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的最后一个周末，天阴沉沉的，铅灰色的云块低低地压在窗棂上，像是要把整个老房子都裹进一片沉闷里。我坐在书房的藤椅上，指尖摩挲着手里的紫砂茶杯，杯壁的温度一点点漫过指腹，却压不住心底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怅然。书桌一角，摊着几张泛黄的纸，那是人事处刚送过来的退休审批表，墨迹新鲜，却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再过不到一个月，我在这所211高校的科技管理岗位上，就要走完整整四十年的路了。
四十年，从青涩的办事员到满头华发的老干事，我见过科研圈的春风得意，也看过太多不为人知的无奈与荒诞。书架上摆满了历年的科研项目汇编、期刊合订本，还有一摞摞写满批注的项目评审意见，每一本、每一页，都刻着这个圈子的变迁，也藏着我半生的感慨。窗外的风卷着细碎的寒意，敲了敲玻璃，我正想起身关窗，门铃却响了，不轻不重，三下，很有规律。
不用想，也知道是李斌。这个侄子，省属某高校的副教授，还是个副院长，寒假里总爱往我这儿跑。说是来陪我说话，其实多半是借着聊天，倒倒科研和管理上的苦水。我起身开门，果然，他穿着一件深色的羽绒服，头发梳得整齐，却掩不住眼底的疲惫，手里还拎着一个纸袋，里面是我爱吃的酱鸭和一壶老酒。
“叔，没打扰你吧？”李斌笑着进门，把纸袋放在玄关的柜子上，顺手脱下羽绒服，露出里面的衬衫，领口系得一丝不苟，哪怕是私下串门，也带着几分高校管理者的严谨。
“进来吧，正闲着呢。”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指了指书房，“还是老地方，泡好茶等你了。”
李斌点点头，径直走进书房，熟门熟路地拉过书桌旁的椅子坐下，目光扫过桌上的退休审批表，眼神顿了顿，没说话，只是端起我递过去的茶杯，抿了一口，长叹一声。
“看你这脸色，又遇上烦心事了？”我靠在藤椅上，看着他，语气里带着几分了然。这么多年，我太了解他了，性子耿直，想踏踏实实干点事，可在如今的科研环境里，越是耿直，就越容易碰壁。
李斌放下茶杯，指尖在杯沿上轻轻划着，沉默了片刻，才缓缓开口，声音里带着几分沙哑：“叔，我最近总在想一个问题，咱们这个科研圈子，这种‘皇帝的新装’式的闹剧，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有个头？”
他这话一出，我心里猛地一沉，像是被什么东西戳中了。其实，这话我在心里问过自己无数次，从年轻的时候，看着那些华而不实的研究报告，到后来，评审过无数看似光鲜却毫无价值的项目，我始终没找到答案。
“你也有这种感觉？”我问道，语气里带着几分欣慰，又带着几分悲凉——欣慰的是，还有人能看清这一切；悲凉的是，看清了，却无能为力。
“何止是有，简直是深有体会。”李斌苦笑一声，身子微微前倾，语气也急切了几分，“叔，你第一次觉得科研‘怪怪的’，是在什么时候？我不是在论文里，也不是在实验室里，就是在咱们高校最常见的会议室里。”
他的话，瞬间把我拉回了几十年前。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跟着老领导去参加一个科研项目汇报会，台上的专家唾沫横飞，嘴里全是“创新”“突破”“国际领先”“填补空白”这类词，一套一套的，说得天花乱坠。台下的人，有学校的领导，有同行的专家，还有像我这样的年轻干事，一个个都低着头，一边点头附和，一边拿着笔记本飞快地记录，有的还拿着相机，对着屏幕一顿猛拍，仿佛只要把那些话记下来、拍下来，就真的理解了，就真的掌握了所谓的“核心成果”。
“我懂，我太懂了。”我打断他的话，语气里满是感慨，“那时候我年轻，还傻乎乎地以为，是自己水平不够，听不懂那些高深的理论，所以拼了命地记，生怕漏了一个字。可散会之后，我跟着老领导去茶水间，听见几个专家私下聊天，说的却是另一番话——‘你听懂他刚才说的啥了吗？’‘说实话，我也没太明白，云里雾里的。’‘感觉有点水，但又说不出哪里水，人家都是专家，咱也不敢问，更不敢说。’”
李斌眼睛一亮，像是找到了知音，连连点头：“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一模一样！上个月我们学校开科研成果交流会，一个年轻老师汇报自己的项目，张口就是‘国际先进水平’，闭口就是‘填补国内空白’，PPT做得花里胡哨，全是复杂的公式和晦涩的表述，台下的人一个个都装得恍然大悟，拍照的拍照，记笔记的记笔记，散会之后，我私下问身边的一个教授，‘你听懂他那个项目的核心是什么了吗？’他挠挠头，苦笑着说，‘我要是说我没听懂，会不会显得我不够专业？其实我也觉得水，可就是说不出哪里不对。’”
书房里陷入了沉默，只有窗外的风声，断断续续地传来，像是在低声叹息。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已经有些凉了，就像我此刻的心情。
“这就是咱们现在的科研氛围啊，”我缓缓开口，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就像《皇帝的新装》里写的那样，所有人都穿着‘新衣’，都在夸赞‘新衣’漂亮，可实际上，谁都知道，那根本就是光着身子。可不一样的是，《皇帝的新装》里，还有一个孩子，敢站出来，说出那句‘他什么也没穿’，可在咱们这个圈子里，连一个敢说真话的‘孩子’都没有。”
“不是大家不聪明，也不是大家看不到问题，”李斌接过我的话，语气里带着几分愤懑，还有几分无力，“而是这套系统，把‘说看不懂’‘说有问题’，变成了一种风险行为。你想啊，要是在会上，你站起来说‘我没听懂’，别人会怎么看你？会觉得你专业能力不行，觉得你跟不上时代，觉得你水平不够。要是你说‘这个研究有问题，不够严谨’，又会怎么？会得罪台上的汇报人，会得罪项目的负责人，甚至会影响以后的项目评审、职称晋升。久而久之，大家就都学会了沉默，学会了附和，学会了装懂，哪怕心里根本一团雾水，也会跟着点头，跟着夸赞。”
我深有感触地点点头。四十年的科技管理工作，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太多这样的事。有的人，明明心里清楚，某个研究毫无价值，某个项目华而不实，可因为怕得罪人，怕影响自己的利益，始终不肯说真话；有的人，为了迎合体系，为了拿到项目、晋升职称，刻意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平庸的成果包装得天花乱坠，用那些晦涩难懂的话语，掩盖内容的空洞。
“叔，还有一件事，我也想不通。”李斌沉默了片刻，又开口说道，语气里带着几分迷茫，“你说，咱们做科研，最初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吗？现实中有难题，我们在实验室里找答案，在研究中找方法，这才是科研该有的样子啊。可什么时候开始，科研不再以‘解决问题’为中心了？”
他的这个问题，像一根针，狠狠扎进了我的心里。是啊，科研最初的逻辑，本来就很简单，简单到纯粹——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年轻的时候，跟着老专家做研究，大家每天泡在实验室里，脑子里想的，全是怎么攻克难题，怎么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怎么让研究成果真正派上用场。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指标，没有那么多的帽子，没有那么多的功利心，大家做科研，就是因为热爱，就是因为想为国家、为社会做点实事。
“你说得对，”我望着书架上那些老旧的实验记录，眼神里满是怀念，“我年轻的时候，科研圈不是这样的。那时候，我们做研究，首先想的是，现实中需要什么，我们能解决什么问题。有一次，我们团队接到一个任务，研究一种新型的农作物抗病技术，因为当时很多地方的农作物都得了一种病，农民颗粒无收，损失惨重。我们几个人，泡在实验室里，整整半年，每天天不亮就去，深夜才回来，反复实验，反复改进，哪怕失败了无数次，也从来没有放弃过。那时候，我们不在乎什么期刊，不在乎什么指标，不在乎什么成果展示，只在乎能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能不能让农民的收成好起来。”
“可现在呢？”李斌苦笑一声，语气里满是嘲讽，“现在的很多科研，问题本身已经退到最后面了，排在前面的，是指标、是帽子、是项目书，还有那些所谓的成果展示。你会发现，一个研究，一个项目，是否重要，往往不是看它解决了什么实际问题，不是看它能给社会带来什么价值，而是看它用了多高级的技术，发在了什么级别的期刊上，影响因子有多高，能不能写进年度总结，能不能为学校、为个人争面子、拿资源。”
“问题，变成了‘包装材料’，而不是研究的核心。”我补充道，语气里带着几分悲凉，“就像有的人，为了发论文，刻意找一些无关痛痒的‘伪问题’，用复杂的技术、晦涩的表述包装一下，看起来高深莫测，实际上毫无价值，根本解决不了任何现实问题。还有的人，明明研究的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却故意把它复杂化，用一堆复杂的公式、抽象的理论，把人绕得云里雾里，仿佛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自己的专业性，才能显得‘高级’。”
李斌点点头，脸上露出了深深的疲惫：“叔，你说得太对了。我现在分管我们学院的科研工作，每天都要审核很多项目申报书，看很多论文。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现在的研究，研究对象越来越复杂，表述越来越抽象，结论越来越安全。不是因为科学突然变难了，也不是因为研究真的需要那么复杂，而是因为，那些清楚、直接、可被验证的结论，反而风险最大。”
“哦？这话怎么说？”我问道，心里虽然大概有数，但还是想听听他的想法。
“你想啊，”李斌解释道，“如果你的研究结论很清楚，很直接，可被验证，那么一旦有人重复你的实验，发现结果不对，或者发现你的结论有漏洞，你就会被质疑，甚至会被贴上‘学术不端’的标签，你的项目会被终止，你的职称晋升会受影响，你的名声也会毁于一旦。可如果你的结论很模糊，很抽象，很安全，模棱两可，谁也挑不出毛病，谁也无法验证，那么你就不会有任何风险。哪怕你的研究毫无价值，也不会有人质疑你，因为大家都看不懂，都不敢说看不懂。”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刻意追求这种‘安全’，”我接过他的话，语气里满是无奈，“研究对象选得越来越偏，越来越复杂，别人根本无法重复实验；表述越来越抽象，越来越晦涩，别人根本看不懂；结论越来越中庸，越来越安全，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谁也挑不出毛病。久而久之，科研就变成了一场‘自我包装’的游戏，大家比的不是谁能解决问题，而是谁能把‘包装’做得更漂亮，谁能把空洞的内容，说得更高深。”
“是啊，就是这样。”李斌叹了口气，“我见过很多论文，写得密密麻麻，全是复杂的公式和专业术语，看起来高深莫测，可你仔细一看，就会发现，里面全是废话，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结论，甚至连一个明确的观点都没有。可就是这样的论文，却能发在不错的期刊上，因为它‘看起来很厉害’。”
“‘看起来很厉害’，现在已经成了最安全的科研策略了。”我缓缓开口，语气里带着几分嘲讽，几分悲凉，“在这样的环境里，‘不犯错’比‘做对事’重要得多，‘装厉害’比‘真厉害’更吃香。真正踏实做研究的人，真正想解决问题的人，往往要承担最大的风险。”
李斌深有体会地点点头：“叔，你说得太对了。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同事，踏实肯干，一心想解决一些实际的科研问题，选了一个很有价值但也很有难度的研究方向，熬了好几年，也没有什么成果，没有发过几篇高水平的论文，结果呢？职称晋升没上去，项目也没拿到，还被人嘲笑‘不懂规矩’‘不会包装’。而另外一些人，不踏踏实实做研究，专门找一些已经被研究过很多次的问题，换一个模型，换一个算法，换一个实验条件，再‘深化’一下，包装一下，就变成了自己的‘创新成果’，发论文、拿项目、评职称，一路顺风顺水。”
“最可气的是什么？”李斌顿了顿，语气里的愤懑更甚，“最可气的是，这些人做的研究，根本没有任何实际价值，也没有任何创新，只是在重复别人的工作，只是在浪费科研资源。可他们却能凭着这些‘包装出来的成果’，获得很高的荣誉，拿到很多的资源，而那些真正踏实做研究、想解决问题的人，却只能默默无闻，甚至被边缘化。”
我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茶水已经彻底凉了。我想起了自己这四十年的经历，见过太多这样的不公平，也听过太多这样的抱怨。有时候，我也想站出来，说一句真话，也想为那些踏实做研究的人，争取一点公平。可我知道，我无能为力，因为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某一所学校的问题，而是一整套科研评价体系的问题，是整个科研圈子的风气问题。
“还有一个现象，我也觉得很可怕。”李斌沉默了片刻，又开口说道，语气里带着几分担忧，“叔，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学术话语，正在变成一种‘身份密码’？”
“身份密码？”我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他的意思，“你是说，那些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那些千篇一律的表述，正在变成区分‘圈内人’和‘圈外人’的标准？”
“对，就是这个意思。”李斌点点头，“现在，很多人不敢说自己没看懂一篇论文，不敢说自己没听懂一场汇报，因为‘看不懂’‘没听懂’，会被默认为能力不足，会被认为是‘圈外人’，会被这个圈子排斥。于是，大家就开始刻意学习那些晦涩难懂的学术话语，刻意模仿那些千篇一律的表述方式，哪怕自己根本不理解，哪怕那些话语根本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久而久之，学术话语就慢慢从‘交流工具’，变成了‘身份筛选器’。”李斌继续说道，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你会不会用那些专业术语，能不能把一件简单的事，说得足够复杂、足够晦涩，反而成了判断你是否专业、是否是‘圈内人’的标准。有时候，大家在一起讨论问题，根本不是在讨论问题本身，而是在确认彼此是不是‘自己人’。只要你能熟练地使用那套话语体系，哪怕你的内容空洞无物，哪怕你的研究毫无价值，也不会被质疑；可如果你用过于直白、过于简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哪怕你的观点很有道理，哪怕你的研究很有价值，也会被认为‘不够学术’‘不够专业’，会被这个圈子排斥。”
我深有感触地点点头。记得有一次，我评审一个青年教师的项目申报书，那个青年教师，很有想法，也很踏实，他的研究，是想解决一个现实中的实际问题，内容很扎实，观点也很明确，表述也很直白。可就是因为他的表述太直白了，没有用那些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没有那些千篇一律的“创新”“突破”之类的表述，结果，其他的评审专家，就认为他的研究“不够学术”“不够专业”，认为他的水平不够，最终，他的项目申报失败了。
“这不是科学变高级了，而是表达方式开始脱离理解本身了。”我缓缓开口，语气里带着几分悲凉，“科学的本质，是简单、是清晰、是可被验证，是让更多的人理解、接受、运用。可现在，我们的学术话语，却变得越来越晦涩、越来越抽象、越来越难懂，越来越脱离实际，越来越脱离大众，变成了少数人自娱自乐的工具，变成了区分‘身份’的密码。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哀吗？”
“是啊，太悲哀了。”李斌叹了口气，“叔，我有时候真的很迷茫，也很疲惫。我不想随波逐流，不想刻意包装自己的成果，不想用那些晦涩难懂的话语，掩盖内容的空洞。我想踏踏实实地做研究，想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想让自己的研究，真的有价值、有意义。可我发现，在这样的环境里，越是踏实，越是耿直，就越难生存。”
他的话，说出了很多踏实做科研的人的心声。我看着他疲惫的脸庞，心里满是心疼。李斌是个好苗子，有才华，有抱负，也很踏实，可就是因为不愿意迎合这个圈子的风气，不愿意随波逐流，所以，在科研和管理的道路上，走得格外艰难。
“叔，你说，为什么那些‘老实科研的人’，越来越沉默了？”李斌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满是迷茫和不解，“我身边，很多真正踏实做研究的人，并不是没有发现问题，也不是不想说真话，可他们为什么都选择了沉默？”
“因为他们知道，说出来，也没有什么好处，反而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我缓缓开口，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你想啊，一个老实做科研的人，要是指出某个研究没有意义，指出某个项目华而不实，会得罪谁？会得罪那个研究的负责人，会得罪那些评审专家，会得罪学校的领导。久而久之，他就会被这个圈子边缘化，项目评审会被刁难，职称晋升会受影响，甚至连日常的工作，都会受到排挤。”
“还有，要是质疑主流方向，要是提出不同的观点，又会怎么样？”我继续说道，“会被认为是‘标新立异’，会被认为是‘不懂规矩’，会被同行排挤，会被认为是‘能力不足’。甚至，还会影响项目的评审，影响自己的职业生涯。而如果保持沉默，顺着体系走，顺着大家的意思说，反而能少惹麻烦，能安安稳稳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能拿到项目，能晋升职称，能获得自己想要的利益。相比之下，保持沉默，反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所以，最愿意讲真话的人，往往最先被系统边缘化；而最擅长适应规则、包装成果的人，却更容易被推到台前，获得更多的荣誉和资源。”李斌接过我的话，语气里带着几分愤懑，“这并不是个人道德的问题，也不是那些人不够正直，而是一整套激励机制在发挥作用。这套机制，鼓励的不是踏实做研究、解决问题的人，而是鼓励那些善于包装、善于迎合、善于钻空子的人。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人，就会放弃自己的初心，放弃自己的理想，随波逐流，迎合体系。”
我点点头，心里满是悲凉。四十年了，我看着这套激励机制，一点点变得功利，一点点变得扭曲。曾经，科研评价，看的是研究成果的实际价值，看的是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看的是科研人员的踏实付出。可现在，科研评价，看的是论文的数量和级别，看的是项目的数量和经费，看的是帽子的多少，看的是成果的包装程度。这套扭曲的激励机制，就像一个无形的枷锁，束缚着每一个科研人员，让他们不得不放弃初心，不得不随波逐流。
“叔，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想和你聊聊。”李斌沉默了片刻，又开口说道，语气里带着几分担忧，“当‘成果’比‘过程’更重要的时候，我们的科研，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个问题，问得我哑口无言。科研的核心，本该是过程透明、结论可质疑，本该是脚踏实地、精益求精，本该是允许失败、鼓励探索。科学的进步，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它需要无数科研人员，在无数次的失败中，不断探索，不断改进，不断突破。失败，是科研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科学进步的必经之路。
“我年轻的时候，做研究，失败是常有的事。”我望着窗外，眼神里满是怀念，“那时候，我们不怕失败，也不避讳失败。哪怕一次实验失败了，我们也会认真分析原因，总结经验，然后重新实验，直到成功为止。那时候，没有人会因为我们失败了，就否定我们的付出，就质疑我们的能力。相反，大家会鼓励我们，支持我们，帮助我们，一起攻克难题。因为大家都知道，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没有探索，就没有突破。”
“可现在呢？”李斌苦笑一声，“现在的评价系统，根本不在乎你的过程，不在乎你的付出，不在乎你失败了多少次，不在乎你为了解决问题，付出了多少努力。它只在乎你有没有成果，能不能量化，是否可汇报。只要你有论文，有项目，有成果，你就是优秀的，你就能获得荣誉，获得资源。至于你在研究过程中，遇到了多少困难，失败了多少次，付出了多少努力，根本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想看。”
“于是，失败就被系统性地隐藏了。”我补充道，语气里带着几分悲凉，“现在，你看那些论文，看那些项目汇报，里面全是成功的经验，全是完美的结论，从来没有一个人，会在论文里，会在汇报中，提到自己的失败，提到自己的不足，提到自己遇到的困难。仿佛他们的研究，一帆风顺，从来没有失败过一样。可实际上，哪有那么多一帆风顺的科研？哪有那么多完美的成果？他们只是把失败隐藏了起来，把不足掩盖了起来，只把那些光鲜亮丽的‘成果’，展示给别人看。”
“是啊，就是这样。”李斌点点头，“我身边，有很多同事，为了追求‘成果’，为了避免失败，刻意选择一些简单的、没有风险的研究方向，刻意回避那些有难度、有风险的问题。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不失败，只要能做出一点‘成果’，就能获得认可，就能拿到资源。而如果选择那些有难度、有风险的问题，一旦失败了，就会一无所有，就会被质疑，被否定。”
“久而久之，整个科研领域，对真实不确定性的耐受度，就越来越低了。”我缓缓开口，“大家都害怕失败，都回避风险，都追求‘安全’，都追求‘完美’。可科研的本质，就是探索未知，就是面对不确定性，就是在失败中寻找希望。如果我们都害怕失败，都回避风险，都不敢探索，那么，我们的科研，还能有进步吗？我们的科学，还能有发展吗？”
书房里，又一次陷入了沉默。窗外的风，越来越大，敲打着玻璃，发出“咚咚”的声响，像是在为这个扭曲的科研圈子，发出无声的控诉。我和李斌，面对面坐着，都没有说话，心里，却都充满了无奈和担忧。
过了很久，李斌才缓缓开口，语气里带着几分迷茫，也带着几分期待：“叔，你说，这一切，真的是我们科研人员的问题吗？是我们不够正直，不够踏实，不够有追求吗？”
“不是的，绝对不是。”我立刻摇摇头，语气坚定，“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科研人员个人，其实很容易，也很省事。可实际上，这并不是个人道德的问题，也不是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一整套科研评价体系的问题，是整个科研圈子的风气问题。”
“大多数科研人员，并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好科研’，并不是不想踏踏实实地做研究，并不是不想解决实际问题。”我继续说道，语气里带着几分感慨，“他们之所以会随波逐流，之所以会刻意包装自己的成果，之所以会隐藏自己的失败，之所以会选择沉默，只是因为，那样做的代价太高了。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现实压力，都在逼着他们，做出更‘理性’的选择，逼着他们，放弃自己的初心，迎合这个体系。”
“当晋升、经费、稳定性，都和那些量化的指标、光鲜的成果强绑定时，选择看起来聪明的路，选择看起来安全的路，选择能快速获得成果的路，而不是选择正确的路，选择能解决问题的路，几乎是一种必然。”我看着李斌，语气里满是无奈，“这不是少数人的堕落，而是一种结构性的结果，是整个科研体系，整个科研风气，出了问题。”
李斌沉默了，他低下头，指尖在杯沿上，轻轻划着，眼神里，满是迷茫和无力。我知道，他心里，和我一样，充满了无奈和担忧。他想改变这一切，可他无能为力；他想踏踏实实地做研究，可他却被这个体系，被这个风气，束缚着，无法挣脱。
“叔，那你说，这场‘皇帝的新装’式的科研，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李斌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微弱的期待，像是在寻求一个答案，像是在寻求一丝希望，“我们还要这样，自欺欺人多久？我们还要这样，浪费多少科研资源？我们还要这样，埋没多少踏实做研究的人？”
面对他的问题，我沉默了。这个问题，我在心里问过自己无数次，可我，始终没有找到答案。我看着他，眼神里，满是愧疚和无奈：“斌子，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这场闹剧，什么时候才能有尽头。”
“这场闹剧，不是靠某一个人，就能解决的，也不是靠某一所学校，就能改变的。”我缓缓开口，语气里带着几分沉重，“它需要整个科研评价体系的改革，需要整个科研圈子风气的转变，需要资源分配方式的调整，需要每一个科研人员，每一个科研管理者，都能坚守初心，都能敢于说真话，都能脚踏实地，都能真正把‘解决问题’，当成科研的核心。”
“可这太难了，真的太难了。”我继续说道，“改革，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阻力，会经历很多的挫折。而且，这种风气的转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只要‘看起来成功’，比‘真实推进’更容易获得回报，只要‘包装成果’，比‘解决问题’更容易获得认可，这场表演，就不会停止。”
李斌的眼神，一点点黯淡下去，像是被浇了一盆冷水，那丝微弱的期待，也一点点消失殆尽。他低下头，长长的叹了口气，语气里，满是绝望：“难道，我们就只能这样，一直沉默下去，一直自欺欺人下去吗？难道，踏实做科研的人，就只能一直被埋没，一直被排挤吗？”
“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我看着他，语气里，带着一丝微弱的坚定，试图给他一点希望，“斌子，你不要灰心，也不要绝望。虽然这场改革，很难，虽然这种风气的转变，很慢，但我相信，总有一些人，会坚守初心，会脚踏实地，会敢于说真话，会真正为了解决问题，而做科研。”
“我最近，也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尝试。”我继续说道，“在一些更强调长期价值的科研机构，在一些更尊重负结果和重复验证的体系中，有一些科研人员，正在努力改变这一切。他们不追求短期成果，不刻意包装自己的研究，敢于公布自己的失败，敢于质疑主流观点，敢于踏踏实实地，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虽然这些变化，很慢，也很不显眼，虽然他们的力量，很微弱，很难改变整个科研圈子的风气，但至少，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一丝希望，带来了一丝光亮。”
李斌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又重新燃起了一丝微弱的希望：“真的吗？还有这样的人，还有这样的尝试？”
“真的，”我点点头，语气坚定，“虽然很少，但确实有。斌子，我们不能因为困难，就放弃希望；不能因为风气不好，就随波逐流。我们能做的，就是坚守自己的初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踏踏实实地做研究，踏踏实实地解决问题。哪怕我们的力量很微弱，哪怕我们不能改变整个科研圈子的风气，哪怕我们只能影响身边的几个人，我们也要坚持下去。”
“至少，我们还能做一件小事，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我看着李斌，语气里，带着几分坚定，“那就是，对自己诚实一点。承认有些论文，我们确实没看懂；承认有些研究，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承认有些成果，其实很空洞；承认科学，不是一条线性向上的道路，而是充满试错和浪费的过程；承认失败，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而是科研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我不太确定’说出口，愿意把‘我没看懂’说出口，愿意把‘这件事，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重新放回讨论的中心，愿意脚踏实地，愿意坚守初心，愿意敢于说真话，那么，我们的科研，就有可能慢慢脱离那件‘看不见却没人敢说’的新状，就有可能慢慢回到正轨，就有可能真正实现‘解决问题’的初心。”
李斌看着我，沉默了片刻，缓缓地点了点头，眼神里的迷茫和绝望，渐渐被坚定和希望取代。他端起桌上的茶杯，一饮而尽，哪怕茶水已经凉透，也喝得格外痛快。
“叔，你说得对。”李斌的语气，变得坚定起来，“虽然很难，但我们不能放弃。我们能做的，就是坚守自己的初心，对自己诚实一点，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事，敢于说真话，敢于做实事。哪怕我们不能改变整个科研圈子的风气，哪怕我们只能影响身边的几个人，我们也要坚持下去。”
我看着他，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我知道，他明白了我的意思，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虽然这场战斗，很难，很漫长，但只要有更多像李斌这样的人，坚守初心，脚踏实地，敢于说真话，敢于做实事，那么，总有一天，这场“皇帝的新装”式的闹剧，会迎来尽头；总有一天，我们的科研，会重新回到“解决问题”的正轨；总有一天，那些踏实做科研的人，会被认可，会被尊重，会不再沉默。
窗外的风，渐渐小了，铅灰色的云块，也渐渐散去，一缕微弱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书房，落在书桌的退休审批表上，也落在我和李斌的身上，带来了一丝温暖，带来了一丝希望。
我端起桌上的茶杯，看着李斌，笑着说道：“好，说得好。来，我们再喝一杯，为了那些坚守初心的人，为了我们的科研，能早日回到正轨，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份希望。”
李斌点点头，也笑了，他拿起桌上的茶壶，为我，也为他自己，重新倒满了茶水。两杯凉茶，在这一刻，仿佛也变得温热起来，就像我们心中的那份坚定，那份希望，温暖而有力量。
书房里，没有了之前的沉闷和压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坚定和希望。我知道，再过不到一个月，我就要退休了，就要离开这个我奋斗了四十年的岗位，离开这个我又爱又恨的科研圈子。但我相信，只要有李斌这样的年轻人，坚守初心，脚踏实地，敢于说真话，敢于做实事，那么，我们的科研，就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那场“皇帝的新装”式的闹剧，也一定会有结束的那一天。
四十年，从青涩的办事员到满头华发的老干事，我见过科研圈的春风得意，也看过太多不为人知的无奈与荒诞。书架上摆满了历年的科研项目汇编、期刊合订本，还有一摞摞写满批注的项目评审意见，每一本、每一页，都刻着这个圈子的变迁，也藏着我半生的感慨。窗外的风卷着细碎的寒意，敲了敲玻璃，我正想起身关窗，门铃却响了，不轻不重，三下，很有规律。
不用想，也知道是李斌。这个侄子，省属某高校的副教授，还是个副院长，寒假里总爱往我这儿跑。说是来陪我说话，其实多半是借着聊天，倒倒科研和管理上的苦水。我起身开门，果然，他穿着一件深色的羽绒服，头发梳得整齐，却掩不住眼底的疲惫，手里还拎着一个纸袋，里面是我爱吃的酱鸭和一壶老酒。
“叔，没打扰你吧？”李斌笑着进门，把纸袋放在玄关的柜子上，顺手脱下羽绒服，露出里面的衬衫，领口系得一丝不苟，哪怕是私下串门，也带着几分高校管理者的严谨。
“进来吧，正闲着呢。”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指了指书房，“还是老地方，泡好茶等你了。”
李斌点点头，径直走进书房，熟门熟路地拉过书桌旁的椅子坐下，目光扫过桌上的退休审批表，眼神顿了顿，没说话，只是端起我递过去的茶杯，抿了一口，长叹一声。
“看你这脸色，又遇上烦心事了？”我靠在藤椅上，看着他，语气里带着几分了然。这么多年，我太了解他了，性子耿直，想踏踏实实干点事，可在如今的科研环境里，越是耿直，就越容易碰壁。
李斌放下茶杯，指尖在杯沿上轻轻划着，沉默了片刻，才缓缓开口，声音里带着几分沙哑：“叔，我最近总在想一个问题，咱们这个科研圈子，这种‘皇帝的新装’式的闹剧，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有个头？”
他这话一出，我心里猛地一沉，像是被什么东西戳中了。其实，这话我在心里问过自己无数次，从年轻的时候，看着那些华而不实的研究报告，到后来，评审过无数看似光鲜却毫无价值的项目，我始终没找到答案。
“你也有这种感觉？”我问道，语气里带着几分欣慰，又带着几分悲凉——欣慰的是，还有人能看清这一切；悲凉的是，看清了，却无能为力。
“何止是有，简直是深有体会。”李斌苦笑一声，身子微微前倾，语气也急切了几分，“叔，你第一次觉得科研‘怪怪的’，是在什么时候？我不是在论文里，也不是在实验室里，就是在咱们高校最常见的会议室里。”
他的话，瞬间把我拉回了几十年前。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跟着老领导去参加一个科研项目汇报会，台上的专家唾沫横飞，嘴里全是“创新”“突破”“国际领先”“填补空白”这类词，一套一套的，说得天花乱坠。台下的人，有学校的领导，有同行的专家，还有像我这样的年轻干事，一个个都低着头，一边点头附和，一边拿着笔记本飞快地记录，有的还拿着相机，对着屏幕一顿猛拍，仿佛只要把那些话记下来、拍下来，就真的理解了，就真的掌握了所谓的“核心成果”。
“我懂，我太懂了。”我打断他的话，语气里满是感慨，“那时候我年轻，还傻乎乎地以为，是自己水平不够，听不懂那些高深的理论，所以拼了命地记，生怕漏了一个字。可散会之后，我跟着老领导去茶水间，听见几个专家私下聊天，说的却是另一番话——‘你听懂他刚才说的啥了吗？’‘说实话，我也没太明白，云里雾里的。’‘感觉有点水，但又说不出哪里水，人家都是专家，咱也不敢问，更不敢说。’”
李斌眼睛一亮，像是找到了知音，连连点头：“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一模一样！上个月我们学校开科研成果交流会，一个年轻老师汇报自己的项目，张口就是‘国际先进水平’，闭口就是‘填补国内空白’，PPT做得花里胡哨，全是复杂的公式和晦涩的表述，台下的人一个个都装得恍然大悟，拍照的拍照，记笔记的记笔记，散会之后，我私下问身边的一个教授，‘你听懂他那个项目的核心是什么了吗？’他挠挠头，苦笑着说，‘我要是说我没听懂，会不会显得我不够专业？其实我也觉得水，可就是说不出哪里不对。’”
书房里陷入了沉默，只有窗外的风声，断断续续地传来，像是在低声叹息。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已经有些凉了，就像我此刻的心情。
“这就是咱们现在的科研氛围啊，”我缓缓开口，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就像《皇帝的新装》里写的那样，所有人都穿着‘新衣’，都在夸赞‘新衣’漂亮，可实际上，谁都知道，那根本就是光着身子。可不一样的是，《皇帝的新装》里，还有一个孩子，敢站出来，说出那句‘他什么也没穿’，可在咱们这个圈子里，连一个敢说真话的‘孩子’都没有。”
“不是大家不聪明，也不是大家看不到问题，”李斌接过我的话，语气里带着几分愤懑，还有几分无力，“而是这套系统，把‘说看不懂’‘说有问题’，变成了一种风险行为。你想啊，要是在会上，你站起来说‘我没听懂’，别人会怎么看你？会觉得你专业能力不行，觉得你跟不上时代，觉得你水平不够。要是你说‘这个研究有问题，不够严谨’，又会怎么？会得罪台上的汇报人，会得罪项目的负责人，甚至会影响以后的项目评审、职称晋升。久而久之，大家就都学会了沉默，学会了附和，学会了装懂，哪怕心里根本一团雾水，也会跟着点头，跟着夸赞。”
我深有感触地点点头。四十年的科技管理工作，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太多这样的事。有的人，明明心里清楚，某个研究毫无价值，某个项目华而不实，可因为怕得罪人，怕影响自己的利益，始终不肯说真话；有的人，为了迎合体系，为了拿到项目、晋升职称，刻意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平庸的成果包装得天花乱坠，用那些晦涩难懂的话语，掩盖内容的空洞。
“叔，还有一件事，我也想不通。”李斌沉默了片刻，又开口说道，语气里带着几分迷茫，“你说，咱们做科研，最初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吗？现实中有难题，我们在实验室里找答案，在研究中找方法，这才是科研该有的样子啊。可什么时候开始，科研不再以‘解决问题’为中心了？”
他的这个问题，像一根针，狠狠扎进了我的心里。是啊，科研最初的逻辑，本来就很简单，简单到纯粹——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年轻的时候，跟着老专家做研究，大家每天泡在实验室里，脑子里想的，全是怎么攻克难题，怎么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怎么让研究成果真正派上用场。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指标，没有那么多的帽子，没有那么多的功利心，大家做科研，就是因为热爱，就是因为想为国家、为社会做点实事。
“你说得对，”我望着书架上那些老旧的实验记录，眼神里满是怀念，“我年轻的时候，科研圈不是这样的。那时候，我们做研究，首先想的是，现实中需要什么，我们能解决什么问题。有一次，我们团队接到一个任务，研究一种新型的农作物抗病技术，因为当时很多地方的农作物都得了一种病，农民颗粒无收，损失惨重。我们几个人，泡在实验室里，整整半年，每天天不亮就去，深夜才回来，反复实验，反复改进，哪怕失败了无数次，也从来没有放弃过。那时候，我们不在乎什么期刊，不在乎什么指标，不在乎什么成果展示，只在乎能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能不能让农民的收成好起来。”
“可现在呢？”李斌苦笑一声，语气里满是嘲讽，“现在的很多科研，问题本身已经退到最后面了，排在前面的，是指标、是帽子、是项目书，还有那些所谓的成果展示。你会发现，一个研究，一个项目，是否重要，往往不是看它解决了什么实际问题，不是看它能给社会带来什么价值，而是看它用了多高级的技术，发在了什么级别的期刊上，影响因子有多高，能不能写进年度总结，能不能为学校、为个人争面子、拿资源。”
“问题，变成了‘包装材料’，而不是研究的核心。”我补充道，语气里带着几分悲凉，“就像有的人，为了发论文，刻意找一些无关痛痒的‘伪问题’，用复杂的技术、晦涩的表述包装一下，看起来高深莫测，实际上毫无价值，根本解决不了任何现实问题。还有的人，明明研究的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却故意把它复杂化，用一堆复杂的公式、抽象的理论，把人绕得云里雾里，仿佛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自己的专业性，才能显得‘高级’。”
李斌点点头，脸上露出了深深的疲惫：“叔，你说得太对了。我现在分管我们学院的科研工作，每天都要审核很多项目申报书，看很多论文。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现在的研究，研究对象越来越复杂，表述越来越抽象，结论越来越安全。不是因为科学突然变难了，也不是因为研究真的需要那么复杂，而是因为，那些清楚、直接、可被验证的结论，反而风险最大。”
“哦？这话怎么说？”我问道，心里虽然大概有数，但还是想听听他的想法。
“你想啊，”李斌解释道，“如果你的研究结论很清楚，很直接，可被验证，那么一旦有人重复你的实验，发现结果不对，或者发现你的结论有漏洞，你就会被质疑，甚至会被贴上‘学术不端’的标签，你的项目会被终止，你的职称晋升会受影响，你的名声也会毁于一旦。可如果你的结论很模糊，很抽象，很安全，模棱两可，谁也挑不出毛病，谁也无法验证，那么你就不会有任何风险。哪怕你的研究毫无价值，也不会有人质疑你，因为大家都看不懂，都不敢说看不懂。”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刻意追求这种‘安全’，”我接过他的话，语气里满是无奈，“研究对象选得越来越偏，越来越复杂，别人根本无法重复实验；表述越来越抽象，越来越晦涩，别人根本看不懂；结论越来越中庸，越来越安全，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谁也挑不出毛病。久而久之，科研就变成了一场‘自我包装’的游戏，大家比的不是谁能解决问题，而是谁能把‘包装’做得更漂亮，谁能把空洞的内容，说得更高深。”
“是啊，就是这样。”李斌叹了口气，“我见过很多论文，写得密密麻麻，全是复杂的公式和专业术语，看起来高深莫测，可你仔细一看，就会发现，里面全是废话，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结论，甚至连一个明确的观点都没有。可就是这样的论文，却能发在不错的期刊上，因为它‘看起来很厉害’。”
“‘看起来很厉害’，现在已经成了最安全的科研策略了。”我缓缓开口，语气里带着几分嘲讽，几分悲凉，“在这样的环境里，‘不犯错’比‘做对事’重要得多，‘装厉害’比‘真厉害’更吃香。真正踏实做研究的人，真正想解决问题的人，往往要承担最大的风险。”
李斌深有体会地点点头：“叔，你说得太对了。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同事，踏实肯干，一心想解决一些实际的科研问题，选了一个很有价值但也很有难度的研究方向，熬了好几年，也没有什么成果，没有发过几篇高水平的论文，结果呢？职称晋升没上去，项目也没拿到，还被人嘲笑‘不懂规矩’‘不会包装’。而另外一些人，不踏踏实实做研究，专门找一些已经被研究过很多次的问题，换一个模型，换一个算法，换一个实验条件，再‘深化’一下，包装一下，就变成了自己的‘创新成果’，发论文、拿项目、评职称，一路顺风顺水。”
“最可气的是什么？”李斌顿了顿，语气里的愤懑更甚，“最可气的是，这些人做的研究，根本没有任何实际价值，也没有任何创新，只是在重复别人的工作，只是在浪费科研资源。可他们却能凭着这些‘包装出来的成果’，获得很高的荣誉，拿到很多的资源，而那些真正踏实做研究、想解决问题的人，却只能默默无闻，甚至被边缘化。”
我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茶水已经彻底凉了。我想起了自己这四十年的经历，见过太多这样的不公平，也听过太多这样的抱怨。有时候，我也想站出来，说一句真话，也想为那些踏实做研究的人，争取一点公平。可我知道，我无能为力，因为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某一所学校的问题，而是一整套科研评价体系的问题，是整个科研圈子的风气问题。
“还有一个现象，我也觉得很可怕。”李斌沉默了片刻，又开口说道，语气里带着几分担忧，“叔，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学术话语，正在变成一种‘身份密码’？”
“身份密码？”我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他的意思，“你是说，那些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那些千篇一律的表述，正在变成区分‘圈内人’和‘圈外人’的标准？”
“对，就是这个意思。”李斌点点头，“现在，很多人不敢说自己没看懂一篇论文，不敢说自己没听懂一场汇报，因为‘看不懂’‘没听懂’，会被默认为能力不足，会被认为是‘圈外人’，会被这个圈子排斥。于是，大家就开始刻意学习那些晦涩难懂的学术话语，刻意模仿那些千篇一律的表述方式，哪怕自己根本不理解，哪怕那些话语根本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久而久之，学术话语就慢慢从‘交流工具’，变成了‘身份筛选器’。”李斌继续说道，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你会不会用那些专业术语，能不能把一件简单的事，说得足够复杂、足够晦涩，反而成了判断你是否专业、是否是‘圈内人’的标准。有时候，大家在一起讨论问题，根本不是在讨论问题本身，而是在确认彼此是不是‘自己人’。只要你能熟练地使用那套话语体系，哪怕你的内容空洞无物，哪怕你的研究毫无价值，也不会被质疑；可如果你用过于直白、过于简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哪怕你的观点很有道理，哪怕你的研究很有价值，也会被认为‘不够学术’‘不够专业’，会被这个圈子排斥。”
我深有感触地点点头。记得有一次，我评审一个青年教师的项目申报书，那个青年教师，很有想法，也很踏实，他的研究，是想解决一个现实中的实际问题，内容很扎实，观点也很明确，表述也很直白。可就是因为他的表述太直白了，没有用那些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没有那些千篇一律的“创新”“突破”之类的表述，结果，其他的评审专家，就认为他的研究“不够学术”“不够专业”，认为他的水平不够，最终，他的项目申报失败了。
“这不是科学变高级了，而是表达方式开始脱离理解本身了。”我缓缓开口，语气里带着几分悲凉，“科学的本质，是简单、是清晰、是可被验证，是让更多的人理解、接受、运用。可现在，我们的学术话语，却变得越来越晦涩、越来越抽象、越来越难懂，越来越脱离实际，越来越脱离大众，变成了少数人自娱自乐的工具，变成了区分‘身份’的密码。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哀吗？”
“是啊，太悲哀了。”李斌叹了口气，“叔，我有时候真的很迷茫，也很疲惫。我不想随波逐流，不想刻意包装自己的成果，不想用那些晦涩难懂的话语，掩盖内容的空洞。我想踏踏实实地做研究，想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想让自己的研究，真的有价值、有意义。可我发现，在这样的环境里，越是踏实，越是耿直，就越难生存。”
他的话，说出了很多踏实做科研的人的心声。我看着他疲惫的脸庞，心里满是心疼。李斌是个好苗子，有才华，有抱负，也很踏实，可就是因为不愿意迎合这个圈子的风气，不愿意随波逐流，所以，在科研和管理的道路上，走得格外艰难。
“叔，你说，为什么那些‘老实科研的人’，越来越沉默了？”李斌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满是迷茫和不解，“我身边，很多真正踏实做研究的人，并不是没有发现问题，也不是不想说真话，可他们为什么都选择了沉默？”
“因为他们知道，说出来，也没有什么好处，反而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我缓缓开口，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你想啊，一个老实做科研的人，要是指出某个研究没有意义，指出某个项目华而不实，会得罪谁？会得罪那个研究的负责人，会得罪那些评审专家，会得罪学校的领导。久而久之，他就会被这个圈子边缘化，项目评审会被刁难，职称晋升会受影响，甚至连日常的工作，都会受到排挤。”
“还有，要是质疑主流方向，要是提出不同的观点，又会怎么样？”我继续说道，“会被认为是‘标新立异’，会被认为是‘不懂规矩’，会被同行排挤，会被认为是‘能力不足’。甚至，还会影响项目的评审，影响自己的职业生涯。而如果保持沉默，顺着体系走，顺着大家的意思说，反而能少惹麻烦，能安安稳稳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能拿到项目，能晋升职称，能获得自己想要的利益。相比之下，保持沉默，反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所以，最愿意讲真话的人，往往最先被系统边缘化；而最擅长适应规则、包装成果的人，却更容易被推到台前，获得更多的荣誉和资源。”李斌接过我的话，语气里带着几分愤懑，“这并不是个人道德的问题，也不是那些人不够正直，而是一整套激励机制在发挥作用。这套机制，鼓励的不是踏实做研究、解决问题的人，而是鼓励那些善于包装、善于迎合、善于钻空子的人。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人，就会放弃自己的初心，放弃自己的理想，随波逐流，迎合体系。”
我点点头，心里满是悲凉。四十年了，我看着这套激励机制，一点点变得功利，一点点变得扭曲。曾经，科研评价，看的是研究成果的实际价值，看的是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看的是科研人员的踏实付出。可现在，科研评价，看的是论文的数量和级别，看的是项目的数量和经费，看的是帽子的多少，看的是成果的包装程度。这套扭曲的激励机制，就像一个无形的枷锁，束缚着每一个科研人员，让他们不得不放弃初心，不得不随波逐流。
“叔，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想和你聊聊。”李斌沉默了片刻，又开口说道，语气里带着几分担忧，“当‘成果’比‘过程’更重要的时候，我们的科研，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个问题，问得我哑口无言。科研的核心，本该是过程透明、结论可质疑，本该是脚踏实地、精益求精，本该是允许失败、鼓励探索。科学的进步，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它需要无数科研人员，在无数次的失败中，不断探索，不断改进，不断突破。失败，是科研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科学进步的必经之路。
“我年轻的时候，做研究，失败是常有的事。”我望着窗外，眼神里满是怀念，“那时候，我们不怕失败，也不避讳失败。哪怕一次实验失败了，我们也会认真分析原因，总结经验，然后重新实验，直到成功为止。那时候，没有人会因为我们失败了，就否定我们的付出，就质疑我们的能力。相反，大家会鼓励我们，支持我们，帮助我们，一起攻克难题。因为大家都知道，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没有探索，就没有突破。”
“可现在呢？”李斌苦笑一声，“现在的评价系统，根本不在乎你的过程，不在乎你的付出，不在乎你失败了多少次，不在乎你为了解决问题，付出了多少努力。它只在乎你有没有成果，能不能量化，是否可汇报。只要你有论文，有项目，有成果，你就是优秀的，你就能获得荣誉，获得资源。至于你在研究过程中，遇到了多少困难，失败了多少次，付出了多少努力，根本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想看。”
“于是，失败就被系统性地隐藏了。”我补充道，语气里带着几分悲凉，“现在，你看那些论文，看那些项目汇报，里面全是成功的经验，全是完美的结论，从来没有一个人，会在论文里，会在汇报中，提到自己的失败，提到自己的不足，提到自己遇到的困难。仿佛他们的研究，一帆风顺，从来没有失败过一样。可实际上，哪有那么多一帆风顺的科研？哪有那么多完美的成果？他们只是把失败隐藏了起来，把不足掩盖了起来，只把那些光鲜亮丽的‘成果’，展示给别人看。”
“是啊，就是这样。”李斌点点头，“我身边，有很多同事，为了追求‘成果’，为了避免失败，刻意选择一些简单的、没有风险的研究方向，刻意回避那些有难度、有风险的问题。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不失败，只要能做出一点‘成果’，就能获得认可，就能拿到资源。而如果选择那些有难度、有风险的问题，一旦失败了，就会一无所有，就会被质疑，被否定。”
“久而久之，整个科研领域，对真实不确定性的耐受度，就越来越低了。”我缓缓开口，“大家都害怕失败，都回避风险，都追求‘安全’，都追求‘完美’。可科研的本质，就是探索未知，就是面对不确定性，就是在失败中寻找希望。如果我们都害怕失败，都回避风险，都不敢探索，那么，我们的科研，还能有进步吗？我们的科学，还能有发展吗？”
书房里，又一次陷入了沉默。窗外的风，越来越大，敲打着玻璃，发出“咚咚”的声响，像是在为这个扭曲的科研圈子，发出无声的控诉。我和李斌，面对面坐着，都没有说话，心里，却都充满了无奈和担忧。
过了很久，李斌才缓缓开口，语气里带着几分迷茫，也带着几分期待：“叔，你说，这一切，真的是我们科研人员的问题吗？是我们不够正直，不够踏实，不够有追求吗？”
“不是的，绝对不是。”我立刻摇摇头，语气坚定，“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科研人员个人，其实很容易，也很省事。可实际上，这并不是个人道德的问题，也不是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一整套科研评价体系的问题，是整个科研圈子的风气问题。”
“大多数科研人员，并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好科研’，并不是不想踏踏实实地做研究，并不是不想解决实际问题。”我继续说道，语气里带着几分感慨，“他们之所以会随波逐流，之所以会刻意包装自己的成果，之所以会隐藏自己的失败，之所以会选择沉默，只是因为，那样做的代价太高了。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现实压力，都在逼着他们，做出更‘理性’的选择，逼着他们，放弃自己的初心，迎合这个体系。”
“当晋升、经费、稳定性，都和那些量化的指标、光鲜的成果强绑定时，选择看起来聪明的路，选择看起来安全的路，选择能快速获得成果的路，而不是选择正确的路，选择能解决问题的路，几乎是一种必然。”我看着李斌，语气里满是无奈，“这不是少数人的堕落，而是一种结构性的结果，是整个科研体系，整个科研风气，出了问题。”
李斌沉默了，他低下头，指尖在杯沿上，轻轻划着，眼神里，满是迷茫和无力。我知道，他心里，和我一样，充满了无奈和担忧。他想改变这一切，可他无能为力；他想踏踏实实地做研究，可他却被这个体系，被这个风气，束缚着，无法挣脱。
“叔，那你说，这场‘皇帝的新装’式的科研，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李斌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微弱的期待，像是在寻求一个答案，像是在寻求一丝希望，“我们还要这样，自欺欺人多久？我们还要这样，浪费多少科研资源？我们还要这样，埋没多少踏实做研究的人？”
面对他的问题，我沉默了。这个问题，我在心里问过自己无数次，可我，始终没有找到答案。我看着他，眼神里，满是愧疚和无奈：“斌子，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这场闹剧，什么时候才能有尽头。”
“这场闹剧，不是靠某一个人，就能解决的，也不是靠某一所学校，就能改变的。”我缓缓开口，语气里带着几分沉重，“它需要整个科研评价体系的改革，需要整个科研圈子风气的转变，需要资源分配方式的调整，需要每一个科研人员，每一个科研管理者，都能坚守初心，都能敢于说真话，都能脚踏实地，都能真正把‘解决问题’，当成科研的核心。”
“可这太难了，真的太难了。”我继续说道，“改革，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阻力，会经历很多的挫折。而且，这种风气的转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只要‘看起来成功’，比‘真实推进’更容易获得回报，只要‘包装成果’，比‘解决问题’更容易获得认可，这场表演，就不会停止。”
李斌的眼神，一点点黯淡下去，像是被浇了一盆冷水，那丝微弱的期待，也一点点消失殆尽。他低下头，长长的叹了口气，语气里，满是绝望：“难道，我们就只能这样，一直沉默下去，一直自欺欺人下去吗？难道，踏实做科研的人，就只能一直被埋没，一直被排挤吗？”
“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我看着他，语气里，带着一丝微弱的坚定，试图给他一点希望，“斌子，你不要灰心，也不要绝望。虽然这场改革，很难，虽然这种风气的转变，很慢，但我相信，总有一些人，会坚守初心，会脚踏实地，会敢于说真话，会真正为了解决问题，而做科研。”
“我最近，也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尝试。”我继续说道，“在一些更强调长期价值的科研机构，在一些更尊重负结果和重复验证的体系中，有一些科研人员，正在努力改变这一切。他们不追求短期成果，不刻意包装自己的研究，敢于公布自己的失败，敢于质疑主流观点，敢于踏踏实实地，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虽然这些变化，很慢，也很不显眼，虽然他们的力量，很微弱，很难改变整个科研圈子的风气，但至少，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一丝希望，带来了一丝光亮。”
李斌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又重新燃起了一丝微弱的希望：“真的吗？还有这样的人，还有这样的尝试？”
“真的，”我点点头，语气坚定，“虽然很少，但确实有。斌子，我们不能因为困难，就放弃希望；不能因为风气不好，就随波逐流。我们能做的，就是坚守自己的初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踏踏实实地做研究，踏踏实实地解决问题。哪怕我们的力量很微弱，哪怕我们不能改变整个科研圈子的风气，哪怕我们只能影响身边的几个人，我们也要坚持下去。”
“至少，我们还能做一件小事，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我看着李斌，语气里，带着几分坚定，“那就是，对自己诚实一点。承认有些论文，我们确实没看懂；承认有些研究，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承认有些成果，其实很空洞；承认科学，不是一条线性向上的道路，而是充满试错和浪费的过程；承认失败，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而是科研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我不太确定’说出口，愿意把‘我没看懂’说出口，愿意把‘这件事，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重新放回讨论的中心，愿意脚踏实地，愿意坚守初心，愿意敢于说真话，那么，我们的科研，就有可能慢慢脱离那件‘看不见却没人敢说’的新状，就有可能慢慢回到正轨，就有可能真正实现‘解决问题’的初心。”
李斌看着我，沉默了片刻，缓缓地点了点头，眼神里的迷茫和绝望，渐渐被坚定和希望取代。他端起桌上的茶杯，一饮而尽，哪怕茶水已经凉透，也喝得格外痛快。
“叔，你说得对。”李斌的语气，变得坚定起来，“虽然很难，但我们不能放弃。我们能做的，就是坚守自己的初心，对自己诚实一点，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事，敢于说真话，敢于做实事。哪怕我们不能改变整个科研圈子的风气，哪怕我们只能影响身边的几个人，我们也要坚持下去。”
我看着他，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我知道，他明白了我的意思，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虽然这场战斗，很难，很漫长，但只要有更多像李斌这样的人，坚守初心，脚踏实地，敢于说真话，敢于做实事，那么，总有一天，这场“皇帝的新装”式的闹剧，会迎来尽头；总有一天，我们的科研，会重新回到“解决问题”的正轨；总有一天，那些踏实做科研的人，会被认可，会被尊重，会不再沉默。
窗外的风，渐渐小了，铅灰色的云块，也渐渐散去，一缕微弱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书房，落在书桌的退休审批表上，也落在我和李斌的身上，带来了一丝温暖，带来了一丝希望。
我端起桌上的茶杯，看着李斌，笑着说道：“好，说得好。来，我们再喝一杯，为了那些坚守初心的人，为了我们的科研，能早日回到正轨，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份希望。”
李斌点点头，也笑了，他拿起桌上的茶壶，为我，也为他自己，重新倒满了茶水。两杯凉茶，在这一刻，仿佛也变得温热起来，就像我们心中的那份坚定，那份希望，温暖而有力量。
书房里，没有了之前的沉闷和压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坚定和希望。我知道，再过不到一个月，我就要退休了，就要离开这个我奋斗了四十年的岗位，离开这个我又爱又恨的科研圈子。但我相信，只要有李斌这样的年轻人，坚守初心，脚踏实地，敢于说真话，敢于做实事，那么，我们的科研，就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那场“皇帝的新装”式的闹剧，也一定会有结束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