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4月,维也纳

  维也纳的春天来得特别晚。

  四月中旬,本该是杏花盛开的时节,但天空仍然阴沉沉的,像一块洗不干净的抹布。冷风从多瑙河上吹来,带着一股潮湿的、令人不安的气息。街上的行人缩着脖子,脚步匆匆,仿佛在躲避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有人说,这是因为皇帝心情不好。

  也有人说,这是因为普鲁士人又要打仗了。

  还有人说,这是因为帝国本身就要散架了,只是还没人敢说出来。

  雅各布·科恩不在乎这些。他在乎的是:今天的咖啡豆又涨价了。

  “一磅巴西咖啡豆涨了两个克洛伊茨,”费伦茨把进货单递给他,“再这样下去,我们只能卖菊苣根水了。”

  “那我们就卖菊苣根水,”雅各布头也不抬地说,“只要客人不知道。”

  “他们喝得出来。”

  “那就多加糖。”

  费伦茨叹了口气。“你这个人,迟早要下地狱。”

  “地狱已经满了,”雅各布翻着账本,“我在人间凑合过吧。”

  咖啡馆的生意比去年好了一些。常客从二十个增加到了三十多个,每天的收入勉强能覆盖房租和进货。雅各布攒下了不到一百福林,藏在柜台下面的一个暗格里。这笔钱是他的“救命钱”——万一帝国突然崩溃,或者犹太人再次被驱逐,他至少能买两张去美国的船票。

  虽然他不知道另一张船票该给谁用。

  米里亚姆已经走了两年了。两年里,雅各布没有交过一个朋友,没有爱过一个女人,甚至没有跟任何人在一张桌子上吃过饭。他像一台机器一样运转:早上五点起床,煮咖啡,擦桌子,记账,晚上十一点关门,睡觉。

  偶尔,他会梦到妹妹。

  梦里,米里亚姆还是九岁的样子,瘦得像一根木棍,站在码头上朝他挥手。“哥哥,你看,多瑙河是蓝色的!”

  雅各布每次都会在梦里回答:“不,米里亚姆,多瑙河是绿色的。”

  然后他就醒了。

  醒来的时候,枕头往往是湿的。

  但他从不承认自己哭过。

  今天的第一个客人来得特别早。

  早上六点半,天刚蒙蒙亮,一个穿着灰色外套的年轻人推门走了进来。他大约二十五岁,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手里拿着一本书,表情严肃得像要去参加葬礼。

  “开门了吗?”他问。

  “门开着就是开了,”雅各布说,“你想喝什么?”

  “黑咖啡,不加糖。”

  雅各布煮了一杯咖啡端过去。年轻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放在桌上,然后翻开书,开始阅读。

  雅各布瞥了一眼书名——是捷克语的,他不太认识。但他认出了作者的名字:卡雷尔·哈夫利切克,一位捷克诗人兼记者,几年前去世了。

  “你是捷克人?”雅各布问。

  年轻人抬起头,推了推眼镜。“你怎么知道?”

  “你读的书,”雅各布指了指封面,“而且你重音发在第一个音节。”

  年轻人微微皱眉。“你很敏锐。”

  “开咖啡馆的人必须敏锐,”雅各布说,“否则会被骗得连裤子都不剩。”

  年轻人没有笑。他低下头,继续看书。

  雅各布回到柜台后面,开始擦杯子。但他心里记下了这个人——一个说德语带捷克口音的年轻人,大清早来喝咖啡,读一本捷克语诗集,表情严肃,不跟人闲聊。

  要么是诗人,要么是革命者。

  在维也纳,这两种人往往是一回事。

  莱奥·冯·海登莱希今天心情很差。

  不是因为天气——虽然他讨厌下雨。而是因为他刚刚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母亲写来的。内容很简单:她决定再婚。

  “亲爱的莱奥,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人,他叫赫尔曼·贝克尔,是一位商人在维也纳做木材生意。他很善良,对我很好。我希望你能理解。”

  莱奥不理解。

  他父亲才死了四年。四年。母亲就要嫁给一个“做木材生意的商人”?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人?

  他把信折好,塞进口袋,然后走到操场上,开始跑步。

  一圈,两圈,三圈。

  雨点打在他脸上,混合着汗水流进嘴里,咸咸的。

  他跑了十圈,直到双腿发软,才停下来。他弯下腰,双手撑在膝盖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海登莱希,你疯了?”施密特从远处跑过来,“下雨天跑步,你会生病的。”

  “我已经病了。”莱奥说。

  “什么病?”

  “不知道。”

  施密特拍了拍他的肩膀。“走吧,去喝杯咖啡。我知道一个地方,咖啡虽然难喝,但老板娘的女儿很漂亮。”

  莱奥直起身,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我没钱。”

  “我请客。”

  “为什么?”

  “因为你看起来需要有人请你喝一杯。”

  莱奥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点了点头。

  施密特带他去的咖啡馆,正是雅各布的店。

  两人走进门的时候,雅各布正在给那个捷克年轻人续杯。他抬头看了一眼两个穿军装的年轻人——一个高个子,一个中等身材,都湿透了,像两只落汤鸡。

  “两位想喝什么?”

  “两杯牛奶咖啡,”施密特说,“多加点奶。”

  “加奶要加钱。”

  “加就加。”

  雅各布转身去煮咖啡。莱奥和施密特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

  “这个地方怎么样?”施密特压低声音,“我上次来的时候,旁边桌有人在讨论怎么炸掉议会大厦。”

  “你开玩笑吧?”

  “真的。不过他们用的是捷克语,我听不太懂。但我认出了‘炸弹’这个词——德语和捷克语差不多。”

  莱奥环顾四周。店里只有三桌客人:一个读诗集的年轻人,两个正在下棋的老头,还有一个趴在桌上睡觉的酒鬼。

  “看起来挺正常的。”莱奥说。

  “最不正常的地方,看起来都挺正常。”

  雅各布端着两杯咖啡走过来,放在桌上。“请慢用。”

  “谢谢,”施密特说,“对了,上次那个说捷克语的家伙,还来吗?”

  雅各布看了他一眼。“你是警察?”

  “不是,我只是好奇。”

  “好奇心会害死猫。”

  “我不是猫。”

  “那你是什么?”

  施密特愣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莱奥插了一句:“我们是军事学院的学员。”

  雅各布打量了一下莱奥。“你是军官的儿子?”

  莱奥有些惊讶。“你怎么知道?”

  “你坐的姿势,”雅各布说,“腰板挺得太直了,只有从小被训练过的人才会这样。而且你的靴子是军官靴的款式,虽然是旧的。”

  莱奥沉默了。

  施密特笑了。“兄弟,这个咖啡馆老板是个人精。”

  “我不是人精,”雅各布说,“我只是一个开咖啡馆的犹太人。”

  他说完,转身回到柜台后面。

  莱奥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人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不是那种让人喜欢的吸引力,而是那种让人想搞清楚他到底在想什么的吸引力。

  就像一道解不开的数学题。

  伊洛娜·拉科齐正在跟母亲吵架。

  “我不去!”伊洛娜的声音从二楼的房间里传出来,整栋房子都在颤抖。

  “你必须去!”母亲的声音更大,“温迪施格雷茨王子亲自邀请你参加他的生日舞会,这是天大的荣幸!”

  “他邀请的是拉科齐家族的女儿,不是我!”

  “你就是拉科齐家族的女儿!”

  “那我就不当拉科齐家族的女儿了!”

  母亲气得浑身发抖。她转身对管家说:“去把老爷叫来。”

  管家犹豫了一下。“老爷在书房,他说……”

  “说什么?”

  “他说……‘让她自己去,我不管’。”

  母亲的脸涨得通红。她深吸一口气,然后推开伊洛娜的房门。

  房间里,伊洛娜正坐在窗台上,一条腿搭在窗外,手里拿着一本书。

  “你给我下来!”母亲尖叫道。

  “不下来。”

  “你会摔死的!”

  “那正好,你们就不用操心我的婚事了。”

  母亲冲过去,一把抓住伊洛娜的胳膊,把她从窗台上拽了下来。伊洛娜摔在地上,书掉在一旁,但她没有叫疼,只是冷冷地看着母亲。

  “你听我说,”母亲蹲下来,盯着她的眼睛,“你不是小孩子了。你已经十八岁了。在这个帝国里,十八岁的贵族女人如果还没订婚,就会被当成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我不在乎。”

  “你不在乎?那你父亲呢?拉科齐家族的荣耀呢?”

  “拉科齐家族的荣耀,”伊洛娜一字一顿地说,“跟我的婚姻没有关系。”

  母亲站起来,双手叉腰。“好,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拉科齐家族已经快破产了。”

  伊洛娜愣住了。

  “你父亲的庄园、葡萄园、还有布达佩斯的那栋房子,都已经抵押给了银行,”母亲的声音低了下来,“如果我们不尽快找到一个有钱的夫家,明年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睡在大街上了。”

  伊洛娜张了张嘴,但什么也没说出来。

  “温迪施格雷茨王子很富有,”母亲说,“而且他对你有好感。这不是让你卖身,而是让你拯救这个家族。”

  伊洛娜低下头,看着地上的那本书。那是一本匈牙利语的诗集,作者是裴多菲·山多尔——1848年革命的诗人,二十六岁就战死沙场。

  “自由与爱情,”裴多菲写道,“二者皆可抛。”

  伊洛娜忽然想哭。

  但她没有哭。

  她只是捡起书,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灰。

  “我去。”

  傍晚时分,那个捷克年轻人终于合上了书,站起来准备离开。

  他走到柜台前,又掏出一枚硬币放在桌上。

  “你的咖啡很好。”他说。

  “你在说谎,”雅各布说,“但谢谢。”

  年轻人微微笑了一下——这是今天他第一次露出笑容。“我叫托马斯,”他说,“托马斯·马萨里克。”

  雅各布的手顿了一下。

  马萨里克。

  那个名字。

  那个从布拉格来的神秘人听到之后会颤抖的名字。

  “你是个哲学家?”雅各布问。

  “我是布拉格大学的哲学博士,”托马斯说,“现在在维也纳大学教书。”

  “教什么?”

  “教人们如何独立思考。”

  “那是一门很危险的课程。”

  托马斯推了推眼镜。“危险的东西,往往是最重要的。”

  他转身要走,雅各布忽然叫住了他。

  “马萨里克先生。”

  “嗯?”

  “如果有人问你,你是怎么知道这家咖啡馆的,你会怎么回答?”

  托马斯想了想。“我会说,是我自己找到的。”

  “那就好。”

  托马斯点了点头,推门走了。

  雨还在下。

  费伦茨从柜台后面探出头来。“那个人是谁?”

  “一个教授,”雅各布说,“教人们如何独立思考的。”

  “那不是跟革命者一样?”

  “差不多。”

  “那你为什么要让他来?”

  雅各布沉默了几秒钟。

  “因为,”他说,“如果有人注定要炸掉这座帝国,我宁愿他们是喝我的咖啡长大的。”

  莱奥和施密特喝完咖啡,准备离开。

  施密特去柜台结账,莱奥站在门口,看着窗外的雨。

  “你叫什么名字?”身后传来雅各布的声音。

  莱奥转过身。“莱奥·冯·海登莱希。”

  “冯·海登莱希,”雅各布重复了一遍,“你父亲是骑兵?”

  “是的。你怎么知道?”

  “冯”是贵族姓氏的标志,但真正的贵族不会在咖啡馆里跟人闲聊。“冯·海登莱希”这个姓氏他从来没听说过,说明要么是没落贵族,要么是刚被封的。刚被封的贵族通常来自军队,而骑兵是最容易受封的兵种。

  “猜的,”雅各布说,“你的咖啡钱,那位高个子已经付了。”

  “谢谢。”

  “不客气。下次来,我给你打折。”

  “为什么?”

  雅各布看着他,忽然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

  “因为你看起来像是会活很久的人。”

  莱奥愣住了。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这句话触动。也许是因为,自从父亲死后,再也没有人说过他会活很久。

  也许是因为,在这个帝国里,能活很久本身就是一种奢侈。

  “谢谢。”莱奥又说了一遍,然后推门走进了雨里。

  雨越下越大。

  维也纳的四月,从来就不是一个温柔的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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