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六月三日，晚上九点，Beyond Band房。
铁皮棚子搭在天台，夏夜闷热，汗水顺着赤裸的脊背滑落。
五个人挤在狭小空间里，空气黏稠，只有那台旧录音机在沙沙作响。
黄家驹光着上身蹲在角落，面前是那盘从巴黎带回来的录音带。
苏小曼录下了奥赛博物馆里，那个法国青年，戴着耳机听《永远等待》时，从困惑到怔然、再到眼神发亮的全过程。
他把那段，反复放了七遍。
叶世荣靠在墙边，鼓槌在指间转得飞快。“家驹，第七遍了。”
黄家驹没吭声。
邓炜谦抱着吉他，手指在弦上拨出几个破碎的动机，又停住。
李荣潮蹲在门口，望着山下九龙塘星星点点的灯火。
陈时安坐在一堆乐谱中间，翻着那些写了一半就扔下的歌词。
沉默像汗一样，浸透了棚子。
黄家驹终于按停录音机，“你们说，那法国人听的时候，在想什么？”
邓炜谦想了想：“在想这首歌。”
“想歌的什么？”
邓炜谦答不上来。
陈时安从乐谱堆里抬起头：“想歌里的东西。咱们写《永远等待》的时候，想的是等。等机会，等人听，等有一天能上台。那法国人不认识咱们，不知道咱们等过什么，但他听懂了那种等。”
他补充道，“他听的不是歌，是歌里的人。”
黄家驹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那堆乐谱前，蹲下。
一张一张翻。
翻到一半，他的手停住了，那页纸上只有四行字：
“前面是哪方，谁伴我闯荡
沿路没有指引，若我走上又是窄巷
寻梦像扑火，谁共我疯狂
长夜渐觉冰冻，但我只有尽量去躲”
他看了很久。
叶世荣凑过来：“这是什么？”
“不知道。前阵子写的，写了一半写不下去，就扔在这儿了。”
叶世荣把那四行字念了一遍，念完没说话。
邓炜谦也凑过来看，看完也沉默了。
陈时安接过那张纸，看了一会儿，忽然说：“家驹，这四句，比《永远等待》还重。”
“重在哪？”
“《永远等待》是等别人。这四句是等自己。”
棚子里安静下来。
李荣潮从门口站起来，走到黄家驹面前：“家驹，这四句，能不能写完？”
黄家驹看着那张纸，看了很久。
然后他拿起笔，在那四行字下面，又写了一行：
“只有淡忘，从前话说要如何”
写完，他停住。
笔悬在半空，迟迟落不下去。
邓炜谦轻声说：“前面是问号，这儿是句号。”
叶世荣问：“什么意思？”
“前面问谁伴我闯荡，问谁共我疯狂。问到这儿，不问别人了，问自己。从前说过要如何，现在只能淡忘。”
黄家驹盯着那行字，盯着盯着，忽然把笔往地上一摔。
“不对。”
他站起来，在棚子里来回走。
“不是淡忘。是记得。记得从前说过要如何，但现在没办法如何，只能先躲着。躲着不是忘，是还没到时候。”
他走回那堆乐谱前面，重新拿起笔。
把那行“只有淡忘，从前话说要如何”划掉。
在旁边重新写了一句：
“只有顽强，明日路纵会更彷徨”
写完，他把笔扔下，蹲在那儿，盯着那行字喘气。
叶世荣凑过去看。念了一遍。又念了一遍。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黄家驹：“家驹，这句，比刚才那句好。”
邓炜谦走过来，站在黄家驹旁边。
看着那行字：“前面问谁伴我闯荡，问谁共我疯狂。问到这儿，答了。答的不是别人，是自己。只有顽强。明日路纵会更彷徨，也得走。”
陈时安蹲下来，跟黄家驹并排：“家驹，这歌叫什么？”
黄家驹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叫《谁伴我闯荡》。”
录音棚里，又安静下来。
这一次的安静，和刚才不一样。
刚才的安静是闷的，压着的，现在的安静是松的，透气的。
李荣潮靠在门口，望着山下那些灯火。
忽然说了一句：“家驹，这歌写完了，咱们的专辑就齐了。”
黄家驹愣了一下。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跟李荣潮并排站着，望着山下的香港。
万家灯火，星星点点。
他看了一会儿，忽然笑了，笑得很轻，比夜风还轻。
“齐了。”他说。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日，香港。
《东方日报》娱乐版头条：“谭咏麟新碟《拥抱》面世，主打歌《水中花》横扫各大排行榜。”报道称，唱片上市首周销量突破双白金，成为今年至今最畅销的粤语专辑。
同日，《明报周刊》刊出长篇专访。
标题：“谭咏麟：我不想再唱情歌。”
文中引述他的原话：“《第一滴泪》之后，我知道自己还能唱别的东西。不是不爱唱情歌，是不能只唱情歌。巴黎那场展览让我看见，歌声可以装下比儿女情长更重的东西。”
同一天，张国荣的新专辑《Virgin Snow》悄悄登上唱片店货架。
专辑封面是一片茫茫雪地，他站在雪地中央，穿着黑色大衣，回头望着镜头。
没有宣传，没有打歌，没有铺天盖地的海报。
只有一张封面，和里面十一首歌。
唱片店老板把那张专辑，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旁边贴着一张手写的纸条：“张国荣新碟。不用介绍。听了就知道。”
这一年，香港影坛正值黄金年代。
嘉禾、新艺城、德宝三足鼎立，全年港产片总票房突破十亿港元。
周润发的《八星报喜》，以三千七百多万票房夺得年冠，成龙的《警察故事续集》紧随其后。
刘德华一年内主演十四部电影，获赠外号“刘十四哥”。
其《最佳损友》系列票房亮眼，标志着新一代偶像的崛起。
而在金马奖颁奖礼上，一个名叫周星驰的三线演员，凭借《霹雳先锋》意外击败林正英，拿下最佳男配角奖。
一个属于喜剧的全新时代，正在悄然拉开序幕。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台北。
侯孝贤坐在剪辑室里，面前是《悲情城市》的最后一个镜头。
林文清和宽荣站在山崖上，望着远处的海。
海是灰的，天是灰的，两个人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他看了很久，然后对剪辑师说：“剪到这里。”
剪辑师愣了一下：“后面还有两分钟。”
侯孝贤摇摇头：“不用了。他们站在那儿就够了。”
他站起来，走出剪辑室。
走廊里，杨德昌靠在墙上，手里拿着一份报纸。
“剪完了？”
侯孝贤点点头。
杨德昌把报纸递给他。
报纸上，是《悲情城市》在台北上映的票房报道。
上映两个月，累计突破两千万新台币，创下台湾文艺片票房纪录。
侯孝贤看了一眼，把报纸还给他。
“德昌，你那部《牯岭街》什么时候能完？”
杨德昌说：“年底。”
侯孝贤点点头：“年底完了，送哪儿？”
杨德昌想了想：“巴黎。阿鑫那边说，明年日本那个都市电影展，可以给咱们留一个位置。”
侯孝贤看着他，忽然笑了。
“德昌，你还记得八五年咱们去香港，第一次见阿鑫的时候吗？”
杨德昌点点头。
侯孝贤说：“那会儿他刚拍完《民国时期的爱情》，正在弄金像奖。咱们坐在半岛酒店喝咖啡，他说了一句话，我当时没听懂。”
杨德昌问：“什么话？”
侯孝贤想了想：“他说，台湾不能只拍给台湾人看，香港不能只拍给香港人看。咱们得拍给那些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看。”
他看着杨德昌，“现在我懂了。”
此时的台湾，正经历着复杂的社会转型。
蒋经国于年初逝世，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状态，在去年解除，两岸探亲通道刚刚打开。
经济上，台湾以人均GDP六千三百六十九美元，位列“亚洲四小龙”第三。
但本土电影产业，却陷入低谷，香港电影以强势姿态占领市场。
同年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等十余项大奖，被《七小福》等香港电影包揽。
现场“差不多可以用广东话来转播”。
也正是在这股洪流下，王祖贤、胡慧中等台湾艺人，纷纷将事业重心移往香港。
成为“港漂”一员。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日，香港清水湾。
凤凰木下，威叔拿着软尺，量那几枚叶苞。
十二点九毫米。
他在本子上记下这个数字，然后蹲下来，看着那棵树。
食堂里传来脚步声。
谭咏麟拎着那袋橘子走出来，张国荣跟在后面，手里拿着那本黑色笔记本。
徐小凤端着藤编食盒，邓丽君抱着豆豆慢慢走。
顾家辉和黄沾并排走着，顾家辉手里拿着那张五线谱，黄沾手里拎着一瓶新茅台。
许鞍华和周慧芳，低声说着话。
周启生跟在师父后面。
Beyond五个人一起走出来，走在最前面的黄家驹，手里攥着一张纸。
成荫和成飞站在凤凰木的另一边，看着他们。
林青霞抱着小欣欣走过来，在赵鑫身边站定。
赵鑫蹲在石板前，看着威叔记下的那个数字，十二点九毫米。
它在长。
黄沾把茅台打开，给每人倒了一小杯。
倒到成荫和成飞面前，换成了茶。
他举起杯。
“阿鑫，这杯敬什么？”
赵鑫想了想。
他看了看谭咏麟，看了看张国荣，看了看徐小凤和邓丽君。
看了看顾家辉和黄沾，看了看许鞍华和周慧芳。
看了看周启生，看了看Beyond五个人。
看了看成荫和成飞。看了看林青霞怀里的小欣欣，看了看邓丽君怀里的小豆豆。
最后，他看着那棵凤凰木。
“敬五月之后。”他说。
黄沾愣了一下。
赵鑫说：“敬巴黎回来的人。敬《拥抱》和《Virgin Snow》上架那天，唱片店门口排队的人。敬侯孝贤剪完最后一个镜头那天，站在山崖上望着海的人。”
他顿了顿，声音更沉了些：“也敬我们自己。敬我们在一个香港电影全年票房过十亿、却可能迷失在商业洪流里的年份，还记得要去巴黎，展示‘五色空屋’和‘第一滴泪’。敬我们在台湾电影被港片挤压、身份认同模糊的时节，还敢拍《悲情城市》和《牯岭街》，去问‘我是谁’。敬Beyond在Band房里写出《谁伴我闯荡》，而不是迎合市场的甜歌。”
他举起杯。
“更敬未来，我和法国电影资料馆的让-皮埃尔先生谈好了，明年开始，双方互办‘年度焦点’影展。他们带新浪潮来香港，我们带‘台湾新电影’和‘香港人文叙事’去巴黎。不是一次性的展览，而是持续的对话。”
二十几只酒杯，碰在一起。
窗外，夕阳西下，余晖照在凤凰木上。
黄家驹站在人群后面，手里攥着那张纸。
纸上，是那首写完的《谁伴我闯荡》，他看了一遍，然后折好，放进口袋。
抬起头，看着那棵凤凰木，看着那些叶苞。
他知道，这不仅是树的年轮，也是一个时代的刻度。
在香港娱乐工业登顶亚洲、台湾社会寻找新方向的1988年，他们这群人，正试图用歌声和影像，为这喧哗奔腾的时代，留下一些不一样的年轮。
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铁皮棚子搭在天台，夏夜闷热，汗水顺着赤裸的脊背滑落。
五个人挤在狭小空间里，空气黏稠，只有那台旧录音机在沙沙作响。
黄家驹光着上身蹲在角落，面前是那盘从巴黎带回来的录音带。
苏小曼录下了奥赛博物馆里，那个法国青年，戴着耳机听《永远等待》时，从困惑到怔然、再到眼神发亮的全过程。
他把那段，反复放了七遍。
叶世荣靠在墙边，鼓槌在指间转得飞快。“家驹，第七遍了。”
黄家驹没吭声。
邓炜谦抱着吉他，手指在弦上拨出几个破碎的动机，又停住。
李荣潮蹲在门口，望着山下九龙塘星星点点的灯火。
陈时安坐在一堆乐谱中间，翻着那些写了一半就扔下的歌词。
沉默像汗一样，浸透了棚子。
黄家驹终于按停录音机，“你们说，那法国人听的时候，在想什么？”
邓炜谦想了想：“在想这首歌。”
“想歌的什么？”
邓炜谦答不上来。
陈时安从乐谱堆里抬起头：“想歌里的东西。咱们写《永远等待》的时候，想的是等。等机会，等人听，等有一天能上台。那法国人不认识咱们，不知道咱们等过什么，但他听懂了那种等。”
他补充道，“他听的不是歌，是歌里的人。”
黄家驹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那堆乐谱前，蹲下。
一张一张翻。
翻到一半，他的手停住了，那页纸上只有四行字：
“前面是哪方，谁伴我闯荡
沿路没有指引，若我走上又是窄巷
寻梦像扑火，谁共我疯狂
长夜渐觉冰冻，但我只有尽量去躲”
他看了很久。
叶世荣凑过来：“这是什么？”
“不知道。前阵子写的，写了一半写不下去，就扔在这儿了。”
叶世荣把那四行字念了一遍，念完没说话。
邓炜谦也凑过来看，看完也沉默了。
陈时安接过那张纸，看了一会儿，忽然说：“家驹，这四句，比《永远等待》还重。”
“重在哪？”
“《永远等待》是等别人。这四句是等自己。”
棚子里安静下来。
李荣潮从门口站起来，走到黄家驹面前：“家驹，这四句，能不能写完？”
黄家驹看着那张纸，看了很久。
然后他拿起笔，在那四行字下面，又写了一行：
“只有淡忘，从前话说要如何”
写完，他停住。
笔悬在半空，迟迟落不下去。
邓炜谦轻声说：“前面是问号，这儿是句号。”
叶世荣问：“什么意思？”
“前面问谁伴我闯荡，问谁共我疯狂。问到这儿，不问别人了，问自己。从前说过要如何，现在只能淡忘。”
黄家驹盯着那行字，盯着盯着，忽然把笔往地上一摔。
“不对。”
他站起来，在棚子里来回走。
“不是淡忘。是记得。记得从前说过要如何，但现在没办法如何，只能先躲着。躲着不是忘，是还没到时候。”
他走回那堆乐谱前面，重新拿起笔。
把那行“只有淡忘，从前话说要如何”划掉。
在旁边重新写了一句：
“只有顽强，明日路纵会更彷徨”
写完，他把笔扔下，蹲在那儿，盯着那行字喘气。
叶世荣凑过去看。念了一遍。又念了一遍。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黄家驹：“家驹，这句，比刚才那句好。”
邓炜谦走过来，站在黄家驹旁边。
看着那行字：“前面问谁伴我闯荡，问谁共我疯狂。问到这儿，答了。答的不是别人，是自己。只有顽强。明日路纵会更彷徨，也得走。”
陈时安蹲下来，跟黄家驹并排：“家驹，这歌叫什么？”
黄家驹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叫《谁伴我闯荡》。”
录音棚里，又安静下来。
这一次的安静，和刚才不一样。
刚才的安静是闷的，压着的，现在的安静是松的，透气的。
李荣潮靠在门口，望着山下那些灯火。
忽然说了一句：“家驹，这歌写完了，咱们的专辑就齐了。”
黄家驹愣了一下。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跟李荣潮并排站着，望着山下的香港。
万家灯火，星星点点。
他看了一会儿，忽然笑了，笑得很轻，比夜风还轻。
“齐了。”他说。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日，香港。
《东方日报》娱乐版头条：“谭咏麟新碟《拥抱》面世，主打歌《水中花》横扫各大排行榜。”报道称，唱片上市首周销量突破双白金，成为今年至今最畅销的粤语专辑。
同日，《明报周刊》刊出长篇专访。
标题：“谭咏麟：我不想再唱情歌。”
文中引述他的原话：“《第一滴泪》之后，我知道自己还能唱别的东西。不是不爱唱情歌，是不能只唱情歌。巴黎那场展览让我看见，歌声可以装下比儿女情长更重的东西。”
同一天，张国荣的新专辑《Virgin Snow》悄悄登上唱片店货架。
专辑封面是一片茫茫雪地，他站在雪地中央，穿着黑色大衣，回头望着镜头。
没有宣传，没有打歌，没有铺天盖地的海报。
只有一张封面，和里面十一首歌。
唱片店老板把那张专辑，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旁边贴着一张手写的纸条：“张国荣新碟。不用介绍。听了就知道。”
这一年，香港影坛正值黄金年代。
嘉禾、新艺城、德宝三足鼎立，全年港产片总票房突破十亿港元。
周润发的《八星报喜》，以三千七百多万票房夺得年冠，成龙的《警察故事续集》紧随其后。
刘德华一年内主演十四部电影，获赠外号“刘十四哥”。
其《最佳损友》系列票房亮眼，标志着新一代偶像的崛起。
而在金马奖颁奖礼上，一个名叫周星驰的三线演员，凭借《霹雳先锋》意外击败林正英，拿下最佳男配角奖。
一个属于喜剧的全新时代，正在悄然拉开序幕。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台北。
侯孝贤坐在剪辑室里，面前是《悲情城市》的最后一个镜头。
林文清和宽荣站在山崖上，望着远处的海。
海是灰的，天是灰的，两个人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他看了很久，然后对剪辑师说：“剪到这里。”
剪辑师愣了一下：“后面还有两分钟。”
侯孝贤摇摇头：“不用了。他们站在那儿就够了。”
他站起来，走出剪辑室。
走廊里，杨德昌靠在墙上，手里拿着一份报纸。
“剪完了？”
侯孝贤点点头。
杨德昌把报纸递给他。
报纸上，是《悲情城市》在台北上映的票房报道。
上映两个月，累计突破两千万新台币，创下台湾文艺片票房纪录。
侯孝贤看了一眼，把报纸还给他。
“德昌，你那部《牯岭街》什么时候能完？”
杨德昌说：“年底。”
侯孝贤点点头：“年底完了，送哪儿？”
杨德昌想了想：“巴黎。阿鑫那边说，明年日本那个都市电影展，可以给咱们留一个位置。”
侯孝贤看着他，忽然笑了。
“德昌，你还记得八五年咱们去香港，第一次见阿鑫的时候吗？”
杨德昌点点头。
侯孝贤说：“那会儿他刚拍完《民国时期的爱情》，正在弄金像奖。咱们坐在半岛酒店喝咖啡，他说了一句话，我当时没听懂。”
杨德昌问：“什么话？”
侯孝贤想了想：“他说，台湾不能只拍给台湾人看，香港不能只拍给香港人看。咱们得拍给那些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看。”
他看着杨德昌，“现在我懂了。”
此时的台湾，正经历着复杂的社会转型。
蒋经国于年初逝世，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状态，在去年解除，两岸探亲通道刚刚打开。
经济上，台湾以人均GDP六千三百六十九美元，位列“亚洲四小龙”第三。
但本土电影产业，却陷入低谷，香港电影以强势姿态占领市场。
同年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等十余项大奖，被《七小福》等香港电影包揽。
现场“差不多可以用广东话来转播”。
也正是在这股洪流下，王祖贤、胡慧中等台湾艺人，纷纷将事业重心移往香港。
成为“港漂”一员。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日，香港清水湾。
凤凰木下，威叔拿着软尺，量那几枚叶苞。
十二点九毫米。
他在本子上记下这个数字，然后蹲下来，看着那棵树。
食堂里传来脚步声。
谭咏麟拎着那袋橘子走出来，张国荣跟在后面，手里拿着那本黑色笔记本。
徐小凤端着藤编食盒，邓丽君抱着豆豆慢慢走。
顾家辉和黄沾并排走着，顾家辉手里拿着那张五线谱，黄沾手里拎着一瓶新茅台。
许鞍华和周慧芳，低声说着话。
周启生跟在师父后面。
Beyond五个人一起走出来，走在最前面的黄家驹，手里攥着一张纸。
成荫和成飞站在凤凰木的另一边，看着他们。
林青霞抱着小欣欣走过来，在赵鑫身边站定。
赵鑫蹲在石板前，看着威叔记下的那个数字，十二点九毫米。
它在长。
黄沾把茅台打开，给每人倒了一小杯。
倒到成荫和成飞面前，换成了茶。
他举起杯。
“阿鑫，这杯敬什么？”
赵鑫想了想。
他看了看谭咏麟，看了看张国荣，看了看徐小凤和邓丽君。
看了看顾家辉和黄沾，看了看许鞍华和周慧芳。
看了看周启生，看了看Beyond五个人。
看了看成荫和成飞。看了看林青霞怀里的小欣欣，看了看邓丽君怀里的小豆豆。
最后，他看着那棵凤凰木。
“敬五月之后。”他说。
黄沾愣了一下。
赵鑫说：“敬巴黎回来的人。敬《拥抱》和《Virgin Snow》上架那天，唱片店门口排队的人。敬侯孝贤剪完最后一个镜头那天，站在山崖上望着海的人。”
他顿了顿，声音更沉了些：“也敬我们自己。敬我们在一个香港电影全年票房过十亿、却可能迷失在商业洪流里的年份，还记得要去巴黎，展示‘五色空屋’和‘第一滴泪’。敬我们在台湾电影被港片挤压、身份认同模糊的时节，还敢拍《悲情城市》和《牯岭街》，去问‘我是谁’。敬Beyond在Band房里写出《谁伴我闯荡》，而不是迎合市场的甜歌。”
他举起杯。
“更敬未来，我和法国电影资料馆的让-皮埃尔先生谈好了，明年开始，双方互办‘年度焦点’影展。他们带新浪潮来香港，我们带‘台湾新电影’和‘香港人文叙事’去巴黎。不是一次性的展览，而是持续的对话。”
二十几只酒杯，碰在一起。
窗外，夕阳西下，余晖照在凤凰木上。
黄家驹站在人群后面，手里攥着那张纸。
纸上，是那首写完的《谁伴我闯荡》，他看了一遍，然后折好，放进口袋。
抬起头，看着那棵凤凰木，看着那些叶苞。
他知道，这不仅是树的年轮，也是一个时代的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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