日队伍注入新鲜血液；推行二五减租政策，改善民众生活，以此凝聚民心，共同抵御外敌。
然而，局势却急转直下。国民党县政府里潜伏的特务，像隐藏在黑暗中的毒蛇，暗中窥视并掌握了动委会和工作团的一举一动。这些特务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或许是为了维护国民党内部某些反动势力的利益，或许是受到了别有用心之人的指使，向国民党高层提供不实信息，歪曲工作团和动委会的抗日努力，导致这些积极抗日的组织被强行解散。
工作团成员们得知这一消息后，悲愤交加。他们不明白，为何在国家危亡之际，自己一心抗日的行动却遭到如此残酷的打击。但他们并未就此屈服，一些成员在暗中商议，即使组织被解散，也要继续寻找机会为抗日事业贡献力量，在困境中坚守着那份抗日救亡的初心。而这场变故，也让抗日局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在重重阴霾之下，民众对未来的抗日之路，充满了担忧与迷茫。
1939 年，安徽省动委会下属工作团的解散，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层层波澜，在进步青年群体中引发了一次鲜明的阵营分化。那些认同共★★理念、思想进步的有志之士，毫不犹豫地选择加入共★★，他们坚信共★★才是真正能够引领国家走向光明、实现抗日救亡的中流砥柱。而亲蒋且思想相对落后的人，则纷纷投向国民党一方。
合肥动委会在这风云变幻中，也经历着人事的频繁变动。其第一任指导员耿家书，本是早期的共★★员，却因账目不清这一棘手问题，无奈卸任，而后远走四川。耿家书的离去，让合肥动委会一时群龙无首。
田兰田在此关键时刻继任。表面上，他担任着指导员的职务，可实际上肩负着合肥工委书记的重任。田南田一心为抗日事业奔走，试图团结各方力量，推动抗日工作的开展。然而，11 月的一次保长训练班上，毕业典礼的讲话却成了矛盾激化的***。田兰田言辞恳切，针砭时弊，却不慎触犯了国民政府的某些利益。合肥县党部书记路世奎竟公然在讲台上，对着田兰田扇了两个耳光。这一粗暴举动，使得矛盾彻底公开化，让原本就暗流涌动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
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田兰田与李维知先后撤离，转移至无为开成桥一带继续开展活动。组织上迅速做出决策，选派陶明接任田兰田的职务，希望能在这艰难的局面下，稳住合肥地区的抗日工作阵脚，继续凝聚力量，为抗日事业不懈奋斗。在这动荡的时局中，各方力量此消彼长，抗日之路虽布满荆棘，但共★★人始终坚守信念，在困境中顽强探索前行。
在那个局势错综复杂的时期，程明远在县动委会任职，凭借着细致的观察与深入的了解，逐渐摸清了唐县长手下的武装力量——县常备大队的底细。这县常备大队由唐县长兼任大队长，下辖三个中队，总计约 150 人枪，是一股不可小觑的武装势力。
程明远深知，若能争取到这股力量，对于抗日事业将是极大的助力。于是，他找到唐晓光，与之展开秘密会谈，直言想把这批武装拉出来，壮大抗日阵营。然而，唐晓光面露难色，道出实情：这大队是他从六安带过来的，要想将其整个拉出来，几乎不可能，一旦轻举妄动，定会立刻引起敌人警觉，前功尽弃。
程明远思索片刻后，沉稳地说道：“既然如此，若要不被敌人发现，你从这三个中队里挑选一个，把那些可靠的人以及精良的枪支集中编到一个中队，先做准备。待时机成熟，我会通知你下一步行动。”唐晓光听后，连连点头，对程明远的计划表示认可。
不仅如此，程明远还进一步动员唐晓光，将共★★员安排进合肥县政府工作，以此从内部推动抗日工作，扩大党的影响力。于是，经过一番精心安排，赵平担任了县政府的译电员，赵翅生出任县政府军事科长，褚鸣谷搞谍报，夏冰流担任合肥县抗日工作团团长，余梦平则出任县政府监印。
这些共★★员如同散布在黑暗中的火种，潜伏在合肥县政府的各个关键位置。他们在陈明远的统筹安排下，与唐晓光密切配合，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准备为抗日事业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变革，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一场秘密的抗日布局正悄然展开。
在唐晓光的住处，程明远已秘密工作了两个月之久。这段时间里，局势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而此时，程明远的妻子方毓芬仍在南关亭，尽心尽力地帮婆婆料理家务，对丈夫从事的秘密工作知之甚少。
10月10日，这个看似平常的日子，却成为了行动计划的关键节点。程明远趁着无人之际，悄悄找到唐晓光，神情严肃且坚定地说道：“是时候行动了，把张业应所在的二中队先拉出来，对外就宣称是哗变，做个样子，混淆敌人的视线。”唐晓光微微点头，眼神中透露出紧张与期待，他深知此次行动的重大意义和风险。
与此同时，程明远又安排李维知去南官亭接方毓芬。李维知领命后，迅速踏上行程。当李维知和方毓芬途经蟠龙墩圩子时，却听闻一个惊人的消息——合肥县政府警务大队竟跑掉一个中队。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整个局势瞬间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唐县长得知此事后，顿时慌了神，急忙亲自带队去追。
一时间，风云骤起。程明远原本精心策划的行动，因这意外情况而面临诸多变数。方毓芬在李维知的陪伴下，心中满是担忧与疑惑，但她深知此刻必须保持镇定。而程明远和唐晓光这边，一方面要按计划执行二中队的“哗变”行动，另一方面还得密切关注唐县长追逃以及整个局势的发展，以便随时做出应对之策。各方势力在这复杂的局势中相互交织，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已然拉开帷幕。
1939 年 11 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了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制限共为辅的方针，向华北掀起了第一次**高潮。12 月，程明远奉江北指挥部张云逸之命，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孙仲德处当参谋。与此同时，桂俊亭 7 月 1 日五支队成立时离开 15 团二营，也来到了江北游击纵队报道，孙仲德深知二位的能力，决定派他俩回肥西老家组织抗日武装，扩大或充实主力部队。
程明远与桂俊亭向孙仲德郑重辞别后，各自跨上一匹矫健的骏马，手握一杆锃亮的长枪，从藕塘出发，向着肥西的烧脉岗、雷马一带疾驰而去。马蹄扬起阵阵尘土，仿佛是他们激昂斗志的具象化。
抵达目的地后，他们正式挂牌成立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直属大队。这一举动，如同在黑暗中点亮了一盏明灯，瞬间吸引了当地百姓的目光。程明远和桂俊亭深知，宣传和发动群众是抗日斗争的关键，于是他们迅速展开行动，深入到群众之中。
他们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向广大群众讲述抗日的意义和紧迫性。程明远嗓音洪亮，他的话语充满力量：“乡亲们，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让我们的生活苦不堪言。只有团结起来，加入新四军，才能保卫我们的家园，把侵略者赶出去！”桂俊亭则用朴实的语言，将抗日的道理深入浅出地讲给百姓听。
当地穷苦百姓对程明远和桂俊亭并不陌生。早在西乡闹革命时，他们就给百姓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他们为穷苦大众谋福祉，打击土豪劣绅，百姓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如今，听闻他们号召大家参加新四军抗日，百姓们积极响应。
一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第一个站出来，大声说道：“我要参加新四军，扛枪打日本，为咱受苦的乡亲们报仇！”紧接着，越来越多的人纷纷响应，大家群情激昂，报名的队伍越排越长。老人们欣慰地看着这一幕，眼中满是对未来的希望；妇女们则默默为即将参军的亲人准备行囊，虽有不舍，但更多的是坚定的支持。
在程明远和桂俊亭的努力下，抗日的火种在烧脉岗、雷马一带迅速点燃，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直属大队不断壮大，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凝聚起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1940 年 1 月，在烧脉岗的街上，一场意义非凡的宣告打破了冬日的寂静。程明远和桂俊亭正式宣布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直属大队成立。朱抑仙担任大队长，大队下辖三个中队，这支新生的抗日队伍以合肥西部为核心区域，虽仅有队员近百人，枪支 40 余支，其余武器多为大刀、长矛，但队员们个个怀揣着抗日救国的热血。他们活跃在三河、中派、程店、双枣树和龙潭河一带，积极投身于抗日斗争，成为当地百姓心中的希望之光。
然而，3 月的一纸纵队指示，让直属大队踏上了新的征程——开赴庐江一带活动。当队伍行至肥西严店附近时，意外遭遇反动武装三河联防队长王庚年的阻击。王庚年，这个称霸一方的恶霸，听闻程明远和桂俊亭在烧脉岗招兵买马，早已怀恨在心，此刻更是觉得机会难得，妄图一举消灭这支新四军“土垒子”队伍。他带领着 300 多人的部队气势汹汹地追袭而来。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程明远果断率队趴在田埂边进行阻击。战斗瞬间打响，枪声、喊杀声交织在一起。就在局势紧张之时，一枚冒烟的手榴弹突然滚到了年仅 16 岁的程明来身边。程明来一下子愣住了，眼神中透露出恐惧与不知所措。千钧一发之际，程明远一个箭步冲上前，飞起一脚将手榴弹踢了出去。“轰”的一声巨响，手榴弹爆炸，尘土飞扬，两人瞬间被土掩埋。
尽管程明远等人英勇抵抗，但由于敌众我寡，直属大队陷入了困境。在激烈的战斗中，除三中队不幸被打垮外，一、二中队在程明远和桂俊亭的带领下，艰难地冲出了包围圈，撤到了“防虎”山区的凤凰尾。队伍来到老百姓家中，稍作喘息。
程明远和桂俊亭深知此时队伍面临的严峻形势，经过紧急商量后，决定兵分三路转移。桂俊亭带领一中队向舒城山区转移，利用山区复杂的地形继续开展抗日活动；程明远则带着第二中队前往定远朱家湾一带；朱抑仙则带着部分武装来到府北乡，坚持与敌人斗争。
这次遭遇战虽然让直属大队遭受了挫折，但队员们的抗日决心并未被磨灭。在这艰难的时刻，他们各自踏上新的征程，期待着在不同的地方继续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家园而战，为民族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未完待续）
曾经，每个县都设有工作委员会，在县动委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动委会和工作团承担着至关重要的使命：致力于搞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深入街头巷尾、乡村城镇，进行抗日宣传，用激昂的话语点燃民众心中的抗日怒火；不辞辛劳地发动群众，让民众意识到自己在抗战中的力量；鼓励、组织热血青年参军入伍，为抗日队伍注入新鲜血液；推行二五减租政策，改善民众生活，以此凝聚民心，共同抵御外敌。
然而，局势却急转直下。国民党县政府里潜伏的特务，像隐藏在黑暗中的毒蛇，暗中窥视并掌握了动委会和工作团的一举一动。这些特务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或许是为了维护国民党内部某些反动势力的利益，或许是受到了别有用心之人的指使，向国民党高层提供不实信息，歪曲工作团和动委会的抗日努力，导致这些积极抗日的组织被强行解散。
工作团成员们得知这一消息后，悲愤交加。他们不明白，为何在国家危亡之际，自己一心抗日的行动却遭到如此残酷的打击。但他们并未就此屈服，一些成员在暗中商议，即使组织被解散，也要继续寻找机会为抗日事业贡献力量，在困境中坚守着那份抗日救亡的初心。而这场变故，也让抗日局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在重重阴霾之下，民众对未来的抗日之路，充满了担忧与迷茫。
1939 年，安徽省动委会下属工作团的解散，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层层波澜，在进步青年群体中引发了一次鲜明的阵营分化。那些认同共★★理念、思想进步的有志之士，毫不犹豫地选择加入共★★，他们坚信共★★才是真正能够引领国家走向光明、实现抗日救亡的中流砥柱。而亲蒋且思想相对落后的人，则纷纷投向国民党一方。
合肥动委会在这风云变幻中，也经历着人事的频繁变动。其第一任指导员耿家书，本是早期的共★★员，却因账目不清这一棘手问题，无奈卸任，而后远走四川。耿家书的离去，让合肥动委会一时群龙无首。
田兰田在此关键时刻继任。表面上，他担任着指导员的职务，可实际上肩负着合肥工委书记的重任。田南田一心为抗日事业奔走，试图团结各方力量，推动抗日工作的开展。然而，11 月的一次保长训练班上，毕业典礼的讲话却成了矛盾激化的***。田兰田言辞恳切，针砭时弊，却不慎触犯了国民政府的某些利益。合肥县党部书记路世奎竟公然在讲台上，对着田兰田扇了两个耳光。这一粗暴举动，使得矛盾彻底公开化，让原本就暗流涌动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
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田兰田与李维知先后撤离，转移至无为开成桥一带继续开展活动。组织上迅速做出决策，选派陶明接任田兰田的职务，希望能在这艰难的局面下，稳住合肥地区的抗日工作阵脚，继续凝聚力量，为抗日事业不懈奋斗。在这动荡的时局中，各方力量此消彼长，抗日之路虽布满荆棘，但共★★人始终坚守信念，在困境中顽强探索前行。
在那个局势错综复杂的时期，程明远在县动委会任职，凭借着细致的观察与深入的了解，逐渐摸清了唐县长手下的武装力量——县常备大队的底细。这县常备大队由唐县长兼任大队长，下辖三个中队，总计约 150 人枪，是一股不可小觑的武装势力。
程明远深知，若能争取到这股力量，对于抗日事业将是极大的助力。于是，他找到唐晓光，与之展开秘密会谈，直言想把这批武装拉出来，壮大抗日阵营。然而，唐晓光面露难色，道出实情：这大队是他从六安带过来的，要想将其整个拉出来，几乎不可能，一旦轻举妄动，定会立刻引起敌人警觉，前功尽弃。
程明远思索片刻后，沉稳地说道：“既然如此，若要不被敌人发现，你从这三个中队里挑选一个，把那些可靠的人以及精良的枪支集中编到一个中队，先做准备。待时机成熟，我会通知你下一步行动。”唐晓光听后，连连点头，对程明远的计划表示认可。
不仅如此，程明远还进一步动员唐晓光，将共★★员安排进合肥县政府工作，以此从内部推动抗日工作，扩大党的影响力。于是，经过一番精心安排，赵平担任了县政府的译电员，赵翅生出任县政府军事科长，褚鸣谷搞谍报，夏冰流担任合肥县抗日工作团团长，余梦平则出任县政府监印。
这些共★★员如同散布在黑暗中的火种，潜伏在合肥县政府的各个关键位置。他们在陈明远的统筹安排下，与唐晓光密切配合，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准备为抗日事业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变革，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一场秘密的抗日布局正悄然展开。
在唐晓光的住处，程明远已秘密工作了两个月之久。这段时间里，局势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而此时，程明远的妻子方毓芬仍在南关亭，尽心尽力地帮婆婆料理家务，对丈夫从事的秘密工作知之甚少。
10月10日，这个看似平常的日子，却成为了行动计划的关键节点。程明远趁着无人之际，悄悄找到唐晓光，神情严肃且坚定地说道：“是时候行动了，把张业应所在的二中队先拉出来，对外就宣称是哗变，做个样子，混淆敌人的视线。”唐晓光微微点头，眼神中透露出紧张与期待，他深知此次行动的重大意义和风险。
与此同时，程明远又安排李维知去南官亭接方毓芬。李维知领命后，迅速踏上行程。当李维知和方毓芬途经蟠龙墩圩子时，却听闻一个惊人的消息——合肥县政府警务大队竟跑掉一个中队。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整个局势瞬间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唐县长得知此事后，顿时慌了神，急忙亲自带队去追。
一时间，风云骤起。程明远原本精心策划的行动，因这意外情况而面临诸多变数。方毓芬在李维知的陪伴下，心中满是担忧与疑惑，但她深知此刻必须保持镇定。而程明远和唐晓光这边，一方面要按计划执行二中队的“哗变”行动，另一方面还得密切关注唐县长追逃以及整个局势的发展，以便随时做出应对之策。各方势力在这复杂的局势中相互交织，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已然拉开帷幕。
1939 年 11 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了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制限共为辅的方针，向华北掀起了第一次**高潮。12 月，程明远奉江北指挥部张云逸之命，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孙仲德处当参谋。与此同时，桂俊亭 7 月 1 日五支队成立时离开 15 团二营，也来到了江北游击纵队报道，孙仲德深知二位的能力，决定派他俩回肥西老家组织抗日武装，扩大或充实主力部队。
程明远与桂俊亭向孙仲德郑重辞别后，各自跨上一匹矫健的骏马，手握一杆锃亮的长枪，从藕塘出发，向着肥西的烧脉岗、雷马一带疾驰而去。马蹄扬起阵阵尘土，仿佛是他们激昂斗志的具象化。
抵达目的地后，他们正式挂牌成立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直属大队。这一举动，如同在黑暗中点亮了一盏明灯，瞬间吸引了当地百姓的目光。程明远和桂俊亭深知，宣传和发动群众是抗日斗争的关键，于是他们迅速展开行动，深入到群众之中。
他们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向广大群众讲述抗日的意义和紧迫性。程明远嗓音洪亮，他的话语充满力量：“乡亲们，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让我们的生活苦不堪言。只有团结起来，加入新四军，才能保卫我们的家园，把侵略者赶出去！”桂俊亭则用朴实的语言，将抗日的道理深入浅出地讲给百姓听。
当地穷苦百姓对程明远和桂俊亭并不陌生。早在西乡闹革命时，他们就给百姓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他们为穷苦大众谋福祉，打击土豪劣绅，百姓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如今，听闻他们号召大家参加新四军抗日，百姓们积极响应。
一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第一个站出来，大声说道：“我要参加新四军，扛枪打日本，为咱受苦的乡亲们报仇！”紧接着，越来越多的人纷纷响应，大家群情激昂，报名的队伍越排越长。老人们欣慰地看着这一幕，眼中满是对未来的希望；妇女们则默默为即将参军的亲人准备行囊，虽有不舍，但更多的是坚定的支持。
在程明远和桂俊亭的努力下，抗日的火种在烧脉岗、雷马一带迅速点燃，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直属大队不断壮大，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凝聚起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1940 年 1 月，在烧脉岗的街上，一场意义非凡的宣告打破了冬日的寂静。程明远和桂俊亭正式宣布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直属大队成立。朱抑仙担任大队长，大队下辖三个中队，这支新生的抗日队伍以合肥西部为核心区域，虽仅有队员近百人，枪支 40 余支，其余武器多为大刀、长矛，但队员们个个怀揣着抗日救国的热血。他们活跃在三河、中派、程店、双枣树和龙潭河一带，积极投身于抗日斗争，成为当地百姓心中的希望之光。
然而，3 月的一纸纵队指示，让直属大队踏上了新的征程——开赴庐江一带活动。当队伍行至肥西严店附近时，意外遭遇反动武装三河联防队长王庚年的阻击。王庚年，这个称霸一方的恶霸，听闻程明远和桂俊亭在烧脉岗招兵买马，早已怀恨在心，此刻更是觉得机会难得，妄图一举消灭这支新四军“土垒子”队伍。他带领着 300 多人的部队气势汹汹地追袭而来。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程明远果断率队趴在田埂边进行阻击。战斗瞬间打响，枪声、喊杀声交织在一起。就在局势紧张之时，一枚冒烟的手榴弹突然滚到了年仅 16 岁的程明来身边。程明来一下子愣住了，眼神中透露出恐惧与不知所措。千钧一发之际，程明远一个箭步冲上前，飞起一脚将手榴弹踢了出去。“轰”的一声巨响，手榴弹爆炸，尘土飞扬，两人瞬间被土掩埋。
尽管程明远等人英勇抵抗，但由于敌众我寡，直属大队陷入了困境。在激烈的战斗中，除三中队不幸被打垮外，一、二中队在程明远和桂俊亭的带领下，艰难地冲出了包围圈，撤到了“防虎”山区的凤凰尾。队伍来到老百姓家中，稍作喘息。
程明远和桂俊亭深知此时队伍面临的严峻形势，经过紧急商量后，决定兵分三路转移。桂俊亭带领一中队向舒城山区转移，利用山区复杂的地形继续开展抗日活动；程明远则带着第二中队前往定远朱家湾一带；朱抑仙则带着部分武装来到府北乡，坚持与敌人斗争。
这次遭遇战虽然让直属大队遭受了挫折，但队员们的抗日决心并未被磨灭。在这艰难的时刻，他们各自踏上新的征程，期待着在不同的地方继续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家园而战，为民族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