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打电话问，但不知道该问谁。
钟卫国的手机打不通，福利院的电话也没人接。
他坐不住了，站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
走到窗边，拉开窗帘往外看——天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到办公桌前，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喂，老刘，钟卫国的事你听说了吗？”
电话那头说了什么。
“账本呢？你知不知道账本在哪儿？”
又说了什么。
“行，你帮我打听打听。有消息了打我电话。”
他挂断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
然后他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鼓鼓囊囊的，里面装着钱。
他数了数——五万。
这是他上个月从钟卫国那里拿的“抽成”。
他本来打算今天去银行存了，但钟卫国一死，他不敢存了。
他把信封塞进公文包里，穿上外套，打算下班。
走到办公室门口，他停住了。
门推不开。
他使劲推，门纹丝不动。
像是从外面锁住了。
他拍了拍门板，“有人吗？开门！”
没人应。
走廊里静悄悄的，这个点，办公楼里没什么人了。
他又拍了十几下，还是没人应。
他掏出手机想打电话——没信号。
一格信号都没有。
他站在门口，深吸一口气。
没关系，等一会儿就会有人来的。
他走回办公桌前坐下，等着。
等了半个小时，没人来。
他站起来，又去推门。
还是推不开。
这次他注意到了——门缝底下塞着一张纸。
他蹲下去，把纸抽出来。
是一张照片。
彩色的，有点褪色了。
照片里是一个男孩，七八岁，穿着一件蓝色的T恤，对着镜头笑。
牙齿缺了一颗。
郑海泉的手开始发抖。
他认识这个男孩。
这个男孩叫刘小东，三年前从阳光家园福利院“被领养”了。
领养手续是他亲自签字盖章的。
但他知道，刘小东不是被领养了。
是被送走了。
送到了什么地方，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钟卫国给了他两万块钱，“辛苦费”。
他拿着那两万块钱，签了字，盖了章。
刘小东再也没有出现过。
他把照片翻过来看。
背面写着一行字——
“郑叔叔，我在下面很冷。”
郑海泉的手机掉在地上。
他的后背贴在了墙壁上，浑身发抖。
照片从他手里滑落，飘到地上。
他盯着那张照片，照片里的男孩还在笑。
但他的眼睛不对。
那双眼睛里没有光，是死的。
郑海泉蹲下去，想把照片捡起来。
手指触到照片的瞬间，照片变了。
男孩的脸开始扭曲，笑容变成了哭，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
不是眼泪，是血。
血从男孩的眼睛里、鼻子里、嘴里涌出来。
沾到了郑海泉的手指上。
他尖叫一声，甩掉照片，往后退。
退了两步，被椅子绊倒了。
他摔在地上，后脑勺磕在桌腿上，疼得眼冒金星。
他挣扎着爬起来，爬到角落里，蜷缩着，不敢看那张照片。
但他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睛。
照片还在那里，男孩的脸还在看着他。
不只是照片里的男孩。
他看见了。
办公室里多出了好多孩子。
站着的，坐着的，有的在哭，有的在笑，有的不说话，只是看着他。
一个女孩蹲在办公桌下面，抱着膝盖，头埋在腿间，肩膀不停地抖。
一个男孩站在窗台上，脸贴着玻璃，后背对着他。
一个更小的孩子趴在文件柜顶上，探出头来往下看。
越来越多。
办公室里塞不下了，开始往走廊里挤。
门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
走廊里全是孩子，密密麻麻的，挤得水泄不通。
他们都看着他。
郑海泉张嘴想喊救命。
喊不出来。
像是有什么东西堵住了他的喉咙。
他低头看自己的手。
手变成了透明的。
他低头看自己的身体。
身体也在变透明。
孩子在消失。
不是孩子在消失——是他自己。
他的手指看不到了，手掌看不到了，手臂也看不到了。
消失的感觉蔓延到了肩膀，蔓延到了胸口。
他想跑，但脚已经没有了。
他想喊，但嘴已经没有了。
最后消失的是他的眼睛。
他在消失之前看见的最后一个画面，是一张照片。
照片里的男孩站在他面前，伸出手来。
男孩的手穿过他透明的身体，抓住了什么东西。
他低头看。
男孩抓住的，是他的心脏。
——————
第二天早上，办公室的门从里面打开了。
郑海泉躺在地上，已经死了。
脸色发紫，嘴唇发黑。
法医鉴定为“急性心源性猝死”。
办公桌上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五万块钱。
旁边放着一沓文件，是他这些年经手的每一次“领养”记录。
记录上详细写着每一个孩子的编号、姓名、年龄、被“领养”的时间和去向——那上面写着的“去向”，不是任何正常家庭，而是各个器官工厂的代号。
治安局的人来到郑海泉的办公室时，这些文件就摊在桌上。
除此之外，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
魏淑芬死在光城第一人民医院的手术室里。
那天她有一台肾脏移植手术要做。
早上八点，她换好手术服，走进手术室。
病人已经被推了进来，麻醉师正在做最后的准备。
魏淑芬走到洗手池前，打开水龙头，开始洗手。
水很凉，她皱了皱眉。
洗着洗着，她感觉水流变小了。
不是水压的问题——是水龙头在慢慢关上。
她明明没有碰开关。
她低头看水龙头——开关在慢慢地、一格一格地往回转。
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拧它。
她伸手去拧开，水又流出来了。
但刚拧开，又关上了。
来回几次，水龙头彻底拧不动了。
她转身去另一个洗手池，水龙头也拧不开。
她站在那里，手上全是肥皂泡，没有水冲。
“王师傅，水压有问题。”她对旁边的人说。
旁边没人。
麻醉师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了。
护士也不在。
手术室里只剩她一个人。
钟卫国的手机打不通，福利院的电话也没人接。
他坐不住了，站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
走到窗边，拉开窗帘往外看——天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到办公桌前，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喂，老刘，钟卫国的事你听说了吗？”
电话那头说了什么。
“账本呢？你知不知道账本在哪儿？”
又说了什么。
“行，你帮我打听打听。有消息了打我电话。”
他挂断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
然后他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鼓鼓囊囊的，里面装着钱。
他数了数——五万。
这是他上个月从钟卫国那里拿的“抽成”。
他本来打算今天去银行存了，但钟卫国一死，他不敢存了。
他把信封塞进公文包里，穿上外套，打算下班。
走到办公室门口，他停住了。
门推不开。
他使劲推，门纹丝不动。
像是从外面锁住了。
他拍了拍门板，“有人吗？开门！”
没人应。
走廊里静悄悄的，这个点，办公楼里没什么人了。
他又拍了十几下，还是没人应。
他掏出手机想打电话——没信号。
一格信号都没有。
他站在门口，深吸一口气。
没关系，等一会儿就会有人来的。
他走回办公桌前坐下，等着。
等了半个小时，没人来。
他站起来，又去推门。
还是推不开。
这次他注意到了——门缝底下塞着一张纸。
他蹲下去，把纸抽出来。
是一张照片。
彩色的，有点褪色了。
照片里是一个男孩，七八岁，穿着一件蓝色的T恤，对着镜头笑。
牙齿缺了一颗。
郑海泉的手开始发抖。
他认识这个男孩。
这个男孩叫刘小东，三年前从阳光家园福利院“被领养”了。
领养手续是他亲自签字盖章的。
但他知道，刘小东不是被领养了。
是被送走了。
送到了什么地方，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钟卫国给了他两万块钱，“辛苦费”。
他拿着那两万块钱，签了字，盖了章。
刘小东再也没有出现过。
他把照片翻过来看。
背面写着一行字——
“郑叔叔，我在下面很冷。”
郑海泉的手机掉在地上。
他的后背贴在了墙壁上，浑身发抖。
照片从他手里滑落，飘到地上。
他盯着那张照片，照片里的男孩还在笑。
但他的眼睛不对。
那双眼睛里没有光，是死的。
郑海泉蹲下去，想把照片捡起来。
手指触到照片的瞬间，照片变了。
男孩的脸开始扭曲，笑容变成了哭，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
不是眼泪，是血。
血从男孩的眼睛里、鼻子里、嘴里涌出来。
沾到了郑海泉的手指上。
他尖叫一声，甩掉照片，往后退。
退了两步，被椅子绊倒了。
他摔在地上，后脑勺磕在桌腿上，疼得眼冒金星。
他挣扎着爬起来，爬到角落里，蜷缩着，不敢看那张照片。
但他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睛。
照片还在那里，男孩的脸还在看着他。
不只是照片里的男孩。
他看见了。
办公室里多出了好多孩子。
站着的，坐着的，有的在哭，有的在笑，有的不说话，只是看着他。
一个女孩蹲在办公桌下面，抱着膝盖，头埋在腿间，肩膀不停地抖。
一个男孩站在窗台上，脸贴着玻璃，后背对着他。
一个更小的孩子趴在文件柜顶上，探出头来往下看。
越来越多。
办公室里塞不下了，开始往走廊里挤。
门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
走廊里全是孩子，密密麻麻的，挤得水泄不通。
他们都看着他。
郑海泉张嘴想喊救命。
喊不出来。
像是有什么东西堵住了他的喉咙。
他低头看自己的手。
手变成了透明的。
他低头看自己的身体。
身体也在变透明。
孩子在消失。
不是孩子在消失——是他自己。
他的手指看不到了，手掌看不到了，手臂也看不到了。
消失的感觉蔓延到了肩膀，蔓延到了胸口。
他想跑，但脚已经没有了。
他想喊，但嘴已经没有了。
最后消失的是他的眼睛。
他在消失之前看见的最后一个画面，是一张照片。
照片里的男孩站在他面前，伸出手来。
男孩的手穿过他透明的身体，抓住了什么东西。
他低头看。
男孩抓住的，是他的心脏。
——————
第二天早上，办公室的门从里面打开了。
郑海泉躺在地上，已经死了。
脸色发紫，嘴唇发黑。
法医鉴定为“急性心源性猝死”。
办公桌上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五万块钱。
旁边放着一沓文件，是他这些年经手的每一次“领养”记录。
记录上详细写着每一个孩子的编号、姓名、年龄、被“领养”的时间和去向——那上面写着的“去向”，不是任何正常家庭，而是各个器官工厂的代号。
治安局的人来到郑海泉的办公室时，这些文件就摊在桌上。
除此之外，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
魏淑芬死在光城第一人民医院的手术室里。
那天她有一台肾脏移植手术要做。
早上八点，她换好手术服，走进手术室。
病人已经被推了进来，麻醉师正在做最后的准备。
魏淑芬走到洗手池前，打开水龙头，开始洗手。
水很凉，她皱了皱眉。
洗着洗着，她感觉水流变小了。
不是水压的问题——是水龙头在慢慢关上。
她明明没有碰开关。
她低头看水龙头——开关在慢慢地、一格一格地往回转。
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拧它。
她伸手去拧开，水又流出来了。
但刚拧开，又关上了。
来回几次，水龙头彻底拧不动了。
她转身去另一个洗手池，水龙头也拧不开。
她站在那里，手上全是肥皂泡，没有水冲。
“王师傅，水压有问题。”她对旁边的人说。
旁边没人。
麻醉师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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