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泰在科学院里，现在就是说一不二的土皇帝。
他要扩建实验室，是为了研究王兄交代的“显微镜”和“发电机”的关键技术，这都是未来能改变大唐国运的东西。
他以为，只要打着科学院的旗号，用钱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没想到，在度支司这里，吃了第一个闭门羹。
“王爷息怒。”
一旁的工匠博士赵明理劝道，“这钱守义，是官场的老人了，向来油滑，他这么做，明面上是遵守新法，实际上，就是在给咱们，给政务院下绊子。”
李泰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但他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他立刻拿着公文，气冲冲地跑去了政务院，找到了他的王兄李越。
李越听完李泰的抱怨，看了看那份被驳回的公文，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知道了。”
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三个字。
“啊？”李泰愣住了，“王兄，就这么算了？这帮孙子都骑到咱们头上了！”
李越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膀。
“放心，这件事，我来处理。”
“你先回去，安抚好科学院的匠人，让他们稍安勿躁。钱，三天之内，肯定会到。”
李泰将信将疑地走了。
而这件事，很快就在第二日的朝堂之上，被引爆了。
第一个发难的，是宋国公，萧瑀。
萧瑀是前朝皇室宗亲，也是大唐的开国功臣，性情耿直，甚至有些执拗，是朝中有名的“硬骨头”。
他一直就对政务院的改革，心存不满。
如今抓到了机会，他立刻站了出来。
“陛下，臣有本奏！”
他手持笏板，高声道。
“昨日，魏王殿下为兴建科学院，向度支司请款，竟被以‘预算无此项’为由驳回！”
“科学院乃国之重器，其研发之物，关系到我大唐未来百年之国运，如此重要之事，竟因一纸空文而被耽搁，臣以为，此乃新法之弊，而非官员之过！”
“自古以来，朝廷用度，皆有常例，亦有变通,度支司掌管钱粮，理应有‘事急从权’之变通权力。”
“如今政务院一刀切，万事皆需预算，看似严谨，实则僵化无比，是真正的因小失大，必将贻误国事！”
“臣恳请陛下，废除《财政新法》，恢复祖制，将钱粮调度之权，还于户部！”
萧瑀的话掷地有声。
他不是在为钱守义辩护，而是在直接攻击政务院的新法。
他话音刚落，国子监祭酒，孔颖达，也站了出来。
他从另一个角度，对新法进行了批判。
“萧公所言极是！”
“圣人治国，讲究的是‘经权之变’。‘经’者，常法也；‘权’者，变通也。”
“政务院之新法，重‘算学’而轻‘人情’，重‘规矩’而轻‘时变’，此乃舍本逐末之举。”
“治国，非算学也，若事事皆以数字度量，那与商贾何异？我等士大夫之风骨何在？”
“臣以为，此法之根，在于豫王殿下所提倡的‘格物之学’，过于功利，而少了儒家之仁恕，长此以往，人心必然大坏，国本亦将动摇！”
孔颖达直接将问题上升到了“道统之争”的高度。
他这一开口，立刻得到了朝中大批儒臣的支持。
一时间，朝堂之上风向大变。
昨天还因为豫王新政而欢欣鼓舞的官员，此刻又开始窃窃私语，觉得萧瑀和孔颖达说的，似乎也有些道理。
毕竟，对于这些习惯了模糊和人情的古代官员来说，现代社会那种精确到分的预算和审计制度，确实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恐怖存在。
就在此时，一个新晋的身影站了出来。
是褚遂良。
他刚刚被长孙无忌举荐，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起居郎，一跃成为财政部的侍郎，正是政务院改革的直接受益者。
他知道，这是他表忠心的最好机会。
“陛下，臣有不同之见！”
褚遂良的声音清亮而坚定。
“萧公与孔祭酒，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度支司之事，问题不在新法，而在执行之人！”
“新法规定，预算之外，可走‘紧急追加程序’，由用款衙门提出申请，政务院讨论，陛下批准，即可拨款，此乃‘权变’之道，新法之中，早有考量。”
“科学院之事，魏王殿下完全可以走此程序，但度支司的官员，却故意隐瞒此条，只以‘预算没有’为由粗暴驳回，其心可诛！”
“这说明，不是新法有问题，而是某些官员，对新法阳奉阴违，故意制造事端，试图阻挠改革！”
“至于孔祭酒所言，‘治国非算学’，臣更不敢苟同。”
褚遂良转向孔颖达，不卑不亢。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国家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每一文钱，都是百姓的血汗，若无算学之精细，无预算之规划，如何能保证这些钱，都用在刀刃上？如何能防止上下其手，中饱私囊？”
“恰恰相反，臣以为，将算学用于治国，才是最大的‘仁恕’！因为它能让国家的每一分钱，都花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这才是对天下百姓最大的负责！”
褚遂良的这番反驳，有理有据，逻辑清晰，一下子就打中了要害。
孔颖达被他一番抢白，说得老脸通红，一时竟找不到话来反驳。
朝堂之上的争论，愈发激烈。
保守派与改革派，第一次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对峙。
而李越和李世民，从头到尾，都坐在高台之上，冷眼旁观。
仿佛下面争论的，是别人家的事。
朝堂上的争吵，一直从早上持续到了中午。
双方你来我往，引经据典，唾沫横飞，谁也说服不了谁。
支持萧瑀和孔颖达的官员，越来越多。
他们中的很多人，并非真的认为新法不好。
而是他们本能地恐惧这种改变。
一个透明化的官场，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
他们怀念那个可以靠人情，靠关系，靠模糊的操作空间来办事的时代。
所以，他们选择站队，选择用祖宗之法，来对抗这股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新浪潮。
而以褚遂良为首的新晋官员，虽然人少，但战斗力极强。
他们是改革的受益者，也是新思想的拥护者。
他们言辞犀利，逻辑清晰，牢牢抓住了“民生”和“效率”这两个核心点，寸步不让。
他要扩建实验室，是为了研究王兄交代的“显微镜”和“发电机”的关键技术，这都是未来能改变大唐国运的东西。
他以为，只要打着科学院的旗号，用钱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没想到，在度支司这里，吃了第一个闭门羹。
“王爷息怒。”
一旁的工匠博士赵明理劝道，“这钱守义，是官场的老人了，向来油滑，他这么做，明面上是遵守新法，实际上，就是在给咱们，给政务院下绊子。”
李泰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但他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他立刻拿着公文，气冲冲地跑去了政务院，找到了他的王兄李越。
李越听完李泰的抱怨，看了看那份被驳回的公文，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知道了。”
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三个字。
“啊？”李泰愣住了，“王兄，就这么算了？这帮孙子都骑到咱们头上了！”
李越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膀。
“放心，这件事，我来处理。”
“你先回去，安抚好科学院的匠人，让他们稍安勿躁。钱，三天之内，肯定会到。”
李泰将信将疑地走了。
而这件事，很快就在第二日的朝堂之上，被引爆了。
第一个发难的，是宋国公，萧瑀。
萧瑀是前朝皇室宗亲，也是大唐的开国功臣，性情耿直，甚至有些执拗，是朝中有名的“硬骨头”。
他一直就对政务院的改革，心存不满。
如今抓到了机会，他立刻站了出来。
“陛下，臣有本奏！”
他手持笏板，高声道。
“昨日，魏王殿下为兴建科学院，向度支司请款，竟被以‘预算无此项’为由驳回！”
“科学院乃国之重器，其研发之物，关系到我大唐未来百年之国运，如此重要之事，竟因一纸空文而被耽搁，臣以为，此乃新法之弊，而非官员之过！”
“自古以来，朝廷用度，皆有常例，亦有变通,度支司掌管钱粮，理应有‘事急从权’之变通权力。”
“如今政务院一刀切，万事皆需预算，看似严谨，实则僵化无比，是真正的因小失大，必将贻误国事！”
“臣恳请陛下，废除《财政新法》，恢复祖制，将钱粮调度之权，还于户部！”
萧瑀的话掷地有声。
他不是在为钱守义辩护，而是在直接攻击政务院的新法。
他话音刚落，国子监祭酒，孔颖达，也站了出来。
他从另一个角度，对新法进行了批判。
“萧公所言极是！”
“圣人治国，讲究的是‘经权之变’。‘经’者，常法也；‘权’者，变通也。”
“政务院之新法，重‘算学’而轻‘人情’，重‘规矩’而轻‘时变’，此乃舍本逐末之举。”
“治国，非算学也，若事事皆以数字度量，那与商贾何异？我等士大夫之风骨何在？”
“臣以为，此法之根，在于豫王殿下所提倡的‘格物之学’，过于功利，而少了儒家之仁恕，长此以往，人心必然大坏，国本亦将动摇！”
孔颖达直接将问题上升到了“道统之争”的高度。
他这一开口，立刻得到了朝中大批儒臣的支持。
一时间，朝堂之上风向大变。
昨天还因为豫王新政而欢欣鼓舞的官员，此刻又开始窃窃私语，觉得萧瑀和孔颖达说的，似乎也有些道理。
毕竟，对于这些习惯了模糊和人情的古代官员来说，现代社会那种精确到分的预算和审计制度，确实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恐怖存在。
就在此时，一个新晋的身影站了出来。
是褚遂良。
他刚刚被长孙无忌举荐，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起居郎，一跃成为财政部的侍郎，正是政务院改革的直接受益者。
他知道，这是他表忠心的最好机会。
“陛下，臣有不同之见！”
褚遂良的声音清亮而坚定。
“萧公与孔祭酒，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度支司之事，问题不在新法，而在执行之人！”
“新法规定，预算之外，可走‘紧急追加程序’，由用款衙门提出申请，政务院讨论，陛下批准，即可拨款，此乃‘权变’之道，新法之中，早有考量。”
“科学院之事，魏王殿下完全可以走此程序，但度支司的官员，却故意隐瞒此条，只以‘预算没有’为由粗暴驳回，其心可诛！”
“这说明，不是新法有问题，而是某些官员，对新法阳奉阴违，故意制造事端，试图阻挠改革！”
“至于孔祭酒所言，‘治国非算学’，臣更不敢苟同。”
褚遂良转向孔颖达，不卑不亢。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国家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每一文钱，都是百姓的血汗，若无算学之精细，无预算之规划，如何能保证这些钱，都用在刀刃上？如何能防止上下其手，中饱私囊？”
“恰恰相反，臣以为，将算学用于治国，才是最大的‘仁恕’！因为它能让国家的每一分钱，都花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这才是对天下百姓最大的负责！”
褚遂良的这番反驳，有理有据，逻辑清晰，一下子就打中了要害。
孔颖达被他一番抢白，说得老脸通红，一时竟找不到话来反驳。
朝堂之上的争论，愈发激烈。
保守派与改革派，第一次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对峙。
而李越和李世民，从头到尾，都坐在高台之上，冷眼旁观。
仿佛下面争论的，是别人家的事。
朝堂上的争吵，一直从早上持续到了中午。
双方你来我往，引经据典，唾沫横飞，谁也说服不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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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的很多人，并非真的认为新法不好。
而是他们本能地恐惧这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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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怀念那个可以靠人情，靠关系，靠模糊的操作空间来办事的时代。
所以，他们选择站队，选择用祖宗之法，来对抗这股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新浪潮。
而以褚遂良为首的新晋官员，虽然人少，但战斗力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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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言辞犀利，逻辑清晰，牢牢抓住了“民生”和“效率”这两个核心点，寸步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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