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宸殿内那场关于“摊丁入亩，士绅一体纳粮”的激烈朝争，其内容与过程，如同投入滚烫油锅的冰水，在极致的死寂后，迸发出惊天动地的爆裂与沸腾，并迅速以超乎想象的速度，传遍了神都洛阳的每一个角落，进而如同瘟疫般，沿着帝国的驿道、商路、信使乃至人们交头接耳的口舌，蔓延向四方州县，席卷了整个统治阶层，真正引发了“天下哗然”。
在洛阳， 消息最先在高级官员的府邸、清贵云集的坊间、以及太学和国子监中炸开。与朝堂上那些或基于理念、或囿于利益的公开反对不同，私下的议论更加赤裸、更加激愤，也更多了几分惶恐与绝望。
“剜心之痛，莫过于此！” 一位致仕在家的前礼部侍郎，在听闻消息的当晚，便将书房内珍藏的一方前朝端砚摔得粉碎，对着来访的故旧门生，老泪纵横，“自汉举孝廉，魏晋九品，至本朝科举，士之所以为士，不独在诗书功名，更在优免徭役，不纳丁粮，此乃朝廷优渥，礼遇斯文之根本！ 如今，竟要我等与贩夫走卒、佃户力役同列，一体纳粮？羞先人矣！辱斯文极矣！ 太子……太子这是要绝天下读书人之望，毁我华夏千年道统啊！”
他的悲号，代表了许多传统士大夫的心声。对他们而言，“士绅一体纳粮”绝非简单的经济负担增加（尽管这同样令人肉痛），更是对其身份、地位、尊严的根本性挑战和侮辱。将“士”与“民”在赋税上等同，打破了他们心中最神圣的等级界限，动摇了他们安身立命的根基。
“何止是辱没斯文？” 另一位在御史台任职的官员，在平康坊的酒楼密室内，对着几位同僚咬牙切齿，压低声音道，“这是要绝我辈之生路，断我族之根基！诸位想想，你我家中，哪家没有千百亩田地靠着优免维持？族人繁衍，书院祭祀，子弟读书科举，交际应酬，哪一项不靠田租？一旦一体纳粮，赋税骤增，家业如何维系？族学如何供养？那些依附的佃户、荫户，见此情形，岂不离心？此乃釜底抽薪，是要将吾等连根拔起！ 太子其心……可诛！”
经济利益与身份危机交织，让恐惧和愤怒成倍放大。他们开始更加紧密地串联，不仅仅是在朝的官员，还包括那些致仕的元老、地方上有影响力的士绅、乃至与士绅利益深度绑定的富商巨贾。一封封言辞恳切（或激烈）的信件从洛阳飞向各地，或痛陈利害，或商讨对策，或请求地方亲朋故旧联手施压。
在太学和国子监， 学子们的反应则出现了惊人的分裂。出身寒门、家无多少恒产的学子，对此政策反应相对平静，甚至隐隐有些快意。他们苦读的目的本就是为了改变命运，获得特权，但此刻政策尚未实施，且针对的是已有功名田产者，他们暂时还是“民”的身份。一些人私下议论：“早该如此！那些膏粱子弟，坐拥良田千顷，不纳粮，不应役，反倒瞧不起我等寒窗苦读。如今朝廷要他们纳粮，方知民生多艰！” 他们对“士绅一体纳粮”背后的“公平”理念，有着本能的认同。
然而，那些出身官宦世家、地方豪族的学子，则如丧考妣。他们自幼耳濡目染的便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而读书高的具体体现之一，便是“优免”。如今这“高”即将被打落凡尘，与庶民同税，巨大的失落感和恐慌感攫住了他们。一些人聚在一起，痛骂太子“苛酷”、“与民（实则是与士）争利”，甚至有人写下激烈的诗文，抨击朝政，虽不敢公开刊印，却在学子间悄悄流传。更有些激进的，开始联络同乡、同窗，商议联名上书，或寻找在朝的父兄亲朋，陈情反对。
消息传到地方，引发的震动更是天翻地覆。 尤其是在那些土地兼并严重、士绅势力盘根错节的地区，如关中、河北、山东、江南，几乎是瞬间就点燃了压抑已久的怒火与恐慌。
在江南苏州， 一座临河的精致园林内，十余位身着绸衫、气度不凡的士绅秘密聚集。他们是本地最大的丝商、米商，同时也是拥有数千乃至上万亩良田的大地主，家族中不乏举人、进士，甚至有人在朝为官。园内丝竹之声早已停歇，取而代之的是压抑的愤怒与密谋的低语。
“欺人太甚！” 一位须发花白的老者，用拐杖重重顿地，他是致仕的布政使参议，家族田产遍布三县，“清丈田亩，已是刮地三尺，如今竟要一体纳粮？我那八千亩水田，若按新法纳粮，一年便要凭空多出上万两银子！这是要吸干我等的血髓啊！”
“何止是血髓？” 另一位脸色阴沉的中年士绅接口，他是本地最大钱庄的东家，同时也是拥有大量“寄庄田”（将田产寄于他人名下以避税）的大地主，“太子此议，分明是重农抑商之故智，行杀鸡取卵之实！朝廷近年开拓海贸，鼓励工商，我等亦捐输报效，不遗余力。如今工商之税未减，反要加征田赋？天下哪有这般道理？莫非真以为我江南士绅是泥捏的不成？”
“朝廷这是要逼反我等！” 一个年轻气盛的声音响起，是本地新科举人，家族亦是豪富，“关中、山东那些军功世家、百年门阀，或许还能靠着祖荫、军权硬顶。我等江南士绅，向来以诗书传家，以财富立世，如今朝廷既要断我诗书之望（指优免特权维系的文化地位），又要夺我财富之基，是可忍孰不可忍！不如……”
“噤声！” 为首的一位致仕京官，曾任户部郎中，对朝局更为熟悉，厉声制止了年轻人的冲动之言，“慎言！造·反二字，也是能轻易出口的？” 他环视众人，压低声音道，“朝廷此议，尚在争议，未成定法。太子与武后虽势大，却也非铁板一块。朝中反对之声甚烈，狄仁杰、魏元忠等重臣亦未明确表态。此乃生死存亡之秋，吾等不可自乱阵脚，亦不可鲁莽行事。”
“那依兄台之见，该当如何？” 有人急问。
“其一，联络。 速与松江、杭州、湖州、常州等地士绅互通声气，江南同气连枝，共进共退。同时，立刻修书给在朝的同乡、同年、座师，陈明利害，请他们在朝堂力争，务必阻止此议通过。”
“其二，造势。 可暗中资助那些在野的名士、宿儒，撰写文章，刊印小册，从‘礼法’、‘祖制’、‘国本’、‘养士’入手，痛陈此议之非，将其与‘暴秦’、‘苛政’相比，在士林、民间制造舆论。洛阳、长安的那些小报，只要能出得起价钱，亦可利用。务必将太子与武后，描摹成不遵礼法、不恤士人、与民（实则是与士绅）争利的暴君苛臣形象。”
“其三，施压。 我江南乃天下财赋重地，朝廷用度，三分有一仰赖东南。可暗中串联各大行会、商会，以‘新政扰民，商路不畅，恐影响今年漕粮、丝绸、茶叶贡赋’为辞，向地方官府，乃至朝廷户部、漕司施压。 亦可鼓动一些依附的佃户、织工，制造些小的‘事端’，让朝廷看到，江南不稳，则天下不稳！”
“其四，拖延。 清丈之事，已在推行，难以硬阻。但可在具体执行中，阳奉阴违，拖延塞责。丈量数据可以做手脚，田亩等级可以混淆，鱼鳞图册可以‘遗失’、‘损毁’。总之，能拖一时是一时，拖到朝中政局有变，或陛下、太子顶不住压力收回成命！”
这位前户部郎中的谋划，阴狠而老辣，直指要害。在座众人纷纷点头，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有愤怒，有恐惧，也有一丝绝地求生的狠厉。江南士绅，这个以财富和文化著称的集团，在触及根本利益时，展现出了惊人的动员能力和政治手腕。
类似的情景，在关中豪强的堡寨、在山东世家的祠堂、在河北军功家族的庄园里，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激烈程度，同时上演着。 他们或许会互相鄙视（关陇军事贵族看不起江南文人士绅，山东世家又自诩血统高贵），但在“士绅一体纳粮”这个共同的大敌面前，迅速找到了共同的利益和语言。一封封密信在各地飞驰，一个个或明或暗的联盟在形成。反对的声浪，从朝堂蔓延到地方，从公开的奏疏演变为地下的串联、舆论的煽动和软性的抵抗。
这股汹涌的暗流，很快便以各种形式，反馈到了长安的决策中心。
政事堂内，关于新法细则的争论异常激烈，几乎每日不歇。狄仁杰作为主持者，焦头烂额。反对派官员引经据典，哭天抢地，甚至以辞官相威胁。支持者（主要是部分寒门出身、理念较新的官员，以及被李瑾说服的务实派）则据理力争，但人数和声势上明显处于下风。更让狄仁杰忧心的是，地方上关于清丈工作受阻、甚至发生小规模冲突的报告越来越多，其中不少明显有地方豪强在背后煽动的痕迹。而来自江南、山东等地关于“民情汹汹”、“商路不畅”的奏报也雪片般飞来，虽然语焉不详，但其中的威胁意味不言而喻。
甚至连宫廷之内，也感受到了这股压力。 一些与地方世家有姻亲关系的嫔妃、宦官，开始在各种场合，用各种方式，委婉或直接地向武则天进言，诉说新法之“酷烈”，可能引发“民变”，动摇国本。太子李弘，武则天的长子，性格仁厚，深受儒家传统教育影响，且与许多世家大族关系密切，在几次问安时，也流露出对“士绅一体纳粮”可能导致“士林离心”、“天下动荡”的深深忧虑，虽然未直接反对，但其态度已让武则天和李瑾感到不悦和警惕。
而民间的舆论场，在反对势力的暗中推动和资助下，也开始迅速转向。 一些原本就对新政、对“牝鸡司晨”心怀不满的守旧文人，捉刀代笔，写下大量抨击文章、诗词、匿名揭帖。他们不敢直接攻击武则天，便将矛头集中对准了提出“祸·国殃民之策”的太子李瑾和户部尚书裴延庆。李瑾被描绘成“年幼无知，受奸佞蛊惑，妄改祖制，荼毒士林”的昏聩储君；裴延庆则是“刻薄寡恩，媚上邀宠，欲陷陛下于不义”的酷吏。这些文章以手抄本、私印小册的形式在士人中流传，甚至有些胆大的小报，也采用影射、比喻的方式，含沙射影地批评朝政。
“商鞅刻薄，卒遭车裂；王莽改制，身死国灭。 前车之鉴，可不慎乎？” 一篇文章如此写道，虽未点名，但时人皆知其所指。
更有一些流言在底层百姓中悄然传播，将清丈田亩、一体纳粮与“加赋”、“盘剥”简单地划上等号，煽动不明真相的农民对朝廷产生不满。尽管朝廷的《神都旬报》和一些支持改革的小报尽力解释新政旨在“均平赋役”、“减轻无地少地者负担”，但在反对派有组织、有资源的舆论攻势下，这些声音显得相对微弱。普通百姓大多懵懂，只听说“要加税了”，便本能地感到恐慌。
“天下哗然”，这四个字，不再是一种形容，而是一种正在迅速蔓延、不断发酵的可怕现实。 反对的声浪从士绅阶层这个帝国统治的基础中喷涌而出，裹挟着经济利益的受损、身份特权的失落、文化尊严的受辱，以及被精心煽动和扭曲的民意，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从四面八方，狠狠拍向洛阳城，拍向紫宸殿，拍向那个高高在上的、试图动摇千年积弊的母子组合。
李瑾站在东宫的阁楼上，望着远处暮色中沉郁的洛阳城。风中似乎带来了各地反对声浪的气息，带来了御案上堆积如山的抗议奏章，带来了政事堂内无休止的争吵，也带来了母亲武则天那双越来越深沉、越来越难以揣度的眼眸。
他知道，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士绅一体纳粮”这把刀，已经砍了下去，伤口已然撕开，脓血正在涌出。接下来，要么彻底剜去腐肉，要么被反噬的毒力所淹没。他没有退路，他的母亲，那位至高无上的女帝，似乎也已下定了决心。
“就让这哗然之声，更响亮些吧。” 李瑾低声自语，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冰凉的栏杆，“不破不立。这潭死水，是该用惊雷炸开了。”
夜色，笼罩了洛阳，也笼罩在每一个因“士绅一体纳粮”而心潮起伏的人心头。无人能够安眠。
在洛阳， 消息最先在高级官员的府邸、清贵云集的坊间、以及太学和国子监中炸开。与朝堂上那些或基于理念、或囿于利益的公开反对不同，私下的议论更加赤裸、更加激愤，也更多了几分惶恐与绝望。
“剜心之痛，莫过于此！” 一位致仕在家的前礼部侍郎，在听闻消息的当晚，便将书房内珍藏的一方前朝端砚摔得粉碎，对着来访的故旧门生，老泪纵横，“自汉举孝廉，魏晋九品，至本朝科举，士之所以为士，不独在诗书功名，更在优免徭役，不纳丁粮，此乃朝廷优渥，礼遇斯文之根本！ 如今，竟要我等与贩夫走卒、佃户力役同列，一体纳粮？羞先人矣！辱斯文极矣！ 太子……太子这是要绝天下读书人之望，毁我华夏千年道统啊！”
他的悲号，代表了许多传统士大夫的心声。对他们而言，“士绅一体纳粮”绝非简单的经济负担增加（尽管这同样令人肉痛），更是对其身份、地位、尊严的根本性挑战和侮辱。将“士”与“民”在赋税上等同，打破了他们心中最神圣的等级界限，动摇了他们安身立命的根基。
“何止是辱没斯文？” 另一位在御史台任职的官员，在平康坊的酒楼密室内，对着几位同僚咬牙切齿，压低声音道，“这是要绝我辈之生路，断我族之根基！诸位想想，你我家中，哪家没有千百亩田地靠着优免维持？族人繁衍，书院祭祀，子弟读书科举，交际应酬，哪一项不靠田租？一旦一体纳粮，赋税骤增，家业如何维系？族学如何供养？那些依附的佃户、荫户，见此情形，岂不离心？此乃釜底抽薪，是要将吾等连根拔起！ 太子其心……可诛！”
经济利益与身份危机交织，让恐惧和愤怒成倍放大。他们开始更加紧密地串联，不仅仅是在朝的官员，还包括那些致仕的元老、地方上有影响力的士绅、乃至与士绅利益深度绑定的富商巨贾。一封封言辞恳切（或激烈）的信件从洛阳飞向各地，或痛陈利害，或商讨对策，或请求地方亲朋故旧联手施压。
在太学和国子监， 学子们的反应则出现了惊人的分裂。出身寒门、家无多少恒产的学子，对此政策反应相对平静，甚至隐隐有些快意。他们苦读的目的本就是为了改变命运，获得特权，但此刻政策尚未实施，且针对的是已有功名田产者，他们暂时还是“民”的身份。一些人私下议论：“早该如此！那些膏粱子弟，坐拥良田千顷，不纳粮，不应役，反倒瞧不起我等寒窗苦读。如今朝廷要他们纳粮，方知民生多艰！” 他们对“士绅一体纳粮”背后的“公平”理念，有着本能的认同。
然而，那些出身官宦世家、地方豪族的学子，则如丧考妣。他们自幼耳濡目染的便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而读书高的具体体现之一，便是“优免”。如今这“高”即将被打落凡尘，与庶民同税，巨大的失落感和恐慌感攫住了他们。一些人聚在一起，痛骂太子“苛酷”、“与民（实则是与士）争利”，甚至有人写下激烈的诗文，抨击朝政，虽不敢公开刊印，却在学子间悄悄流传。更有些激进的，开始联络同乡、同窗，商议联名上书，或寻找在朝的父兄亲朋，陈情反对。
消息传到地方，引发的震动更是天翻地覆。 尤其是在那些土地兼并严重、士绅势力盘根错节的地区，如关中、河北、山东、江南，几乎是瞬间就点燃了压抑已久的怒火与恐慌。
在江南苏州， 一座临河的精致园林内，十余位身着绸衫、气度不凡的士绅秘密聚集。他们是本地最大的丝商、米商，同时也是拥有数千乃至上万亩良田的大地主，家族中不乏举人、进士，甚至有人在朝为官。园内丝竹之声早已停歇，取而代之的是压抑的愤怒与密谋的低语。
“欺人太甚！” 一位须发花白的老者，用拐杖重重顿地，他是致仕的布政使参议，家族田产遍布三县，“清丈田亩，已是刮地三尺，如今竟要一体纳粮？我那八千亩水田，若按新法纳粮，一年便要凭空多出上万两银子！这是要吸干我等的血髓啊！”
“何止是血髓？” 另一位脸色阴沉的中年士绅接口，他是本地最大钱庄的东家，同时也是拥有大量“寄庄田”（将田产寄于他人名下以避税）的大地主，“太子此议，分明是重农抑商之故智，行杀鸡取卵之实！朝廷近年开拓海贸，鼓励工商，我等亦捐输报效，不遗余力。如今工商之税未减，反要加征田赋？天下哪有这般道理？莫非真以为我江南士绅是泥捏的不成？”
“朝廷这是要逼反我等！” 一个年轻气盛的声音响起，是本地新科举人，家族亦是豪富，“关中、山东那些军功世家、百年门阀，或许还能靠着祖荫、军权硬顶。我等江南士绅，向来以诗书传家，以财富立世，如今朝廷既要断我诗书之望（指优免特权维系的文化地位），又要夺我财富之基，是可忍孰不可忍！不如……”
“噤声！” 为首的一位致仕京官，曾任户部郎中，对朝局更为熟悉，厉声制止了年轻人的冲动之言，“慎言！造·反二字，也是能轻易出口的？” 他环视众人，压低声音道，“朝廷此议，尚在争议，未成定法。太子与武后虽势大，却也非铁板一块。朝中反对之声甚烈，狄仁杰、魏元忠等重臣亦未明确表态。此乃生死存亡之秋，吾等不可自乱阵脚，亦不可鲁莽行事。”
“那依兄台之见，该当如何？” 有人急问。
“其一，联络。 速与松江、杭州、湖州、常州等地士绅互通声气，江南同气连枝，共进共退。同时，立刻修书给在朝的同乡、同年、座师，陈明利害，请他们在朝堂力争，务必阻止此议通过。”
“其二，造势。 可暗中资助那些在野的名士、宿儒，撰写文章，刊印小册，从‘礼法’、‘祖制’、‘国本’、‘养士’入手，痛陈此议之非，将其与‘暴秦’、‘苛政’相比，在士林、民间制造舆论。洛阳、长安的那些小报，只要能出得起价钱，亦可利用。务必将太子与武后，描摹成不遵礼法、不恤士人、与民（实则是与士绅）争利的暴君苛臣形象。”
“其三，施压。 我江南乃天下财赋重地，朝廷用度，三分有一仰赖东南。可暗中串联各大行会、商会，以‘新政扰民，商路不畅，恐影响今年漕粮、丝绸、茶叶贡赋’为辞，向地方官府，乃至朝廷户部、漕司施压。 亦可鼓动一些依附的佃户、织工，制造些小的‘事端’，让朝廷看到，江南不稳，则天下不稳！”
“其四，拖延。 清丈之事，已在推行，难以硬阻。但可在具体执行中，阳奉阴违，拖延塞责。丈量数据可以做手脚，田亩等级可以混淆，鱼鳞图册可以‘遗失’、‘损毁’。总之，能拖一时是一时，拖到朝中政局有变，或陛下、太子顶不住压力收回成命！”
这位前户部郎中的谋划，阴狠而老辣，直指要害。在座众人纷纷点头，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有愤怒，有恐惧，也有一丝绝地求生的狠厉。江南士绅，这个以财富和文化著称的集团，在触及根本利益时，展现出了惊人的动员能力和政治手腕。
类似的情景，在关中豪强的堡寨、在山东世家的祠堂、在河北军功家族的庄园里，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激烈程度，同时上演着。 他们或许会互相鄙视（关陇军事贵族看不起江南文人士绅，山东世家又自诩血统高贵），但在“士绅一体纳粮”这个共同的大敌面前，迅速找到了共同的利益和语言。一封封密信在各地飞驰，一个个或明或暗的联盟在形成。反对的声浪，从朝堂蔓延到地方，从公开的奏疏演变为地下的串联、舆论的煽动和软性的抵抗。
这股汹涌的暗流，很快便以各种形式，反馈到了长安的决策中心。
政事堂内，关于新法细则的争论异常激烈，几乎每日不歇。狄仁杰作为主持者，焦头烂额。反对派官员引经据典，哭天抢地，甚至以辞官相威胁。支持者（主要是部分寒门出身、理念较新的官员，以及被李瑾说服的务实派）则据理力争，但人数和声势上明显处于下风。更让狄仁杰忧心的是，地方上关于清丈工作受阻、甚至发生小规模冲突的报告越来越多，其中不少明显有地方豪强在背后煽动的痕迹。而来自江南、山东等地关于“民情汹汹”、“商路不畅”的奏报也雪片般飞来，虽然语焉不详，但其中的威胁意味不言而喻。
甚至连宫廷之内，也感受到了这股压力。 一些与地方世家有姻亲关系的嫔妃、宦官，开始在各种场合，用各种方式，委婉或直接地向武则天进言，诉说新法之“酷烈”，可能引发“民变”，动摇国本。太子李弘，武则天的长子，性格仁厚，深受儒家传统教育影响，且与许多世家大族关系密切，在几次问安时，也流露出对“士绅一体纳粮”可能导致“士林离心”、“天下动荡”的深深忧虑，虽然未直接反对，但其态度已让武则天和李瑾感到不悦和警惕。
而民间的舆论场，在反对势力的暗中推动和资助下，也开始迅速转向。 一些原本就对新政、对“牝鸡司晨”心怀不满的守旧文人，捉刀代笔，写下大量抨击文章、诗词、匿名揭帖。他们不敢直接攻击武则天，便将矛头集中对准了提出“祸·国殃民之策”的太子李瑾和户部尚书裴延庆。李瑾被描绘成“年幼无知，受奸佞蛊惑，妄改祖制，荼毒士林”的昏聩储君；裴延庆则是“刻薄寡恩，媚上邀宠，欲陷陛下于不义”的酷吏。这些文章以手抄本、私印小册的形式在士人中流传，甚至有些胆大的小报，也采用影射、比喻的方式，含沙射影地批评朝政。
“商鞅刻薄，卒遭车裂；王莽改制，身死国灭。 前车之鉴，可不慎乎？” 一篇文章如此写道，虽未点名，但时人皆知其所指。
更有一些流言在底层百姓中悄然传播，将清丈田亩、一体纳粮与“加赋”、“盘剥”简单地划上等号，煽动不明真相的农民对朝廷产生不满。尽管朝廷的《神都旬报》和一些支持改革的小报尽力解释新政旨在“均平赋役”、“减轻无地少地者负担”，但在反对派有组织、有资源的舆论攻势下，这些声音显得相对微弱。普通百姓大多懵懂，只听说“要加税了”，便本能地感到恐慌。
“天下哗然”，这四个字，不再是一种形容，而是一种正在迅速蔓延、不断发酵的可怕现实。 反对的声浪从士绅阶层这个帝国统治的基础中喷涌而出，裹挟着经济利益的受损、身份特权的失落、文化尊严的受辱，以及被精心煽动和扭曲的民意，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从四面八方，狠狠拍向洛阳城，拍向紫宸殿，拍向那个高高在上的、试图动摇千年积弊的母子组合。
李瑾站在东宫的阁楼上，望着远处暮色中沉郁的洛阳城。风中似乎带来了各地反对声浪的气息，带来了御案上堆积如山的抗议奏章，带来了政事堂内无休止的争吵，也带来了母亲武则天那双越来越深沉、越来越难以揣度的眼眸。
他知道，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士绅一体纳粮”这把刀，已经砍了下去，伤口已然撕开，脓血正在涌出。接下来，要么彻底剜去腐肉，要么被反噬的毒力所淹没。他没有退路，他的母亲，那位至高无上的女帝，似乎也已下定了决心。
“就让这哗然之声，更响亮些吧。” 李瑾低声自语，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冰凉的栏杆，“不破不立。这潭死水，是该用惊雷炸开了。”
夜色，笼罩了洛阳，也笼罩在每一个因“士绅一体纳粮”而心潮起伏的人心头。无人能够安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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