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西市以南，布政坊、醴泉坊、义宁坊一带。
与“天下译馆”、“四方学馆”区域那种以学问、技艺为核心的、充满理性思辨与实用色彩的忙碌不同，长安城的这一片区域，弥漫着一种更为幽玄、更为多元，也更为热烈的气息。这里是长安的“蕃坊”核心区，也是各种外来宗教汇聚、扎根、传播的中心。随着万国博览会带来的轰动效应，以及大唐朝廷在“天下学”上展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来自世界各地的传教士、僧侣、祭司，如同追寻光亮的飞蛾，更加踊跃地汇聚到这东方帝国的都城。长安，在成为“天下学问之海”的同时，也悄然成为了已知世界的“宗教万神殿”与“信仰博览会”。
行走在这片街巷，仿佛置身于一个浓缩的、流动的信仰地图。
高大巍峨的大慈恩寺、大荐福寺的钟声梵呗，依然是这片土地上最恢宏、最稳定的精神背景音。经过数百年发展，佛教早已深深融入华夏文明的血脉，宗派林立，高僧辈出，译经、讲学、法会不断，香火鼎盛。来自天竺、西域的高僧，与本土大德共参佛法，汉译佛经的洪流仍在“天下译馆”的“梵蕃典籍译场”中奔涌不息。大雁塔下，总有虔诚信徒绕塔祈福，也有远道而来的外国僧侣，仰望塔刹，合十赞叹。
与佛寺的庄严肃穆相比，不远处的几座祆祠（琐罗亚斯德教，又称拜火教）则显得更为神秘。祠内常年燃烧着圣火，祭司（穆护）们身穿白袍，戴着面罩，避免以自己的呼吸玷污圣火，举行着外人难以窥见的仪式。来自波斯、粟特的胡商，是祆教最忠实的信徒，他们在此祈祷生意兴隆，旅途平安。那跃动的火焰，象征着光明与善神阿胡拉·马兹达，在异乡的空气中，静静燃烧。
一座带有明显异域穹顶风格的建筑，是景教寺（基督教聂斯托利派）。自太宗时阿罗本主教将景教传入长安，获准建寺（时称“波斯寺”，后改称“大秦寺”）以来，景教便在长安扎下了根。此刻，寺内正用古叙利亚语（景教礼仪语言）举行着礼拜，颂唱声悠扬而独特。穿着黑色礼袍的景教僧侣（阿罗本的后继者，或新近从波斯、拂菻来的传教士），向信徒们讲述着“弥施诃”（救世主）的教诲。一些好奇的唐人，也会在门外驻足倾听，尽管他们对“三位一体”、“道成肉身”等概念感到困惑，但那十字架标志和关于博爱、救赎的故事，仍吸引着一些寻求不同精神慰藉的心灵。
在更僻静些的街角，可能隐藏着摩尼教的“法堂”。这个源于波斯，揉合了祆教、基督教、佛教等因素，强调光明与黑暗永恒斗争的宗教，在武周时期因其“明尊”信仰暗合“明”字，一度得到官方某种程度的默许或利用。摩尼教的传教士（慕阇、拂多诞等）行事相对隐秘，但其教义中朴素的光明崇拜、严格的素食戒律和独特的绘画艺术（用精美细密画阐释教义），也在部分胡商和少数唐人中悄然传播。
此外，偶尔还能见到一些犹太商人在特定时日聚会祈祷的场所（虽无固定公开会堂，但有私下聚集点），以及来自天竺的印度教苦行僧或学者带来的、对湿婆、毗湿奴的崇拜痕迹（主要通过艺术和哲学思想间接影响）。甚至，随着与大食（阿拉伯）交往的增多，伊斯兰教的信仰也开始被极少数滞留长安的大食商人、使节所坚守，他们每日在寓所朝向西方麦加礼拜，虽然尚未建立公开的礼拜寺，但其独特的信仰和生活习俗，已开始被长安居民所知晓。
不同宗教的建筑、服饰、仪式、颂歌、香火气息，在这片区域内交织、碰撞、共存。走在街上，你可能刚刚避开一位敲着木鱼、口诵佛号的化缘僧，转身就遇见一位祆教祭司匆匆走过，留下淡淡的“豪麻”草（一种用于仪式的植物）气息；耳边还回荡着景教堂的颂唱，目光却被路边胡商店铺中悬挂的、带有摩尼教光明象征的织锦所吸引。这种光怪陆离而又奇异地和谐共处的景象，是长安作为世界性大都会的独特风景，也是这个时代文明开放与包容性的极致体现。
然而，这种“和谐共存”并非没有暗流。教义的根本差异、对信众的争夺、以及对官方认可和支持的渴求，使得不同宗教团体之间，存在着隐性的竞争与摩擦。佛教作为本土化最深、信众最广的外来宗教（此时已几乎被视为本土文化一部分），地位相对超然，但也面临着其他宗教在吸引上层信徒（尤其是胡商和部分寻求新奇的士人）方面的潜在挑战。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则各自凭借其与特定族群（如波斯、粟特、拂菻等）的紧密联系，以及不同的教义吸引力，在有限的范围内发展。如何管理这些外来宗教，防止其传播引发社会冲突（尤其是涉及华人信徒时），同时又能利用其安抚外来族群、展示帝国包容，是对朝廷治理智慧的考验。
这一日，一个前所未有的消息，在长安的宗教圈和士林之中引起了巨大波澜：朝廷有旨，为“彰文明之盛，明教化之道，辨真理之归”，特许于大荐福寺旁的“论议堂”（一处常用于公开讲学、辩论的场所）举办“三教论衡台”。不过，此次的“三教”，并非传统的儒、释、道，而是佛教、景教、祆教（作为波斯系宗教代表）以及道家（作为本土宗教代表）的四方论辩。儒家的代表（几位大儒）将作为“裁正”和“评议”出席。这显然是朝廷，或者说背后推动此事的李瑾，有意安排的一场“宗教博览会”式的公开交流（或较量）。
消息传出，各方震动。佛教高僧认为这是彰显佛法无边、辩才无碍的好机会；景教僧侣既感兴奋（这是向更广泛唐人展示教义的良机），又觉忐忑（毕竟根基尚浅）；祆教祭司则心情复杂，他们通常不主动对外传教，但朝廷旨意难违，且这也关系到本教在唐的地位；道家代表则摩拳擦掌，欲在皇帝（武则天对道教亦有扶持）和万民面前，展露玄门正宗风采。儒家大儒们，则抱着审视和“以正视听”的态度参与。
论辩之日，大荐福寺外人山人海。不仅各教信徒、士子百姓蜂拥而至，连许多外国使节、留学生、商人也前来观看这场东方世界的宗教思想交锋。论议堂内，座无虚席，气氛庄重而热烈。
首先由佛教高僧（例如华严宗或法相宗的一位大德）阐发“缘起性空”、“众生皆可成佛”的教义，逻辑严密，引经据典（主要是汉译佛经），气势恢宏。接着，景教的一位“大德”（可能是主教或资深僧侣）上台，用略带口音的官话，结合译语人的辅助，讲述“天主”创造万物，“弥施诃”降世救赎，以及最后的审判，其教义具有强烈的一神论和救赎色彩，对许多听惯佛教轮回说的唐人来说，颇为新奇。然后是祆教的“穆护”（高阶祭司），他通过译语人，阐述了琐罗亚斯德教的善恶二元论，强调智慧之主阿胡拉·马兹达与黑暗之主的永恒斗争，人的责任在于选择善行、维护纯洁、崇拜圣火，其教义带有浓厚的伦理和现世色彩。最后是道家的一位著名法师，阐述“道法自然”、“清净无为”、“长生久视”之理，并暗中契合了皇室对道教的推崇。
各方阐述完毕，进入互相诘难环节。这才是论辩的高潮，也是最考验智慧与机辩的时刻。
景教僧问佛教高僧：“佛法言众生平等，皆可成佛，然则禽兽亦可成佛否？若可，则与贵教轮回之说，人可堕为畜生，有何分别？若不可，则平等何在？” 问题尖锐，涉及佛教教义内部的某些张力。
佛教高僧从容应答，以“佛性本有，迷悟不同”阐释，区分“有情”与“无情”，并指出轮回并非惩罚，而是业力所致，修行正在于超越轮回。回答巧妙，但台下不少听众已觉深奥。
道家法师则抓住景教“天主创世”说提问：“敢问贵教，天主造万物，那天主由谁所造？若天主无始，则与我道家‘道’生万物，道法自然，有何本质不同？且贵教言天主全知全能全善，然世间为何有恶？此恶亦天主所造乎？” 这直接指向了一神论的核心难题。
景教僧引经据典，以“天主超越时空，非受造”、“人类有自由意志，故可择恶”等标准神学观点回应，但在强调“自然”、“无为”的道家面前，其解释显得有些“刻意”。
祆教穆护的发言相对低调，但提出的问题也颇具特色。他问佛教：“贵教讲空，讲无我，然则行善修行之主体何在？若‘我’为空，谁在轮回，谁在成佛？” 又问道家：“贵教追求长生，然则此身终将腐朽，如何能与天地同久？我教崇奉光明、圣火，正因其纯净、不灭，象征永恒真理。”
佛教以“假名我”、“业力相续”回应；道家则以“形神俱妙”、“与道合真”应对。但祆教强调现世洁净、对抗黑暗的伦理实践，也引起了一些务实士人的共鸣。
儒家大儒作为评议，则更多从社会伦理、王道教化的角度发言。他们肯定佛教的劝善、道家的清静、景教的博爱、祆教的崇洁，但也强调“敬天法祖，忠君孝亲”乃人伦根本，外来宗教不可违背中国礼法，不可废弃人伦，不可干预政事。其立场，代表了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底线。
论辩进行了整整一天，各方引经据典，机锋百出，时而激烈，时而巧妙。台下观众听得如痴如醉，大开眼界。许多唐人第一次如此系统地接触到这些外来宗教的核心教义，虽然大多一知半解，但那种思想碰撞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外国使节和信徒们，则为自己信仰的“亮相”而激动或紧张。
李瑾与狄仁杰坐在二楼一个不引人注目的隔间内，静静观看着这场“宗教大汇演”。
“殿下此举，可谓惊世骇俗。” 狄仁杰低声道，“让诸教公开辩论于大庭广众之下，自古罕有。就不怕教义冲突，引发事端？或使百姓迷惑，无所适从？”
李瑾轻轻摇着手中的折扇（一种新流行起来的，带有“格物院”改进设计的轻便折扇），目光沉静：“狄公，堵不如疏。诸教并存于长安，已是事实。与其让它们在暗地里较劲，或因误解而生事端，不若给它们一个公开、有序的舞台，让它们亮出各自的主张，也让百姓、让朝廷看清楚，它们究竟是什么，有何异同。阳光之下，许多阴暗的心思反而无处藏身。”
“你看，” 李瑾指向台下，“佛教高僧辩才无碍，根基深厚；景教僧侣虽言辞稍逊，但其教义结构严谨，亦有动人之处；祆教穆护低调务实，强调洁净与现世；道家法师则紧扣本土，契合传统。儒家大儒坐镇中央，划定人伦底线。这便是一幅生动的信仰生态图。”
“通过这样的辩论，百姓会看到，这些外来宗教，各有其理，亦各有其限。它们无法动摇‘忠孝仁义’的根基，也无法提供确凿的、统一的‘真理’。最终，大多数人还是会回归到现世的生活，遵从王法，孝敬父母，而将宗教信仰视为个人精神的某种寄托或补充。这反而有助于消解某些极端、狂热的倾向。”
“对于朝廷而言，” 李瑾继续道，“看清了它们的底细，才好管理。我们可以明确：一，所有宗教，必须拥护大唐，遵守唐律，不得干预政务，不得违背基本人伦。二，鼓励其劝善导俗，有益教化的一面。三，严禁其聚众械斗，妖言惑众，损人利己。 在此基础上，允许其各自发展，互为制衡。佛教势大，可用景教、祆教稍作平衡；外来宗教活跃，可用道家、儒家加以牵制。朝廷则超然其上，掌握最终解释权和裁判权。”
狄仁杰若有所思：“殿下是欲以‘辩论’为名，行‘展示’与‘规训’之实？让它们在朝廷设定的框架内活动，彼此竞争，却又都无法逾越雷池？”
“正是此意。” 李瑾点头，“而且，这样的公开交流，本身也是‘天下学’的一部分。宗教信仰，是最深层、最顽固的文化内核之一。通过了解、辨析它们，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来自那些国度的思维方式、行为逻辑，这对于邦交、贸易、乃至边境管理，都有益处。同时，这种开放、自信的态度，允许它们在自己的寺庙、教堂内各拜其神，但在公共领域，必须遵守大唐的规则，这本身就是最强有力的文明自信的宣示。”
这时，楼下的辩论已近尾声。各方虽未能说服对方，但在儒家大儒的总结和朝廷官员的引导下，都表示尊重对方信仰，共遵大唐律法，致力于劝善导俗。一场可能充满火药味的宗教交锋，最终在一种略显疲惫但又保持风度的氛围中落下帷幕。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但所有人都明白，经过这场“论衡”，各教在长安的生存规则和界限，变得更加清晰了。
论辩散场，人群议论纷纷，各自散去。夕阳的余晖洒在荐福寺的塔尖，也洒在祆祠的圣火坛、景教寺的十字架上，给这片信仰交汇之地镀上了一层柔和的色彩。
不久后，朝廷正式颁布诏令，在重申“敬天法祖、忠君孝亲”为根本的前提下，明确允许诸教“各遵所信，无相侵扰”，但需在鸿胪寺下属新设的“蕃教司”登记备案，接受管理；严禁宗教活动干预诉讼、妨碍生产、聚众滋事；鼓励各教翻译其经典中“劝善去恶、有益风化”的部分，但需经“蕃教司”审查；同时，也鼓励各教僧侣、学者，参与“天下译馆”的相关工作，将其教义典籍、哲学思想，作为外来文化的一部分，进行研究和翻译。
这份诏令，既给予了各教合法的生存空间，又划定了明确的红线，并将宗教交流纳入了朝廷主导的文化交流体系之中。长安的“宗教大汇聚”，从此进入了一个更加有序，也更加多元的新阶段。
在荐福寺的暮鼓声中，来自不同寺庙、教堂、祠宇的钟声、颂唱声，此起彼伏，交织成一首奇特的、属于帝国心脏的信仰交响曲。这交响曲中，有竞争，有差异，但在大唐律法和强大文明主体的包容与规制下，最终汇成了一曲独特而恢弘的、属于那个辉煌时代的和声。
与“天下译馆”、“四方学馆”区域那种以学问、技艺为核心的、充满理性思辨与实用色彩的忙碌不同，长安城的这一片区域，弥漫着一种更为幽玄、更为多元，也更为热烈的气息。这里是长安的“蕃坊”核心区，也是各种外来宗教汇聚、扎根、传播的中心。随着万国博览会带来的轰动效应，以及大唐朝廷在“天下学”上展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来自世界各地的传教士、僧侣、祭司，如同追寻光亮的飞蛾，更加踊跃地汇聚到这东方帝国的都城。长安，在成为“天下学问之海”的同时，也悄然成为了已知世界的“宗教万神殿”与“信仰博览会”。
行走在这片街巷，仿佛置身于一个浓缩的、流动的信仰地图。
高大巍峨的大慈恩寺、大荐福寺的钟声梵呗，依然是这片土地上最恢宏、最稳定的精神背景音。经过数百年发展，佛教早已深深融入华夏文明的血脉，宗派林立，高僧辈出，译经、讲学、法会不断，香火鼎盛。来自天竺、西域的高僧，与本土大德共参佛法，汉译佛经的洪流仍在“天下译馆”的“梵蕃典籍译场”中奔涌不息。大雁塔下，总有虔诚信徒绕塔祈福，也有远道而来的外国僧侣，仰望塔刹，合十赞叹。
与佛寺的庄严肃穆相比，不远处的几座祆祠（琐罗亚斯德教，又称拜火教）则显得更为神秘。祠内常年燃烧着圣火，祭司（穆护）们身穿白袍，戴着面罩，避免以自己的呼吸玷污圣火，举行着外人难以窥见的仪式。来自波斯、粟特的胡商，是祆教最忠实的信徒，他们在此祈祷生意兴隆，旅途平安。那跃动的火焰，象征着光明与善神阿胡拉·马兹达，在异乡的空气中，静静燃烧。
一座带有明显异域穹顶风格的建筑，是景教寺（基督教聂斯托利派）。自太宗时阿罗本主教将景教传入长安，获准建寺（时称“波斯寺”，后改称“大秦寺”）以来，景教便在长安扎下了根。此刻，寺内正用古叙利亚语（景教礼仪语言）举行着礼拜，颂唱声悠扬而独特。穿着黑色礼袍的景教僧侣（阿罗本的后继者，或新近从波斯、拂菻来的传教士），向信徒们讲述着“弥施诃”（救世主）的教诲。一些好奇的唐人，也会在门外驻足倾听，尽管他们对“三位一体”、“道成肉身”等概念感到困惑，但那十字架标志和关于博爱、救赎的故事，仍吸引着一些寻求不同精神慰藉的心灵。
在更僻静些的街角，可能隐藏着摩尼教的“法堂”。这个源于波斯，揉合了祆教、基督教、佛教等因素，强调光明与黑暗永恒斗争的宗教，在武周时期因其“明尊”信仰暗合“明”字，一度得到官方某种程度的默许或利用。摩尼教的传教士（慕阇、拂多诞等）行事相对隐秘，但其教义中朴素的光明崇拜、严格的素食戒律和独特的绘画艺术（用精美细密画阐释教义），也在部分胡商和少数唐人中悄然传播。
此外，偶尔还能见到一些犹太商人在特定时日聚会祈祷的场所（虽无固定公开会堂，但有私下聚集点），以及来自天竺的印度教苦行僧或学者带来的、对湿婆、毗湿奴的崇拜痕迹（主要通过艺术和哲学思想间接影响）。甚至，随着与大食（阿拉伯）交往的增多，伊斯兰教的信仰也开始被极少数滞留长安的大食商人、使节所坚守，他们每日在寓所朝向西方麦加礼拜，虽然尚未建立公开的礼拜寺，但其独特的信仰和生活习俗，已开始被长安居民所知晓。
不同宗教的建筑、服饰、仪式、颂歌、香火气息，在这片区域内交织、碰撞、共存。走在街上，你可能刚刚避开一位敲着木鱼、口诵佛号的化缘僧，转身就遇见一位祆教祭司匆匆走过，留下淡淡的“豪麻”草（一种用于仪式的植物）气息；耳边还回荡着景教堂的颂唱，目光却被路边胡商店铺中悬挂的、带有摩尼教光明象征的织锦所吸引。这种光怪陆离而又奇异地和谐共处的景象，是长安作为世界性大都会的独特风景，也是这个时代文明开放与包容性的极致体现。
然而，这种“和谐共存”并非没有暗流。教义的根本差异、对信众的争夺、以及对官方认可和支持的渴求，使得不同宗教团体之间，存在着隐性的竞争与摩擦。佛教作为本土化最深、信众最广的外来宗教（此时已几乎被视为本土文化一部分），地位相对超然，但也面临着其他宗教在吸引上层信徒（尤其是胡商和部分寻求新奇的士人）方面的潜在挑战。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则各自凭借其与特定族群（如波斯、粟特、拂菻等）的紧密联系，以及不同的教义吸引力，在有限的范围内发展。如何管理这些外来宗教，防止其传播引发社会冲突（尤其是涉及华人信徒时），同时又能利用其安抚外来族群、展示帝国包容，是对朝廷治理智慧的考验。
这一日，一个前所未有的消息，在长安的宗教圈和士林之中引起了巨大波澜：朝廷有旨，为“彰文明之盛，明教化之道，辨真理之归”，特许于大荐福寺旁的“论议堂”（一处常用于公开讲学、辩论的场所）举办“三教论衡台”。不过，此次的“三教”，并非传统的儒、释、道，而是佛教、景教、祆教（作为波斯系宗教代表）以及道家（作为本土宗教代表）的四方论辩。儒家的代表（几位大儒）将作为“裁正”和“评议”出席。这显然是朝廷，或者说背后推动此事的李瑾，有意安排的一场“宗教博览会”式的公开交流（或较量）。
消息传出，各方震动。佛教高僧认为这是彰显佛法无边、辩才无碍的好机会；景教僧侣既感兴奋（这是向更广泛唐人展示教义的良机），又觉忐忑（毕竟根基尚浅）；祆教祭司则心情复杂，他们通常不主动对外传教，但朝廷旨意难违，且这也关系到本教在唐的地位；道家代表则摩拳擦掌，欲在皇帝（武则天对道教亦有扶持）和万民面前，展露玄门正宗风采。儒家大儒们，则抱着审视和“以正视听”的态度参与。
论辩之日，大荐福寺外人山人海。不仅各教信徒、士子百姓蜂拥而至，连许多外国使节、留学生、商人也前来观看这场东方世界的宗教思想交锋。论议堂内，座无虚席，气氛庄重而热烈。
首先由佛教高僧（例如华严宗或法相宗的一位大德）阐发“缘起性空”、“众生皆可成佛”的教义，逻辑严密，引经据典（主要是汉译佛经），气势恢宏。接着，景教的一位“大德”（可能是主教或资深僧侣）上台，用略带口音的官话，结合译语人的辅助，讲述“天主”创造万物，“弥施诃”降世救赎，以及最后的审判，其教义具有强烈的一神论和救赎色彩，对许多听惯佛教轮回说的唐人来说，颇为新奇。然后是祆教的“穆护”（高阶祭司），他通过译语人，阐述了琐罗亚斯德教的善恶二元论，强调智慧之主阿胡拉·马兹达与黑暗之主的永恒斗争，人的责任在于选择善行、维护纯洁、崇拜圣火，其教义带有浓厚的伦理和现世色彩。最后是道家的一位著名法师，阐述“道法自然”、“清净无为”、“长生久视”之理，并暗中契合了皇室对道教的推崇。
各方阐述完毕，进入互相诘难环节。这才是论辩的高潮，也是最考验智慧与机辩的时刻。
景教僧问佛教高僧：“佛法言众生平等，皆可成佛，然则禽兽亦可成佛否？若可，则与贵教轮回之说，人可堕为畜生，有何分别？若不可，则平等何在？” 问题尖锐，涉及佛教教义内部的某些张力。
佛教高僧从容应答，以“佛性本有，迷悟不同”阐释，区分“有情”与“无情”，并指出轮回并非惩罚，而是业力所致，修行正在于超越轮回。回答巧妙，但台下不少听众已觉深奥。
道家法师则抓住景教“天主创世”说提问：“敢问贵教，天主造万物，那天主由谁所造？若天主无始，则与我道家‘道’生万物，道法自然，有何本质不同？且贵教言天主全知全能全善，然世间为何有恶？此恶亦天主所造乎？” 这直接指向了一神论的核心难题。
景教僧引经据典，以“天主超越时空，非受造”、“人类有自由意志，故可择恶”等标准神学观点回应，但在强调“自然”、“无为”的道家面前，其解释显得有些“刻意”。
祆教穆护的发言相对低调，但提出的问题也颇具特色。他问佛教：“贵教讲空，讲无我，然则行善修行之主体何在？若‘我’为空，谁在轮回，谁在成佛？” 又问道家：“贵教追求长生，然则此身终将腐朽，如何能与天地同久？我教崇奉光明、圣火，正因其纯净、不灭，象征永恒真理。”
佛教以“假名我”、“业力相续”回应；道家则以“形神俱妙”、“与道合真”应对。但祆教强调现世洁净、对抗黑暗的伦理实践，也引起了一些务实士人的共鸣。
儒家大儒作为评议，则更多从社会伦理、王道教化的角度发言。他们肯定佛教的劝善、道家的清静、景教的博爱、祆教的崇洁，但也强调“敬天法祖，忠君孝亲”乃人伦根本，外来宗教不可违背中国礼法，不可废弃人伦，不可干预政事。其立场，代表了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底线。
论辩进行了整整一天，各方引经据典，机锋百出，时而激烈，时而巧妙。台下观众听得如痴如醉，大开眼界。许多唐人第一次如此系统地接触到这些外来宗教的核心教义，虽然大多一知半解，但那种思想碰撞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外国使节和信徒们，则为自己信仰的“亮相”而激动或紧张。
李瑾与狄仁杰坐在二楼一个不引人注目的隔间内，静静观看着这场“宗教大汇演”。
“殿下此举，可谓惊世骇俗。” 狄仁杰低声道，“让诸教公开辩论于大庭广众之下，自古罕有。就不怕教义冲突，引发事端？或使百姓迷惑，无所适从？”
李瑾轻轻摇着手中的折扇（一种新流行起来的，带有“格物院”改进设计的轻便折扇），目光沉静：“狄公，堵不如疏。诸教并存于长安，已是事实。与其让它们在暗地里较劲，或因误解而生事端，不若给它们一个公开、有序的舞台，让它们亮出各自的主张，也让百姓、让朝廷看清楚，它们究竟是什么，有何异同。阳光之下，许多阴暗的心思反而无处藏身。”
“你看，” 李瑾指向台下，“佛教高僧辩才无碍，根基深厚；景教僧侣虽言辞稍逊，但其教义结构严谨，亦有动人之处；祆教穆护低调务实，强调洁净与现世；道家法师则紧扣本土，契合传统。儒家大儒坐镇中央，划定人伦底线。这便是一幅生动的信仰生态图。”
“通过这样的辩论，百姓会看到，这些外来宗教，各有其理，亦各有其限。它们无法动摇‘忠孝仁义’的根基，也无法提供确凿的、统一的‘真理’。最终，大多数人还是会回归到现世的生活，遵从王法，孝敬父母，而将宗教信仰视为个人精神的某种寄托或补充。这反而有助于消解某些极端、狂热的倾向。”
“对于朝廷而言，” 李瑾继续道，“看清了它们的底细，才好管理。我们可以明确：一，所有宗教，必须拥护大唐，遵守唐律，不得干预政务，不得违背基本人伦。二，鼓励其劝善导俗，有益教化的一面。三，严禁其聚众械斗，妖言惑众，损人利己。 在此基础上，允许其各自发展，互为制衡。佛教势大，可用景教、祆教稍作平衡；外来宗教活跃，可用道家、儒家加以牵制。朝廷则超然其上，掌握最终解释权和裁判权。”
狄仁杰若有所思：“殿下是欲以‘辩论’为名，行‘展示’与‘规训’之实？让它们在朝廷设定的框架内活动，彼此竞争，却又都无法逾越雷池？”
“正是此意。” 李瑾点头，“而且，这样的公开交流，本身也是‘天下学’的一部分。宗教信仰，是最深层、最顽固的文化内核之一。通过了解、辨析它们，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来自那些国度的思维方式、行为逻辑，这对于邦交、贸易、乃至边境管理，都有益处。同时，这种开放、自信的态度，允许它们在自己的寺庙、教堂内各拜其神，但在公共领域，必须遵守大唐的规则，这本身就是最强有力的文明自信的宣示。”
这时，楼下的辩论已近尾声。各方虽未能说服对方，但在儒家大儒的总结和朝廷官员的引导下，都表示尊重对方信仰，共遵大唐律法，致力于劝善导俗。一场可能充满火药味的宗教交锋，最终在一种略显疲惫但又保持风度的氛围中落下帷幕。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但所有人都明白，经过这场“论衡”，各教在长安的生存规则和界限，变得更加清晰了。
论辩散场，人群议论纷纷，各自散去。夕阳的余晖洒在荐福寺的塔尖，也洒在祆祠的圣火坛、景教寺的十字架上，给这片信仰交汇之地镀上了一层柔和的色彩。
不久后，朝廷正式颁布诏令，在重申“敬天法祖、忠君孝亲”为根本的前提下，明确允许诸教“各遵所信，无相侵扰”，但需在鸿胪寺下属新设的“蕃教司”登记备案，接受管理；严禁宗教活动干预诉讼、妨碍生产、聚众滋事；鼓励各教翻译其经典中“劝善去恶、有益风化”的部分，但需经“蕃教司”审查；同时，也鼓励各教僧侣、学者，参与“天下译馆”的相关工作，将其教义典籍、哲学思想，作为外来文化的一部分，进行研究和翻译。
这份诏令，既给予了各教合法的生存空间，又划定了明确的红线，并将宗教交流纳入了朝廷主导的文化交流体系之中。长安的“宗教大汇聚”，从此进入了一个更加有序，也更加多元的新阶段。
在荐福寺的暮鼓声中，来自不同寺庙、教堂、祠宇的钟声、颂唱声，此起彼伏，交织成一首奇特的、属于帝国心脏的信仰交响曲。这交响曲中，有竞争，有差异，但在大唐律法和强大文明主体的包容与规制下，最终汇成了一曲独特而恢弘的、属于那个辉煌时代的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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