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国深夜回到家，母亲端出面条，父亲坐在对面点起烟袋。
“省城咋样？”
“讲了该讲的话。”陈建国说，“还接了写报告的活。”
第二天梁书记来了。在院里坐着喝水，临走时说：“听说你在写材料？注意方法。有些事能做不能说，有些话能写不能传。”
陈建国开始了双重生活。
白天管基地扩建。五十亩盐碱地，狗剩带着新人干活。晚上等全家睡了，闩上门写报告。
第一个难题是怎么收集例子。他借口“学习技术”去周边县走访。
去张庄看养鸡的赵师傅。三百多只鸡，手续跑了三趟。“每趟排队半天，这个章那个章。没人护着，隔三差五来检查。上个月说鸡粪不合格，罚二十块。”
陈建国在本上记：张庄赵师傅，养鸡三百只，手续三趟，罚款二十。
赵师傅送到村口：“陈同志，要是能往上反映……反映反映也好。”
去李集镇看做豆腐的刘婶。五十多岁，一个人拉扯孩子。“工商所每月收五块，不开票。税务所的老李，定额税硬说我卖八百斤，交十六块。我说卖不了，他说我偷税。”刘婶手很稳，声音有点抖，“寡妇能咋办？只能给。”
刘婶掏出两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记着收费。陈建国接过放进口袋。
“刘婶，这事……”
“我知道。不怕。你能说就说，不能说算了。”
走了四个乡镇，见了七个个体户。养鸡的、种菜的、做豆腐的、修车的、裁缝、开小卖部的。每人一肚子话，每人都小心。收了十一张纸条，有收费条复印件，有自己记的账，有被退回的申请材料。
第五天出事了。去邻县看种菜大户，刚聊完要走，工商的人骑车过来。
“干啥的？”
“学习技术，种蘑菇的，取经。”
“取经？”那人打量他，“我看你像打听事的。”
菜农赶紧打圆场：“这是跃进大队陈建国，县里典型。”
“典型？”那人皱眉，“问事去所里问。别私下打听。”
陈建国骑车离开。骑出两里地回头，那人还在门口望着。
晚上整理材料，手有点抖。那些纸条、数字、小心的话，加起来是一幅真实图景——上面说的是一套，底下做的另一套。
写作进入第二阶段：怎么写？
摊开稿纸，钢笔吸满墨。第一个字落下又停住。怎么写才能说清问题又保护提供材料的人？怎么写才能尖锐又不算“否定成绩”？
三个晚上写了撕，撕了写。煤油灯熏眼，手指磨出茧。
第四天凌晨父亲进来，端来热水。
“还没睡？”
“写东西。”
“难写？”
“难。说轻了没用，说重了怕惹事。”
父亲沉默一会儿：“你就写，如果上面说的是阳光，为啥照不到背阴处？”
陈建国愣住。
“背阴处的苗也想活。”父亲站起来，“写吧，天快亮了。”
那晚他写下第一句：“本报告基于对7县23位个体经营者的实地走访……”
分四部分写。
第一部分：干得好的。写真实成功案例——赵师傅靠养鸡供孩子上学，刘婶一月挣六十块比在生产队多三倍，修车的李师傅手艺好想带徒弟。改革给了机会，他们抓住了，日子好了。
第二部分：遇到的难处。核心。问题归纳十类：审批繁琐、收费随意、税收定额不公、供销社垄断挤压、地方保护、信贷歧视、检查频繁、罚款弹性、手续不透明、干部吃拿卡要。每类配三个真实案例，用代号，细节真实——时间、地点、金额、对话。
翻开梁书记给的笔记本，找到数据：1983年登记个体户1278户，比去年增45%。但走访估算实际至少两千户，那一千多户为啥没登记？因为“手续太麻烦”“怕露富”“不想惹麻烦”。他把这数字写进去。
第三部分：问题出在哪。写得很谨慎但直白：“上面说的是好的，但到了下头常走样。走样在哪儿？一在想法，有些干部还抱着老一套；二在好处，审批权收费权能带来实惠；三在规矩，没人看着，没人听底下说话。”
第四部分：该咋办。最费心思。不能光说问题，得提办法。写十条：简化审批、公开收费、规范税收、打破垄断、建反映渠道、加强干部学习、保护正当权利、鼓励技术交流、提供借钱支持、定期下去看看。
每条尽量具体。比如“简化审批”，他建议：种地养鸡做小手工的个体户，材料齐了当场办，不用等审批。
写“建反映渠道”时想起方主任的话。加了一句：建议上面、市里、县里设“个体户问题直接报点”，话能直接传上去，不让中间截住。
最后一晚写到凌晨四点。放下笔，手指僵得伸不直。煤油灯油快烧干。
报告87页，四万六千多字。
天亮时装进新牛皮纸档案袋，用糨糊封口。封面写：关于个体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的调研报告（内部资料）。没署名。
按方主任交代，寄到省城指定信箱——不是单位地址，是邮政信箱号。
去县邮局，柜台姑娘扎两条辫子。
“同志，寄信。”
“挂号平信？”
“挂号。”递过档案袋。很厚，得加钱。
姑娘称重贴邮票盖戳。“地址？”
递纸条：省城邮政信箱347号。
姑娘看一眼，没说话，低头登记。戳子“啪”地盖下，声音很响。
从邮局出来，看着邮车开走卷起尘土。报告送出去了，像石头扔进水里。
浪来得快。
三天后县税务局来两人，灰色制服，提公文包。
“陈建国同志，例行检查。看账目。”
“没正式建账，就个小本子记收支。”
“也得看。”
拿出皱巴巴笔记本。上面记着：某月某日买竹竿多少钱，某月某日卖蘑菇多少钱，某月某日发工钱多少钱。简单。
两人看半天，问：这笔支出没发票？那笔收入没入账？一一解释：农民买卖多现金交易没发票；收入当天入账，有时忙记晚了。
查一上午没查出问题。孙同志合上本子：“个体户要规范经营，建正规账。这次没问题，下次注意。”
两人走了。陈建国站在院里看他们背影。这不是例行检查，是敲打。
又过两天信用社老赵打电话，客气但话硬：“小陈，扩建贷款还得等等。最近资金紧张，要优先保障公家单位。”
“赵主任，之前不是说好了？”
“计划赶不上变化嘛。再等等，有消息通知你。”
电话挂了。贷款黄了。
消息在村里传开。王老栓晚上偷偷来，院门外张望半天才进。
“建国，听说……听说你惹事了？信用社不贷款，税务局查账？”
“没事王叔，正常检查。”
“别瞒我。”王老栓压低声音，“有人传，说你在省里乱说话得罪人了。还说……说你要倒霉了。”
“谁说的？”
“就那么传呗。”王老栓眼神躲闪，“建国，你好不容易干起来，可别……可别栽了。二柱现在跟你干，刚走上正道……”
“放心王叔。”
王老栓走了。陈建国坐在院里，初冬风冷刮脸。母亲出来披件棉袄。
“妈，没事。”
“我知道。你想做啥就做。家里不怕。”
弟弟放学回来，书包没放下就问：“哥，同学问我你是不是犯错误了？”
“你咋说？”
“我说我哥没错。我哥是干实事的。”
拍拍弟弟肩膀。
梁书记那边没直接消息，但听说梁书记在县委会上发火，说“有些人不要搞小动作，改革典型要支持不是拆台”。具体说谁不知道。
等最熬人。报告寄出半月，一点回音没有。照常去大棚，指导技术，安排生产。新扩建五十亩地因贷款没下，只能先搭架子，塑料膜暂时不铺。白色竹架立荒地，像一片巨大骨骼。
第二十天，终于来消息。
县邮电局打电话到大队部，说陈建国有长途，省城来的。
骑车去接。方主任打来的，电话有杂音，但语气严肃。
“小陈，报告收到了，很好。但……有变化。”
握紧话筒。
“报告被省里某领导批阅了，震动不小。但引发争论。一派认为揭露问题是为解决问题；另一派认为夸大困难，否定成绩，影响稳定。”
“那报告……”
“暂不公开。但作为‘内部参考’送省委主要领导了。你的工作没白费。”
“方主任，会不会给您惹麻烦？”
电话沉默几秒。“改革不是请客吃饭。有争论正常。你继续做好你的事，示范基地要搞好，那是根本。”
“我明白。”
“还有，”方主任声音压更低，“最近注意一点。有些声音可能会传到你那里。别受影响。”
挂电话在邮电局门口站一会儿。天阴着，像要下雪。
报告有结果了，但结果不是想象那样。没立刻解决问题，没公开推动，成了“内部参考”，引发“争论”。
这就是现实。改革的路从来不是直的。
一周后收到一封信。信封普通，没贴邮票，显然有人直接塞门缝。
拆开，没信纸，只有一张剪报。省报的，前几天二版评论文章，标题《正确认识改革中的主流与支流》。
文章不长，字字刺眼：“在改革开放大好形势下，绝大多数干部群众团结一心……但也要警惕个别现象：少数取得一点成绩的典型，居功自傲，看不到支持，甚至夸大困难，传播负能量……这种倾向需及时纠正，确保沿正确方向前进……”
不点名，但句句像说他。
剪报边缘有人用铅笔写一行小字，很潦草：“有人要对号入座了。小心。”
看着那行字看很久。走到灶房把剪报扔炭盆。火苗窜起，纸瞬间卷曲变黑化成灰。
父亲进来，看看炭盆看看他。
“起风了？”父亲问。
“嗯。”陈建国说，“要变天了。”
窗外乌云从西北压过来，低低贴远处山脊。风刮起来，吹得院里老槐树枝干乱晃，枯叶打旋飞上天。
远处传来隐隐雷声，闷闷的，像从大地深处传来的叹息。
1983年冬天来得格外早。
“省城咋样？”
“讲了该讲的话。”陈建国说，“还接了写报告的活。”
第二天梁书记来了。在院里坐着喝水，临走时说：“听说你在写材料？注意方法。有些事能做不能说，有些话能写不能传。”
陈建国开始了双重生活。
白天管基地扩建。五十亩盐碱地，狗剩带着新人干活。晚上等全家睡了，闩上门写报告。
第一个难题是怎么收集例子。他借口“学习技术”去周边县走访。
去张庄看养鸡的赵师傅。三百多只鸡，手续跑了三趟。“每趟排队半天，这个章那个章。没人护着，隔三差五来检查。上个月说鸡粪不合格，罚二十块。”
陈建国在本上记：张庄赵师傅，养鸡三百只，手续三趟，罚款二十。
赵师傅送到村口：“陈同志，要是能往上反映……反映反映也好。”
去李集镇看做豆腐的刘婶。五十多岁，一个人拉扯孩子。“工商所每月收五块，不开票。税务所的老李，定额税硬说我卖八百斤，交十六块。我说卖不了，他说我偷税。”刘婶手很稳，声音有点抖，“寡妇能咋办？只能给。”
刘婶掏出两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记着收费。陈建国接过放进口袋。
“刘婶，这事……”
“我知道。不怕。你能说就说，不能说算了。”
走了四个乡镇，见了七个个体户。养鸡的、种菜的、做豆腐的、修车的、裁缝、开小卖部的。每人一肚子话，每人都小心。收了十一张纸条，有收费条复印件，有自己记的账，有被退回的申请材料。
第五天出事了。去邻县看种菜大户，刚聊完要走，工商的人骑车过来。
“干啥的？”
“学习技术，种蘑菇的，取经。”
“取经？”那人打量他，“我看你像打听事的。”
菜农赶紧打圆场：“这是跃进大队陈建国，县里典型。”
“典型？”那人皱眉，“问事去所里问。别私下打听。”
陈建国骑车离开。骑出两里地回头，那人还在门口望着。
晚上整理材料，手有点抖。那些纸条、数字、小心的话，加起来是一幅真实图景——上面说的是一套，底下做的另一套。
写作进入第二阶段：怎么写？
摊开稿纸，钢笔吸满墨。第一个字落下又停住。怎么写才能说清问题又保护提供材料的人？怎么写才能尖锐又不算“否定成绩”？
三个晚上写了撕，撕了写。煤油灯熏眼，手指磨出茧。
第四天凌晨父亲进来，端来热水。
“还没睡？”
“写东西。”
“难写？”
“难。说轻了没用，说重了怕惹事。”
父亲沉默一会儿：“你就写，如果上面说的是阳光，为啥照不到背阴处？”
陈建国愣住。
“背阴处的苗也想活。”父亲站起来，“写吧，天快亮了。”
那晚他写下第一句：“本报告基于对7县23位个体经营者的实地走访……”
分四部分写。
第一部分：干得好的。写真实成功案例——赵师傅靠养鸡供孩子上学，刘婶一月挣六十块比在生产队多三倍，修车的李师傅手艺好想带徒弟。改革给了机会，他们抓住了，日子好了。
第二部分：遇到的难处。核心。问题归纳十类：审批繁琐、收费随意、税收定额不公、供销社垄断挤压、地方保护、信贷歧视、检查频繁、罚款弹性、手续不透明、干部吃拿卡要。每类配三个真实案例，用代号，细节真实——时间、地点、金额、对话。
翻开梁书记给的笔记本，找到数据：1983年登记个体户1278户，比去年增45%。但走访估算实际至少两千户，那一千多户为啥没登记？因为“手续太麻烦”“怕露富”“不想惹麻烦”。他把这数字写进去。
第三部分：问题出在哪。写得很谨慎但直白：“上面说的是好的，但到了下头常走样。走样在哪儿？一在想法，有些干部还抱着老一套；二在好处，审批权收费权能带来实惠；三在规矩，没人看着，没人听底下说话。”
第四部分：该咋办。最费心思。不能光说问题，得提办法。写十条：简化审批、公开收费、规范税收、打破垄断、建反映渠道、加强干部学习、保护正当权利、鼓励技术交流、提供借钱支持、定期下去看看。
每条尽量具体。比如“简化审批”，他建议：种地养鸡做小手工的个体户，材料齐了当场办，不用等审批。
写“建反映渠道”时想起方主任的话。加了一句：建议上面、市里、县里设“个体户问题直接报点”，话能直接传上去，不让中间截住。
最后一晚写到凌晨四点。放下笔，手指僵得伸不直。煤油灯油快烧干。
报告87页，四万六千多字。
天亮时装进新牛皮纸档案袋，用糨糊封口。封面写：关于个体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的调研报告（内部资料）。没署名。
按方主任交代，寄到省城指定信箱——不是单位地址，是邮政信箱号。
去县邮局，柜台姑娘扎两条辫子。
“同志，寄信。”
“挂号平信？”
“挂号。”递过档案袋。很厚，得加钱。
姑娘称重贴邮票盖戳。“地址？”
递纸条：省城邮政信箱347号。
姑娘看一眼，没说话，低头登记。戳子“啪”地盖下，声音很响。
从邮局出来，看着邮车开走卷起尘土。报告送出去了，像石头扔进水里。
浪来得快。
三天后县税务局来两人，灰色制服，提公文包。
“陈建国同志，例行检查。看账目。”
“没正式建账，就个小本子记收支。”
“也得看。”
拿出皱巴巴笔记本。上面记着：某月某日买竹竿多少钱，某月某日卖蘑菇多少钱，某月某日发工钱多少钱。简单。
两人看半天，问：这笔支出没发票？那笔收入没入账？一一解释：农民买卖多现金交易没发票；收入当天入账，有时忙记晚了。
查一上午没查出问题。孙同志合上本子：“个体户要规范经营，建正规账。这次没问题，下次注意。”
两人走了。陈建国站在院里看他们背影。这不是例行检查，是敲打。
又过两天信用社老赵打电话，客气但话硬：“小陈，扩建贷款还得等等。最近资金紧张，要优先保障公家单位。”
“赵主任，之前不是说好了？”
“计划赶不上变化嘛。再等等，有消息通知你。”
电话挂了。贷款黄了。
消息在村里传开。王老栓晚上偷偷来，院门外张望半天才进。
“建国，听说……听说你惹事了？信用社不贷款，税务局查账？”
“没事王叔，正常检查。”
“别瞒我。”王老栓压低声音，“有人传，说你在省里乱说话得罪人了。还说……说你要倒霉了。”
“谁说的？”
“就那么传呗。”王老栓眼神躲闪，“建国，你好不容易干起来，可别……可别栽了。二柱现在跟你干，刚走上正道……”
“放心王叔。”
王老栓走了。陈建国坐在院里，初冬风冷刮脸。母亲出来披件棉袄。
“妈，没事。”
“我知道。你想做啥就做。家里不怕。”
弟弟放学回来，书包没放下就问：“哥，同学问我你是不是犯错误了？”
“你咋说？”
“我说我哥没错。我哥是干实事的。”
拍拍弟弟肩膀。
梁书记那边没直接消息，但听说梁书记在县委会上发火，说“有些人不要搞小动作，改革典型要支持不是拆台”。具体说谁不知道。
等最熬人。报告寄出半月，一点回音没有。照常去大棚，指导技术，安排生产。新扩建五十亩地因贷款没下，只能先搭架子，塑料膜暂时不铺。白色竹架立荒地，像一片巨大骨骼。
第二十天，终于来消息。
县邮电局打电话到大队部，说陈建国有长途，省城来的。
骑车去接。方主任打来的，电话有杂音，但语气严肃。
“小陈，报告收到了，很好。但……有变化。”
握紧话筒。
“报告被省里某领导批阅了，震动不小。但引发争论。一派认为揭露问题是为解决问题；另一派认为夸大困难，否定成绩，影响稳定。”
“那报告……”
“暂不公开。但作为‘内部参考’送省委主要领导了。你的工作没白费。”
“方主任，会不会给您惹麻烦？”
电话沉默几秒。“改革不是请客吃饭。有争论正常。你继续做好你的事，示范基地要搞好，那是根本。”
“我明白。”
“还有，”方主任声音压更低，“最近注意一点。有些声音可能会传到你那里。别受影响。”
挂电话在邮电局门口站一会儿。天阴着，像要下雪。
报告有结果了，但结果不是想象那样。没立刻解决问题，没公开推动，成了“内部参考”，引发“争论”。
这就是现实。改革的路从来不是直的。
一周后收到一封信。信封普通，没贴邮票，显然有人直接塞门缝。
拆开，没信纸，只有一张剪报。省报的，前几天二版评论文章，标题《正确认识改革中的主流与支流》。
文章不长，字字刺眼：“在改革开放大好形势下，绝大多数干部群众团结一心……但也要警惕个别现象：少数取得一点成绩的典型，居功自傲，看不到支持，甚至夸大困难，传播负能量……这种倾向需及时纠正，确保沿正确方向前进……”
不点名，但句句像说他。
剪报边缘有人用铅笔写一行小字，很潦草：“有人要对号入座了。小心。”
看着那行字看很久。走到灶房把剪报扔炭盆。火苗窜起，纸瞬间卷曲变黑化成灰。
父亲进来，看看炭盆看看他。
“起风了？”父亲问。
“嗯。”陈建国说，“要变天了。”
窗外乌云从西北压过来，低低贴远处山脊。风刮起来，吹得院里老槐树枝干乱晃，枯叶打旋飞上天。
远处传来隐隐雷声，闷闷的，像从大地深处传来的叹息。
1983年冬天来得格外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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