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黑泽明从电影单元走出，在走廊点烟。
赵鑫经过，停下脚步。
黑泽明看见他，颔首致意。
“如何？”赵鑫问。
黑泽明深吸一口烟，沉默数秒，“刚在二号厅看完《悲情城市》。”
他说，“侯孝贤这位导演，我未曾谋面，但我记住了他的作品。”
顿了顿，又道：“那个抬棺材的长镜头，我年轻时也曾想拍。后来未成。今日见他拍出来了…有些羡慕。”
赵鑫静默。
黑泽明捻灭烟蒂，投入垃圾桶，“赵先生，你这展区，比我那日本展区更优秀。”
他说，“让巴黎人看见，亚洲电影不只有黑泽明，不只有印度，不只有那几个老名字。还有这么多人，在拍这么好的东西。”
他伸手，在赵鑫肩上拍了拍，“明年东京，务必请你，把这些人和作品也带来。”
赵鑫郑重颔首。
黑泽明又吸了一口烟，忽然想起什么，“对了，一号厅那部《家庙》，我也看了。”
赵鑫看着他。
黑泽明的目光变得有些悠远。
“侯孝贤拍的那个老人，蹲在废墟上，用碎砖搭那个小龛。他搭的不是庙，是家。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想起小时候的事。”
他把烟蒂捻灭，投入垃圾桶。
“我父亲年轻时，也喜欢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那棵柿子树，一看就是半天。那时我不懂他在看什么。后来他走了，我才知道，他是在看他的父亲。”
他顿了顿，“那个镜头，让我想起来了。”
赵鑫沉默了一会儿，“黑泽明先生，那部戏的剧本，是我写的。”
黑泽明转过头看着他。
赵鑫说：“那个蹲在废墟上的老人，那个用三根树枝当筷子的人，那个在镜子背面照见自己的人。他们是我父亲那一代人，也是我这一代人。我们都在找，找那个能让自己心安的地方。”
黑泽明凝视他良久，然后他点点头，“找着了？”
赵鑫想了想，“还没。但找的过程，本身就是答案。”
黑泽明笑了。
笑得很浅，浅得几乎看不见，但确实是笑，“赵先生，你说得对。找的过程，本身就是答案。”
下午四点，第四单元“容器”门口，排起当日最长队伍。
六十平方米的小展厅，每次限入二十人。
出一批，进一批，队伍从未间断。
周伯那封信前，一位白发老者伫立良久，掏出手帕拭眼。
张爱玲字条前，一位中年女士看完，对工作人员说：“我要把这句话抄下来，挂在书房。”
小津安二郎背影照前，一个年轻男子举起相机欲拍，被工作人员劝阻。
他歉然一笑，收起相机，静静凝视五分钟。
那瓣凤凰木落花前，驻足者最多。
人们依次上前，看那瓣薄如蝉翼的落花，再看旁边卡片上的字：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最大叶苞直径十一点四毫米。它在长。”
有人问工作人员：“这棵树在香港？”
工作人员点头。
那人又问：“我能去看看吗？”
工作人员语塞。
展厅另一侧，一个单独的玻璃柜里，放着《家庙》的拍摄手记。
侯孝贤手写的场记，密密麻麻，涂改无数。
其中一页的边缘，用红笔写着三个字：“等太久。”
旁边是林国栋那个角色的定妆照。
老人蹲在废墟上，手里拿着一块碎砖，眼睛望着远处。
远处，什么也没有，就是一片灰蒙蒙的天。
一个穿黑色外套的法国女人站在柜前，看了很久。
她四十出头，短发，戴着金丝眼镜，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
她看完那三个字，在本子上记了一笔。
然后她抬起头，对旁边的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话。
翻译过来是：“这三个字，写的不是那个角色，是所有人。”
威叔抱着木盒站在角落，沉默地看着这一切。
看人们站在信前、字条前、手记前。
看他们眼眶泛红，掏出手帕，取出本子抄写。
他看了一下午，未发一语。
傍晚六点。
闭展前一小时，赵鑫站在第四单元门口，看最后几位观众。
一个穿灰色风衣的中年男人，在《家庙》手记前，站了足足二十分钟。
他不动，不说话，只是看着那三行红字：“等太久。”
工作人员过来轻声提醒，还有十分钟闭展。
男人点点头，却依然没动。
又过了五分钟，他转过身，走到赵鑫面前，“您就是赵鑫先生？”
见赵鑫点头，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过来。
名片上印着：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人类学高级研究员，菲利普·德洛姆。
“我在研究东亚社会的家庭结构与精神传承。”
他说，法语很慢，每个字都经过斟酌，“您那部《家庙》，我在香港电影节看过。今天看到这些手记，我想问一个问题。”
赵鑫等着他说下去。
德洛姆说：“剧本里有一段话，林国栋说：‘欧洲人说他们杀死了上帝，于是整个欧洲开始精神流浪。我们何尝不是？家庙被砸烂了，我们成了没有教堂的信徒。’”
他顿了顿，“我想知道，您写这段话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
赵鑫沉默了几秒。
“我在想一件事。”
他说，“欧洲人杀死了上帝，但他们还有教堂。教堂空了，但建筑还在，仪式还在，那些唱诗班、那些弥撒、那些管风琴的声音还在。他们可以在空教堂里继续流浪，但流浪的路上，还有路标。”
他看着德洛姆，“我们没有。家庙被砸烂的时候，连砖头都被搬走了。我们连流浪的路标，都没了。所以剧里的林国栋，只能用粉笔在砖上写字，用雨水当香，用一副碗筷，拜祭三个人。”
德洛姆听完，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我研究人类学三十年，去过非洲、南美、东南亚。但我从未见过这样一种信仰方式。不是向上帝祈祷，不是向佛陀跪拜，而是向一块砖、一副碗筷、一撮香灰，说：祖宗，你们看得见就行。看不见，我也没办法了。”
他顿了顿，“这让我想起一件事。我祖母是布列塔尼人，她去世前，让我把她的骨灰撒在海里。我问为什么，她说，这样就不用麻烦你们来看我。我随时都在，你们随时都能想我。”
他笑着问，“你们中国人，也是这样想的吧？”
赵鑫点点头，德洛姆伸出手，和赵鑫握了握，“赵先生，谢谢您。我今天学到一件事：信仰，不是拥有什么，是失去之后，还能记得什么。”
他转身，走进暮色。
晚上七点，闭展，工作人员开始清场。
最后一位观众走出展厅，是个二十出头的女孩，背书包，眼微红。
她走到门口，忽又折返。
从书包掏出笔记本，在空白页写下一行字，撕下交给工作人员。
“能帮我放进那个木盒里吗？”
工作人员接过纸页，愣住。
他看不懂，那是中文。
纸页随后被传到威叔手中，威叔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然后他打开木盒，将纸页放入。
赵鑫经过，停下脚步。
黑泽明看见他，颔首致意。
“如何？”赵鑫问。
黑泽明深吸一口烟，沉默数秒，“刚在二号厅看完《悲情城市》。”
他说，“侯孝贤这位导演，我未曾谋面，但我记住了他的作品。”
顿了顿，又道：“那个抬棺材的长镜头，我年轻时也曾想拍。后来未成。今日见他拍出来了…有些羡慕。”
赵鑫静默。
黑泽明捻灭烟蒂，投入垃圾桶，“赵先生，你这展区，比我那日本展区更优秀。”
他说，“让巴黎人看见，亚洲电影不只有黑泽明，不只有印度，不只有那几个老名字。还有这么多人，在拍这么好的东西。”
他伸手，在赵鑫肩上拍了拍，“明年东京，务必请你，把这些人和作品也带来。”
赵鑫郑重颔首。
黑泽明又吸了一口烟，忽然想起什么，“对了，一号厅那部《家庙》，我也看了。”
赵鑫看着他。
黑泽明的目光变得有些悠远。
“侯孝贤拍的那个老人，蹲在废墟上，用碎砖搭那个小龛。他搭的不是庙，是家。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想起小时候的事。”
他把烟蒂捻灭，投入垃圾桶。
“我父亲年轻时，也喜欢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那棵柿子树，一看就是半天。那时我不懂他在看什么。后来他走了，我才知道，他是在看他的父亲。”
他顿了顿，“那个镜头，让我想起来了。”
赵鑫沉默了一会儿，“黑泽明先生，那部戏的剧本，是我写的。”
黑泽明转过头看着他。
赵鑫说：“那个蹲在废墟上的老人，那个用三根树枝当筷子的人，那个在镜子背面照见自己的人。他们是我父亲那一代人，也是我这一代人。我们都在找，找那个能让自己心安的地方。”
黑泽明凝视他良久，然后他点点头，“找着了？”
赵鑫想了想，“还没。但找的过程，本身就是答案。”
黑泽明笑了。
笑得很浅，浅得几乎看不见，但确实是笑，“赵先生，你说得对。找的过程，本身就是答案。”
下午四点，第四单元“容器”门口，排起当日最长队伍。
六十平方米的小展厅，每次限入二十人。
出一批，进一批，队伍从未间断。
周伯那封信前，一位白发老者伫立良久，掏出手帕拭眼。
张爱玲字条前，一位中年女士看完，对工作人员说：“我要把这句话抄下来，挂在书房。”
小津安二郎背影照前，一个年轻男子举起相机欲拍，被工作人员劝阻。
他歉然一笑，收起相机，静静凝视五分钟。
那瓣凤凰木落花前，驻足者最多。
人们依次上前，看那瓣薄如蝉翼的落花，再看旁边卡片上的字：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最大叶苞直径十一点四毫米。它在长。”
有人问工作人员：“这棵树在香港？”
工作人员点头。
那人又问：“我能去看看吗？”
工作人员语塞。
展厅另一侧，一个单独的玻璃柜里，放着《家庙》的拍摄手记。
侯孝贤手写的场记，密密麻麻，涂改无数。
其中一页的边缘，用红笔写着三个字：“等太久。”
旁边是林国栋那个角色的定妆照。
老人蹲在废墟上，手里拿着一块碎砖，眼睛望着远处。
远处，什么也没有，就是一片灰蒙蒙的天。
一个穿黑色外套的法国女人站在柜前，看了很久。
她四十出头，短发，戴着金丝眼镜，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
她看完那三个字，在本子上记了一笔。
然后她抬起头，对旁边的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话。
翻译过来是：“这三个字，写的不是那个角色，是所有人。”
威叔抱着木盒站在角落，沉默地看着这一切。
看人们站在信前、字条前、手记前。
看他们眼眶泛红，掏出手帕，取出本子抄写。
他看了一下午，未发一语。
傍晚六点。
闭展前一小时，赵鑫站在第四单元门口，看最后几位观众。
一个穿灰色风衣的中年男人，在《家庙》手记前，站了足足二十分钟。
他不动，不说话，只是看着那三行红字：“等太久。”
工作人员过来轻声提醒，还有十分钟闭展。
男人点点头，却依然没动。
又过了五分钟，他转过身，走到赵鑫面前，“您就是赵鑫先生？”
见赵鑫点头，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过来。
名片上印着：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人类学高级研究员，菲利普·德洛姆。
“我在研究东亚社会的家庭结构与精神传承。”
他说，法语很慢，每个字都经过斟酌，“您那部《家庙》，我在香港电影节看过。今天看到这些手记，我想问一个问题。”
赵鑫等着他说下去。
德洛姆说：“剧本里有一段话，林国栋说：‘欧洲人说他们杀死了上帝，于是整个欧洲开始精神流浪。我们何尝不是？家庙被砸烂了，我们成了没有教堂的信徒。’”
他顿了顿，“我想知道，您写这段话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
赵鑫沉默了几秒。
“我在想一件事。”
他说，“欧洲人杀死了上帝，但他们还有教堂。教堂空了，但建筑还在，仪式还在，那些唱诗班、那些弥撒、那些管风琴的声音还在。他们可以在空教堂里继续流浪，但流浪的路上，还有路标。”
他看着德洛姆，“我们没有。家庙被砸烂的时候，连砖头都被搬走了。我们连流浪的路标，都没了。所以剧里的林国栋，只能用粉笔在砖上写字，用雨水当香，用一副碗筷，拜祭三个人。”
德洛姆听完，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我研究人类学三十年，去过非洲、南美、东南亚。但我从未见过这样一种信仰方式。不是向上帝祈祷，不是向佛陀跪拜，而是向一块砖、一副碗筷、一撮香灰，说：祖宗，你们看得见就行。看不见，我也没办法了。”
他顿了顿，“这让我想起一件事。我祖母是布列塔尼人，她去世前，让我把她的骨灰撒在海里。我问为什么，她说，这样就不用麻烦你们来看我。我随时都在，你们随时都能想我。”
他笑着问，“你们中国人，也是这样想的吧？”
赵鑫点点头，德洛姆伸出手，和赵鑫握了握，“赵先生，谢谢您。我今天学到一件事：信仰，不是拥有什么，是失去之后，还能记得什么。”
他转身，走进暮色。
晚上七点，闭展，工作人员开始清场。
最后一位观众走出展厅，是个二十出头的女孩，背书包，眼微红。
她走到门口，忽又折返。
从书包掏出笔记本，在空白页写下一行字，撕下交给工作人员。
“能帮我放进那个木盒里吗？”
工作人员接过纸页，愣住。
他看不懂，那是中文。
纸页随后被传到威叔手中，威叔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然后他打开木盒，将纸页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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