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圣自三十三天外春秋阁辞别儒门诸位圣贤，周身玄黄光轮内敛，周身瑞气收敛，化作一道璀璨金光，划破洪荒天际，径直朝着西方须弥山飞去。身形转瞬即至，落在须弥山极乐净土之上，周身气息与佛门圣地相融，毫无违和之感。
他抬手屈指一弹，一道蕴含着汉室气运、儒门因果、人间布局全貌的凝练金光，径直朝着须弥山巅飞去。
须弥山巅，祥云缭绕，佛光普照，接引、准提二位佛门圣人端坐莲台，周身功德金轮高悬，梵音阵阵，天花乱坠，万佛朝拜，气象庄严。
准提圣人抬手接过那道金光，神念一扫，将其中布局尽数洞悉，当即抚掌哈哈大笑，声震整个西方极乐世界，周身佛光愈发浩荡：“大事已成，我佛门东传之路，再无阻碍！”
一旁接引圣人面容慈悲，双目微睁，眼底闪过一丝了然，轻声笑道：
“呵呵，儒门立教，以我佛门圣人本体菩提木作为镇门至宝，自此便欠下我佛门一桩天大因果，此因果缠绕，日后我佛门东传中原，教化洪荒人族，便再无天道阻碍，儒门也需行方便之法。”
准提圣人闻言，心中更是畅快，抬手一挥，手中七宝妙树轻轻摇曳，顿时神华万丈，宝光冲天。
本就灵性十足的七宝妙树，此刻愈发青翠欲滴，根根枝叶犹如九天碧玉精心雕琢，脉络清晰，泛着温润而浩瀚的神性光华，每一片叶片之上，都显化出一方方微型佛国世界，诸佛菩萨、金刚罗汉驻扎其中，盘膝打坐，祈福祷告，梵音赞颂不绝，赞叹准提圣人的无量大德与无上神功。
准提圣人目光微动，看向洪荒人间大汉王朝方向，指尖凝起一缕佛门造化佛光，轻轻从七宝妙树之上摘下一片菩提圣叶。
圣叶离体，顿时化作一道温润金光，金光之中，缓缓显化出一道儒生身影，此人相貌儒雅，眉目方正，文质彬彬，周身带着一股天然的书卷气，既有文人风骨，又藏道韵玄机。
这儒生朝着准提圣人恭敬拱手行礼，身形一晃，便化作一道流光，冲破西方极乐世界屏障，径直飞入洪荒人族地界，大汉国广川郡董家府邸之中，投身转世。
董家本是当地书香世家，虽非权贵，却也颇有才名，得此圣魂转世，当即天降祥瑞，满室生香。这孩子降生之后，取名为董仲舒，自幼便展现出超凡的聪慧，过目不忘，博学多才，年纪轻轻便遍读诸子百家典籍，尤其倾心于儒家学说，日夜钻研，废寝忘食，年纪轻轻便才名远播，成为广川郡远近闻名的少年才子。
而在洪荒人族历史之上，“博士”这一官职，最初见于战国时期，及至秦朝一统天下，沿袭此制，秦始皇设博士七十人，职责便是“掌通古今”，要求学识渊博，通晓古今典籍礼法。只是彼时的博士们，学业各有专精，儒、墨、名、法各家学子，乃至方技术士，都混杂其间，并无统一规制。
等到秦始皇一统六国，为稳固皇权，推行焚书坑儒之策，儒学博士纷纷逃难隐居，避祸山林，秦廷之上的博士之位，便成了清一色的神仙方术之士，以及只会阿谀奉承、讨好帝王的奸佞之徒，再无儒家学子立足之地，儒学传承险些就此断绝。
后来秦施暴政，天下大乱，陈涉起兵起义，诸多心怀大道、不甘儒学覆灭的儒生，纷纷背着孔子传下的礼器，投奔陈王麾下，欲寻一条弘扬儒学、安定天下的出路。孔子的八世孙孔鲋，更是主动出任陈涉麾下博士，一心辅佐，最后与陈涉一同为理想捐躯，成为历史上，为儒家大道、为天下苍生献身的名人志士，留名青史。
待到楚汉争霸结束，汉高祖刘邦建立大汉天下，战乱平息，隐居四方的儒生纷纷投奔汉朝，刘邦为安抚天下学子，收拢人心，依旧设立博士之官，接纳儒家学子。
汉高祖早年曾重用儒生叔孙通，制定朝堂礼仪，让他初次尝到了儒雅治世的甜头，知晓儒学对于稳固朝堂、规范礼法的妙用。只是彼时天下初定，他忙于剿灭残余叛军，天下干戈未解，无暇顾及大兴儒教，只能暂且搁置。
孝惠帝、高后执掌朝政之时，朝堂之上“公卿皆武力功臣”，皆是征战天下、手握兵权的武将，重武轻文，不容书生分羹，儒学依旧难以兴起。
及至文帝、景帝时期，天下渐稳，名士硕儒方才渐渐得以出任博士之职：《诗经》有博士辕固生、韩婴；《尚书》有博士张生、欧阳；《春秋》有胡毋生、董仲舒；《孟子》《尔雅》《孝经》等儒家经典，也皆有专门博士执掌，看似儒学渐渐有了复苏之象。
可实际上，“文帝好刑名之学，景帝不任用儒生”，诸多儒家博士，不过是“具官待问，未有进者”——他们只是领着俸禄，空有官职，却无实权，从未有一人得到帝王重用，难以施展抱负，更无从谈起弘扬儒学。
除此之外，当朝窦太后，又格外推崇黄老道家学说，对儒学颇为排斥。诸多儒家博士，不仅难以凭借儒学得到帝王宠幸，反而时时有触忌犯讳、引来杀身之祸的隐患。
曾有一次，窦太后召见《诗经》博士辕固生，询问《老子》一书的要义，辕固生性情刚直，直言《老子》不过是浅俗的“家人之言”，难登大雅之堂。此言一出，窦太后勃然大怒，当即怒斥儒家五经为“司空城旦书”，意为刑徒之书，更是下令，让辕固生进入兽圈与野猪搏斗，妄图借野猪之手将其处死。幸而汉景帝素来敬重儒生，暗中赠予辕固生一柄利剑，他才侥幸斩杀野猪，免于横死。
此事一出，朝堂众博士皆是看在眼里，惧在心上，人人自危，哪里还有精力、有胆量去弘扬儒学、践行先王治世之道？不少儒生纷纷找借口辞去博士之职，避祸远走：辕固生主动请求外调，出任清河太守；韩婴出任常山太傅；胡毋生干脆以年老体弱为由，告老还乡，隐居乡里讲学，远离朝堂纷争。
而在诸多儒生之中，唯有董仲舒，依旧坚守本心。他乃汉初广川郡人，早早就凭借深厚才学，成为汉景帝时期的博士，可碍于朝堂局势，儒学不受重视，他始终韬光养晦，潜心钻研儒学经典，不参与朝堂纷争，默默积蓄力量，从未进入政权中枢，却也在暗中积累了极高的学识与人望。
《春秋》一书，本是孔子依据鲁国史书，亲自修撰的一部政治史书。孔子晚年，眼见天下大道不行，礼崩乐坏，便以著史之法，褒贬历史人物与事件，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伦理道德观念。
为了避免当世权贵的迫害，孔子在撰写史书时，遣词造句多使用隐晦语言，其中蕴含的微言大义，只口口传授给亲传弟子，从不落笔书写成文。
待到孔子仙逝，诸位弟子各凭所闻，辗转传授，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诸多不同的《春秋》师说流派。
传承至汉代，《春秋》学说主要流行有五家，分别是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左氏春秋、邹氏、夹氏。其中邹氏一派无有正统师传，渐渐失传；夹氏一派未曾著成典籍，难以流传；左氏春秋藏于宫廷秘府，世间罕见；唯有公羊、谷梁二传，文美义富，得以最先在世间流行开来。
而《公羊传》最终能大行于世，全赖董仲舒与胡母生二人大力倡导。
胡母生，字子都，齐地人士，年龄稍长于董仲舒，是汉代最早传授公羊学的大师之一，也是第一个将公羊师说著成文字、流传于世的人。
董仲舒与胡毋生，一同钻研《春秋公羊传》，但二人治学方向、各自贡献截然不同。
胡毋生主攻笔录《公羊传》全文，总结公羊学派的义理章法，让其学说体系更加系统完整，是专注于学问的经师；而董仲舒，则侧重发挥《公羊传》中的微言大义，引经论事，将儒家经典与现实政治相结合，甚至以《春秋》法理断案，把儒学与治国理政深度融合，见解独到，实用性极强，是心怀天下的鸿儒。
总而言之，二人皆是公羊学大家，也是汉初传授公羊学的开山宗师，对《春秋》公羊学在汉代的兴盛，都有着卓越贡献，因此在汉景帝年间，二人双双被任命为朝廷博士，名震儒林。
这一日，董仲舒正在自家书房之中，静心焚香，顶礼膜拜孔子圣像，虔诚祷告，欲要感悟儒家大道真谛。
忽然，墙壁上悬挂的孔子圣像，骤然绽放出万丈毫光，金光璀璨，直冲云霄，整个书房都被这股浩然金光笼罩，暖意融融，大道气息扑面而来。
董仲舒见状，心中大惊，连忙伏倒在地，恭敬叩拜，朗声言道：“圣人在上，弟子董仲舒，拜见先贤！弟子有幸得见圣人显灵，不知圣人今日感应天下生灵，降下异象，有何吩咐？”
话音刚落，孔子圣像之中，一道纯白虹光缓缓飞落，落在书房案几之上，转瞬之间，圣像之上的毫光尽数散去，一切重归平静。
董仲舒见状，再次三跪九叩，行完大礼之后，方才起身，走到案几前，拿起那道彩光闪烁之物。定睛一看，竟是一卷古朴书卷，展开之后，里面不仅有《春秋》全篇的详尽注解、微言大义的深刻阐释，更有一道隐晦密旨，点明天下大势，嘱托他弘扬儒学、辅佐明君、安定天下。
董仲舒从头至尾细细阅览完毕，先是满心惊诧，随即转为狂喜，心中激荡难平，深知自己肩负重任。
不等他再多思量，手中书卷顿时自动羽化，化作飞絮状的光羽气体，缓缓飘散开来，融入虚空，不留一丝痕迹，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
第二日，董仲舒便一改往日闭门治学的常态，正式大开师门，广收天下弟子，开坛讲授儒学经典，尤其着重讲解《春秋公羊传》。他学识渊博，讲解通透，天下学子慕名而来，门下弟子很快便多达数百人，其中杰出弟子数不胜数：褚大后来出任梁相，嬴公成为谏大夫，吕步舒官至丞相长史，吾丘寿王日后也官至光禄大夫侍中，皆成大汉栋梁。
与此同时，身为当朝太子的刘彘，也悄然收到一卷卢圣以大神通传来的谕旨，看完之后，他闭目沉思，若有所思，心中渐渐有了定计，默默积蓄力量，静待最佳时机。
汉景帝，是继汉文帝之后，又一位奉行黄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政策的帝王，父子二人联手，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史书记载，景帝时期，天下粮仓丰实，府库钱财充裕，朝廷移风易俗，天下黎民百姓性情淳厚，西汉社会，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治安稳定，都达到了上古农业社会的极致巅峰，一派盛世景象。
可繁华盛世的表象之下，却潜藏着重重危机：由于朝廷长期奉行无为放任之策，各地诸侯势力日渐骄恣，地方豪强不断坐大，商业地主欺压百姓，割据势力已然形成，隐隐有威胁中央集权之势；再加之边境四夷屡屡侵扰，匈奴频频南下，寇边犯境，烧杀抢掠，百姓苦不堪言。
正如史书所言：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义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
看似天下升平，实则内忧外患不断，急需一位有为之君，挺身而出，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遏制祸患于萌芽之时，防止百姓动乱、江山土崩；更要结束长期的无为之治，趁着天下仓廪充实、府库富饶的大好时机，大兴文教教化，再建边疆武功，在足食足兵的基础上，开创儒家理想中，礼乐教化盛行的太平盛世。
只可惜，汉景帝终究只是一位守成之君，他能实现文景之治，最大的秘诀便是“无为而治”，在天下民力凋敝之时，放松管控，让百姓休养生息、自创财富。可如何在物质富足的基础上，实现天下大治，完善朝堂制度、巩固中央集权、平定边境祸患，文景二君便无能为力，难以做到。
汉景帝在位十六年，最终龙驭上宾，驾崩归天。早已蓄势待发的太子刘彘，正式登基，继承帝位，成为大汉天子，次年改元建元，也就是后世赫赫有名的汉武帝。
这位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少年天子，一改文景时代，一切顺其自然、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施政方针，立志要开创一番不世伟业。
建元元年新年伊始，汉武帝便当即下诏，令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直言极谏之士，入朝为官，共商国是。
此次天下举荐，应举者多达百余人，庄助为举首；公孙弘因精通《春秋》得以中选，出任博士；年迈的辕固生也以贤良之名应征。而其余那些研习申不害、商鞅、韩非法家之言，精通苏秦、张仪纵横之说的学子，一概被罢黜，不予录取。汉武帝重儒之心，已然昭然若揭。
可彼时，窦太后依旧健在，朝堂局势依旧不容乐观。
窦太后是汉文帝皇后、汉景帝母亲、汉武帝祖母，历经三朝，权势滔天，一生推崇黄老道家学说，极度憎恨儒学，菲薄儒家五经。汉武帝即位之后，尊其为太皇太后，建元初年，朝廷所有大事，都必须奏请她，得到她的准许，方能推行。
此时的大汉朝堂，根本不是推行儒学的最佳时机，事实上，儒学刚刚崭露头角，便遭到了窦太后的严厉摧折。
建元元年夏天，汉武帝任命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窦婴、田蚡二人，向来倾向儒学，上位之后，当即大力推荐儒生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
赵绾、王臧二人，皆是诗学大师申培的亲传弟子，一心弘扬儒学，当即建议汉武帝设立明堂，以朝诸侯，并且以“束帛加璧，安车蒲轮”的最高礼遇，将申培从山东接来朝堂，商议明堂礼制，一时间，儒学兴盛之象尽显，似乎儒运当兴。
赵绾一时意气风发，竟大胆建议汉武帝，日后朝政不再奏请太皇太后，以便彻底推行儒术，摆脱窦太后的掣肘。
此事传到窦太后耳中，太皇太后勃然大怒，当即派人暗中调查，搜集赵绾、王臧二人贪赃枉法的证据，拿到实证后，当面责问汉武帝。武帝迫于祖母威势，无法违抗，只能将赵绾、王臧二人下狱，最终迫令二人自杀谢罪。
受此事牵连，窦婴、田蚡也被免去官职，反省思过；申培也以年老多病为由，返回故里，设立明堂之事，最终不了了之。
整个建元时期，儒学都备受压抑，在艰难困境中苦苦挣扎，难以抬头。
直到建元六年五月，窦太后驾崩，黄老之学在朝堂之上的最后一个顽固堡垒彻底消失，阻碍儒学发展的最大障碍彻底清除，儒学才真正迎来了复苏的春天。
同年六月，武安侯田蚡复出，再次出任丞相，执掌朝政大权，坚冰打破，大势已定。
史书载：及窦太后崩，武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
天下学子，纷纷投身儒学，儒学兴盛之势，再难阻挡。
元光元年，汉武帝再次下诏，令郡国举荐孝廉，策问贤良。董仲舒以贤良之名，入朝对策，汉武帝心怀天下，连问三策，董仲舒从容不迫，连答三章，所有对策，中心议题皆是天人关系，史称《天人三策》，又名《贤良对策》。
对策之上，董仲舒凭借滔滔不绝的口才、充足深厚的理论准备，借助《春秋公羊传》可自由阐发的微言大义，精准投汉武帝之所好，公开援道家、阴阳家学说入儒学，以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资料，充实、发挥儒家义理，最终建构出一套全新的儒学思想体系。
这套体系，既有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又有道家天地、阴阳、四时的自然法理；既有儒家改正朔、易服色、积极有为的治国理念，又有道家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的治世精髓，完美契合了汉武帝心中，改革朝政、巩固集权、开创盛世的所有诉求，让汉武帝心醉不已，大为认同。
自此，儒学彻底摆脱了单纯的学术学说范畴，正式成为官方正统思想，渐渐走上神化之路，占据中国古代官方哲学的正统地位，再也未曾动摇，儒家学说，自此大兴天下，传承万代！
他抬手屈指一弹，一道蕴含着汉室气运、儒门因果、人间布局全貌的凝练金光，径直朝着须弥山巅飞去。
须弥山巅，祥云缭绕，佛光普照，接引、准提二位佛门圣人端坐莲台，周身功德金轮高悬，梵音阵阵，天花乱坠，万佛朝拜，气象庄严。
准提圣人抬手接过那道金光，神念一扫，将其中布局尽数洞悉，当即抚掌哈哈大笑，声震整个西方极乐世界，周身佛光愈发浩荡：“大事已成，我佛门东传之路，再无阻碍！”
一旁接引圣人面容慈悲，双目微睁，眼底闪过一丝了然，轻声笑道：
“呵呵，儒门立教，以我佛门圣人本体菩提木作为镇门至宝，自此便欠下我佛门一桩天大因果，此因果缠绕，日后我佛门东传中原，教化洪荒人族，便再无天道阻碍，儒门也需行方便之法。”
准提圣人闻言，心中更是畅快，抬手一挥，手中七宝妙树轻轻摇曳，顿时神华万丈，宝光冲天。
本就灵性十足的七宝妙树，此刻愈发青翠欲滴，根根枝叶犹如九天碧玉精心雕琢，脉络清晰，泛着温润而浩瀚的神性光华，每一片叶片之上，都显化出一方方微型佛国世界，诸佛菩萨、金刚罗汉驻扎其中，盘膝打坐，祈福祷告，梵音赞颂不绝，赞叹准提圣人的无量大德与无上神功。
准提圣人目光微动，看向洪荒人间大汉王朝方向，指尖凝起一缕佛门造化佛光，轻轻从七宝妙树之上摘下一片菩提圣叶。
圣叶离体，顿时化作一道温润金光，金光之中，缓缓显化出一道儒生身影，此人相貌儒雅，眉目方正，文质彬彬，周身带着一股天然的书卷气，既有文人风骨，又藏道韵玄机。
这儒生朝着准提圣人恭敬拱手行礼，身形一晃，便化作一道流光，冲破西方极乐世界屏障，径直飞入洪荒人族地界，大汉国广川郡董家府邸之中，投身转世。
董家本是当地书香世家，虽非权贵，却也颇有才名，得此圣魂转世，当即天降祥瑞，满室生香。这孩子降生之后，取名为董仲舒，自幼便展现出超凡的聪慧，过目不忘，博学多才，年纪轻轻便遍读诸子百家典籍，尤其倾心于儒家学说，日夜钻研，废寝忘食，年纪轻轻便才名远播，成为广川郡远近闻名的少年才子。
而在洪荒人族历史之上，“博士”这一官职，最初见于战国时期，及至秦朝一统天下，沿袭此制，秦始皇设博士七十人，职责便是“掌通古今”，要求学识渊博，通晓古今典籍礼法。只是彼时的博士们，学业各有专精，儒、墨、名、法各家学子，乃至方技术士，都混杂其间，并无统一规制。
等到秦始皇一统六国，为稳固皇权，推行焚书坑儒之策，儒学博士纷纷逃难隐居，避祸山林，秦廷之上的博士之位，便成了清一色的神仙方术之士，以及只会阿谀奉承、讨好帝王的奸佞之徒，再无儒家学子立足之地，儒学传承险些就此断绝。
后来秦施暴政，天下大乱，陈涉起兵起义，诸多心怀大道、不甘儒学覆灭的儒生，纷纷背着孔子传下的礼器，投奔陈王麾下，欲寻一条弘扬儒学、安定天下的出路。孔子的八世孙孔鲋，更是主动出任陈涉麾下博士，一心辅佐，最后与陈涉一同为理想捐躯，成为历史上，为儒家大道、为天下苍生献身的名人志士，留名青史。
待到楚汉争霸结束，汉高祖刘邦建立大汉天下，战乱平息，隐居四方的儒生纷纷投奔汉朝，刘邦为安抚天下学子，收拢人心，依旧设立博士之官，接纳儒家学子。
汉高祖早年曾重用儒生叔孙通，制定朝堂礼仪，让他初次尝到了儒雅治世的甜头，知晓儒学对于稳固朝堂、规范礼法的妙用。只是彼时天下初定，他忙于剿灭残余叛军，天下干戈未解，无暇顾及大兴儒教，只能暂且搁置。
孝惠帝、高后执掌朝政之时，朝堂之上“公卿皆武力功臣”，皆是征战天下、手握兵权的武将，重武轻文，不容书生分羹，儒学依旧难以兴起。
及至文帝、景帝时期，天下渐稳，名士硕儒方才渐渐得以出任博士之职：《诗经》有博士辕固生、韩婴；《尚书》有博士张生、欧阳；《春秋》有胡毋生、董仲舒；《孟子》《尔雅》《孝经》等儒家经典，也皆有专门博士执掌，看似儒学渐渐有了复苏之象。
可实际上，“文帝好刑名之学，景帝不任用儒生”，诸多儒家博士，不过是“具官待问，未有进者”——他们只是领着俸禄，空有官职，却无实权，从未有一人得到帝王重用，难以施展抱负，更无从谈起弘扬儒学。
除此之外，当朝窦太后，又格外推崇黄老道家学说，对儒学颇为排斥。诸多儒家博士，不仅难以凭借儒学得到帝王宠幸，反而时时有触忌犯讳、引来杀身之祸的隐患。
曾有一次，窦太后召见《诗经》博士辕固生，询问《老子》一书的要义，辕固生性情刚直，直言《老子》不过是浅俗的“家人之言”，难登大雅之堂。此言一出，窦太后勃然大怒，当即怒斥儒家五经为“司空城旦书”，意为刑徒之书，更是下令，让辕固生进入兽圈与野猪搏斗，妄图借野猪之手将其处死。幸而汉景帝素来敬重儒生，暗中赠予辕固生一柄利剑，他才侥幸斩杀野猪，免于横死。
此事一出，朝堂众博士皆是看在眼里，惧在心上，人人自危，哪里还有精力、有胆量去弘扬儒学、践行先王治世之道？不少儒生纷纷找借口辞去博士之职，避祸远走：辕固生主动请求外调，出任清河太守；韩婴出任常山太傅；胡毋生干脆以年老体弱为由，告老还乡，隐居乡里讲学，远离朝堂纷争。
而在诸多儒生之中，唯有董仲舒，依旧坚守本心。他乃汉初广川郡人，早早就凭借深厚才学，成为汉景帝时期的博士，可碍于朝堂局势，儒学不受重视，他始终韬光养晦，潜心钻研儒学经典，不参与朝堂纷争，默默积蓄力量，从未进入政权中枢，却也在暗中积累了极高的学识与人望。
《春秋》一书，本是孔子依据鲁国史书，亲自修撰的一部政治史书。孔子晚年，眼见天下大道不行，礼崩乐坏，便以著史之法，褒贬历史人物与事件，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伦理道德观念。
为了避免当世权贵的迫害，孔子在撰写史书时，遣词造句多使用隐晦语言，其中蕴含的微言大义，只口口传授给亲传弟子，从不落笔书写成文。
待到孔子仙逝，诸位弟子各凭所闻，辗转传授，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诸多不同的《春秋》师说流派。
传承至汉代，《春秋》学说主要流行有五家，分别是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左氏春秋、邹氏、夹氏。其中邹氏一派无有正统师传，渐渐失传；夹氏一派未曾著成典籍，难以流传；左氏春秋藏于宫廷秘府，世间罕见；唯有公羊、谷梁二传，文美义富，得以最先在世间流行开来。
而《公羊传》最终能大行于世，全赖董仲舒与胡母生二人大力倡导。
胡母生，字子都，齐地人士，年龄稍长于董仲舒，是汉代最早传授公羊学的大师之一，也是第一个将公羊师说著成文字、流传于世的人。
董仲舒与胡毋生，一同钻研《春秋公羊传》，但二人治学方向、各自贡献截然不同。
胡毋生主攻笔录《公羊传》全文，总结公羊学派的义理章法，让其学说体系更加系统完整，是专注于学问的经师；而董仲舒，则侧重发挥《公羊传》中的微言大义，引经论事，将儒家经典与现实政治相结合，甚至以《春秋》法理断案，把儒学与治国理政深度融合，见解独到，实用性极强，是心怀天下的鸿儒。
总而言之，二人皆是公羊学大家，也是汉初传授公羊学的开山宗师，对《春秋》公羊学在汉代的兴盛，都有着卓越贡献，因此在汉景帝年间，二人双双被任命为朝廷博士，名震儒林。
这一日，董仲舒正在自家书房之中，静心焚香，顶礼膜拜孔子圣像，虔诚祷告，欲要感悟儒家大道真谛。
忽然，墙壁上悬挂的孔子圣像，骤然绽放出万丈毫光，金光璀璨，直冲云霄，整个书房都被这股浩然金光笼罩，暖意融融，大道气息扑面而来。
董仲舒见状，心中大惊，连忙伏倒在地，恭敬叩拜，朗声言道：“圣人在上，弟子董仲舒，拜见先贤！弟子有幸得见圣人显灵，不知圣人今日感应天下生灵，降下异象，有何吩咐？”
话音刚落，孔子圣像之中，一道纯白虹光缓缓飞落，落在书房案几之上，转瞬之间，圣像之上的毫光尽数散去，一切重归平静。
董仲舒见状，再次三跪九叩，行完大礼之后，方才起身，走到案几前，拿起那道彩光闪烁之物。定睛一看，竟是一卷古朴书卷，展开之后，里面不仅有《春秋》全篇的详尽注解、微言大义的深刻阐释，更有一道隐晦密旨，点明天下大势，嘱托他弘扬儒学、辅佐明君、安定天下。
董仲舒从头至尾细细阅览完毕，先是满心惊诧，随即转为狂喜，心中激荡难平，深知自己肩负重任。
不等他再多思量，手中书卷顿时自动羽化，化作飞絮状的光羽气体，缓缓飘散开来，融入虚空，不留一丝痕迹，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
第二日，董仲舒便一改往日闭门治学的常态，正式大开师门，广收天下弟子，开坛讲授儒学经典，尤其着重讲解《春秋公羊传》。他学识渊博，讲解通透，天下学子慕名而来，门下弟子很快便多达数百人，其中杰出弟子数不胜数：褚大后来出任梁相，嬴公成为谏大夫，吕步舒官至丞相长史，吾丘寿王日后也官至光禄大夫侍中，皆成大汉栋梁。
与此同时，身为当朝太子的刘彘，也悄然收到一卷卢圣以大神通传来的谕旨，看完之后，他闭目沉思，若有所思，心中渐渐有了定计，默默积蓄力量，静待最佳时机。
汉景帝，是继汉文帝之后，又一位奉行黄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政策的帝王，父子二人联手，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史书记载，景帝时期，天下粮仓丰实，府库钱财充裕，朝廷移风易俗，天下黎民百姓性情淳厚，西汉社会，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治安稳定，都达到了上古农业社会的极致巅峰，一派盛世景象。
可繁华盛世的表象之下，却潜藏着重重危机：由于朝廷长期奉行无为放任之策，各地诸侯势力日渐骄恣，地方豪强不断坐大，商业地主欺压百姓，割据势力已然形成，隐隐有威胁中央集权之势；再加之边境四夷屡屡侵扰，匈奴频频南下，寇边犯境，烧杀抢掠，百姓苦不堪言。
正如史书所言：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义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
看似天下升平，实则内忧外患不断，急需一位有为之君，挺身而出，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遏制祸患于萌芽之时，防止百姓动乱、江山土崩；更要结束长期的无为之治，趁着天下仓廪充实、府库富饶的大好时机，大兴文教教化，再建边疆武功，在足食足兵的基础上，开创儒家理想中，礼乐教化盛行的太平盛世。
只可惜，汉景帝终究只是一位守成之君，他能实现文景之治，最大的秘诀便是“无为而治”，在天下民力凋敝之时，放松管控，让百姓休养生息、自创财富。可如何在物质富足的基础上，实现天下大治，完善朝堂制度、巩固中央集权、平定边境祸患，文景二君便无能为力，难以做到。
汉景帝在位十六年，最终龙驭上宾，驾崩归天。早已蓄势待发的太子刘彘，正式登基，继承帝位，成为大汉天子，次年改元建元，也就是后世赫赫有名的汉武帝。
这位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少年天子，一改文景时代，一切顺其自然、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施政方针，立志要开创一番不世伟业。
建元元年新年伊始，汉武帝便当即下诏，令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直言极谏之士，入朝为官，共商国是。
此次天下举荐，应举者多达百余人，庄助为举首；公孙弘因精通《春秋》得以中选，出任博士；年迈的辕固生也以贤良之名应征。而其余那些研习申不害、商鞅、韩非法家之言，精通苏秦、张仪纵横之说的学子，一概被罢黜，不予录取。汉武帝重儒之心，已然昭然若揭。
可彼时，窦太后依旧健在，朝堂局势依旧不容乐观。
窦太后是汉文帝皇后、汉景帝母亲、汉武帝祖母，历经三朝，权势滔天，一生推崇黄老道家学说，极度憎恨儒学，菲薄儒家五经。汉武帝即位之后，尊其为太皇太后，建元初年，朝廷所有大事，都必须奏请她，得到她的准许，方能推行。
此时的大汉朝堂，根本不是推行儒学的最佳时机，事实上，儒学刚刚崭露头角，便遭到了窦太后的严厉摧折。
建元元年夏天，汉武帝任命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窦婴、田蚡二人，向来倾向儒学，上位之后，当即大力推荐儒生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
赵绾、王臧二人，皆是诗学大师申培的亲传弟子，一心弘扬儒学，当即建议汉武帝设立明堂，以朝诸侯，并且以“束帛加璧，安车蒲轮”的最高礼遇，将申培从山东接来朝堂，商议明堂礼制，一时间，儒学兴盛之象尽显，似乎儒运当兴。
赵绾一时意气风发，竟大胆建议汉武帝，日后朝政不再奏请太皇太后，以便彻底推行儒术，摆脱窦太后的掣肘。
此事传到窦太后耳中，太皇太后勃然大怒，当即派人暗中调查，搜集赵绾、王臧二人贪赃枉法的证据，拿到实证后，当面责问汉武帝。武帝迫于祖母威势，无法违抗，只能将赵绾、王臧二人下狱，最终迫令二人自杀谢罪。
受此事牵连，窦婴、田蚡也被免去官职，反省思过；申培也以年老多病为由，返回故里，设立明堂之事，最终不了了之。
整个建元时期，儒学都备受压抑，在艰难困境中苦苦挣扎，难以抬头。
直到建元六年五月，窦太后驾崩，黄老之学在朝堂之上的最后一个顽固堡垒彻底消失，阻碍儒学发展的最大障碍彻底清除，儒学才真正迎来了复苏的春天。
同年六月，武安侯田蚡复出，再次出任丞相，执掌朝政大权，坚冰打破，大势已定。
史书载：及窦太后崩，武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
天下学子，纷纷投身儒学，儒学兴盛之势，再难阻挡。
元光元年，汉武帝再次下诏，令郡国举荐孝廉，策问贤良。董仲舒以贤良之名，入朝对策，汉武帝心怀天下，连问三策，董仲舒从容不迫，连答三章，所有对策，中心议题皆是天人关系，史称《天人三策》，又名《贤良对策》。
对策之上，董仲舒凭借滔滔不绝的口才、充足深厚的理论准备，借助《春秋公羊传》可自由阐发的微言大义，精准投汉武帝之所好，公开援道家、阴阳家学说入儒学，以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资料，充实、发挥儒家义理，最终建构出一套全新的儒学思想体系。
这套体系，既有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又有道家天地、阴阳、四时的自然法理；既有儒家改正朔、易服色、积极有为的治国理念，又有道家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的治世精髓，完美契合了汉武帝心中，改革朝政、巩固集权、开创盛世的所有诉求，让汉武帝心醉不已，大为认同。
自此，儒学彻底摆脱了单纯的学术学说范畴，正式成为官方正统思想，渐渐走上神化之路，占据中国古代官方哲学的正统地位，再也未曾动摇，儒家学说，自此大兴天下，传承万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