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卫国死的同一天晚上，葛志强也在自己的仓库里死了。
“志强搬运”的仓库在光城南郊的工业区里，是一栋独立的大库房，四周没有邻居。
库房很大，分为前后两个区域。
前区是普通的货物堆放区，堆着一些纸箱和木托盘。
后区被一道铁皮墙隔开，平时锁着，只有葛志强本人和两个心腹手下能进。
后区里停着三辆冷藏车。
其中一辆是改装的——车厢里装着简易手术台和生命体征监测设备。
两个孩子被关在车厢里。
不是关在货厢里——是关在驾驶室后面一个狭小的隔间里，隔间只有一平米大，两个孩子挤在里面，手脚都被绑着，嘴上贴着胶布。
大的那个八九岁，小的那个五六岁。
他们的眼睛红肿着，脸上有泪痕。
葛志强站在冷藏车旁边，正用手机跟人通话。
“六个？昨天不是说六个吗？”
电话那头说了什么。
“行，四个就四个。什么时候送？后天？行。”
他挂断电话，打开隔间的门，看了看里面的两个孩子。
“别哭。”他说，“哭也没用。”
两个孩子看着他，不敢出声。
他关上门，转身走到仓库另一头，坐在一张折叠椅上。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
仓库里很安静，只有冷藏车压缩机运转的声音。
他抽着烟，慢慢睡着了。
等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仓库里的灯全灭了。
停电了。
他骂了一句，站起来，摸索着往门口走。
走了两步，他绊到了什么东西——一个纸箱子，他踢到了一边。
继续走。
又走了两步，他听见身后传来“咔嗒”一声。
像是门锁被打开了的声音。
他转身看。
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
他掏出手机，打开手电筒照过去。
那辆改装冷藏车的货厢门开了。
他明明锁了的。
他走过去，往货厢里照。
手术台还在，生命体征监测仪还在。
但隔间的门也开了。
他走过去看——两个孩子不在了。
“跑哪儿去了？”他皱眉。
他拿着手电筒在仓库里照了一圈，没找到。
两个孩子不可能跑出去——库房的大门是锁着的，他记得自己锁了。
他又照了一圈，还是没有。
“见鬼了。”他嘀咕着，往库房大门走。
走到门口，他伸手去推卷帘门。
门推不开。
卡住了。
他使劲推，还是推不开。
他用力拍门板，“咣咣咣”的声音在仓库里回荡。
没人应。
工业区晚上没人。
他转身，想找别的出口。
仓库侧面有个小门，是平时运垃圾用的。
他走过去，推小门。
小门也推不开。
像是在外面被什么东西顶住了。
他深呼吸，让自己冷静下来。
没关系的，天亮了就会有人来。
他走回折叠椅那里，坐下来，等着。
仓库里很冷。
冷藏车的压缩机还在运转，“嗡嗡”的声音在黑暗里显得格外清晰。
他坐着坐着，又犯困了。
迷迷糊糊的时候，他好像听见了什么声音——
不是压缩机的声音，是有人在唱歌。
很小声，很远。
像小孩的声音。
他竖起耳朵听。
声音越来越近。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
他猛地睁开眼睛。
仓库里没有灯，但他看见了一个东西——
手电筒不知道什么时候亮了，放在地上，照着仓库的角落。
角落里蹲着两个孩子。
一大一小，就是冷藏车里跑掉的那两个。
他们蹲在角落里，面对着墙，肩膀一抖一抖的。
像是在哭。
“你们俩，过来。”他喊。
两个孩子没动。
他站起来，走过去。
走到两个孩子身后，伸手去抓他们的肩膀。
两个孩子同时转过头来——
不是人的脸。
两张脸上没有眼睛，没有鼻子，只有嘴。
嘴张着，黑洞洞的，从里面传出来那首歌——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
葛志强猛地往后退了一步。
脚下一滑，摔倒了。
后脑勺磕在地上，“咚”的一声。
他头晕目眩，看东西都是重影的。
挣扎着要爬起来，手撑在地上，摸到了一滩水——不是水，是血。
他头顶上方的冷藏车，货厢的门开着。
从货厢里流出来的，不是血，是某种暗红色的液体，又稠又腥。
那些液体顺着地面蔓延，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快的。
他爬起来，想跑。
脚下打滑，又摔倒了。
那些液体像活的一样，往他身边聚。
他爬。
手肘撑地，往前爬。
爬了三步，液体的流速更快了，已经漫到了他的腰部。
冰冷刺骨的。
不是液体，是手。
无数只小手，从地面长出来一样，抓住他的腿，抓住他的腰，抓住他的手臂。
往下拽。
他挣扎着喊叫。
嘴张开，液体灌进来。
又腥又咸的，他尝到了血的味道。
他被拽进了那滩暗红色的液体里，往下沉，一直往下。
头没进去了。
最后露在外面的那只手，也沉下去了。
——————
第二天早上，葛志强的两个手下上班打开仓库门的时候，他趴在仓库中央的地上，已经死了。
脸色发紫，嘴唇发黑。
法医鉴定为“急性心源性猝死”。
地上的暗红色液体不见了。
冷藏车的货厢门是关着的，隔间里的两个孩子还在，被救出来的时候已经虚脱，送到医院抢救。
他们后来被送回福利院，然后被一个愿意领养的家庭接走了。
没有人知道那一晚仓库里发生了什么。
——————
郑海泉死在同一天的傍晚。
光城市福利中心主任，钟卫国最大的保护伞。
那天下午，他像往常一样在办公室里坐着。
桌上的茶杯已经续了三次水，茶叶泡得发白了。
他靠在椅子上，翻着一份文件，心不在焉。
钟卫国死了的消息上午就传到了他耳朵里。
他表面上没说什么，但心里慌得很。
钟卫国死了，账本呢？账本在哪儿？
如果账本落到治安局手里，他那些年的“抽成”就全暴露了。
“志强搬运”的仓库在光城南郊的工业区里，是一栋独立的大库房，四周没有邻居。
库房很大，分为前后两个区域。
前区是普通的货物堆放区，堆着一些纸箱和木托盘。
后区被一道铁皮墙隔开，平时锁着，只有葛志强本人和两个心腹手下能进。
后区里停着三辆冷藏车。
其中一辆是改装的——车厢里装着简易手术台和生命体征监测设备。
两个孩子被关在车厢里。
不是关在货厢里——是关在驾驶室后面一个狭小的隔间里，隔间只有一平米大，两个孩子挤在里面，手脚都被绑着，嘴上贴着胶布。
大的那个八九岁，小的那个五六岁。
他们的眼睛红肿着，脸上有泪痕。
葛志强站在冷藏车旁边，正用手机跟人通话。
“六个？昨天不是说六个吗？”
电话那头说了什么。
“行，四个就四个。什么时候送？后天？行。”
他挂断电话，打开隔间的门，看了看里面的两个孩子。
“别哭。”他说，“哭也没用。”
两个孩子看着他，不敢出声。
他关上门，转身走到仓库另一头，坐在一张折叠椅上。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
仓库里很安静，只有冷藏车压缩机运转的声音。
他抽着烟，慢慢睡着了。
等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仓库里的灯全灭了。
停电了。
他骂了一句，站起来，摸索着往门口走。
走了两步，他绊到了什么东西——一个纸箱子，他踢到了一边。
继续走。
又走了两步，他听见身后传来“咔嗒”一声。
像是门锁被打开了的声音。
他转身看。
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
他掏出手机，打开手电筒照过去。
那辆改装冷藏车的货厢门开了。
他明明锁了的。
他走过去，往货厢里照。
手术台还在，生命体征监测仪还在。
但隔间的门也开了。
他走过去看——两个孩子不在了。
“跑哪儿去了？”他皱眉。
他拿着手电筒在仓库里照了一圈，没找到。
两个孩子不可能跑出去——库房的大门是锁着的，他记得自己锁了。
他又照了一圈，还是没有。
“见鬼了。”他嘀咕着，往库房大门走。
走到门口，他伸手去推卷帘门。
门推不开。
卡住了。
他使劲推，还是推不开。
他用力拍门板，“咣咣咣”的声音在仓库里回荡。
没人应。
工业区晚上没人。
他转身，想找别的出口。
仓库侧面有个小门，是平时运垃圾用的。
他走过去，推小门。
小门也推不开。
像是在外面被什么东西顶住了。
他深呼吸，让自己冷静下来。
没关系的，天亮了就会有人来。
他走回折叠椅那里，坐下来，等着。
仓库里很冷。
冷藏车的压缩机还在运转，“嗡嗡”的声音在黑暗里显得格外清晰。
他坐着坐着，又犯困了。
迷迷糊糊的时候，他好像听见了什么声音——
不是压缩机的声音，是有人在唱歌。
很小声，很远。
像小孩的声音。
他竖起耳朵听。
声音越来越近。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
他猛地睁开眼睛。
仓库里没有灯，但他看见了一个东西——
手电筒不知道什么时候亮了，放在地上，照着仓库的角落。
角落里蹲着两个孩子。
一大一小，就是冷藏车里跑掉的那两个。
他们蹲在角落里，面对着墙，肩膀一抖一抖的。
像是在哭。
“你们俩，过来。”他喊。
两个孩子没动。
他站起来，走过去。
走到两个孩子身后，伸手去抓他们的肩膀。
两个孩子同时转过头来——
不是人的脸。
两张脸上没有眼睛，没有鼻子，只有嘴。
嘴张着，黑洞洞的，从里面传出来那首歌——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
葛志强猛地往后退了一步。
脚下一滑，摔倒了。
后脑勺磕在地上，“咚”的一声。
他头晕目眩，看东西都是重影的。
挣扎着要爬起来，手撑在地上，摸到了一滩水——不是水，是血。
他头顶上方的冷藏车，货厢的门开着。
从货厢里流出来的，不是血，是某种暗红色的液体，又稠又腥。
那些液体顺着地面蔓延，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快的。
他爬起来，想跑。
脚下打滑，又摔倒了。
那些液体像活的一样，往他身边聚。
他爬。
手肘撑地，往前爬。
爬了三步，液体的流速更快了，已经漫到了他的腰部。
冰冷刺骨的。
不是液体，是手。
无数只小手，从地面长出来一样，抓住他的腿，抓住他的腰，抓住他的手臂。
往下拽。
他挣扎着喊叫。
嘴张开，液体灌进来。
又腥又咸的，他尝到了血的味道。
他被拽进了那滩暗红色的液体里，往下沉，一直往下。
头没进去了。
最后露在外面的那只手，也沉下去了。
——————
第二天早上，葛志强的两个手下上班打开仓库门的时候，他趴在仓库中央的地上，已经死了。
脸色发紫，嘴唇发黑。
法医鉴定为“急性心源性猝死”。
地上的暗红色液体不见了。
冷藏车的货厢门是关着的，隔间里的两个孩子还在，被救出来的时候已经虚脱，送到医院抢救。
他们后来被送回福利院，然后被一个愿意领养的家庭接走了。
没有人知道那一晚仓库里发生了什么。
——————
郑海泉死在同一天的傍晚。
光城市福利中心主任，钟卫国最大的保护伞。
那天下午，他像往常一样在办公室里坐着。
桌上的茶杯已经续了三次水，茶叶泡得发白了。
他靠在椅子上，翻着一份文件，心不在焉。
钟卫国死了的消息上午就传到了他耳朵里。
他表面上没说什么，但心里慌得很。
钟卫国死了，账本呢？账本在哪儿？
如果账本落到治安局手里，他那些年的“抽成”就全暴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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