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好。”旁边的人接话，“留在租界里也是被关着，不如出去接着打。”
“接着打？”断了手指的伤员笑了一下，那笑容很苦，“撤到哪儿去？南京？南京能守得住吗？”
没有人回答。
走廊里安静了一会儿。
“我听说，撤退的部队乱成一锅粥了。”另一个伤员忽然开口，声音里带着火气，
“有的部队还没接到命令就走了，有的部队接到了命令还在原地等着。桥上挤满了人，车开不动，人走不动，日本人的飞机在上面炸，下面的人挤在一起，跟靶子似的。”
“别说了。”断了手指的伤员打断了他。
那个人张了张嘴，没有再说。
他把烟头摁灭在床沿上，靠在墙上，闭上了眼睛。
林言换了白大褂出来，沿着走廊走了一圈。
他没有说话，只是看着那些空出来的床位，看着那些坐在长椅上一言不发的伤员，看着墙角那张被揉皱的报纸。
黄东平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他身后，手里拿着一个信封，没有拆开。
“林医生。”
林言转过身。“黄院长。”
黄东平看着他，沉默了几秒。
“上面来了通知，问我们要不要跟大部队撤到大后方。重庆那边缺医生，缺人手，如果我们愿意走，他们可以安排车船。”
林言没有说话。
“你考虑一下。”黄东平把信封递过来，“明天之前答复就行。”
林言没有接信封。
“我不走，我房都买了，走什么走。”
黄东平的手停在半空。
他看着林言，看了好几秒，然后把信封收回来，塞进口袋里。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那你呢？”林言问。
黄东平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淡，像是在笑自己。
“我也不走。上海还有那么多病人，我走了，谁管他们？”他顿了顿，“而且，法租界还没丢。只要租界还在，医院就不能关门。”
林言看着他，点了点头，没有再说。
.........
另一边
黄志忠已经安排人把联络处该转移的材料进行了转移，再关闭联络处，所有的关系一律转为地下，所有露过面的人全部撤往大后方。
他本人则是做好了留下来的准备。
一来是因为手上还有很多资金，需要他来调配。
无论是给新四军购买物资，还是红党潜伏人员资金保证。
二来是因为手上那部电台必须有人守护。
要知道，此刻红党在上海的电台总共就没有几部，必须保存好，有需要的时候能及时传递情报。
与此同时，之前完全铺开的小报，只能迅速收缩。
一部分印刷机被运往后方，只留下几个小报报社被转移至法租界继续出版。
11月9日下午到晚上，他都躲在自己位于霞飞路永宁巷21号的安全屋内，盯着电台，等待上海的局势变化。
就在晚上8点，电台发出“滴滴答答”的响声。
是延安来电！
他迅速戴上耳机，记录电文，译电后看到了内容。
“黄志忠同志，请即刻启程撤退至重庆，领导红党重庆办事处，电台和资金存放于永宁巷21号安全屋床板下方即可。望舒。”
看到电文内容后，他按了一下按键，发了一个短信号。
一个信号回应自己已经收到。
他不敢回复一句完整的内容，担心被定位。
按照各方电讯侦测的能力，要定位一台电台至少需要发一分钟以上电文，并且需要多台定位设备，才能把电台范围缩小在百米范围之内。
不敢耽搁，将电台、黄金和10瓶链霉素放入床板下方，然后带上行李箱，迅速出门。
出门后，直奔谨记桥，跟着离开上海的难民朝西南方向撤离。
他知道，组织上也是为了他的安全考虑。
毕竟他之前是红党办事处对外联络负责人，身份是明牌的。
即使自己改头换面，被认出来也不是不可能。
好在自己进入安全屋之前已经做过伪装，现在的安全屋是安全的，组织上肯定会安排人把黄金和电台转移走。
而与此同时，许伯年也收到了延安的电文，让他择机前往永宁巷21号取黄志忠留下的物品和资金，东西在屋内床板下。
第二天。
许伯年没有直接去永宁巷21号。
这是规矩，任何时候都不能直奔目标。
他先拐进了巷口的中药馆。
这是他长期的合作伙伴，每隔几天就会来坐坐，聊聊天，看看有什么新到的药材，顺便打听打听行情。
没人会觉得奇怪，一个药材铺老板来中药馆串门，再正常不过。
“许老板来了？”掌柜的在柜台后面抬起头，笑着招呼了一声。
“来了。”许伯年把手里提着的一包样品放在柜台上，“新到的党参，你看看成色。这批货不错，价格也好商量。”
掌柜的打开纸包，捏起一根党参凑到灯下看了看，又闻了闻，点了点头。
“成色确实好。什么价？”
两人一边谈生意，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许伯年站在柜台前，身子斜靠着，看上去很放松。
他的目光偶尔扫过门口。
永宁巷21号在巷子中段，从这个角度正好能看到它的门口和对面的一排矮墙。
巷子里很安静。
有一个早餐摊位，摆了三个桌子，恰好三桌客人，老板正在忙前忙后。
但许伯年的目光停了一下。
早餐摊位上的三桌客人，最外面那桌是两个穿着工装的中年人，埋头吃馄饨，偶尔低声说两句什么，听不真切。
中间那桌是一对年轻夫妻，带着一个小孩，小孩在哭闹，女人一边哄一边喂饭，男人埋头喝粥，没什么异常。
但靠墙的那桌，坐着三个男人，穿着普通的深色夹袄，桌上摆着豆浆油条，但油条几乎没动，豆浆也只喝了两口。
三个人谁也不看谁，谁也不说话，各自低着头，但他们的目光时不时地往巷子深处瞟一眼。
许伯年把目光收回来，端起掌柜的递来的茶杯，慢慢喝了一口。
“这批党参你要是觉得行，我给你留五十斤。下周到货。”
“五十斤多了，我先要二十斤试试。”
掌柜的在本子上记了一笔。
许伯年点了点头，又往外看了一眼。
那三个人还在。
“接着打？”断了手指的伤员笑了一下，那笑容很苦，“撤到哪儿去？南京？南京能守得住吗？”
没有人回答。
走廊里安静了一会儿。
“我听说，撤退的部队乱成一锅粥了。”另一个伤员忽然开口，声音里带着火气，
“有的部队还没接到命令就走了，有的部队接到了命令还在原地等着。桥上挤满了人，车开不动，人走不动，日本人的飞机在上面炸，下面的人挤在一起，跟靶子似的。”
“别说了。”断了手指的伤员打断了他。
那个人张了张嘴，没有再说。
他把烟头摁灭在床沿上，靠在墙上，闭上了眼睛。
林言换了白大褂出来，沿着走廊走了一圈。
他没有说话，只是看着那些空出来的床位，看着那些坐在长椅上一言不发的伤员，看着墙角那张被揉皱的报纸。
黄东平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他身后，手里拿着一个信封，没有拆开。
“林医生。”
林言转过身。“黄院长。”
黄东平看着他，沉默了几秒。
“上面来了通知，问我们要不要跟大部队撤到大后方。重庆那边缺医生，缺人手，如果我们愿意走，他们可以安排车船。”
林言没有说话。
“你考虑一下。”黄东平把信封递过来，“明天之前答复就行。”
林言没有接信封。
“我不走，我房都买了，走什么走。”
黄东平的手停在半空。
他看着林言，看了好几秒，然后把信封收回来，塞进口袋里。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那你呢？”林言问。
黄东平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淡，像是在笑自己。
“我也不走。上海还有那么多病人，我走了，谁管他们？”他顿了顿，“而且，法租界还没丢。只要租界还在，医院就不能关门。”
林言看着他，点了点头，没有再说。
.........
另一边
黄志忠已经安排人把联络处该转移的材料进行了转移，再关闭联络处，所有的关系一律转为地下，所有露过面的人全部撤往大后方。
他本人则是做好了留下来的准备。
一来是因为手上还有很多资金，需要他来调配。
无论是给新四军购买物资，还是红党潜伏人员资金保证。
二来是因为手上那部电台必须有人守护。
要知道，此刻红党在上海的电台总共就没有几部，必须保存好，有需要的时候能及时传递情报。
与此同时，之前完全铺开的小报，只能迅速收缩。
一部分印刷机被运往后方，只留下几个小报报社被转移至法租界继续出版。
11月9日下午到晚上，他都躲在自己位于霞飞路永宁巷21号的安全屋内，盯着电台，等待上海的局势变化。
就在晚上8点，电台发出“滴滴答答”的响声。
是延安来电！
他迅速戴上耳机，记录电文，译电后看到了内容。
“黄志忠同志，请即刻启程撤退至重庆，领导红党重庆办事处，电台和资金存放于永宁巷21号安全屋床板下方即可。望舒。”
看到电文内容后，他按了一下按键，发了一个短信号。
一个信号回应自己已经收到。
他不敢回复一句完整的内容，担心被定位。
按照各方电讯侦测的能力，要定位一台电台至少需要发一分钟以上电文，并且需要多台定位设备，才能把电台范围缩小在百米范围之内。
不敢耽搁，将电台、黄金和10瓶链霉素放入床板下方，然后带上行李箱，迅速出门。
出门后，直奔谨记桥，跟着离开上海的难民朝西南方向撤离。
他知道，组织上也是为了他的安全考虑。
毕竟他之前是红党办事处对外联络负责人，身份是明牌的。
即使自己改头换面，被认出来也不是不可能。
好在自己进入安全屋之前已经做过伪装，现在的安全屋是安全的，组织上肯定会安排人把黄金和电台转移走。
而与此同时，许伯年也收到了延安的电文，让他择机前往永宁巷21号取黄志忠留下的物品和资金，东西在屋内床板下。
第二天。
许伯年没有直接去永宁巷21号。
这是规矩，任何时候都不能直奔目标。
他先拐进了巷口的中药馆。
这是他长期的合作伙伴，每隔几天就会来坐坐，聊聊天，看看有什么新到的药材，顺便打听打听行情。
没人会觉得奇怪，一个药材铺老板来中药馆串门，再正常不过。
“许老板来了？”掌柜的在柜台后面抬起头，笑着招呼了一声。
“来了。”许伯年把手里提着的一包样品放在柜台上，“新到的党参，你看看成色。这批货不错，价格也好商量。”
掌柜的打开纸包，捏起一根党参凑到灯下看了看，又闻了闻，点了点头。
“成色确实好。什么价？”
两人一边谈生意，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许伯年站在柜台前，身子斜靠着，看上去很放松。
他的目光偶尔扫过门口。
永宁巷21号在巷子中段，从这个角度正好能看到它的门口和对面的一排矮墙。
巷子里很安静。
有一个早餐摊位，摆了三个桌子，恰好三桌客人，老板正在忙前忙后。
但许伯年的目光停了一下。
早餐摊位上的三桌客人，最外面那桌是两个穿着工装的中年人，埋头吃馄饨，偶尔低声说两句什么，听不真切。
中间那桌是一对年轻夫妻，带着一个小孩，小孩在哭闹，女人一边哄一边喂饭，男人埋头喝粥，没什么异常。
但靠墙的那桌，坐着三个男人，穿着普通的深色夹袄，桌上摆着豆浆油条，但油条几乎没动，豆浆也只喝了两口。
三个人谁也不看谁，谁也不说话，各自低着头，但他们的目光时不时地往巷子深处瞟一眼。
许伯年把目光收回来，端起掌柜的递来的茶杯，慢慢喝了一口。
“这批党参你要是觉得行，我给你留五十斤。下周到货。”
“五十斤多了，我先要二十斤试试。”
掌柜的在本子上记了一笔。
许伯年点了点头，又往外看了一眼。
那三个人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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