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的《大唐日报》头版，用加粗的黑体字，刊登了一则令人不安的消息。
“岭南道，僚人反。”
报纸上没有用“蛮夷作乱”这样带有歧视性的词语，而是客观地陈述了事件的经过。
聚众十万，连下四州，兵围邕州。
每一个字眼，都像一块石头，砸在长安百姓的心头。
刚刚因为灭国吐谷浑而建立起来的自豪感，瞬间被一种混杂着愤怒和忧虑的情绪所取代。
“这些南蛮子！真是喂不熟的白眼狼！”
“朝廷待他们不薄，他们竟然还敢造反？”
“就该派李靖大将军，把他们全都给屠了！”
茶楼里，酒肆间，到处都是义愤填膺的咒骂声。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沉浸在同仇敌忾的情绪中时。
《大唐日报》的第二版，刊登了一篇由政务院总理大臣，豫王李越，亲自撰写的署名文章。
文章的标题，足以引起任何一个读书人的注意。
《论华夏民族之构成及我大唐之历史使命》。
在这篇文章里，李越首次公开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概念——“华夏民族”。
这就是李越在后世历史与民族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大唐的实际情况，精心构建的一套全新的民族融合理论。
其核心，不再是狭隘的血缘论，而是更具包容性的文化认同论。
文章的开篇，没有直接讨论僚人叛乱，而是从华夏的源头说起。
“上古之时，吾祖皆出于一脉，同属华夏。”
“后因迁徙，散于四海，历经千年，遂有言语之别，风俗之异。”
“然，血脉虽远，其根未忘。”
“何为华夏？何为夷狄？”
“非以血脉定，非以地域分，而以文明论。”
“凡习我汉家文字，说我汉家雅言，着我汉家衣冠，敬我汉家先祖，忠我汉家朝廷者，无论其出自何方，身在何处，皆为我华夏之同胞，皆为我大唐之子民。”
“其地位，与汉人无异，其权利，与汉人相同。”
“其子孙，可应科举，可入仕途，可为将，可拜相。”
“子曰：有教无类，此乃圣人胸襟，亦是我大唐胸襟。”
这篇文章，普通的百姓，大多看不懂其中深意。
他们只是觉得，凭什么那些南蛮子，只要学了我们说话穿衣，就能跟我们平起平坐？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在长安东市的一家羊肉馆子里，一个刚从边军退伍的老兵，拍着桌子，大声嚷嚷。
“这话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还能有错？”
“今天让他们读书，明天他们就要抢咱们的饭碗，后天，怕不是就要坐到朝堂上，跟咱们的官老爷平起平坐了！”
“到时候，这天下，还是咱们汉人的天下吗？”
他的话，立刻引起了周围一片附和之声。
这些最朴素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市井之间迅速蔓延。
然而，在另一个层面，太学里的学子们，和长安城中的士子们，却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辩论的核心，不再是简单的“该不该”，而是上升到了“华夷之辨”的哲学高度。
太学，国子监。
数百名学子聚集在学宫的广场上，自发地分成了两派。
一派，以几位来自北方大族，深受传统经学熏陶的博士为首。
他们认为，豫王此论，看似仁德，实则是在动摇国本。
“《春秋》之大义，首在‘内诸夏而外夷狄’！”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博士，引经据典，言辞激烈。
“华夏与蛮夷之别，始于血脉，成于礼法，此乃天地秩序，人伦之纲常，岂能因一篇文章而动摇？”
“若依豫王所言，则今日之僚人，明日之突厥，后日之高句丽，皆可因习我文化而成为华夏。”
“长此以往，血脉混乱，礼崩乐坏，我华夏千年传承，岂不断送于我等之手？”
“我等读书人，食君之禄，担君之忧，岂能坐视此等‘乱天下’之言，蛊惑人心！”
另一派，则以一些思想更为开放的年轻学子为主。
他们大多出身寒门，或是亲眼见过长安城万国来朝的盛景，对大唐的强大国力，有着更直观的自信。
“博士此言差矣！”
一个名叫陈子昂的年轻学子，站了出来。
他虽然年轻，但言辞锋芒毕露。
“我大唐今日之强盛，远迈两汉，也早已非《春秋》之时可比。”
“陛下乃天可汗，威加四海，万邦来朝，我大唐正当以包容四海之胸襟，纳天下之英才，方能开创万世不拔之基业！”
“昔日孝文帝行汉化之策，方有北魏之盛，今日我大唐反其道而行之，以我华夏之文明，去教化天下万族，使其皆慕我衣冠，习我礼仪，有何不可？”
“至于血脉之说，更是无稽之谈，试问，上溯千年，谁敢言自家血脉之纯粹？”
“圣人云，‘有教无类’，看的不是出身，而是德行。
豫王殿下此论，正是此意。
只要心向大唐，心向文明，便是同胞，有何不妥？”
这场发生在太学的辩论，只是一个缩影。
整个长安城，凡是识字之人，几乎都在讨论这个话题。
一场新的“华夷之辨”，在贞观九年的春天，悄然拉开了序幕。
这场大辩论，比李越预想的还要来得猛烈。
《大唐日报》的报社，在短短数日之内，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投稿，足有上千篇。
有支持的，有反对的，有引经据典的，有破口大骂的。
马周看着堆积如山的稿件，一个头两个大。
他抱着一摞雪片般的信纸，找到了正在豫王府里悠闲喝茶的李越。
“殿下，您看这……如何是好？”
“好多文章，言辞激烈，学生担心，若是都刊登出去，会引起更大的风波。”
李越放下茶杯，随手拿起几篇稿子翻了翻。
一篇是孔颖达的学生写的，通篇都是之乎者也，核心意思就一个：祖宗之法不可变。
另一篇是一个自称“陇西布衣”的人写的，文笔朴实，但观点犀利，认为接纳“夷狄”的关键，在于朝廷能否真正做到一视同仁，而非叶公好龙。
“都登。”
李越淡淡地说道。
“啊？”马周愣住了，“全都登？”
“岭南道，僚人反。”
报纸上没有用“蛮夷作乱”这样带有歧视性的词语，而是客观地陈述了事件的经过。
聚众十万，连下四州，兵围邕州。
每一个字眼，都像一块石头，砸在长安百姓的心头。
刚刚因为灭国吐谷浑而建立起来的自豪感，瞬间被一种混杂着愤怒和忧虑的情绪所取代。
“这些南蛮子！真是喂不熟的白眼狼！”
“朝廷待他们不薄，他们竟然还敢造反？”
“就该派李靖大将军，把他们全都给屠了！”
茶楼里，酒肆间，到处都是义愤填膺的咒骂声。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沉浸在同仇敌忾的情绪中时。
《大唐日报》的第二版，刊登了一篇由政务院总理大臣，豫王李越，亲自撰写的署名文章。
文章的标题，足以引起任何一个读书人的注意。
《论华夏民族之构成及我大唐之历史使命》。
在这篇文章里，李越首次公开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概念——“华夏民族”。
这就是李越在后世历史与民族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大唐的实际情况，精心构建的一套全新的民族融合理论。
其核心，不再是狭隘的血缘论，而是更具包容性的文化认同论。
文章的开篇，没有直接讨论僚人叛乱，而是从华夏的源头说起。
“上古之时，吾祖皆出于一脉，同属华夏。”
“后因迁徙，散于四海，历经千年，遂有言语之别，风俗之异。”
“然，血脉虽远，其根未忘。”
“何为华夏？何为夷狄？”
“非以血脉定，非以地域分，而以文明论。”
“凡习我汉家文字，说我汉家雅言，着我汉家衣冠，敬我汉家先祖，忠我汉家朝廷者，无论其出自何方，身在何处，皆为我华夏之同胞，皆为我大唐之子民。”
“其地位，与汉人无异，其权利，与汉人相同。”
“其子孙，可应科举，可入仕途，可为将，可拜相。”
“子曰：有教无类，此乃圣人胸襟，亦是我大唐胸襟。”
这篇文章，普通的百姓，大多看不懂其中深意。
他们只是觉得，凭什么那些南蛮子，只要学了我们说话穿衣，就能跟我们平起平坐？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在长安东市的一家羊肉馆子里，一个刚从边军退伍的老兵，拍着桌子，大声嚷嚷。
“这话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还能有错？”
“今天让他们读书，明天他们就要抢咱们的饭碗，后天，怕不是就要坐到朝堂上，跟咱们的官老爷平起平坐了！”
“到时候，这天下，还是咱们汉人的天下吗？”
他的话，立刻引起了周围一片附和之声。
这些最朴素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市井之间迅速蔓延。
然而，在另一个层面，太学里的学子们，和长安城中的士子们，却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辩论的核心，不再是简单的“该不该”，而是上升到了“华夷之辨”的哲学高度。
太学，国子监。
数百名学子聚集在学宫的广场上，自发地分成了两派。
一派，以几位来自北方大族，深受传统经学熏陶的博士为首。
他们认为，豫王此论，看似仁德，实则是在动摇国本。
“《春秋》之大义，首在‘内诸夏而外夷狄’！”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博士，引经据典，言辞激烈。
“华夏与蛮夷之别，始于血脉，成于礼法，此乃天地秩序，人伦之纲常，岂能因一篇文章而动摇？”
“若依豫王所言，则今日之僚人，明日之突厥，后日之高句丽，皆可因习我文化而成为华夏。”
“长此以往，血脉混乱，礼崩乐坏，我华夏千年传承，岂不断送于我等之手？”
“我等读书人，食君之禄，担君之忧，岂能坐视此等‘乱天下’之言，蛊惑人心！”
另一派，则以一些思想更为开放的年轻学子为主。
他们大多出身寒门，或是亲眼见过长安城万国来朝的盛景，对大唐的强大国力，有着更直观的自信。
“博士此言差矣！”
一个名叫陈子昂的年轻学子，站了出来。
他虽然年轻，但言辞锋芒毕露。
“我大唐今日之强盛，远迈两汉，也早已非《春秋》之时可比。”
“陛下乃天可汗，威加四海，万邦来朝，我大唐正当以包容四海之胸襟，纳天下之英才，方能开创万世不拔之基业！”
“昔日孝文帝行汉化之策，方有北魏之盛，今日我大唐反其道而行之，以我华夏之文明，去教化天下万族，使其皆慕我衣冠，习我礼仪，有何不可？”
“至于血脉之说，更是无稽之谈，试问，上溯千年，谁敢言自家血脉之纯粹？”
“圣人云，‘有教无类’，看的不是出身，而是德行。
豫王殿下此论，正是此意。
只要心向大唐，心向文明，便是同胞，有何不妥？”
这场发生在太学的辩论，只是一个缩影。
整个长安城，凡是识字之人，几乎都在讨论这个话题。
一场新的“华夷之辨”，在贞观九年的春天，悄然拉开了序幕。
这场大辩论，比李越预想的还要来得猛烈。
《大唐日报》的报社，在短短数日之内，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投稿，足有上千篇。
有支持的，有反对的，有引经据典的，有破口大骂的。
马周看着堆积如山的稿件，一个头两个大。
他抱着一摞雪片般的信纸，找到了正在豫王府里悠闲喝茶的李越。
“殿下，您看这……如何是好？”
“好多文章，言辞激烈，学生担心，若是都刊登出去，会引起更大的风波。”
李越放下茶杯，随手拿起几篇稿子翻了翻。
一篇是孔颖达的学生写的，通篇都是之乎者也，核心意思就一个：祖宗之法不可变。
另一篇是一个自称“陇西布衣”的人写的，文笔朴实，但观点犀利，认为接纳“夷狄”的关键，在于朝廷能否真正做到一视同仁，而非叶公好龙。
“都登。”
李越淡淡地说道。
“啊？”马周愣住了，“全都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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