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4月，的里雅斯特
四月的第一周，海军观察团来了。
一行七人，从维也纳坐火车来，穿着笔挺的军装，戴着雪白的手套，皮鞋擦得能照见人影。领头的是一位海军少将，姓冯·克劳泽，五十多岁，肚子很大，帽子戴得很正，走路的时候下巴微微扬起，像是在检阅什么人。他的身后跟着三位上校、两位中校和一位少校——少校是最后面的，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负责记录。
莱奥带着施密特和士兵们在炮台门口列队迎接。保罗站在最后面，不是军人，但他想看看那些大人物长什么样。玛丽亚站在营房门口，手里拿着一把扫帚，假装在扫地。伊洛娜坐在咖啡馆里，透过窗户往外看。雅各布站在柜台后面，擦杯子。
“莱奥·冯·海登莱希中尉，海岸炮兵部队代理指挥官。”莱奥立正敬礼。
冯·克劳泽打量了他一眼，回了个礼。“你的部队有多少人？”
“报告将军，三十七人。”
“炮呢？”
“五门。三门旧式前装炮，两门从波拉调来的后装炮。”
“能打响吗？”
“能。”
“打准吗？”
“三门能打准。两门还在调试。”
冯·克劳泽皱起眉头。“还在调试？演习就在下个月。”
“下个月前能调好。”
“你确定？”
“确定。”
冯·克劳泽看了他一眼，没有再问。他转身走进炮台，开始检查。先看炮位，再看弹药库，再看士兵的宿舍。他看得很仔细，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三位上校跟在他身后，拿着笔记本，写写画画。中校负责测量炮位尺寸，少校负责清点弹药数量。
“你们的弹药存量是多少？”少校问。
施密特递给他一份清单。“穿甲弹两百发，高爆弹一百五十发，练习弹八十发。”
少校看了看清单，皱了皱眉。“穿甲弹只有两百发？演习一次就要用掉五十发。”
“省着用。”
“省着用怎么演习？”
“打准点。一发抵十发。”
少校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冯·克劳泽检查完炮台，站在围墙上，看着海面。海很蓝，几艘渔船在远处撒网，海鸥在头顶盘旋。
“海景不错。”他说。
“比维也纳好看。”莱奥站在他旁边。
“你去过维也纳？”
“去过。培训。”
“你喜欢维也纳吗？”
“不喜欢。没有海。”
冯·克劳泽转过身，看着他。“你这个人，说话很直。”
“当兵的，说话直。”
“当兵的也要会说话。不会说话，升不上去。”
“不想升。想守炮台。”
冯·克劳泽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笑了。“你跟你父亲一样。”
莱奥愣了一下。“您认识我父亲？”
“认识。柯尼希格雷茨战役，我跟他在一起。他冲在前面，我在后面。他死了，我活着。”
莱奥沉默了。
“你父亲是个好军官。”冯·克劳泽说，“你也是。”
“谢谢将军。”
“不用谢。演习好好打。打好了，我帮你们申请新炮。”
“谢谢将军。”
冯·克劳泽转身走了。莱奥站在围墙上，看着他的背影。他忽然想起父亲。父亲冲在前面，他在后面。他活着，父亲死了。他替父亲活着。活着，守炮台。守炮台，等新炮。等新炮，打演习。打演习，证明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为了升官，是为了让父亲的名字不被忘记。
“莱奥，你哭了？”施密特走过来。
“没有。海风吹的。”
“你在撒谎。”
莱奥摸了摸自己的脸。湿的。
“好吧。我哭了。”
“为什么？”
“想我父亲。”
施密特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他会在天上看着你。你打好了，他高兴。”
莱奥点了点头，擦掉眼泪。
“走吧，”他说，“调炮。”
观察团的少校叫赫尔曼·诺伊曼——跟伊洛娜的律师同名，但不是同一个人。他是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瘦高个，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说话慢吞吞的，但做事很利索。他花了一个上午清点完弹药，然后走到咖啡馆门口，看了看那块手写的招牌——“炮台咖啡馆”。
“这里还有咖啡馆？”他问。
“刚开的。”雅各布站在门口，“喝一杯吗？”
诺伊曼犹豫了一下，走了进去。他坐在靠窗的桌子旁，看着海。雅各布倒了一杯咖啡，端过来。
“尝尝。新配方。”
诺伊曼喝了一口，眼睛亮了。“好喝。”
“真的？”
“真的。比维也纳的还好喝。”
雅各布笑了。“那您多喝。管够。”
诺伊曼喝了三杯，付了钱，走了。雅各布看着他的背影，对伊洛娜说：“这个少校，是个好人。”
“你怎么知道？”
“他喝咖啡不加糖。不加糖的人，不矫情。”
伊洛娜笑了。“你这是什么逻辑？”
“开咖啡馆的逻辑。喝咖啡不加糖的人，要么是真不怕苦，要么是真不怕苦。不管哪种，都是不怕苦的人。不怕苦的人，不坏。”
伊洛娜把这句话记在笔记本上。
下午，观察团看士兵们操练。莱奥指挥，施密特带班。三十七个士兵排成三排，扛着旧炮的炮弹，从弹药库跑到炮位，装填，瞄准，发射——不是真打，是模拟，用空炮。莱奥站在旁边，喊着口令。士兵们跑得很快，但动作不齐。有人摔倒了，爬起来，继续跑。
冯·克劳泽站在旁边，看着秒表。
“速度还行。但动作不齐。”
“训练时间短。再练一个月，能齐。”
“下个月就演习。没有一个月了。”
“那就练到演习前一天。”
冯·克劳泽看着他，没有说话。
操练结束后，士兵们坐在炮台上休息。保罗端着一壶咖啡，挨个给他们倒。士兵们接过去，喝了一口，都笑了。
“好喝！”一个士兵说。
“比食堂的好喝一万倍！”另一个说。
保罗笑了。“科恩先生煮的。他煮了六年，才煮出这个味道。”
“六年？够我当两期兵了。”
“他以前煮得难喝。现在好了。”
士兵们笑了。笑声在炮台上回荡，惊起了几只蹲在炮管上的海鸥。
冯·克劳泽站在围墙上，看着那些士兵，看着那个端着咖啡壶的少年，看着那片蓝得发假的海。
“海登莱希中尉。”他喊道。
莱奥走过去。“将军。”
“你的兵，不错。”
“谢谢将军。”
“你的咖啡，也不错。”
“那是雅各布煮的。他是开咖啡馆的。”
冯·克劳泽看着那间小小的、用营房改造的咖啡馆，沉默了几秒钟。“演习后，我再来。喝咖啡。”
“欢迎。”
傍晚，观察团走了。坐马车去火车站，赶最后一班火车回维也纳。莱奥和施密特站在炮台门口，看着马车越走越远。
“施密特，”莱奥说，“你觉得，他们会给新炮吗？”
“不知道。那个少将说会帮我们申请。申请了，上面不一定批。”
“那就再申请。申请到批为止。”
施密特叹了口气。“你这个人，太倔了。”
“不是倔。是没有别的办法。”
他们转身走回炮台。保罗站在飞机旁边，正在擦蒙布。他擦得很仔细，每一寸都擦到了，连翅膀下面都不放过。
“保罗，你擦那么干净干什么？”施密特问。
“明天飞。飞两千五百米。”
“两千三百米都飞了，两千五百米也能。”
“不一定。风大了，飞不稳。”
“那你就等风小了再飞。”
“不等。明天就飞。”
施密特摇了摇头。“你跟你莱奥叔叔一样倔。”
保罗笑了。“他教的。”
“他教你倔？”
“他教我不放弃。”
施密特看着他，笑了。“好吧。不放弃。明天我帮你推。”
四月十日，保罗的飞机飞了两千六百米。
风比昨天大了一些，但飞机飞得更稳了。机翼的蒙布绷得很紧，在风中发出嗡嗡的声音，像一架巨大的提琴。保罗握着方向盘，感觉自己在飞，不是飞机在飞，是自己。自己的身体变轻了，轻到像一片羽毛，被风托着，飘在海上。他低头看海，海是蓝色的，很深，很远的蓝。他抬头看天，天是蓝色的，很浅，很近的蓝。他夹在两种蓝色之间，像一只鸟。
“伊洛娜姐姐，您看到了吗？”他喊道。
伊洛娜站在地上，仰着头，看着那架飞机。她看不见保罗的脸，但她知道他在笑。
“看到了！你飞了很远！”
飞机落在地上，滑了一段，停了。保罗从座位上跳下来，跑到伊洛娜面前。
“两千六百米！”
“你飞了两千六百米。”
“还有两千四百米，就能飞过海了。”
“那你什么时候飞过海？”
“等风对的时候。等天好的时候。等我有信心的时候。”
伊洛娜伸出手，摸了摸他的头。“你一直有信心。”
“今天有。明天不知道。”
“明天也会有。”
保罗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在发抖——不是怕，是兴奋。
“伊洛娜姐姐，”他说，“等我飞过海，您跟我一起。”
“好。我跟你一起。”
“您不怕？”
“不怕。你开，我坐。”
保罗笑了。他转身走回飞机旁边，继续擦蒙布。
四月中旬，伊洛娜收到了一封来自维也纳的信。信是费舍尔写来的，很短：
“伊洛娜：
工厂主协会没有放弃。他们在收集你的材料，准备告你逃税。你以前在报社的稿费，有没有交税？查一下。如果有漏洞，赶紧补。没有，就不怕。
费舍尔”
伊洛娜把信给雅各布看了。雅各布读完，沉默了几秒钟。
“你交税了吗？”他问。
“交了。每一笔都交了。贝尔塔教我的。她说，稿费要交税，不交税，以后会被查。查到了，麻烦。”
“贝尔塔是个聪明人。”
“她什么都懂。就是不懂照顾自己。”
雅各布把信折好，还给她。“那你不用担心。让他们查。查不出什么。”
伊洛娜点了点头。她走到窗前，看着海。海很平静，几艘渔船在远处撒网，海鸥在头顶盘旋。
“雅各布，”她说，“你说，他们什么时候才会停？”
“永远不会停。你写，他们告。你赢，他们上诉。你再赢，他们再告。除非你停笔，或者他们破产。”
“他们不会破产。他们有钱。”
“那你就继续写。写到他们破产为止。”
伊洛娜转过身，看着他。“你跟我父亲一样。”
“哪里一样？”
“固执。”
雅各布笑了。“你也是。”
“对。我也是。”
她走回书桌前，铺开稿纸，继续写。第三十九篇。她写的是工厂主的新策略——告她逃税。她写道：“他们告我诽谤，输了。告我煽动，输了。现在告我逃税。他们没有证据，但他们有钱。有钱的人，可以一直告，直到对方没钱请律师、没精力写文章、没时间活着。但他们忘了，我写文章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活着。”
她写完最后一句，放下笔，靠在椅背上。
窗外，天快黑了。路灯还没亮，但海面上有月光，银白色的，像一条路。
一条通往远方的路。
四月的第一周，海军观察团来了。
一行七人，从维也纳坐火车来，穿着笔挺的军装，戴着雪白的手套，皮鞋擦得能照见人影。领头的是一位海军少将，姓冯·克劳泽，五十多岁，肚子很大，帽子戴得很正，走路的时候下巴微微扬起，像是在检阅什么人。他的身后跟着三位上校、两位中校和一位少校——少校是最后面的，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负责记录。
莱奥带着施密特和士兵们在炮台门口列队迎接。保罗站在最后面，不是军人，但他想看看那些大人物长什么样。玛丽亚站在营房门口，手里拿着一把扫帚，假装在扫地。伊洛娜坐在咖啡馆里，透过窗户往外看。雅各布站在柜台后面，擦杯子。
“莱奥·冯·海登莱希中尉，海岸炮兵部队代理指挥官。”莱奥立正敬礼。
冯·克劳泽打量了他一眼，回了个礼。“你的部队有多少人？”
“报告将军，三十七人。”
“炮呢？”
“五门。三门旧式前装炮，两门从波拉调来的后装炮。”
“能打响吗？”
“能。”
“打准吗？”
“三门能打准。两门还在调试。”
冯·克劳泽皱起眉头。“还在调试？演习就在下个月。”
“下个月前能调好。”
“你确定？”
“确定。”
冯·克劳泽看了他一眼，没有再问。他转身走进炮台，开始检查。先看炮位，再看弹药库，再看士兵的宿舍。他看得很仔细，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三位上校跟在他身后，拿着笔记本，写写画画。中校负责测量炮位尺寸，少校负责清点弹药数量。
“你们的弹药存量是多少？”少校问。
施密特递给他一份清单。“穿甲弹两百发，高爆弹一百五十发，练习弹八十发。”
少校看了看清单，皱了皱眉。“穿甲弹只有两百发？演习一次就要用掉五十发。”
“省着用。”
“省着用怎么演习？”
“打准点。一发抵十发。”
少校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冯·克劳泽检查完炮台，站在围墙上，看着海面。海很蓝，几艘渔船在远处撒网，海鸥在头顶盘旋。
“海景不错。”他说。
“比维也纳好看。”莱奥站在他旁边。
“你去过维也纳？”
“去过。培训。”
“你喜欢维也纳吗？”
“不喜欢。没有海。”
冯·克劳泽转过身，看着他。“你这个人，说话很直。”
“当兵的，说话直。”
“当兵的也要会说话。不会说话，升不上去。”
“不想升。想守炮台。”
冯·克劳泽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笑了。“你跟你父亲一样。”
莱奥愣了一下。“您认识我父亲？”
“认识。柯尼希格雷茨战役，我跟他在一起。他冲在前面，我在后面。他死了，我活着。”
莱奥沉默了。
“你父亲是个好军官。”冯·克劳泽说，“你也是。”
“谢谢将军。”
“不用谢。演习好好打。打好了，我帮你们申请新炮。”
“谢谢将军。”
冯·克劳泽转身走了。莱奥站在围墙上，看着他的背影。他忽然想起父亲。父亲冲在前面，他在后面。他活着，父亲死了。他替父亲活着。活着，守炮台。守炮台，等新炮。等新炮，打演习。打演习，证明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为了升官，是为了让父亲的名字不被忘记。
“莱奥，你哭了？”施密特走过来。
“没有。海风吹的。”
“你在撒谎。”
莱奥摸了摸自己的脸。湿的。
“好吧。我哭了。”
“为什么？”
“想我父亲。”
施密特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他会在天上看着你。你打好了，他高兴。”
莱奥点了点头，擦掉眼泪。
“走吧，”他说，“调炮。”
观察团的少校叫赫尔曼·诺伊曼——跟伊洛娜的律师同名，但不是同一个人。他是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瘦高个，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说话慢吞吞的，但做事很利索。他花了一个上午清点完弹药，然后走到咖啡馆门口，看了看那块手写的招牌——“炮台咖啡馆”。
“这里还有咖啡馆？”他问。
“刚开的。”雅各布站在门口，“喝一杯吗？”
诺伊曼犹豫了一下，走了进去。他坐在靠窗的桌子旁，看着海。雅各布倒了一杯咖啡，端过来。
“尝尝。新配方。”
诺伊曼喝了一口，眼睛亮了。“好喝。”
“真的？”
“真的。比维也纳的还好喝。”
雅各布笑了。“那您多喝。管够。”
诺伊曼喝了三杯，付了钱，走了。雅各布看着他的背影，对伊洛娜说：“这个少校，是个好人。”
“你怎么知道？”
“他喝咖啡不加糖。不加糖的人，不矫情。”
伊洛娜笑了。“你这是什么逻辑？”
“开咖啡馆的逻辑。喝咖啡不加糖的人，要么是真不怕苦，要么是真不怕苦。不管哪种，都是不怕苦的人。不怕苦的人，不坏。”
伊洛娜把这句话记在笔记本上。
下午，观察团看士兵们操练。莱奥指挥，施密特带班。三十七个士兵排成三排，扛着旧炮的炮弹，从弹药库跑到炮位，装填，瞄准，发射——不是真打，是模拟，用空炮。莱奥站在旁边，喊着口令。士兵们跑得很快，但动作不齐。有人摔倒了，爬起来，继续跑。
冯·克劳泽站在旁边，看着秒表。
“速度还行。但动作不齐。”
“训练时间短。再练一个月，能齐。”
“下个月就演习。没有一个月了。”
“那就练到演习前一天。”
冯·克劳泽看着他，没有说话。
操练结束后，士兵们坐在炮台上休息。保罗端着一壶咖啡，挨个给他们倒。士兵们接过去，喝了一口，都笑了。
“好喝！”一个士兵说。
“比食堂的好喝一万倍！”另一个说。
保罗笑了。“科恩先生煮的。他煮了六年，才煮出这个味道。”
“六年？够我当两期兵了。”
“他以前煮得难喝。现在好了。”
士兵们笑了。笑声在炮台上回荡，惊起了几只蹲在炮管上的海鸥。
冯·克劳泽站在围墙上，看着那些士兵，看着那个端着咖啡壶的少年，看着那片蓝得发假的海。
“海登莱希中尉。”他喊道。
莱奥走过去。“将军。”
“你的兵，不错。”
“谢谢将军。”
“你的咖啡，也不错。”
“那是雅各布煮的。他是开咖啡馆的。”
冯·克劳泽看着那间小小的、用营房改造的咖啡馆，沉默了几秒钟。“演习后，我再来。喝咖啡。”
“欢迎。”
傍晚，观察团走了。坐马车去火车站，赶最后一班火车回维也纳。莱奥和施密特站在炮台门口，看着马车越走越远。
“施密特，”莱奥说，“你觉得，他们会给新炮吗？”
“不知道。那个少将说会帮我们申请。申请了，上面不一定批。”
“那就再申请。申请到批为止。”
施密特叹了口气。“你这个人，太倔了。”
“不是倔。是没有别的办法。”
他们转身走回炮台。保罗站在飞机旁边，正在擦蒙布。他擦得很仔细，每一寸都擦到了，连翅膀下面都不放过。
“保罗，你擦那么干净干什么？”施密特问。
“明天飞。飞两千五百米。”
“两千三百米都飞了，两千五百米也能。”
“不一定。风大了，飞不稳。”
“那你就等风小了再飞。”
“不等。明天就飞。”
施密特摇了摇头。“你跟你莱奥叔叔一样倔。”
保罗笑了。“他教的。”
“他教你倔？”
“他教我不放弃。”
施密特看着他，笑了。“好吧。不放弃。明天我帮你推。”
四月十日，保罗的飞机飞了两千六百米。
风比昨天大了一些，但飞机飞得更稳了。机翼的蒙布绷得很紧，在风中发出嗡嗡的声音，像一架巨大的提琴。保罗握着方向盘，感觉自己在飞，不是飞机在飞，是自己。自己的身体变轻了，轻到像一片羽毛，被风托着，飘在海上。他低头看海，海是蓝色的，很深，很远的蓝。他抬头看天，天是蓝色的，很浅，很近的蓝。他夹在两种蓝色之间，像一只鸟。
“伊洛娜姐姐，您看到了吗？”他喊道。
伊洛娜站在地上，仰着头，看着那架飞机。她看不见保罗的脸，但她知道他在笑。
“看到了！你飞了很远！”
飞机落在地上，滑了一段，停了。保罗从座位上跳下来，跑到伊洛娜面前。
“两千六百米！”
“你飞了两千六百米。”
“还有两千四百米，就能飞过海了。”
“那你什么时候飞过海？”
“等风对的时候。等天好的时候。等我有信心的时候。”
伊洛娜伸出手，摸了摸他的头。“你一直有信心。”
“今天有。明天不知道。”
“明天也会有。”
保罗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在发抖——不是怕，是兴奋。
“伊洛娜姐姐，”他说，“等我飞过海，您跟我一起。”
“好。我跟你一起。”
“您不怕？”
“不怕。你开，我坐。”
保罗笑了。他转身走回飞机旁边，继续擦蒙布。
四月中旬，伊洛娜收到了一封来自维也纳的信。信是费舍尔写来的，很短：
“伊洛娜：
工厂主协会没有放弃。他们在收集你的材料，准备告你逃税。你以前在报社的稿费，有没有交税？查一下。如果有漏洞，赶紧补。没有，就不怕。
费舍尔”
伊洛娜把信给雅各布看了。雅各布读完，沉默了几秒钟。
“你交税了吗？”他问。
“交了。每一笔都交了。贝尔塔教我的。她说，稿费要交税，不交税，以后会被查。查到了，麻烦。”
“贝尔塔是个聪明人。”
“她什么都懂。就是不懂照顾自己。”
雅各布把信折好，还给她。“那你不用担心。让他们查。查不出什么。”
伊洛娜点了点头。她走到窗前，看着海。海很平静，几艘渔船在远处撒网，海鸥在头顶盘旋。
“雅各布，”她说，“你说，他们什么时候才会停？”
“永远不会停。你写，他们告。你赢，他们上诉。你再赢，他们再告。除非你停笔，或者他们破产。”
“他们不会破产。他们有钱。”
“那你就继续写。写到他们破产为止。”
伊洛娜转过身，看着他。“你跟我父亲一样。”
“哪里一样？”
“固执。”
雅各布笑了。“你也是。”
“对。我也是。”
她走回书桌前，铺开稿纸，继续写。第三十九篇。她写的是工厂主的新策略——告她逃税。她写道：“他们告我诽谤，输了。告我煽动，输了。现在告我逃税。他们没有证据，但他们有钱。有钱的人，可以一直告，直到对方没钱请律师、没精力写文章、没时间活着。但他们忘了，我写文章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活着。”
她写完最后一句，放下笔，靠在椅背上。
窗外，天快黑了。路灯还没亮，但海面上有月光，银白色的，像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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