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上午九点，省城南城公安分局会议室。
周海涛到的时候，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
除了分局的领导和办案民警，还有十几个普通群众——都是失踪人员的家属。
这是他自己要求的：方案好不好，要听办案的人怎么说，更要听家属怎么说。
分局局长有些紧张：“周书记，要不让家属们先回去？您有什么指示，我们传达就行。”
“不用。”周海涛在长桌一头坐下，“我就是来听真话的。各位乡亲，今天咱们不开大会，就聊天。
你们有什么说什么，别把我当领导，就当是个能帮你们传话的人。”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先开口，声音发颤：“领导，我孙女丢了三年了。三年啊，我去派出所问，每次都说在查在查。可三年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就想问，人还活着吗？”
她旁边的中年男人红着眼睛：“我儿子是前年丢的，十七岁，说跟同学出去玩，再没回来。
我们印了几万份寻人启事，全省都贴遍了，没用。
警察说可能是自己离家出走，可孩子书包、身份证、钱都没带，怎么出走？”
一个接一个，会议室里的声音越来越多。
有丢孩子的，有丢老人的，有丢智力障碍亲属的。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但脸上的表情都一样：焦虑、期盼、绝望。
周海涛听着，在本子上记着，偶尔问几个细节。
两个小时，他没说几句话，就是听。
听完，他站起来：“各位乡亲，你们说的情况我都记下了。
我在这里表个态：从今天起，南城分局作为试点，所有失踪案件一律按命案规格办理。
成立专案组，限期破案。破不了案的，我要听专案组亲自解释为什么破不了。”
他看向分局局长：“能做到吗？”
“能！”局长站起来，“我们保证全力以赴。”
“不是全力以赴。”周海涛纠正，“是必须破案。你们缺人，从市局调；缺技术，从省厅要；缺经费，我协调。但案子必须破。”
会议结束后，周海涛没急着走，而是跟着专案组去了档案室。
整整三排铁柜，装满了未破失踪案的卷宗。
“周书记，这些都是……”分局刑警队长有些尴尬。
“我知道。”周海涛抽出一份，翻开。
泛黄的笔录纸，模糊的照片，简单的现场记录。
很多案卷薄得可怜，一看就是当初没当回事。
“从今天起，这些案子全部重启。”他说，“每个案子成立专班，责任到人。我要看周报，看进展。”
离开分局时，已经是中午。
周海涛没坐车，沿着街道慢慢走。
冬日的阳光有些苍白，照在脸上没什么温度。
他想起那些家属的眼睛。
那种眼神他见过，在很多年前的案发现场，在很多上访群众的脸上。
是期盼，是信任，也是最后的希望。
手机响了，是政法委办公室打来的。
“周书记，有几个市政法委来电话，询问失踪案件‘命案化’办理的具体标准。
还有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想跟您约时间汇报全省失踪案件的数据分析。”
“周一吧，周一上午我回办公室处理。”周海涛说，“通知各市政法委，下周三开视频会，专题部署这项工作。”
“好的。还有，李书记办公室刚才来电话，问您今天的调研情况。”
“我知道了，我会直接向李书记汇报。”
挂了电话，周海涛继续往前走。
路过一个小区门口时，看见几个老人在晒太阳，聊着家长里短。
“听说没，公安局要专门查丢人的案子了。”
“听说了，说是省里来的大领导定的。”
“管用吗？别又是雷声大雨点小。”
“谁知道呢，试试呗。总比没人管强。”
周海涛放慢脚步，听着。老百姓的话很直白，也很实在。
他们不在乎什么常务副书记，不在乎什么人事安排，只在乎这事能不能真办，办了有没有用。
这才是最真实的民意。
周一下午，省委政法委会议室。
全省失踪人口案件治理工作视频会召开。
十五个市州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分管副局长，还有省公安厅、省检察院、省法院的相关负责人都在线。
周海涛主持。
他没讲大道理，直接放数据。
大屏幕上，全省近五年失踪案件分布图、破案率趋势图、高发时段和高发区域分析，一目了然。
“数据不会说谎。”周海涛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到每个分会场，“我们的破案率为什么低？重视不够、资源不足、协作不畅。从今天起，这些都要改。”
他宣布了三条硬措施：一是所有失踪案件按命案规格办理，市州政法委书记要亲自盯；
二是建立跨区域协作机制，省里成立协调组；
三是定期通报，对破案率连续垫底的市州，省政法委要下去督导。
“我知道，有人会说，这样搞太费资源。”周海涛顿了顿，“但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谁家没有孩子？
谁愿意自己的孩子丢了没人管？
今天我们对别人的事不上心，明天可能就轮到我们自己。”
这话说得很重，视频画面里，不少人都低下了头。
“工作已经部署了，下一步就是落实。”周海涛最后说，“省政法委每周调度，我要看实实在在的进展，不要看材料文章。散会。”
关掉视频系统，会议室里只剩下省里的几个人。
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长说：“周书记，您这力度够大的。不过真要这么搞，全省的警力资源都得重新调配。”
“该调就调。”周海涛说，“命案要破，失踪案也要破。都是人命关天的事，分什么轻重？”
“明白了，我们尽快拿出方案。”
人陆续离开后，周海涛一个人坐在会议室里。
桌上的茶水已经凉了，他端起喝了一口，很苦。
手机震动，是李毅飞发来的短信：“刚才的会我听了，讲得不错。继续推进，有什么困难直接说。”
很简单的一句话，但周海涛知道分量。
他回复：“谢谢李书记，一定落实好。”
走出会议室时，天已经黑了。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他一个人的脚步声。
在楼梯拐角，他遇到了刘新建。
两人都愣了一下。
“海涛书记，刚开完会？”刘新建先开口。
“嗯，失踪案件治理的部署会。”
“哦，这个事……”刘新建欲言又止，“力度挺大的。不过海涛啊，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说。”
“你现在正处在关键时期，搞这么大动作，万一出点什么问题……”刘新建说得委婉，“是不是稳妥一点好？”
周海涛听懂了。
这是在提醒他，别在这个节骨眼上给自己找麻烦。
“新建书记，谢谢提醒。”他说，“不过我觉得，工作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能因为个人考虑，就把该做的事搁置了。”
刘新建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两人一起下楼，在门口分开。
周海涛坐上车，看着窗外流动的街景。
他想起那些家属的脸，想起那些未破的卷宗，想起老百姓在小区门口的议论。
稳妥？
如果每个人都想着稳妥，那些案子就永远破不了，那些家庭就永远等不到结果。
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有些风险，总得有人去担。
他不是为了那个位置，是为了那些等待的人。
车驶入夜色，汇入城市的车流。
而在城市的另一个角落，一户人家的灯还亮着。
客厅的墙上，贴满了寻人启事。
一对中年夫妻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里的本地新闻。
“本台消息，全省失踪人口案件治理工作今天正式启动。
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周海涛在会上要求，所有失踪案件按命案规格办理……”
妻子抓住丈夫的手：“他说的，是真的吗？”
“看看吧。”丈夫的声音有些哽咽，“总归是个希望。”
电视屏幕的光，映着两人期盼的脸。
窗外，夜色深沉。
但在这个夜晚，很多人心里都亮起了一盏灯。
一盏微弱，但真实的灯。
这就是政策落地的声音——不是文件上的文字，不是会议上的口号，而是老百姓心里重新燃起的希望。
而对于那些坐在办公室里讨论公平不公平的人来说，他们永远不会懂：
真正的公平，不是谁上谁下，而是有没有人真的把老百姓的事当事。
有没有人真的在那些绝望的夜晚，为那些等待的家庭，点亮一盏灯。
周海涛到的时候，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
除了分局的领导和办案民警，还有十几个普通群众——都是失踪人员的家属。
这是他自己要求的：方案好不好，要听办案的人怎么说，更要听家属怎么说。
分局局长有些紧张：“周书记，要不让家属们先回去？您有什么指示，我们传达就行。”
“不用。”周海涛在长桌一头坐下，“我就是来听真话的。各位乡亲，今天咱们不开大会，就聊天。
你们有什么说什么，别把我当领导，就当是个能帮你们传话的人。”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先开口，声音发颤：“领导，我孙女丢了三年了。三年啊，我去派出所问，每次都说在查在查。可三年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就想问，人还活着吗？”
她旁边的中年男人红着眼睛：“我儿子是前年丢的，十七岁，说跟同学出去玩，再没回来。
我们印了几万份寻人启事，全省都贴遍了，没用。
警察说可能是自己离家出走，可孩子书包、身份证、钱都没带，怎么出走？”
一个接一个，会议室里的声音越来越多。
有丢孩子的，有丢老人的，有丢智力障碍亲属的。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但脸上的表情都一样：焦虑、期盼、绝望。
周海涛听着，在本子上记着，偶尔问几个细节。
两个小时，他没说几句话，就是听。
听完，他站起来：“各位乡亲，你们说的情况我都记下了。
我在这里表个态：从今天起，南城分局作为试点，所有失踪案件一律按命案规格办理。
成立专案组，限期破案。破不了案的，我要听专案组亲自解释为什么破不了。”
他看向分局局长：“能做到吗？”
“能！”局长站起来，“我们保证全力以赴。”
“不是全力以赴。”周海涛纠正，“是必须破案。你们缺人，从市局调；缺技术，从省厅要；缺经费，我协调。但案子必须破。”
会议结束后，周海涛没急着走，而是跟着专案组去了档案室。
整整三排铁柜，装满了未破失踪案的卷宗。
“周书记，这些都是……”分局刑警队长有些尴尬。
“我知道。”周海涛抽出一份，翻开。
泛黄的笔录纸，模糊的照片，简单的现场记录。
很多案卷薄得可怜，一看就是当初没当回事。
“从今天起，这些案子全部重启。”他说，“每个案子成立专班，责任到人。我要看周报，看进展。”
离开分局时，已经是中午。
周海涛没坐车，沿着街道慢慢走。
冬日的阳光有些苍白，照在脸上没什么温度。
他想起那些家属的眼睛。
那种眼神他见过，在很多年前的案发现场，在很多上访群众的脸上。
是期盼，是信任，也是最后的希望。
手机响了，是政法委办公室打来的。
“周书记，有几个市政法委来电话，询问失踪案件‘命案化’办理的具体标准。
还有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想跟您约时间汇报全省失踪案件的数据分析。”
“周一吧，周一上午我回办公室处理。”周海涛说，“通知各市政法委，下周三开视频会，专题部署这项工作。”
“好的。还有，李书记办公室刚才来电话，问您今天的调研情况。”
“我知道了，我会直接向李书记汇报。”
挂了电话，周海涛继续往前走。
路过一个小区门口时，看见几个老人在晒太阳，聊着家长里短。
“听说没，公安局要专门查丢人的案子了。”
“听说了，说是省里来的大领导定的。”
“管用吗？别又是雷声大雨点小。”
“谁知道呢，试试呗。总比没人管强。”
周海涛放慢脚步，听着。老百姓的话很直白，也很实在。
他们不在乎什么常务副书记，不在乎什么人事安排，只在乎这事能不能真办，办了有没有用。
这才是最真实的民意。
周一下午，省委政法委会议室。
全省失踪人口案件治理工作视频会召开。
十五个市州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分管副局长，还有省公安厅、省检察院、省法院的相关负责人都在线。
周海涛主持。
他没讲大道理，直接放数据。
大屏幕上，全省近五年失踪案件分布图、破案率趋势图、高发时段和高发区域分析，一目了然。
“数据不会说谎。”周海涛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到每个分会场，“我们的破案率为什么低？重视不够、资源不足、协作不畅。从今天起，这些都要改。”
他宣布了三条硬措施：一是所有失踪案件按命案规格办理，市州政法委书记要亲自盯；
二是建立跨区域协作机制，省里成立协调组；
三是定期通报，对破案率连续垫底的市州，省政法委要下去督导。
“我知道，有人会说，这样搞太费资源。”周海涛顿了顿，“但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谁家没有孩子？
谁愿意自己的孩子丢了没人管？
今天我们对别人的事不上心，明天可能就轮到我们自己。”
这话说得很重，视频画面里，不少人都低下了头。
“工作已经部署了，下一步就是落实。”周海涛最后说，“省政法委每周调度，我要看实实在在的进展，不要看材料文章。散会。”
关掉视频系统，会议室里只剩下省里的几个人。
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长说：“周书记，您这力度够大的。不过真要这么搞，全省的警力资源都得重新调配。”
“该调就调。”周海涛说，“命案要破，失踪案也要破。都是人命关天的事，分什么轻重？”
“明白了，我们尽快拿出方案。”
人陆续离开后，周海涛一个人坐在会议室里。
桌上的茶水已经凉了，他端起喝了一口，很苦。
手机震动，是李毅飞发来的短信：“刚才的会我听了，讲得不错。继续推进，有什么困难直接说。”
很简单的一句话，但周海涛知道分量。
他回复：“谢谢李书记，一定落实好。”
走出会议室时，天已经黑了。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他一个人的脚步声。
在楼梯拐角，他遇到了刘新建。
两人都愣了一下。
“海涛书记，刚开完会？”刘新建先开口。
“嗯，失踪案件治理的部署会。”
“哦，这个事……”刘新建欲言又止，“力度挺大的。不过海涛啊，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说。”
“你现在正处在关键时期，搞这么大动作，万一出点什么问题……”刘新建说得委婉，“是不是稳妥一点好？”
周海涛听懂了。
这是在提醒他，别在这个节骨眼上给自己找麻烦。
“新建书记，谢谢提醒。”他说，“不过我觉得，工作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能因为个人考虑，就把该做的事搁置了。”
刘新建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两人一起下楼，在门口分开。
周海涛坐上车，看着窗外流动的街景。
他想起那些家属的脸，想起那些未破的卷宗，想起老百姓在小区门口的议论。
稳妥？
如果每个人都想着稳妥，那些案子就永远破不了，那些家庭就永远等不到结果。
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有些风险，总得有人去担。
他不是为了那个位置，是为了那些等待的人。
车驶入夜色，汇入城市的车流。
而在城市的另一个角落，一户人家的灯还亮着。
客厅的墙上，贴满了寻人启事。
一对中年夫妻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里的本地新闻。
“本台消息，全省失踪人口案件治理工作今天正式启动。
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周海涛在会上要求，所有失踪案件按命案规格办理……”
妻子抓住丈夫的手：“他说的，是真的吗？”
“看看吧。”丈夫的声音有些哽咽，“总归是个希望。”
电视屏幕的光，映着两人期盼的脸。
窗外，夜色深沉。
但在这个夜晚，很多人心里都亮起了一盏灯。
一盏微弱，但真实的灯。
这就是政策落地的声音——不是文件上的文字，不是会议上的口号，而是老百姓心里重新燃起的希望。
而对于那些坐在办公室里讨论公平不公平的人来说，他们永远不会懂：
真正的公平，不是谁上谁下，而是有没有人真的把老百姓的事当事。
有没有人真的在那些绝望的夜晚，为那些等待的家庭，点亮一盏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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