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风掠过北方小城的柏油路，卷起几片枯黄的杨树叶，打着旋儿落在供销社的铁皮屋顶上。风里裹着街头的吆喝声 ——
“烤红薯哎 —— 热乎的！” 刘大爷的嗓子带着烟火气，从街角飘过来，混着粮店门口 “粮票兑换最后三天” 的红色标语，把 1993 年的日子揉得软乎乎的。
小城还没褪去计划经济的余温，主干道上最多的是二八自行车，车把上常挂着网兜，里面装着刚换的面粉；
绿色铰接式公交车 “哐当哐当” 驶过，车身上刷着 “平价汽油供应点” 的广告。
百货大楼是全城最气派的建筑，门口的广播里循环着《走进新时代》，林凡昨天就是在这广播声里排了十分钟队，在三楼 “儿童专柜” 给笑笑买了中华牌蜡笔。
那会儿儿童文具选择不多，中华牌蜡笔以颜色正、不易断成了家长首选，米白色纸套上印着红色的 “中华” 二字，拆开时飘出的新蜡奶香味，沾在笑笑的羊角辫上，绕了一路都没散。
动物园离小城中心有三站地，去的路上要经过修鞋匠的摊位，老鞋匠敲着钉子吆喝 “修鞋 —— 钉掌喽！”，锤子声敲在青石板上，和自行车的铃铛声撞在一起。
1993 年的小城动物园规模不大，拢共就十几笼动物，老虎和大象是 “镇园之宝”。那天笑笑趴在老虎笼前看了足有二十分钟，看老虎甩着尾巴扫过笼底的干草，溅起的碎泥点落在她蓝色灯芯绒裤子的补丁上 ——
那补丁是林凡用她妈妈留下的碎花布缝的，针脚有点歪，却洗得发白。
后来她跟王猛叔叔说 “溅了一裤脚的水”，其实是把泥点说成了水，小孩子总爱把经历说得更热闹些。
她趴在自家童装店靠窗的木桌上涂画时，阳光透过糊着塑料膜的窗户照进来，把老虎歪歪扭扭的斑纹映得发亮，大象鼻尖的苹果涂得太用力，蜡笔断了一小截，她赶紧用手指把蜡屑摁平，像藏着个小秘密，连呼吸都放轻了些。
张奶奶坐在居委会门口的青石板墩上织毛衣，手里的腈纶混纺粉毛线是前阵子在小商品市场买的，三块八毛钱一团，装毛线的塑料袋上还印着 “上海针织厂” 的字样。
1993 年纯棉线贵，一斤要十多块，普通人家织毛衣多选腈纶混纺，耐洗还不容易变形。她脚边放着一本卷边的《大众电影》，织针停了停，摸了摸孩子扎着羊角辫的头：
“咱们笑笑见过大世面啦，你张奶奶这辈子都没摸过真老虎呢。”
旁边卖烤红薯的刘大爷也搭话，用旧报纸包了块温热的红薯递过来：
“下次让你爸带你来，大爷给你留个最甜的，烤得流油！”
红薯的香味钻进笑笑鼻子里，她咬了一口，烫得直吐舌头，糖汁沾在嘴角，张奶奶用袖口给她擦了擦，笑出满脸皱纹。
藏在糖衣下的寒意
林凡靠在 “笑笑” 牌童装店的玻璃柜台后，看着女儿蹦跳着跑向修车铺，手里的算盘停了半拍。
柜台里摆着几件刚熨烫好的小花袄，布料叠得整整齐齐，标签上用钢笔写着 “25 元 / 件”，衣服胸口印着 “好好学习” 的红字，是当时最时兴的样式。
他喉结悄悄发紧，那层裹着女儿的欢愉糖衣下，总藏着个挥不去的影子 —— 上周从动物园出来时，那个穿藏青色双排扣风衣、戴太阳镜的女人。
1993 年的小城还没多少陌生人，当时全国流动人口刚突破 7000 万，大多涌向沿海城市，像他们这样的北方小城，
街上走的不是街坊邻居，就是周边村镇来赶集的人，手里常提着装满鸡蛋的竹篮，偶尔还会问 “收粮票不？”。
居委会前阵子刚在公告栏贴了 “警惕外来人员” 的红色通知，用毛笔写的大字，还盖了居委会的红章，旁边贴着公交时刻表，用红漆写着 “1 路车每 20 分钟一班”。
通知上说邻市最近丢了三个孩子，有目击者说人贩子专挑单独带孩子的家长下手。
那会儿没有监控摄像头，居委会只能靠大妈们轮流盯梢、贴通知提醒，林凡每次路过公告栏，都要站着看半天，手里攥着的钱包里，还夹着几张皱巴巴的粮票 ——
虽然用得少了，但总舍不得扔，心里像被浸了冷水，沉得发慌。
那天他牵着笑笑等 1 路公交车，那辆绿色的铰接式 “绿色通道” 车迟迟没来，女人就站在公交站牌后，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太阳镜遮住了大半张脸。
笑笑扯着他的衣角要吃冰棍，他掏口袋找零钱，摸出几枚 1 分、2 分的硬币，还有一张一角的纸币，余光总瞥见女人在看笑笑。
直到十分钟后，公交车 “哐当哐当” 地开过来，排气管冒着黑烟，门一打开，女人才转身往相反方向走，风衣下摆扫过路边的野草，没留下一点痕迹。
上车后，笑笑趴在车窗上看风景，指着路边卖油条的摊位喊 “爸爸你看！”，他却紧紧攥着女儿的手，手心全是汗，连硬币硌在掌心里都没察觉。
刻进日常的警惕
从那以后，林凡的警惕几乎成了本能。
每天早上送笑笑去居委会活动室，他都要推着 28 寸的永久牌自行车，绕着活动室的院子走两圈。
车把上挂着一个军绿色的水壶，里面装着白开水，还有一个网兜，装着给笑笑换的鸡蛋 —— 是用最后几张粮票在粮店换的。
院子里的木栅栏是去年冬天新钉的，他得确认每根木柱都没松动，栅栏上没被人撬开的痕迹；活动室窗台上摆着三盆仙人掌，那是张婶特意放的 “安全暗号”——
只要仙人掌还在原位，就说明早上没人来过。
活动室里摆着四张旧木桌，是从附近工厂淘汰下来的，桌面被孩子们用铅笔划得满是痕迹，有的还画了粮票的样子，歪歪扭扭写着 “1 斤”“半斤”。
墙上贴着 “计划生育光荣” 的红色标语，标语下方还钉着一块小黑板，写着
“今日活动：学唱《娃哈哈》、认粮票面值”。
1993 年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居委会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宣传政策，每次开居民大会，主任都会反复强调 “少生优生”，手里还拿着一叠宣传册，封面上印着 “优育知识”。
孩子们课间玩的拍洋画，是当时最流行的玩具，画的不是变形金刚就是黑猫警长，五毛钱能买一大张，用透明塑料袋装着，笑笑的洋画都是林凡从百货大楼买的，比小卖部的质量好，不容易破，她总把洋画夹在语文书里，像藏着宝贝。
他还会特意跟门口卖糖葫芦的赵大爷多聊两句。
大爷姓赵，是退休工人，每天早上推着插满糖葫芦的稻草捆来摆摊，稻草捆上插着几面小旗子，写着 “无添加”，五毛钱一串。有路过的老人问 “用粮票换行不行？”，赵大爷摆摆手：
“现在粮票不顶用喽，要现金！”
林凡每次问 “赵大爷，今天没见生面孔吧？”，赵大爷都会放下手里的糖锅，往四周看一眼：
“没有，都是老熟人，你放心，有陌生人我第一时间喊你。”
糖锅里的糖稀冒着泡泡，甜香味飘得老远，笑笑每次路过，都会盯着糖葫芦咽口水，林凡总说 “等周末给你买”，却总怕她离开自己的视线。
林凡私下找过张婶、李姨几个常凑在居委会长椅上做针线的大妈。那天他特意带了两斤苹果，用网兜装着，是前几天去市区送货时买的红富士，在当时算稀罕水果，三块钱一斤。
大妈们织毛衣时，手指上套着铁制顶针，线团旁边放着旧报纸，上面印着 “粮票即将停止流通” 的新闻。
“我就这一个闺女，她妈走得早，要是见着有人老盯着她看，麻烦你们多留意些。” 他说着，把苹果往大妈们手里塞，眼神里满是恳切。
李姨接过苹果，擦了擦上面的灰：
“凡子，你这是太紧张了，咱们这院儿谁不认识笑笑，谁家孩子不是大伙看着长大的？”
张婶也说：“前儿王家还把粮票换成面了，说再不用就过期了，日子都往好里过，别瞎担心。”
但架不住林凡反复叮嘱，张婶最后拍了拍他的胳膊：“你放心，我们天天在这儿织毛衣、看孩子，有情况准第一时间告诉你。”
童装店的烟火气与牵挂
日子表面上过得平稳，像居委会门口那条被踩得发亮的青石板路，每天都有街坊邻居来来往往，透着烟火气。
林凡的 “笑笑” 牌童装店，在小商品市场里渐渐有了名气。
1993 年的童装市场还不算热闹，大多是百货大楼里的 “娃娃乐”“小天使” 等老品牌，这些品牌靠批量生产降低成本，常搞 “买一送一” 的打折促销，一件棉袄才卖三十多块。
市场里的摊位挤挤挨挨，卖布的摊位挂着 “涤棉布一元一米，纯棉布凭票加钱” 的牌子，老板拿着尺子量布，喊着 “要多少？给你算便宜点！”
但林凡的童装不一样。
他选的纯棉布料，在当时要三块七一米，比涤棉布料贵两毛钱，布店老板劝他 “涤棉耐穿，卖得快”，他却摇头：“纯棉软和，孩子穿在身上不硌得慌。”
他还特意让小作坊的师傅在领口加了一层软衬布，用的是白色的细棉布，不容易磨坏孩子娇嫩的脖子；纽扣选的是圆润的塑料扣，比金属扣贵几分钱，却不用担心刮着孩子的皮肤。
有次李姐来买外套，手里提着一个印着 “北京牌” 的布包，里面装着刚换的面粉，还牵着上小学的儿子，儿子身上穿的就是去年在林凡这儿买的蓝色棉袄。
“凡子，你这衣服质量是真不错，我儿子这棉袄洗了三次，用肥皂搓都没变形，棉花也没结块，比百货大楼里的还耐穿。”
李姐说着，指了指身后的邻居：“这次我特意带她来，她家姑娘跟笑笑差不多大，也该买新棉袄了。”
就这么着，“笑笑” 牌慢慢攒下了回头客。订单多的时候，林凡得骑着 28 寸的永久牌自行车，驮着两大包衣服往市区跑。
当时的公交车虽然是五毛钱一张票，但绿色的铰接式 “绿色通道” 车人太多，尤其是早晚高峰，连车门都挤不上去，驮着衣服根本没法上车。
自行车虽然累，却能准时送到市区的专柜。每次出发前，他都要跟隔壁修车铺的张哥和搭档王猛叮嘱好几遍：
“中午让笑笑去张婶家吃，张婶做的面条她爱吃，放两勺酱油就行，别让她自己跑远了，放学你帮我接一下。”
王猛手里拿着铁皮饭盒，里面装着玉米粥和咸菜，拍着胸脯应下：
“你放心，有我呢，保准把笑笑看得好好的，中午再给她买个糖糕，两毛钱一个，她最爱吃。”
可林凡推着自行车走出老远，还忍不住回头看一眼童装店的方向，店里的灯还亮着，像他心里的牵挂，拉得长长的，绷得发紧。
填不满的空缺
可林凡最怕的，不是外面那些看不见的风险，而是笑笑心里那片他摸不着的角落。
1993 年的冬天来得早，十一月初就下了第一场雪，雪花飘在童装店的玻璃上，很快就化成了水，顺着玻璃流下来，像一道道小眼泪。
街头的煤堆堆得老高，卖煤的师傅推着小车吆喝
“平价煤 —— 五十块一吨！”，
煤屑被风吹得四处飘，落在行人的衣领上。有天晚上，笑笑窝在被窝里，盖着林凡缝的小花被，被子上的补丁绣着一朵小蓝花，是他照着她妈妈的旧衣服缝的。
她小手攥着林凡的衣角，小声问：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能回来陪我画画呀？
我想让妈妈看我画的老虎，老虎旁边的位置我一直留着，给妈妈画个小裙子好不好？”
林凡顿了顿，把女儿往怀里搂了搂，想说 “妈妈很快就回来”，却觉得喉咙发堵。
他知道，女儿画的每一张画里，老虎旁边都留着个空位置，有时候会用铅笔轻轻描个小裙子的轮廓，有时候会画一朵小花；
他知道，每天下午放学，笑笑看到别的小朋友被妈妈接走时，会悄悄攥紧手里的蜡笔，把脑袋低下去，直到那些小朋友走远了才抬头，嘴角还沾着从张婶家拿的饼干渣 ——
那饼干是用粮票换的，她舍不得吃，总说 “留着给妈妈”；
他知道，女儿夜里偶尔会哭着喊妈妈，眼角挂着泪珠，却不敢大声哭，怕吵醒他，哭完还会把林凡的手往自己怀里拉，像怕他也走了。
这些事，像细针似的扎在林凡心里，比担心那个风衣女人时的寒意，更让他无力。
有天晚上关店后，他从抽屉里翻出笑笑妈妈的照片，照片是两年前拍的，彩色的，却因为放得久了，边缘有点褪色，照片后面用钢笔写着 “1991 年 10 月，粮店门口”。
照片里的女人抱着笑笑，笑得很温柔，手里还提着一个网兜，装着刚换的大米。他用蓝白格子的手帕轻轻擦了擦照片，手帕上绣着 “平安” 两个字，是她妈妈亲手绣的。
心里像被掏空了一块，他能挡住外面的风，能给笑笑买喜欢的蜡笔，能做她爱吃的面条，却填不满女儿心里的空缺 —— 那个关于妈妈的空缺，是他无论怎么努力，都补不上的。
那天晚上，林凡给笑笑讲了个老虎的故事，讲老虎带着小老虎去看春天的花，讲完后，笑笑很快就睡着了，小手还攥着他的衣角，嘴角带着笑。
他坐在床边，看着女儿的睡颜，心里默默想：等明年春天，粮票估计就彻底不用了，到时候再带笑笑去一次动物园，
给她买两盒中华牌蜡笔，让她把老虎旁边的位置画满，画成她喜欢的样子，画满小花，画满阳光，画满她能想到的所有美好。
“烤红薯哎 —— 热乎的！” 刘大爷的嗓子带着烟火气，从街角飘过来，混着粮店门口 “粮票兑换最后三天” 的红色标语，把 1993 年的日子揉得软乎乎的。
小城还没褪去计划经济的余温，主干道上最多的是二八自行车，车把上常挂着网兜，里面装着刚换的面粉；
绿色铰接式公交车 “哐当哐当” 驶过，车身上刷着 “平价汽油供应点” 的广告。
百货大楼是全城最气派的建筑，门口的广播里循环着《走进新时代》，林凡昨天就是在这广播声里排了十分钟队，在三楼 “儿童专柜” 给笑笑买了中华牌蜡笔。
那会儿儿童文具选择不多，中华牌蜡笔以颜色正、不易断成了家长首选，米白色纸套上印着红色的 “中华” 二字，拆开时飘出的新蜡奶香味，沾在笑笑的羊角辫上，绕了一路都没散。
动物园离小城中心有三站地，去的路上要经过修鞋匠的摊位，老鞋匠敲着钉子吆喝 “修鞋 —— 钉掌喽！”，锤子声敲在青石板上，和自行车的铃铛声撞在一起。
1993 年的小城动物园规模不大，拢共就十几笼动物，老虎和大象是 “镇园之宝”。那天笑笑趴在老虎笼前看了足有二十分钟，看老虎甩着尾巴扫过笼底的干草，溅起的碎泥点落在她蓝色灯芯绒裤子的补丁上 ——
那补丁是林凡用她妈妈留下的碎花布缝的，针脚有点歪，却洗得发白。
后来她跟王猛叔叔说 “溅了一裤脚的水”，其实是把泥点说成了水，小孩子总爱把经历说得更热闹些。
她趴在自家童装店靠窗的木桌上涂画时，阳光透过糊着塑料膜的窗户照进来，把老虎歪歪扭扭的斑纹映得发亮，大象鼻尖的苹果涂得太用力，蜡笔断了一小截，她赶紧用手指把蜡屑摁平，像藏着个小秘密，连呼吸都放轻了些。
张奶奶坐在居委会门口的青石板墩上织毛衣，手里的腈纶混纺粉毛线是前阵子在小商品市场买的，三块八毛钱一团，装毛线的塑料袋上还印着 “上海针织厂” 的字样。
1993 年纯棉线贵，一斤要十多块，普通人家织毛衣多选腈纶混纺，耐洗还不容易变形。她脚边放着一本卷边的《大众电影》，织针停了停，摸了摸孩子扎着羊角辫的头：
“咱们笑笑见过大世面啦，你张奶奶这辈子都没摸过真老虎呢。”
旁边卖烤红薯的刘大爷也搭话，用旧报纸包了块温热的红薯递过来：
“下次让你爸带你来，大爷给你留个最甜的，烤得流油！”
红薯的香味钻进笑笑鼻子里，她咬了一口，烫得直吐舌头，糖汁沾在嘴角，张奶奶用袖口给她擦了擦，笑出满脸皱纹。
藏在糖衣下的寒意
林凡靠在 “笑笑” 牌童装店的玻璃柜台后，看着女儿蹦跳着跑向修车铺，手里的算盘停了半拍。
柜台里摆着几件刚熨烫好的小花袄，布料叠得整整齐齐，标签上用钢笔写着 “25 元 / 件”，衣服胸口印着 “好好学习” 的红字，是当时最时兴的样式。
他喉结悄悄发紧，那层裹着女儿的欢愉糖衣下，总藏着个挥不去的影子 —— 上周从动物园出来时，那个穿藏青色双排扣风衣、戴太阳镜的女人。
1993 年的小城还没多少陌生人，当时全国流动人口刚突破 7000 万，大多涌向沿海城市，像他们这样的北方小城，
街上走的不是街坊邻居，就是周边村镇来赶集的人，手里常提着装满鸡蛋的竹篮，偶尔还会问 “收粮票不？”。
居委会前阵子刚在公告栏贴了 “警惕外来人员” 的红色通知，用毛笔写的大字，还盖了居委会的红章，旁边贴着公交时刻表，用红漆写着 “1 路车每 20 分钟一班”。
通知上说邻市最近丢了三个孩子，有目击者说人贩子专挑单独带孩子的家长下手。
那会儿没有监控摄像头，居委会只能靠大妈们轮流盯梢、贴通知提醒，林凡每次路过公告栏，都要站着看半天，手里攥着的钱包里，还夹着几张皱巴巴的粮票 ——
虽然用得少了，但总舍不得扔，心里像被浸了冷水，沉得发慌。
那天他牵着笑笑等 1 路公交车，那辆绿色的铰接式 “绿色通道” 车迟迟没来，女人就站在公交站牌后，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太阳镜遮住了大半张脸。
笑笑扯着他的衣角要吃冰棍，他掏口袋找零钱，摸出几枚 1 分、2 分的硬币，还有一张一角的纸币，余光总瞥见女人在看笑笑。
直到十分钟后，公交车 “哐当哐当” 地开过来，排气管冒着黑烟，门一打开，女人才转身往相反方向走，风衣下摆扫过路边的野草，没留下一点痕迹。
上车后，笑笑趴在车窗上看风景，指着路边卖油条的摊位喊 “爸爸你看！”，他却紧紧攥着女儿的手，手心全是汗，连硬币硌在掌心里都没察觉。
刻进日常的警惕
从那以后，林凡的警惕几乎成了本能。
每天早上送笑笑去居委会活动室，他都要推着 28 寸的永久牌自行车，绕着活动室的院子走两圈。
车把上挂着一个军绿色的水壶，里面装着白开水，还有一个网兜，装着给笑笑换的鸡蛋 —— 是用最后几张粮票在粮店换的。
院子里的木栅栏是去年冬天新钉的，他得确认每根木柱都没松动，栅栏上没被人撬开的痕迹；活动室窗台上摆着三盆仙人掌，那是张婶特意放的 “安全暗号”——
只要仙人掌还在原位，就说明早上没人来过。
活动室里摆着四张旧木桌，是从附近工厂淘汰下来的，桌面被孩子们用铅笔划得满是痕迹，有的还画了粮票的样子，歪歪扭扭写着 “1 斤”“半斤”。
墙上贴着 “计划生育光荣” 的红色标语，标语下方还钉着一块小黑板，写着
“今日活动：学唱《娃哈哈》、认粮票面值”。
1993 年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居委会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宣传政策，每次开居民大会，主任都会反复强调 “少生优生”，手里还拿着一叠宣传册，封面上印着 “优育知识”。
孩子们课间玩的拍洋画，是当时最流行的玩具，画的不是变形金刚就是黑猫警长，五毛钱能买一大张，用透明塑料袋装着，笑笑的洋画都是林凡从百货大楼买的，比小卖部的质量好，不容易破，她总把洋画夹在语文书里，像藏着宝贝。
他还会特意跟门口卖糖葫芦的赵大爷多聊两句。
大爷姓赵，是退休工人，每天早上推着插满糖葫芦的稻草捆来摆摊，稻草捆上插着几面小旗子，写着 “无添加”，五毛钱一串。有路过的老人问 “用粮票换行不行？”，赵大爷摆摆手：
“现在粮票不顶用喽，要现金！”
林凡每次问 “赵大爷，今天没见生面孔吧？”，赵大爷都会放下手里的糖锅，往四周看一眼：
“没有，都是老熟人，你放心，有陌生人我第一时间喊你。”
糖锅里的糖稀冒着泡泡，甜香味飘得老远，笑笑每次路过，都会盯着糖葫芦咽口水，林凡总说 “等周末给你买”，却总怕她离开自己的视线。
林凡私下找过张婶、李姨几个常凑在居委会长椅上做针线的大妈。那天他特意带了两斤苹果，用网兜装着，是前几天去市区送货时买的红富士，在当时算稀罕水果，三块钱一斤。
大妈们织毛衣时，手指上套着铁制顶针，线团旁边放着旧报纸，上面印着 “粮票即将停止流通” 的新闻。
“我就这一个闺女，她妈走得早，要是见着有人老盯着她看，麻烦你们多留意些。” 他说着，把苹果往大妈们手里塞，眼神里满是恳切。
李姨接过苹果，擦了擦上面的灰：
“凡子，你这是太紧张了，咱们这院儿谁不认识笑笑，谁家孩子不是大伙看着长大的？”
张婶也说：“前儿王家还把粮票换成面了，说再不用就过期了，日子都往好里过，别瞎担心。”
但架不住林凡反复叮嘱，张婶最后拍了拍他的胳膊：“你放心，我们天天在这儿织毛衣、看孩子，有情况准第一时间告诉你。”
童装店的烟火气与牵挂
日子表面上过得平稳，像居委会门口那条被踩得发亮的青石板路，每天都有街坊邻居来来往往，透着烟火气。
林凡的 “笑笑” 牌童装店，在小商品市场里渐渐有了名气。
1993 年的童装市场还不算热闹，大多是百货大楼里的 “娃娃乐”“小天使” 等老品牌，这些品牌靠批量生产降低成本，常搞 “买一送一” 的打折促销，一件棉袄才卖三十多块。
市场里的摊位挤挤挨挨，卖布的摊位挂着 “涤棉布一元一米，纯棉布凭票加钱” 的牌子，老板拿着尺子量布，喊着 “要多少？给你算便宜点！”
但林凡的童装不一样。
他选的纯棉布料，在当时要三块七一米，比涤棉布料贵两毛钱，布店老板劝他 “涤棉耐穿，卖得快”，他却摇头：“纯棉软和，孩子穿在身上不硌得慌。”
他还特意让小作坊的师傅在领口加了一层软衬布，用的是白色的细棉布，不容易磨坏孩子娇嫩的脖子；纽扣选的是圆润的塑料扣，比金属扣贵几分钱，却不用担心刮着孩子的皮肤。
有次李姐来买外套，手里提着一个印着 “北京牌” 的布包，里面装着刚换的面粉，还牵着上小学的儿子，儿子身上穿的就是去年在林凡这儿买的蓝色棉袄。
“凡子，你这衣服质量是真不错，我儿子这棉袄洗了三次，用肥皂搓都没变形，棉花也没结块，比百货大楼里的还耐穿。”
李姐说着，指了指身后的邻居：“这次我特意带她来，她家姑娘跟笑笑差不多大，也该买新棉袄了。”
就这么着，“笑笑” 牌慢慢攒下了回头客。订单多的时候，林凡得骑着 28 寸的永久牌自行车，驮着两大包衣服往市区跑。
当时的公交车虽然是五毛钱一张票，但绿色的铰接式 “绿色通道” 车人太多，尤其是早晚高峰，连车门都挤不上去，驮着衣服根本没法上车。
自行车虽然累，却能准时送到市区的专柜。每次出发前，他都要跟隔壁修车铺的张哥和搭档王猛叮嘱好几遍：
“中午让笑笑去张婶家吃，张婶做的面条她爱吃，放两勺酱油就行，别让她自己跑远了，放学你帮我接一下。”
王猛手里拿着铁皮饭盒，里面装着玉米粥和咸菜，拍着胸脯应下：
“你放心，有我呢，保准把笑笑看得好好的，中午再给她买个糖糕，两毛钱一个，她最爱吃。”
可林凡推着自行车走出老远，还忍不住回头看一眼童装店的方向，店里的灯还亮着，像他心里的牵挂，拉得长长的，绷得发紧。
填不满的空缺
可林凡最怕的，不是外面那些看不见的风险，而是笑笑心里那片他摸不着的角落。
1993 年的冬天来得早，十一月初就下了第一场雪，雪花飘在童装店的玻璃上，很快就化成了水，顺着玻璃流下来，像一道道小眼泪。
街头的煤堆堆得老高，卖煤的师傅推着小车吆喝
“平价煤 —— 五十块一吨！”，
煤屑被风吹得四处飘，落在行人的衣领上。有天晚上，笑笑窝在被窝里，盖着林凡缝的小花被，被子上的补丁绣着一朵小蓝花，是他照着她妈妈的旧衣服缝的。
她小手攥着林凡的衣角，小声问：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能回来陪我画画呀？
我想让妈妈看我画的老虎，老虎旁边的位置我一直留着，给妈妈画个小裙子好不好？”
林凡顿了顿，把女儿往怀里搂了搂，想说 “妈妈很快就回来”，却觉得喉咙发堵。
他知道，女儿画的每一张画里，老虎旁边都留着个空位置，有时候会用铅笔轻轻描个小裙子的轮廓，有时候会画一朵小花；
他知道，每天下午放学，笑笑看到别的小朋友被妈妈接走时，会悄悄攥紧手里的蜡笔，把脑袋低下去，直到那些小朋友走远了才抬头，嘴角还沾着从张婶家拿的饼干渣 ——
那饼干是用粮票换的，她舍不得吃，总说 “留着给妈妈”；
他知道，女儿夜里偶尔会哭着喊妈妈，眼角挂着泪珠，却不敢大声哭，怕吵醒他，哭完还会把林凡的手往自己怀里拉，像怕他也走了。
这些事，像细针似的扎在林凡心里，比担心那个风衣女人时的寒意，更让他无力。
有天晚上关店后，他从抽屉里翻出笑笑妈妈的照片，照片是两年前拍的，彩色的，却因为放得久了，边缘有点褪色，照片后面用钢笔写着 “1991 年 10 月，粮店门口”。
照片里的女人抱着笑笑，笑得很温柔，手里还提着一个网兜，装着刚换的大米。他用蓝白格子的手帕轻轻擦了擦照片，手帕上绣着 “平安” 两个字，是她妈妈亲手绣的。
心里像被掏空了一块，他能挡住外面的风，能给笑笑买喜欢的蜡笔，能做她爱吃的面条，却填不满女儿心里的空缺 —— 那个关于妈妈的空缺，是他无论怎么努力，都补不上的。
那天晚上，林凡给笑笑讲了个老虎的故事，讲老虎带着小老虎去看春天的花，讲完后，笑笑很快就睡着了，小手还攥着他的衣角，嘴角带着笑。
他坐在床边，看着女儿的睡颜，心里默默想：等明年春天，粮票估计就彻底不用了，到时候再带笑笑去一次动物园，
给她买两盒中华牌蜡笔，让她把老虎旁边的位置画满，画成她喜欢的样子，画满小花，画满阳光，画满她能想到的所有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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