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那堆钱摊在桌上，数了三遍。
一百二。十二张十块的，皱巴巴，边角卷着。我把它们码成一小摞，用搪瓷杯底压平，又数一遍。还是一百二。
电机厂那批货，三百斤，四块五一斤。一千三百五十块。差一千三。
屋子很小。原先红星五金厂的单身宿舍，我现在已经辞职了，这屋子月底就得腾出来。单人床，一张掉漆的木桌，桌上除了我的钱，只有一个搪瓷脸盆、半块肥皂。墙上贴着去年的《工人日报》，标题已经泛黄，边角往下卷。我拉开抽屉，里面有几本八十年代的旧杂志，一支没水的钢笔，一把生锈的电工刀。把抽屉整个抽出来，倒过来抖了抖。掉出来一枚五分硬币，和一张我都忘了什么时候记的电话号码——一个远房表叔，八辈子没联系过。
捏着那枚五分硬币，在桌上转了一圈。
借？找谁借。赵强？我昨天才让他吃了闭门羹。我爸？估计要打断我的腿。
我把硬币按在桌上，停住。
不是没有办法。还有一个选择——李老头。但李老头不会借我钱，我跟他非亲非故，手里也没有东西能押。我只能跟他谈一件事：合作。我出眼力，他出本钱。利润分成。
问题是，他凭什么相信我？
我把钱塞回裤兜，抓起外套，推门出去。外头蝉叫得正凶，太阳西斜，空气里还有柏油路面被晒了一整天的味道。
收购站门口，李老头正蹲在门槛上扒饭。青花大碗，里面是拌了猪油渣的米饭。他吃得嗍嗍响，抬头看我一眼：“又来？”
“叔，跟你谈个事。”
“说。”他没挪屁股，继续扒饭。
我进了院子。地上堆着三麻袋刚收来的废铜，还没分拣。我蹲下去，解开其中一个袋口的麻绳，抓了一把出来。杂铜，黄不拉几，表面发暗。我掂了掂，挑出一截粗短的铜棒，递到李老头面前。
“这个，您今天收的时候，是按紫铜还是杂铜算的？”
他放下碗，接过铜棒，眯着眼看：“紫铜啊，卖相不错。”
“里面灌了铅。”
李老头的筷子停在半空。
我把铜棒拿回来，从兜里掏出那把生锈的电工刀——刚才从抽屉里翻出来的。刀刃抵住铜棒横截面，用力一划。铜皮很薄，底下露出一层灰白色的金属，像豆腐渣嵌在铜壳里。
“灌铅的。”我说，“称一下就知道，比实心紫铜重得不正常。”
李老头接过铜棒，掂了掂，脸色变了。他站起来，从屋里拿出一杆盘秤，钩子挂上铜棒。秤砣往右移了两格。
“三斤八两。”他说，“正常这么大一根紫铜，最多三斤。”
我没说话，又从麻袋里挑了两块，在水泥地上磕了磕。其中一块声音发闷，另一块声音脆。我把发闷那块递给他。
“这个也是。”我说，“你听声儿就不对。灌铅的铜，声音发死。”
李老头捏着那两块铜，看了我半天。他放下碗，碗底磕在门槛上，发出一声脆响。
“你小子，哪里学的这套？”
“电工出身。”我说，“铜线铜棒，天天摸。真铜假铜，过手就知道。”
他没说话，站起来，走到院子里另一堆货前。那堆货用塑料布盖着，掀开，里面是十几根粗细不一的铜管。他随手拿起一根，扔给我。
“看看这个。”
我接住，在手里转了一圈。铜管外壁泛着紫红色，切口整齐。我凑近闻了闻，又用指甲刮了一下管壁内侧。刮下来的不是铜粉，是砂。我把铜管竖起来，对着光看，管壁厚度不均匀，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那是翻砂工艺的问题，不是正经拉管机出来的。
“铜皮包砂管。”我说，“外面一层铜皮，里面灌的细砂。分量够，上手也压称，但一上熔炉就露馅。”
李老头的嘴角抽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被人戳中痛处的表情。
“这三根，我昨天收的。”他说，“按紫铜价。”
“亏了多少？”
“二百多。”
我放下铜管。太阳已经完全落山了，院子里只剩下门口一盏二十五瓦的灯泡，光照范围很小，我们俩都站在半明半暗里。李老头从兜里摸出一包大前门，抖出一根，递给我。我摆摆手。他自己点上，深深吸一口。
“你刚才说，要跟我谈事。”他说，“说吧。”
“电机厂那批货，三百斤。”我说，“我有门路拿下来，我验货，您出本钱。卖完，利润三七开，我三您七。”
李老头笑了，黄牙在暗处一闪：“你空手套白狼啊。”
“我能认货。”我说，“刚才那灌铅的、包砂的，您自己看不出来，我能。电机厂那批货里有什么门道，我门儿清。没有我，您不一定吃得下。”
他蹲下去，用筷子戳着碗底的猪油渣：“二八。你二我八。本钱我全出，风险我全担。”
“四六。”我说，“我验货，我分拣，我跑销路。”
“二八。”他头也不抬，“爱干干，不干滚。”
我没动。
院子里安静了大概半分钟。灯泡旁边飞着两只蛾子，扑棱扑棱往玻璃罩上撞。李老头把最后一口饭扒进嘴里，嚼了很久。
“三七。”他终于开口，“这是底。你小子别得寸进尺。”
我伸出手。
他看我一眼，没握手，而是在自己裤腿上擦了擦手心的油，说：“明天早上五点，别迟到。”
我收回手，点点头，转身往门口走。
“哎。”他叫住我。
我回头。
“你叫什么名字？”
“炜杰。”
“炜杰。”他重复了一遍，像是要把这个名字在嘴里过一遍，“明天带你的真本事来。”
我没说话，推开门，走了出去。
街面上已经没什么人了。路灯亮着，昏黄的一小团。我蹬着三轮车往住处走，路过一个街角，余光扫到电线杆后面站着个人。我装作没看见，继续蹬。
是赵强。
他半躲在电线杆后面，手里捏着半根烟，没点。他穿着那双仿皮凉鞋，米黄的确良衬衫最上面两颗扣子没扣。他以为我没看见他，抻着脖子往收购站方向望。
我蹬车的速度没变。
赵强为什么会在这附近？他家不在这边。可能是从哪儿喝了酒回来，也可能是——他已经在跟着我了。昨天我拒绝借钱的事，他没那么容易咽下去。以他的性格，他得弄清楚我在搞什么名堂。
我没回头。就让他看去吧。
我把车蹬得更快了些，风灌进领口，带着夏末的热气。赵强站的那个电线杆越来越远，最后缩成一个黑点，消失在街角。
经过电机厂门口的时候，我刹了车。
仓库的灯还亮着。不是全亮，是里面一盏白炽灯，从窗户透出来，在水泥地上投下一个方框。老张的影子在窗户后面走动，手里端着茶缸。他身后站着另一个人。
那人穿着一件浅色西装。在1990年的夏天，穿西装的人不多。那个人背对着窗户，我看不清脸，只能看到他的手势——他在比划什么，幅度很大，像在和老张争论。
老张把茶缸放下，摇了摇头。
我捏着车闸，看了大概十秒钟。那人忽然转身，朝窗户这边走来。我松开闸，蹬车离开。
身后，蝉突然不叫了。只有车轮碾过路面的沙沙声。
回到住处，我把门插上。那一百二十块钱还在兜里，我掏出来，连带着那张辞职报告，一起压在搪瓷杯底下。杯子底印着”红星五金厂”五个红字，已经磨得掉了一半。
我没脱衣服，直接在床上躺下。天花板上有道裂缝，从电灯开关的位置一直裂到墙角。我盯着那道缝，手伸进口袋，摸到那枚五分硬币。
明天早上五点。
我没把硬币掏出来。就这么攥着。
窗外的蝉又响了。一声，两声，然后连成一片。
一百二。十二张十块的，皱巴巴，边角卷着。我把它们码成一小摞，用搪瓷杯底压平，又数一遍。还是一百二。
电机厂那批货，三百斤，四块五一斤。一千三百五十块。差一千三。
屋子很小。原先红星五金厂的单身宿舍，我现在已经辞职了，这屋子月底就得腾出来。单人床，一张掉漆的木桌，桌上除了我的钱，只有一个搪瓷脸盆、半块肥皂。墙上贴着去年的《工人日报》，标题已经泛黄，边角往下卷。我拉开抽屉，里面有几本八十年代的旧杂志，一支没水的钢笔，一把生锈的电工刀。把抽屉整个抽出来，倒过来抖了抖。掉出来一枚五分硬币，和一张我都忘了什么时候记的电话号码——一个远房表叔，八辈子没联系过。
捏着那枚五分硬币，在桌上转了一圈。
借？找谁借。赵强？我昨天才让他吃了闭门羹。我爸？估计要打断我的腿。
我把硬币按在桌上，停住。
不是没有办法。还有一个选择——李老头。但李老头不会借我钱，我跟他非亲非故，手里也没有东西能押。我只能跟他谈一件事：合作。我出眼力，他出本钱。利润分成。
问题是，他凭什么相信我？
我把钱塞回裤兜，抓起外套，推门出去。外头蝉叫得正凶，太阳西斜，空气里还有柏油路面被晒了一整天的味道。
收购站门口，李老头正蹲在门槛上扒饭。青花大碗，里面是拌了猪油渣的米饭。他吃得嗍嗍响，抬头看我一眼：“又来？”
“叔，跟你谈个事。”
“说。”他没挪屁股，继续扒饭。
我进了院子。地上堆着三麻袋刚收来的废铜，还没分拣。我蹲下去，解开其中一个袋口的麻绳，抓了一把出来。杂铜，黄不拉几，表面发暗。我掂了掂，挑出一截粗短的铜棒，递到李老头面前。
“这个，您今天收的时候，是按紫铜还是杂铜算的？”
他放下碗，接过铜棒，眯着眼看：“紫铜啊，卖相不错。”
“里面灌了铅。”
李老头的筷子停在半空。
我把铜棒拿回来，从兜里掏出那把生锈的电工刀——刚才从抽屉里翻出来的。刀刃抵住铜棒横截面，用力一划。铜皮很薄，底下露出一层灰白色的金属，像豆腐渣嵌在铜壳里。
“灌铅的。”我说，“称一下就知道，比实心紫铜重得不正常。”
李老头接过铜棒，掂了掂，脸色变了。他站起来，从屋里拿出一杆盘秤，钩子挂上铜棒。秤砣往右移了两格。
“三斤八两。”他说，“正常这么大一根紫铜，最多三斤。”
我没说话，又从麻袋里挑了两块，在水泥地上磕了磕。其中一块声音发闷，另一块声音脆。我把发闷那块递给他。
“这个也是。”我说，“你听声儿就不对。灌铅的铜，声音发死。”
李老头捏着那两块铜，看了我半天。他放下碗，碗底磕在门槛上，发出一声脆响。
“你小子，哪里学的这套？”
“电工出身。”我说，“铜线铜棒，天天摸。真铜假铜，过手就知道。”
他没说话，站起来，走到院子里另一堆货前。那堆货用塑料布盖着，掀开，里面是十几根粗细不一的铜管。他随手拿起一根，扔给我。
“看看这个。”
我接住，在手里转了一圈。铜管外壁泛着紫红色，切口整齐。我凑近闻了闻，又用指甲刮了一下管壁内侧。刮下来的不是铜粉，是砂。我把铜管竖起来，对着光看，管壁厚度不均匀，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那是翻砂工艺的问题，不是正经拉管机出来的。
“铜皮包砂管。”我说，“外面一层铜皮，里面灌的细砂。分量够，上手也压称，但一上熔炉就露馅。”
李老头的嘴角抽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被人戳中痛处的表情。
“这三根，我昨天收的。”他说，“按紫铜价。”
“亏了多少？”
“二百多。”
我放下铜管。太阳已经完全落山了，院子里只剩下门口一盏二十五瓦的灯泡，光照范围很小，我们俩都站在半明半暗里。李老头从兜里摸出一包大前门，抖出一根，递给我。我摆摆手。他自己点上，深深吸一口。
“你刚才说，要跟我谈事。”他说，“说吧。”
“电机厂那批货，三百斤。”我说，“我有门路拿下来，我验货，您出本钱。卖完，利润三七开，我三您七。”
李老头笑了，黄牙在暗处一闪：“你空手套白狼啊。”
“我能认货。”我说，“刚才那灌铅的、包砂的，您自己看不出来，我能。电机厂那批货里有什么门道，我门儿清。没有我，您不一定吃得下。”
他蹲下去，用筷子戳着碗底的猪油渣：“二八。你二我八。本钱我全出，风险我全担。”
“四六。”我说，“我验货，我分拣，我跑销路。”
“二八。”他头也不抬，“爱干干，不干滚。”
我没动。
院子里安静了大概半分钟。灯泡旁边飞着两只蛾子，扑棱扑棱往玻璃罩上撞。李老头把最后一口饭扒进嘴里，嚼了很久。
“三七。”他终于开口，“这是底。你小子别得寸进尺。”
我伸出手。
他看我一眼，没握手，而是在自己裤腿上擦了擦手心的油，说：“明天早上五点，别迟到。”
我收回手，点点头，转身往门口走。
“哎。”他叫住我。
我回头。
“你叫什么名字？”
“炜杰。”
“炜杰。”他重复了一遍，像是要把这个名字在嘴里过一遍，“明天带你的真本事来。”
我没说话，推开门，走了出去。
街面上已经没什么人了。路灯亮着，昏黄的一小团。我蹬着三轮车往住处走，路过一个街角，余光扫到电线杆后面站着个人。我装作没看见，继续蹬。
是赵强。
他半躲在电线杆后面，手里捏着半根烟，没点。他穿着那双仿皮凉鞋，米黄的确良衬衫最上面两颗扣子没扣。他以为我没看见他，抻着脖子往收购站方向望。
我蹬车的速度没变。
赵强为什么会在这附近？他家不在这边。可能是从哪儿喝了酒回来，也可能是——他已经在跟着我了。昨天我拒绝借钱的事，他没那么容易咽下去。以他的性格，他得弄清楚我在搞什么名堂。
我没回头。就让他看去吧。
我把车蹬得更快了些，风灌进领口，带着夏末的热气。赵强站的那个电线杆越来越远，最后缩成一个黑点，消失在街角。
经过电机厂门口的时候，我刹了车。
仓库的灯还亮着。不是全亮，是里面一盏白炽灯，从窗户透出来，在水泥地上投下一个方框。老张的影子在窗户后面走动，手里端着茶缸。他身后站着另一个人。
那人穿着一件浅色西装。在1990年的夏天，穿西装的人不多。那个人背对着窗户，我看不清脸，只能看到他的手势——他在比划什么，幅度很大，像在和老张争论。
老张把茶缸放下，摇了摇头。
我捏着车闸，看了大概十秒钟。那人忽然转身，朝窗户这边走来。我松开闸，蹬车离开。
身后，蝉突然不叫了。只有车轮碾过路面的沙沙声。
回到住处，我把门插上。那一百二十块钱还在兜里，我掏出来，连带着那张辞职报告，一起压在搪瓷杯底下。杯子底印着”红星五金厂”五个红字，已经磨得掉了一半。
我没脱衣服，直接在床上躺下。天花板上有道裂缝，从电灯开关的位置一直裂到墙角。我盯着那道缝，手伸进口袋，摸到那枚五分硬币。
明天早上五点。
我没把硬币掏出来。就这么攥着。
窗外的蝉又响了。一声，两声，然后连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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