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就在这温馨快要漫过心口时,一丝发紧的直觉突然像电流似的窜过林凡的后背 ——

  不是游客的喧闹,也不是动物的叫声,是一种被注视的、浑身不自在的感觉,像有根细针轻轻扎着皮肤,让他忍不住想皱眉。

  他下意识地抬起头,目光扫过不远处熙攘的人群:穿藏青色夹克的男人正举着海鸥牌傻瓜相机给孩子拍照 ——

  那相机是海鸥 DF-1 型号,当时售价两百二十八块,相当于普通工人近两个月的工资,很少家庭舍得买,林凡猜这男人大概是做个体户的,最近几年个体户生意好做,

  收入比国企职工高不少;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拽着妈妈的衣角,吵着要去喂鸽子,妈妈穿的浅蓝色的确良衬衫是当时最常见的面料,

  洗后容易皱,却耐穿又便宜,三十五块钱就能买一件,林凡记得妈妈也有一件一模一样的;

  还有两个穿蓝布工装的工人模样的人,坐在另一张长椅上分享着一支春城牌香烟,烟盒皱巴巴的,五毛钱一包,比红塔山(一块五一包)便宜不少。

  他们聊着厂里的事,一个说 “听说老张辞职去南方了,一个月能挣三百块”,另一个叹着气说 “咱们厂这效益,再撑下去也难”,

  偶尔咳嗽两声,烟味顺着风飘过来,林凡下意识地把笑笑往怀里搂了搂 ——

  他从不抽烟,怕呛着女儿。

  直到视线落在东边卖纪念品的小木屋旁,他的目光顿住了,像被什么东西粘住似的,挪不开。

  那是个女人,

  站在挂着塑料动物挂件的木屋前,身上穿的米色风衣在满是夹克、

  毛衣的游客里格外扎眼 ——1993 年这种收腰款风衣刚从南方流行到北方,XX 市国营百货大楼里标价八十四块,而当时普通工人月薪也就一百块左右,寻常人家很少舍得买,

  大多还是穿前年的旧毛衣。风衣的金色扣子擦得发亮,领口还别着个小小的珍珠胸针,看着就不便宜。

  她戴了副深棕色塑料框墨镜,是当时流行的太阳镜款式,遮住了半张脸,镜片反射着阳光,看不清里面的眼神。烫得蓬松的大波浪头发用发胶梳得一丝不苟,

  发尾还泛着栗色的光泽 ——1993 年染发还不普遍,只有少数时髦的年轻人才会去 “美容厅” 染,市中心的 “爱美” 美容厅烫一次头发要十五块,染一次要十二块,林凡上次路过时,

  看到门口贴的价目表,吓了一跳。木屋的货架上摆着搪瓷动物杯(两块五一个,杯身上印着小熊图案)、印着 “XX 市动物园” 字样的毛巾(一块二一条,有红、蓝两种颜色),

  还有拳头大的塑料熊猫玩具(三块钱一个,肚子里装着小铃铛)。她手里捏着一个熊猫挂件,挂件的黑色油漆已经掉了一块,露出里面的白色塑料,手指上涂着暗红的指甲油 ——

  是当时流行的 “霞飞” 牌,五块八一瓶,在国营百货大楼的化妆品柜台能买到。可她半天没动一下,既不付钱给卖纪念品的阿姨,也不放下挂件,就那样捏着,眼神像飘在半空。

  林凡眯了眯眼,借着阳光的角度,能感觉到那墨镜后的视线,正隔着来来往往的游客(有个推着婴儿车的奶奶从中间走过),有意无意地往他和笑笑这边飘。

  风把她风衣的衣角吹起来,露出里面深色的针织衫,领口还绣着细小的蔷薇花纹,针脚很精致。她胳膊上挎着的黑色人造革手包 ——

  是去年市面上最火的 “老板包”,能装下整本的账本和大哥大,当时要三十五块,一般是跑生意的人才会用,寻常家庭主妇都背布包。

  更奇怪的是她的鞋子,是黑色的高跟皮鞋,鞋跟有两寸高,当时很少有人穿高跟鞋去动物园 —— 园里的路有不少石子,穿高跟鞋走路很不方便。

  她的姿势很怪,明明站在纪念品前,却总往这边侧着身,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熊猫挂件的耳朵,指甲上的暗红在阳光下格外显眼,连卖纪念品的阿姨问她

  “同志,要这个挂件吗?”,

  她都没应声,只是轻轻摇了摇头。

  林凡心里的不安又重了些,像被什么东西堵着,他悄悄把笑笑往怀里搂得更紧,小声问:

  “笑笑,咱们去看鸽子好不好?

  刚才说好了要喂鸽子的。” 他想赶紧离开这里,可那女人的视线像一张细网似的,缠得他浑身不自在,连脚步都有点迈不开。

  1993 年春末的周末,市动物园的入口处挤满了人,空气中飘着棉花糖的甜香与烤红薯的焦香 ——

  这年 1 月 1 日国家正式取消粮票制度,距今刚过半载,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3 年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651 元,较 1992 年同期增长 22%,

  居民口袋里的 “活钱” 终于多了些,周末带孩子逛动物园成了小城家庭最时兴的消遣。

  据当时市园林局《1993 年春季游园统计简报》,这季周末动物园日均接待游客超 1.5 万人次,较 1992 年同期的 1.15 万人次增长 30%,创下近五年新高。

  满场都是携家带口的身影:有的家长推着金属框架、漆皮剥落的儿童推车,那会儿国营百货商店(如 “东方红百货”)里的儿童推车仅 3 种款式,单价 48-55 元,

  相当于普通职工月薪的三分之一,多数家庭更愿用兄长传下来的旧车,车轱辘磨平了就换个内胎继续用;有的孩子攥着印着 “劳动最光荣” 的搪瓷杯,杯子出自本地 “红旗搪瓷厂”,

  这家 1954 年建厂的国营老厂,1993 年仍保持着日均 2000 个搪瓷杯的产能,占本地餐具市场 80% 份额,是家庭餐具的绝对主流。

  喧闹声裹着猴子的吱吱叫、黑熊的低吼,混着小贩 “棉花糖五毛一个” 的吆喝,成了这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年代里,周末最踏实的烟火气。

  可刚给女儿笑笑买完棉花糖的林凡,目光无意间扫过猴山旁的长椅时,心却突然微微一沉:那抹正朝这边望的红色身影,怎么看都有些扎眼。

  1993 年的小城总人口约 39 万,据市公安局年末《流动人口统计年报》,全年登记外来人口仅 2.8 万,占总人口的 7.2%,且 80% 来自周边临县,多从事建筑零工或街头小贩,鲜少有人穿着光鲜。那会儿邻里关系还带着 “单位大院” 的余温,

  住了十几年的老相识占比超六成,连谁家孩子换了新书包、谁家买了新自行车,不出半天就能传遍半条街 —— 而那样一身亮红色连衣裙、头发烫成波浪卷(当时叫 “港风卷”,

  本地仅两家国营理发店能做,一次要 8 块钱,相当于职工日均工资的 1.6 倍,鲜少有人愿意花这个钱)、嘴唇涂着亮闪闪口红的女人,别说在小区,就是在整个动物园里都找不出第二个。

  是错觉吗?

  林凡的指尖下意识攥紧了笑笑的小手,掌心触到女儿沾着糖渣的碎花裙摆 ——

  布料是妻子上月从国营布店扯的 “的确良”,每米 1.8 元,比纯棉布料便宜近一半,耐洗但不透气,一出汗就贴在身上。

  1993 年夏天还没流行纯棉童装,国营布店的儿童布料只有小碎花、格子两种花型,个体户布摊全市不足 10 家,款式也相差无几。

  指尖的触感让记忆瞬间拉回前几天晚饭时:张婶端着一碗绿豆汤来串门,搪瓷碗沿还冒着热气,她压低声音说:

  “凡啊,你可得看好笑笑!昨儿我去街口‘向阳粮店’买米,排队时看见个穿红连衣裙的女人,就站在咱们小区门口盯孩子,问她找谁也不说话,倒像个外地来的‘时髦人’。

  咱们这片儿可没这样打扮的!” 张婶说的 “向阳粮店” 是 1956 年开业的老国营店,虽取消了粮票,但居民仍认它的 “老招牌”,日均售米 1.2 万斤,

  早晚高峰要排 20-30 分钟队,若真有陌生人在门口徘徊,早被排队的老街坊议论开了。会是同一个人吗?

  林凡迅速收回目光,假装蹲下来给笑笑整理歪掉的布帽子,指腹轻轻蹭过女儿软乎乎的耳垂 —— 他注意到,不远处卖冰棍的小贩正推着 “永久” 牌二八大杠自行车叫卖,

  车后座绑着泡沫保温箱,“奶油冰棍,一毛钱一根” 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1993 年的冰棍分两种:绿豆的 8 分钱一根,奶油的 1 毛钱,当时儿童日均零花钱多是 2-5 分,想买奶油冰棍得缠着家长磨半天;

  旁边穿浅灰色的确良衬衫的大爷正用馒头屑喂孔雀,1993 年动物园还没禁止投喂,门口小卖部 5 分钱能买两个馒头(批发价 3 分两个,小卖部赚 2 分差价),

  不少游客要么自带家里的剩馒头,要么在小卖部买了喂动物,孔雀园里总堆着一层馒头渣。可那道落在背上的目光,

  却像细针似的让他浑身神经绷紧,连女儿扯着他衣角要去看猴子的声音,都没那么容易入耳了。

  他不能确定那女人的意图,更不想让刚满四岁的笑笑察觉异常 ——

  这年代动物园还没装监控,据市园林局 1994 年《安全工作报告》,1993 年全市仅 5 个重要场所装了监控设备,分别是火车站候车厅、人民银行总行、百货大楼、

  公安局门口和邮电局,动物园连围墙都还是 2 米高的砖垒墙,前年冬天还发生过山羊跑出围墙、在附近菜地啃菜的小插曲,最后靠联防队员和游客一起才追回。

  上次居委会开联防会时,主任还特意拿着笔记本念:“最近东小区、西小区丢了 12 件晾晒的衣物,还有两户丢了自行车,大家多留心陌生人!”

  没出大事,却也透着让人不安的松散 ——

  1993 年社区治安主要靠 “联防队员”,多是 60-70 岁的退休老人,每人每天轮流巡逻 2 小时,没有制服,只有个红布缝的 “联防” 红袖章,装备就是一把旧手电筒,全靠 “眼尖嘴勤” 盯梢。

  “笑笑,休息好了吗?”

  林凡尽量让语气听起来轻松,甚至牵起女儿的手晃了晃,

  “咱们去看孔雀开屏好不好?听说今天有只蓝孔雀特别爱开屏,比妈妈织的花围巾还好看呢!”

  他自然地抱起笑笑,故意将女儿的脸转向孔雀园方向,用自己的肩膀挡住身后的视线 ——

  笑笑的注意力立刻被 “花围巾” 吸引,小脑袋在他怀里蹭了蹭,奶声奶气地喊:

  “要去!要看大孔雀!”

  怀里的女儿穿着开裆裤,屁股上缝着块浅灰色补丁,那是妻子前几天熬夜补的 ——

  1993 年多数家庭还秉持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的习惯,儿童裤子平均穿 6 个月就短了,老大穿完老二穿,

  补丁的布料多是从大人旧衣服上拆的,颜色常和裤子不搭,却没人觉得寒酸。

  抱着女儿往孔雀园走时,林凡的步伐看似平稳,眼角余光却没敢放松:

  猴山的猴子正抢着游客扔的馒头片,有个穿背带裤的小男孩扔了半块肉包子,猴子接住后一口吞了,引得围观人群笑出声;

  熊舍里的老黑熊趴在水泥地上打盹,水泥墙面上满是游客刻的 “XX 到此一游”,最深的刻痕能放进指甲 ——

  这熊舍还是 1978 年建的,水泥厚度仅 10 厘米,没有防护网,1992 年冬天还有只熊吃了游客扔的塑料袋,兽医来灌了半瓶泻药才好转,可见管理有多松散;

  路过的年轻夫妇正摆弄着 “红灯牌” 半导体收音机,机身是黑色的,右上角贴着个小小的 “上海制造” 标签,里面飘出邓丽君的《甜蜜蜜》——

  这歌 1993 年虽已不被视作 “靡靡之音”,但国营电台每月只播 1-2 次,年轻夫妇听的大概率是盗版磁带,那会儿正版磁带 5 元一盒,盗版的 2 元就能买到,偷偷在街头小贩那儿卖。

  年轻夫妇听得入迷,男生的手指还跟着节奏轻轻打拍,女生则靠在他肩上笑,完全没注意到周围投来的几道异样目光 —— 老一辈人对邓丽君的歌,还是有些接受不了。

  这些热闹的场景本该让人安心,可那道目光却像跟屁虫似的,随着他的脚步移动了一段距离。

  林凡悄悄摸了摸口袋里的 “上海牌” 机械表,表盘是银色的,边缘已经磨出了铜色,指针刚过下午 2 点 10 分 ——

  这个点正是游园高峰,入口处还在源源不断进人,收票员的嗓子都喊哑了,可他总觉得那抹红色像团火,烧得他心里发慌。

  直到转过大象馆的拐角,人群突然密集起来 ——

  大象馆刚用市园林局拨的 2 万元翻新完,加了 “骑大象拍照” 项目,1 块钱一次,每次 1 分钟,光上午就排了 50 多个人,

  收入全用来给大象买饲料(大象每天要吃 10 斤玉米、5 斤蔬菜,成本 15 元)。

  趁着人群遮挡,那道目光才终于消失在攒动的人头里。

  阳光透过动物园里的老槐树枝桠,在水泥路上洒下细碎的光斑,孩子们的笑声、动物的嘶吼声依旧裹着暖意,可林凡的心头却蒙了一层冷意。

  那个拎着米白色人造革手提包的女人,像个突兀的音符,打乱了这难得的温馨 ——

  1993 年的家庭大多重视孩子,据市妇联《1993 年家庭亲子调查》,随机走访的 2000 户家庭中,85% 的家长认为 “周末带娃逛动物园是顶幸福的事”,

  尤其是双职工家庭,那会儿还没实行双休(1995 年才开始),一周只有一天休息,能陪孩子的时间本就少。可那女人既不看动物,也不跟人说话,只盯着孩子看,怎么想都不对劲。

  他想起前阵子《小城晚报》上登的新闻:

  邻市临江市 3 月份有个 3 岁孩子在人民公园被陌生人带走,家长找了 3 天,最后在火车站的候车厅里找到,人贩子是个外来务工人员,被判了 5 年 ——

  1993 年这类新闻虽不多见,一年全市也就 1-2 起,可一旦发生,就足以让整个小城的家长提心吊胆好一阵子。

  她到底是谁?一次在小区门口,一次在动物园,两次都围着笑笑打转,是真的偶然,还是别有用心?

  林凡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女儿,感受到她均匀的呼吸和温热的体温,手指不自觉地收紧 —— 笑笑的小手里还攥着吃剩的棉花糖棍,糖渣沾在指缝里,像星星点点的白霜。

  那棉花糖是用白砂糖做的,每斤白砂糖 1.8 元,一个棉花糖只用 2 钱糖,成本不到 4 分,卖 5 毛钱,利润翻了 12 倍,可家长们还是愿意买给孩子尝鲜。

  无论如何,他绝不能让女儿受半点威胁,哪怕只是一点可疑的苗头。

  傍晚离开动物园时,门口公告栏上贴着 “1993 年五一新增熊猫馆” 的红色通知,用毛笔写的大字格外醒目 ——

  熊猫是国宝,这对熊猫是从成都动物园借调的,名字叫 “团团”“圆圆”,借调费用每年 5 万元,市园林局为了筹钱,把门票从成人 5 毛、儿童 2 毛,涨到了成人 8 毛、

  儿童 3 毛,3 月份登报后,3-4 月的游园人数就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5%,不少家庭就是冲熊猫来的。林凡推着家里那辆半旧的永久牌自行车,让笑笑趴在自己背上 ——

  这辆自行车是 1988 年他结婚时买的,花了 180 元,相当于当时他 1 个半月的工资,现在车架上还留着当时贴的 “囍” 字残胶,红色的贴纸只剩边角,

  车铃 1991 年被撞坏后就没修,修要 5 块钱,他觉得没必要,每次骑车都靠喊 “借过” 提醒路人。

  回家的路上,街道两旁的国营商店挂着 “换季大甩卖” 的横幅,白底红字格外显眼 ——

  1993 年市场经济刚起步,个体户像雨后春笋似的冒出来,全市个体户数量比 1992 年增长了 40%,多集中在服装、小吃领域。

  国营商店开始面临竞争,“大甩卖” 成了常见的促销手段,比如 “东方红百货” 里的毛衣,1992 年的库存原价 50 元,现在打 8 折卖 40 元,可个体户的毛衣才卖 35 元,

  款式还更时髦,不少路人站在店门口犹豫半天,还是转身去了个体户的摊位。

  自行车流里不时传来叮铃铃的车铃声,偶尔能看到几辆 “桑塔纳” 轿车驶过 ——

  1993 年小城私人轿车只有 86 辆,多是单位用车,比如政府、国营厂的,一辆桑塔纳要 18 万元,是普通职工 10 年的工资,普通人想都不敢想。

  笑笑在他背上睡着了,嘴角还沾着棉花糖的甜渍,小眉头轻轻皱着,像在做什么美梦,大概是梦到孔雀开屏了。

  可林凡的眼神却比来时凝重了许多 ——

  他摸了摸口袋里居委会发的联防联系卡,卡片是硬纸片做的,尺寸 5cm×8cm,上面印着派出所的 7 位电话号码

  (1993 年小城电话还没升 8 位,全市固定电话普及率仅 15%,多数家庭还没装电话),还有 3 个联防队员的名字和住址。

  他心里已经打定主意:明天一早就去派出所问问,最近有没有陌生人在小区附近转悠,顺便把张婶看到的情况也说说。

  派出所 8 点上班,他打算提前半小时去,正好赶上民警交接班,能说得详细些,还能顺便看看有没有其他家长反映类似情况。

  这 1993 年的春天虽暖,街头巷尾都能看到 “改革开放促发展” 的红色标语,国营厂门口贴了 “转制试点” 的通知(比如 “红星机械厂”,

  4 月开始把 3 个车间承包给个人,工人工资从固定月薪改成计件,多劳多得),街边多了几家个体户开的小吃摊(卖馄饨、油条,一碗馄饨 5 毛钱,10 个,能吃饱),

  可越是变化快,人们越在意家里的安稳,尤其是孩子的安全。

  动物园的欢乐之旅,在父女俩心里留下了温暖的记忆 ——

  笑笑回来的路上还迷迷糊糊地说 “下次要带妈妈来看孔雀”,可那抹红色身影,却像个带着问号的休止符,提醒着林凡: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年代,要更小心地守护这份简单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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