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9年1月，维也纳
维也纳的冬天是灰色的。
不是那种诗意的、雾蒙蒙的灰，而是一种从骨头里渗出来的、让人想把自己裹进被子再也不出来的灰。天空低垂，像一块洗了太多次的旧抹布，偶尔漏下几片雪，还没落地就化成了泥水。街道上到处是马粪和融雪混在一起的褐色浆糊，行人踩上去发出令人不快的吧唧声。
雅各布·科恩站在咖啡馆门口，看着街对面一个卖栗子的老妇人缩在火炉旁，双手冻得通红。他转身回到店里，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旧毛毯，走到对面递给了她。
“拿着，别冻死了。”
老妇人抬起头，露出一张布满皱纹的脸，嘴里只剩下三颗牙。“上帝保佑你，年轻人。”
“上帝帮不了你，”雅各布说，“毛毯可以。”
他回到咖啡馆，费伦茨正在用他唯一的一只手擦桌子。独臂老兵擦桌子的方式很特别——他把抹布缠在断臂的残端上，然后用右手按住桌子，身体左右摆动，像一只笨拙的企鹅。
“你今天心情不错，”费伦茨说，“居然送出去一条毛毯。”
“那条毛毯是上个客人留下的，”雅各布坐到柜台后面，翻开账本，“他欠了我两个月的咖啡钱没还，最后跑路了。毛毯算利息。”
“你还是那个精明的犹太人。”
“你也是那个不会拍马屁的匈牙利人。”
费伦茨嘿嘿笑了两声，继续擦桌子。
雅各布的咖啡馆在开业半年后，已经成为了利奥波德城一个不大不小的“景点”。不是因为咖啡好喝——事实上，常客们私下里抱怨他的咖啡“比马尿还苦”。而是因为在这里，你能听到在别处听不到的东西。
比如，上个月，一个塞尔维亚商人在这里跟一个克罗地亚作家吵了起来，争论波斯尼亚到底应该归谁。吵到激烈处，塞尔维亚人掏出一把匕首，克罗地亚人抄起一个酒瓶。费伦茨用仅剩的那只手抓住塞尔维亚人的手腕，轻轻一拧，匕首掉在了地上。
“要打架出去打，”雅各布头也不抬地说，“弄脏地板要赔钱。”
两人灰溜溜地走了。第二天，他们又一起来喝咖啡，互相拍着肩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比如，上上个月，一个穿着考究的中年女人走进来，点了一杯牛奶咖啡，然后低声问雅各布：“听说你这里能找到‘失踪’的人？”
雅各布看了她一眼。那女人的手指上戴着三枚戒指，但指甲缝里有污垢——说明她不是真正的贵族，也许是个被抛弃的情妇，或者一个破产商人的妻子。
“那要看找谁。”
“找我丈夫，”女人说，“他三天没回家了。”
“他长什么样？”
“胖，秃顶，左手缺一根小拇指。”
雅各布想了想。“你丈夫是不是在第七区的屠宰场工作？”
女人的眼睛亮了。“你怎么知道？”
“因为昨天他来过这里，”雅各布说，“跟一个女人在一起。那女人不是您。”
女人的脸色变了。她站起来，抓起包，头也不回地走了。
费伦茨看着她的背影，摇了摇头。“你完全可以不告诉她。”
“她付了钱买消息，”雅各布说，“我只是如实相告。”
“有时候真相比谎言更残忍。”
“那她就不该来找我。”
距离雅各布咖啡馆三条街之外，维也纳军事学院的大院里，莱奥·冯·海登莱希正在做一件他越来越擅长的事：独自待着。
今天是一月十七日，星期日，学院允许学员在下午两点到六点之间外出。大多数同学都涌向了维也纳市中心的咖啡馆、剧院，或者更直接一点——妓院。莱奥选择留在学院图书馆。
图书馆不大，只有三排书架，大部分是军事理论、战术手册和帝国历史。莱奥已经翻遍了每一本。此刻他手里拿着一本《骑兵战术的演变》，但眼睛盯着书页，一个字也没读进去。
他在想那封信。
三个月前，冯·施特拉赫维茨男爵让他转交给母亲的那封信。莱奥没有拆开，但他注意到信封上写着“私人”两个字。他把信带回家——如果“家”指的是母亲在维也纳第八区租的那间小公寓的话。
母亲读完信后，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她把信折好，放进一个铁盒子里，锁上了抽屉。
“妈妈，信上说了什么？”莱奥问。
“没什么，”母亲说，“一些关于你父亲的事。”
“什么事？”
“你父亲，”母亲顿了顿，“是个好人。”
莱奥知道母亲在撒谎。不是因为母亲不擅长撒谎——恰恰相反，母亲很擅长。而是因为她撒谎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摸自己的耳垂，就像她现在做的那样。
莱奥没有追问。他学会了在军事学院里最重要的一课：有些问题，不问比问更好。
此刻，在图书馆的角落里，莱奥合上书本，闭上眼睛。他的脑海里浮现出父亲的脸——不是真实的脸，而是一张褪色的照片里的脸。照片上的父亲穿着骑兵少校的制服，胸前挂着三级铁冠勋章，表情严肃，嘴角微微向下。
那是莱奥对父亲唯一的记忆。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那是他很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母亲抱着他在窗边看雨。母亲忽然说了一句他当时不懂的话：“你父亲是个理想主义者。在这个帝国里，理想主义者都活不长。”
现在他懂了。
但他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一个理想主义者。
同一天下午，维也纳第一区，科布堡宫。
伊洛娜·拉科齐站在一扇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心里盘算着如何从这场无聊的下午茶中脱身。
“亲爱的伊洛娜，你不尝尝这块萨赫蛋糕吗？这可是从萨赫酒店直接送来的。”
说话的是玛丽亚·冯·图恩伯爵夫人，一位四十多岁的贵妇，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脖子上挂着一条价值不菲的珍珠项链。她是维也纳社交圈的中心人物之一，每月举办一次下午茶，邀请“有前途”的年轻贵族小姐来参加——名义上是喝茶聊天，实际上是相亲。
伊洛娜的母亲对此十分热衷。在她看来，维也纳的贵族比布达佩斯的贵族“高级”三个档次。如果能在这里找到一个合适的夫婿，拉科齐家族就算真正打入了帝国的权力核心。
伊洛娜对此嗤之以鼻。
“谢谢，我不太喜欢吃甜的。”伊洛娜礼貌地拒绝了蛋糕。
“哎呀，你太瘦了，”图恩伯爵夫人说，“维也纳的男人喜欢有点肉的女人。”
“那布达佩斯的男人呢？”伊洛娜问。
图恩伯爵夫人愣了一下。“布达佩斯？亲爱的，我们不说布达佩斯。”
“为什么？”
“因为，”伯爵夫人压低声音，“那里是……你知道，匈牙利。”
她说“匈牙利”这个词的方式，就像在说“瘟疫”。
伊洛娜强忍住翻白眼的冲动。她想起父亲说过的一句话：“奥地利人喜欢匈牙利人，就像喜欢一条忠实的狗——只要狗听话，他们就摸摸头；如果狗不听话，他们就踢一脚。”
“那么，”伊洛娜换了个话题，“今天还有别的客人吗？”
话音刚落，门开了，一个年轻男人走了进来。
伊洛娜认出了他——卡尔·冯·温迪施格雷茨王子，半年前在歌剧院包厢里盯着她看的那个男人。
他今天穿着一件深绿色的军装外套，胸前别着一枚金质勋章，头发依然梳得一丝不苟，脸上依然带着那种猫看老鼠的微笑。
“抱歉来晚了，”王子走到图恩伯爵夫人面前，亲吻了她的手背，“被一些军务耽搁了。”
“哦，卡尔，你还是那么忙，”图恩伯爵夫人笑着说，“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伊洛娜·拉科齐小姐，来自布达佩斯。”
王子的目光转向伊洛娜，微微鞠躬。“拉科齐小姐，幸会。”
“幸会，王子殿下。”
“请叫我卡尔。”
“请叫我伊洛娜。”
王子笑了。他走到伊洛娜旁边的沙发坐下，拿起一块蛋糕，咬了一口。
“你也在维也纳社交圈吗？”他问。
“不算是，”伊洛娜说，“我只是偶尔来。”
“那你更喜欢布达佩斯？”
“更喜欢乡村。”
“乡村？”王子挑了挑眉毛，“那里有什么？”
“安静，”伊洛娜说，“没有那么多假笑。”
王子哈哈大笑，引得周围几位贵妇侧目。“你很有趣，伊洛娜。我喜欢有趣的女人。”
“我也喜欢有趣的男人，”伊洛娜说，“可惜很少遇到。”
王子的笑容僵了一瞬，但很快恢复了。“你在维也纳待多久？”
“不知道。看心情。”
“那我希望你的心情能好一阵子。”
伊洛娜没有回答。她转过头，看着窗外的雪，心里想：这个人就像一块太甜的萨赫蛋糕，吃一口还行，吃多了会腻。
但她也知道，在这个帝国里，太甜的蛋糕往往是最受欢迎的。
雅各布在下午五点迎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客人。
那个从布拉格来的神秘人——就是三个月前花两百福林定金让他找人的那个——又出现了。这次他没有戴礼帽，而是戴了一顶皮帽，穿着一件厚厚的羊皮大衣，看上去像一个普通的商人。
“找到了吗？”他坐下就问。
雅各布端上一杯咖啡，然后坐到他对面。
“找到了，”雅各布说，“但你要先付剩下的两百福林。”
神秘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袋，放在桌上。雅各布数了数，正好二十枚金币。
“那个人叫扬·科拉尔，”雅各布说，“二十三岁，布拉格大学哲学系学生，去年十一月来到维也纳，住在第七区的一家旅馆里。”
“他来维也纳做什么？”
“参加一个秘密会议，”雅各布说，“关于捷克民族自治的。会议的组织者是一个叫‘青年捷克党’的地下组织。”
神秘人的脸色变了。“他还活着吗？”
“活着，”雅各布说，“但他已经不在维也纳了。他去了布拉格。”
“什么时候的事？”
“两周前。”
神秘人沉默了几秒钟。“还有别的吗？”
“有，”雅各布说，“他走之前，跟一个人见过面。那个人是维也纳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名叫……”
“叫什么？”
“汤姆·马萨里克。”
神秘人的手微微一颤。他站起来，戴上帽子。
“这件事，你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吧？”
“没有。”
“很好。如果你还想活着，就继续保持沉默。”
神秘人转身走了。
费伦茨从柜台后面探出头来。“马萨里克是谁？”
“一个教授，”雅各布说，“研究哲学的。”
“为什么这个人听到他的名字会害怕？”
雅各布没有回答。他只是在心里记下了一个名字：汤姆·马萨里克。
在这个帝国里，名字就是钥匙。而钥匙，总是能打开一扇门。
有些门，你不想开，但不得不开。
莱奥在傍晚六点回到了宿舍。宿舍里只有两个人——他的室友克里斯托夫·施密特（就是第一章里提醒他“别乱动”的那个学长）和一个叫赫尔曼·鲍尔的同学。
“莱奥，你去哪儿了？”施密特问。
“图书馆。”
“又是图书馆，”施密特摇了摇头，“你该出去走走。听说新开的‘多瑙河咖啡馆’有最好的维也纳咖啡，而且服务员特别漂亮。”
“我没钱。”
“你没钱？”鲍尔插嘴道，“你父亲不是……”
“我父亲死了。”莱奥的声音很平静。
鲍尔立刻闭上了嘴。
施密特拍了拍莱奥的肩膀。“抱歉，我不是那个意思。”
“没事。”
莱奥躺到床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上个月就有了，到现在也没人修。就像这个学院里的很多东西一样——坏了就坏了，没人关心。
他忽然想起冯·施特拉赫维茨男爵说的话：“在这个帝国里，没有人会替你着想。你只能靠自己。”
也许他说得对。
也许不对。
但无论如何，莱奥知道，他必须活着。活着，然后找到答案。
关于父亲的答案。
关于帝国的答案。
关于他自己的答案。
窗外，雪越下越大。
维也纳的冬天，是灰色的。
但灰色下面，总有一些东西在生长。
维也纳的冬天是灰色的。
不是那种诗意的、雾蒙蒙的灰，而是一种从骨头里渗出来的、让人想把自己裹进被子再也不出来的灰。天空低垂，像一块洗了太多次的旧抹布，偶尔漏下几片雪，还没落地就化成了泥水。街道上到处是马粪和融雪混在一起的褐色浆糊，行人踩上去发出令人不快的吧唧声。
雅各布·科恩站在咖啡馆门口，看着街对面一个卖栗子的老妇人缩在火炉旁，双手冻得通红。他转身回到店里，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旧毛毯，走到对面递给了她。
“拿着，别冻死了。”
老妇人抬起头，露出一张布满皱纹的脸，嘴里只剩下三颗牙。“上帝保佑你，年轻人。”
“上帝帮不了你，”雅各布说，“毛毯可以。”
他回到咖啡馆，费伦茨正在用他唯一的一只手擦桌子。独臂老兵擦桌子的方式很特别——他把抹布缠在断臂的残端上，然后用右手按住桌子，身体左右摆动，像一只笨拙的企鹅。
“你今天心情不错，”费伦茨说，“居然送出去一条毛毯。”
“那条毛毯是上个客人留下的，”雅各布坐到柜台后面，翻开账本，“他欠了我两个月的咖啡钱没还，最后跑路了。毛毯算利息。”
“你还是那个精明的犹太人。”
“你也是那个不会拍马屁的匈牙利人。”
费伦茨嘿嘿笑了两声，继续擦桌子。
雅各布的咖啡馆在开业半年后，已经成为了利奥波德城一个不大不小的“景点”。不是因为咖啡好喝——事实上，常客们私下里抱怨他的咖啡“比马尿还苦”。而是因为在这里，你能听到在别处听不到的东西。
比如，上个月，一个塞尔维亚商人在这里跟一个克罗地亚作家吵了起来，争论波斯尼亚到底应该归谁。吵到激烈处，塞尔维亚人掏出一把匕首，克罗地亚人抄起一个酒瓶。费伦茨用仅剩的那只手抓住塞尔维亚人的手腕，轻轻一拧，匕首掉在了地上。
“要打架出去打，”雅各布头也不抬地说，“弄脏地板要赔钱。”
两人灰溜溜地走了。第二天，他们又一起来喝咖啡，互相拍着肩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比如，上上个月，一个穿着考究的中年女人走进来，点了一杯牛奶咖啡，然后低声问雅各布：“听说你这里能找到‘失踪’的人？”
雅各布看了她一眼。那女人的手指上戴着三枚戒指，但指甲缝里有污垢——说明她不是真正的贵族，也许是个被抛弃的情妇，或者一个破产商人的妻子。
“那要看找谁。”
“找我丈夫，”女人说，“他三天没回家了。”
“他长什么样？”
“胖，秃顶，左手缺一根小拇指。”
雅各布想了想。“你丈夫是不是在第七区的屠宰场工作？”
女人的眼睛亮了。“你怎么知道？”
“因为昨天他来过这里，”雅各布说，“跟一个女人在一起。那女人不是您。”
女人的脸色变了。她站起来，抓起包，头也不回地走了。
费伦茨看着她的背影，摇了摇头。“你完全可以不告诉她。”
“她付了钱买消息，”雅各布说，“我只是如实相告。”
“有时候真相比谎言更残忍。”
“那她就不该来找我。”
距离雅各布咖啡馆三条街之外，维也纳军事学院的大院里，莱奥·冯·海登莱希正在做一件他越来越擅长的事：独自待着。
今天是一月十七日，星期日，学院允许学员在下午两点到六点之间外出。大多数同学都涌向了维也纳市中心的咖啡馆、剧院，或者更直接一点——妓院。莱奥选择留在学院图书馆。
图书馆不大，只有三排书架，大部分是军事理论、战术手册和帝国历史。莱奥已经翻遍了每一本。此刻他手里拿着一本《骑兵战术的演变》，但眼睛盯着书页，一个字也没读进去。
他在想那封信。
三个月前，冯·施特拉赫维茨男爵让他转交给母亲的那封信。莱奥没有拆开，但他注意到信封上写着“私人”两个字。他把信带回家——如果“家”指的是母亲在维也纳第八区租的那间小公寓的话。
母亲读完信后，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她把信折好，放进一个铁盒子里，锁上了抽屉。
“妈妈，信上说了什么？”莱奥问。
“没什么，”母亲说，“一些关于你父亲的事。”
“什么事？”
“你父亲，”母亲顿了顿，“是个好人。”
莱奥知道母亲在撒谎。不是因为母亲不擅长撒谎——恰恰相反，母亲很擅长。而是因为她撒谎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摸自己的耳垂，就像她现在做的那样。
莱奥没有追问。他学会了在军事学院里最重要的一课：有些问题，不问比问更好。
此刻，在图书馆的角落里，莱奥合上书本，闭上眼睛。他的脑海里浮现出父亲的脸——不是真实的脸，而是一张褪色的照片里的脸。照片上的父亲穿着骑兵少校的制服，胸前挂着三级铁冠勋章，表情严肃，嘴角微微向下。
那是莱奥对父亲唯一的记忆。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那是他很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母亲抱着他在窗边看雨。母亲忽然说了一句他当时不懂的话：“你父亲是个理想主义者。在这个帝国里，理想主义者都活不长。”
现在他懂了。
但他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一个理想主义者。
同一天下午，维也纳第一区，科布堡宫。
伊洛娜·拉科齐站在一扇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心里盘算着如何从这场无聊的下午茶中脱身。
“亲爱的伊洛娜，你不尝尝这块萨赫蛋糕吗？这可是从萨赫酒店直接送来的。”
说话的是玛丽亚·冯·图恩伯爵夫人，一位四十多岁的贵妇，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脖子上挂着一条价值不菲的珍珠项链。她是维也纳社交圈的中心人物之一，每月举办一次下午茶，邀请“有前途”的年轻贵族小姐来参加——名义上是喝茶聊天，实际上是相亲。
伊洛娜的母亲对此十分热衷。在她看来，维也纳的贵族比布达佩斯的贵族“高级”三个档次。如果能在这里找到一个合适的夫婿，拉科齐家族就算真正打入了帝国的权力核心。
伊洛娜对此嗤之以鼻。
“谢谢，我不太喜欢吃甜的。”伊洛娜礼貌地拒绝了蛋糕。
“哎呀，你太瘦了，”图恩伯爵夫人说，“维也纳的男人喜欢有点肉的女人。”
“那布达佩斯的男人呢？”伊洛娜问。
图恩伯爵夫人愣了一下。“布达佩斯？亲爱的，我们不说布达佩斯。”
“为什么？”
“因为，”伯爵夫人压低声音，“那里是……你知道，匈牙利。”
她说“匈牙利”这个词的方式，就像在说“瘟疫”。
伊洛娜强忍住翻白眼的冲动。她想起父亲说过的一句话：“奥地利人喜欢匈牙利人，就像喜欢一条忠实的狗——只要狗听话，他们就摸摸头；如果狗不听话，他们就踢一脚。”
“那么，”伊洛娜换了个话题，“今天还有别的客人吗？”
话音刚落，门开了，一个年轻男人走了进来。
伊洛娜认出了他——卡尔·冯·温迪施格雷茨王子，半年前在歌剧院包厢里盯着她看的那个男人。
他今天穿着一件深绿色的军装外套，胸前别着一枚金质勋章，头发依然梳得一丝不苟，脸上依然带着那种猫看老鼠的微笑。
“抱歉来晚了，”王子走到图恩伯爵夫人面前，亲吻了她的手背，“被一些军务耽搁了。”
“哦，卡尔，你还是那么忙，”图恩伯爵夫人笑着说，“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伊洛娜·拉科齐小姐，来自布达佩斯。”
王子的目光转向伊洛娜，微微鞠躬。“拉科齐小姐，幸会。”
“幸会，王子殿下。”
“请叫我卡尔。”
“请叫我伊洛娜。”
王子笑了。他走到伊洛娜旁边的沙发坐下，拿起一块蛋糕，咬了一口。
“你也在维也纳社交圈吗？”他问。
“不算是，”伊洛娜说，“我只是偶尔来。”
“那你更喜欢布达佩斯？”
“更喜欢乡村。”
“乡村？”王子挑了挑眉毛，“那里有什么？”
“安静，”伊洛娜说，“没有那么多假笑。”
王子哈哈大笑，引得周围几位贵妇侧目。“你很有趣，伊洛娜。我喜欢有趣的女人。”
“我也喜欢有趣的男人，”伊洛娜说，“可惜很少遇到。”
王子的笑容僵了一瞬，但很快恢复了。“你在维也纳待多久？”
“不知道。看心情。”
“那我希望你的心情能好一阵子。”
伊洛娜没有回答。她转过头，看着窗外的雪，心里想：这个人就像一块太甜的萨赫蛋糕，吃一口还行，吃多了会腻。
但她也知道，在这个帝国里，太甜的蛋糕往往是最受欢迎的。
雅各布在下午五点迎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客人。
那个从布拉格来的神秘人——就是三个月前花两百福林定金让他找人的那个——又出现了。这次他没有戴礼帽，而是戴了一顶皮帽，穿着一件厚厚的羊皮大衣，看上去像一个普通的商人。
“找到了吗？”他坐下就问。
雅各布端上一杯咖啡，然后坐到他对面。
“找到了，”雅各布说，“但你要先付剩下的两百福林。”
神秘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袋，放在桌上。雅各布数了数，正好二十枚金币。
“那个人叫扬·科拉尔，”雅各布说，“二十三岁，布拉格大学哲学系学生，去年十一月来到维也纳，住在第七区的一家旅馆里。”
“他来维也纳做什么？”
“参加一个秘密会议，”雅各布说，“关于捷克民族自治的。会议的组织者是一个叫‘青年捷克党’的地下组织。”
神秘人的脸色变了。“他还活着吗？”
“活着，”雅各布说，“但他已经不在维也纳了。他去了布拉格。”
“什么时候的事？”
“两周前。”
神秘人沉默了几秒钟。“还有别的吗？”
“有，”雅各布说，“他走之前，跟一个人见过面。那个人是维也纳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名叫……”
“叫什么？”
“汤姆·马萨里克。”
神秘人的手微微一颤。他站起来，戴上帽子。
“这件事，你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吧？”
“没有。”
“很好。如果你还想活着，就继续保持沉默。”
神秘人转身走了。
费伦茨从柜台后面探出头来。“马萨里克是谁？”
“一个教授，”雅各布说，“研究哲学的。”
“为什么这个人听到他的名字会害怕？”
雅各布没有回答。他只是在心里记下了一个名字：汤姆·马萨里克。
在这个帝国里，名字就是钥匙。而钥匙，总是能打开一扇门。
有些门，你不想开，但不得不开。
莱奥在傍晚六点回到了宿舍。宿舍里只有两个人——他的室友克里斯托夫·施密特（就是第一章里提醒他“别乱动”的那个学长）和一个叫赫尔曼·鲍尔的同学。
“莱奥，你去哪儿了？”施密特问。
“图书馆。”
“又是图书馆，”施密特摇了摇头，“你该出去走走。听说新开的‘多瑙河咖啡馆’有最好的维也纳咖啡，而且服务员特别漂亮。”
“我没钱。”
“你没钱？”鲍尔插嘴道，“你父亲不是……”
“我父亲死了。”莱奥的声音很平静。
鲍尔立刻闭上了嘴。
施密特拍了拍莱奥的肩膀。“抱歉，我不是那个意思。”
“没事。”
莱奥躺到床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上个月就有了，到现在也没人修。就像这个学院里的很多东西一样——坏了就坏了，没人关心。
他忽然想起冯·施特拉赫维茨男爵说的话：“在这个帝国里，没有人会替你着想。你只能靠自己。”
也许他说得对。
也许不对。
但无论如何，莱奥知道，他必须活着。活着，然后找到答案。
关于父亲的答案。
关于帝国的答案。
关于他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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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灰色下面，总有一些东西在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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