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多，我醒了。
窗外还是漆黑一片，只有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闷闷的，像从地底下钻出来。蟋蟀在墙根底下叫得正欢，一声叠一声。我掀开薄被，夏末凌晨的空气凉飕飕的，胳膊上立刻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摸黑穿上衣服，把裤脚扎进解放鞋里。搪瓷杯里还剩半杯凉白开，我仰头灌下去，舌头被涩得皱了皱。
收购站的门缝里透出一点昏黄的光。我推开门，李老头已经在院子里了。他推着一辆平板车，车上放着杆秤、麻绳、几个空蛇皮袋。他眼睛发红，没睡好，旧背心上沾着一圈圈油渍，像是前天的晚饭油。
“接着。”他抛过来一个东西。
我接住，是个冷馒头，硬邦邦的，能砸死人。
“吃了。中午不一定有饭点。”
我掰了一半塞回他手里，另一半揣进兜里。两人一前一后推着车出了门。
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一个清洁工抡着大扫帚，唰唰地扫着水泥地。路口的早点摊已经支起来了，煤炉上坐着大铁锅，蒸汽往上冒，把一盏昏黄的路灯裹在里面。菜贩蹲在马路牙子上，面前摆着几筐还带着泥的青菜，扯着嗓子喊：“三毛一斤——早来挑啊——”
洒水车从后面叮铃哐啷地开过去，铃铛声在空荡荡的街上响得格外清亮。
“你确定那批货没问题？”李老头突然问。
“老张电话里说没问题。”
“哼。”李老头把平板车往上一提，前轮碾过一块碎砖头，“电话里头的话，十句信一句。”
电机厂后门藏在一排老槐树林子后面。铁门锈了一半，墙头刷着白漆大字：“安全生产，重于泰山。”下面还有一行小字，被雨水冲得模糊了。
老张蹲在门槛上，手里攥着一个搪瓷茶缸，缸身上印着”先进工作者”四个红字。他看见我们，腾地站起来，茶缸里的茶水洒了一半。
“李叔，你可算来了。”
“货呢？”李老头眼皮一抬。
老张的脖子缩了一下，眼睛往仓库里头瞟。
“货……货在。就是……”
“就是什么？”
“昨天有人来看过货。”老张的声音低下去，“一个穿西装的，说是要验货，我让他进了仓库。”
李老头的脸一下子黑了。
我绕过老张，推开仓库的铁门。一股铁锈味混着机油味扑面而来。角落里堆着那批废铜，蛇皮袋敞着口，铜料在暗处泛着暗红色的光。
我蹲下去，从兜里摸出一把螺丝刀，在最上面一根铜管上划了一道。
铜皮翻卷起来，里面不是实的——是一层砂。
我又换了根铜棒，掂了掂，往水泥地上一磕。声音发闷，不是纯铜那种清亮的脆响。再用螺丝刀挑开另一块的切口，铅——灰色的铅芯露了出来。
“灌铅，铜皮包砂。”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手法和上次那批差不多，但藏得更深。外表看是整料，切开才露馅。”
李老头的腮帮子绷紧了：“多少？”
我逐袋验过去，螺丝刀划开铜皮，杆秤称重，打火机烧端口看熔色。三百斤货，我挑出了七十六斤有问题的。
“这批不能按紫铜价收。”我指着分出来的两堆，“这两百二十六斤是纯的，那边七十六斤是掺假的。”
老张的脸白得像纸：“李叔，这批货不清掉，上面查下来我担不起啊。那西装人我哪儿知道他会动手脚……”
李老头盯着那堆掺假铜料，半晌没说话。
“纯铜四块五。”我开口，“掺假的按杂铜价，两块三。要么退货，要么分价。”
老张的眼珠子在我和李老头之间来回转。
“分价。”李老头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装车。”
我、老张，还有李老头，三个人把那三百斤废铜往平板车上搬。铜料的毛边割手，我左手掌心被划了一道口子，血渗出来，混着铁锈和汗，黏糊糊的。两百多斤压上去，平板车的轮胎明显瘪了一大截，车轴吱呀作响。
李老头从仓库角落翻出几块破木板，垫在车厢边上挡住货。他的背心已经湿透，贴在后背上。
“走。”
我攥着车把，胳膊上的筋绷起来。车太重了，前轮直打晃。我弓着腰，一步一步往前蹬。
出了电机厂后门，拐上正街。太阳刚冒头，把半边天染成橘红色。我低着头赶路，汗从下巴往下滴，在水泥地上洇出一个一个深色的圆点。
路过电机厂正门的时候，我瞥见一个人影。
赵强。
他就站在厂门口的石狮子旁边，手里夹着一根烟，没点。他不是躲着——他就站在那里，明目张胆地看着我。看着我推着一车废铜，从电机厂的方向出来，满头大汗，手上还带着血口子。
他的嘴微微张着，烟从手指间滑下来，掉在地上。
他没喊我。我也没停。
平板车从他面前过去了。我盯着前面的路，但能感觉到他的目光一直钉在我后背上。不是那种看笑话的眼神——是困惑，像是看见一个他从来没见过的人。
收购站的院子洒了一层水，压住了尘土。我们把货卸下来，重新过秤，分堆。
李老头蹲在杆秤旁边，拨着秤砣，嘴里念念有词。算完了，他从蓝布包里数出一叠毛票和钢镚，数了三十八块五给我。
“比预计少了。”他说。
“嗯。”
我接过钱，塞进兜里。本钱从一百二变成了第一百五十八块五。慢是慢了点，但钱在涨。
李老头把钱包装好，忽然抬头看我。
“今天这批货里的门道，你比我清楚。”
我没接话。
“但有人比你更早清楚。”他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灰，“那个穿西装的，你认识？”
我摇头。
“我也不认识。”李老头把杆秤挂回墙上的钉子，“但我认识他手腕上的表。上海牌，全钢的，百货大楼卖一百八一块。收废品的，戴不起那种表。”
我退出收购站的大门，拐过街角。墙根底下贴着一张新纸，浆糊还没干透，边角翘着。
“高价回收各类废旧金属，价格从优。”
没有落款，只有一个传呼机号码。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把号码记在心里，然后蹬着空车回了住处。
钱压在搪瓷杯底下。我躺下，手伸进口袋，摸到那枚五分硬币，硬币被体温捂得发热。
还没等我闭上眼睛，门响了。
笃、笃、笃。三下，不紧不慢。
我翻身起来，拉开门。
赵强站在门口。他的衬衫扣子解开了两颗，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他看着我，脸上的表情我很熟悉——不是嘲讽，不是轻蔑，是一种我从没在他脸上见过的认真。
“炜杰，”他说，“我想跟你谈谈。”
门还开着，晨风从门外灌进来，带着一股铁锈味。
窗外还是漆黑一片，只有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闷闷的，像从地底下钻出来。蟋蟀在墙根底下叫得正欢，一声叠一声。我掀开薄被，夏末凌晨的空气凉飕飕的，胳膊上立刻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摸黑穿上衣服，把裤脚扎进解放鞋里。搪瓷杯里还剩半杯凉白开，我仰头灌下去，舌头被涩得皱了皱。
收购站的门缝里透出一点昏黄的光。我推开门，李老头已经在院子里了。他推着一辆平板车，车上放着杆秤、麻绳、几个空蛇皮袋。他眼睛发红，没睡好，旧背心上沾着一圈圈油渍，像是前天的晚饭油。
“接着。”他抛过来一个东西。
我接住，是个冷馒头，硬邦邦的，能砸死人。
“吃了。中午不一定有饭点。”
我掰了一半塞回他手里，另一半揣进兜里。两人一前一后推着车出了门。
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一个清洁工抡着大扫帚，唰唰地扫着水泥地。路口的早点摊已经支起来了，煤炉上坐着大铁锅，蒸汽往上冒，把一盏昏黄的路灯裹在里面。菜贩蹲在马路牙子上，面前摆着几筐还带着泥的青菜，扯着嗓子喊：“三毛一斤——早来挑啊——”
洒水车从后面叮铃哐啷地开过去，铃铛声在空荡荡的街上响得格外清亮。
“你确定那批货没问题？”李老头突然问。
“老张电话里说没问题。”
“哼。”李老头把平板车往上一提，前轮碾过一块碎砖头，“电话里头的话，十句信一句。”
电机厂后门藏在一排老槐树林子后面。铁门锈了一半，墙头刷着白漆大字：“安全生产，重于泰山。”下面还有一行小字，被雨水冲得模糊了。
老张蹲在门槛上，手里攥着一个搪瓷茶缸，缸身上印着”先进工作者”四个红字。他看见我们，腾地站起来，茶缸里的茶水洒了一半。
“李叔，你可算来了。”
“货呢？”李老头眼皮一抬。
老张的脖子缩了一下，眼睛往仓库里头瞟。
“货……货在。就是……”
“就是什么？”
“昨天有人来看过货。”老张的声音低下去，“一个穿西装的，说是要验货，我让他进了仓库。”
李老头的脸一下子黑了。
我绕过老张，推开仓库的铁门。一股铁锈味混着机油味扑面而来。角落里堆着那批废铜，蛇皮袋敞着口，铜料在暗处泛着暗红色的光。
我蹲下去，从兜里摸出一把螺丝刀，在最上面一根铜管上划了一道。
铜皮翻卷起来，里面不是实的——是一层砂。
我又换了根铜棒，掂了掂，往水泥地上一磕。声音发闷，不是纯铜那种清亮的脆响。再用螺丝刀挑开另一块的切口，铅——灰色的铅芯露了出来。
“灌铅，铜皮包砂。”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手法和上次那批差不多，但藏得更深。外表看是整料，切开才露馅。”
李老头的腮帮子绷紧了：“多少？”
我逐袋验过去，螺丝刀划开铜皮，杆秤称重，打火机烧端口看熔色。三百斤货，我挑出了七十六斤有问题的。
“这批不能按紫铜价收。”我指着分出来的两堆，“这两百二十六斤是纯的，那边七十六斤是掺假的。”
老张的脸白得像纸：“李叔，这批货不清掉，上面查下来我担不起啊。那西装人我哪儿知道他会动手脚……”
李老头盯着那堆掺假铜料，半晌没说话。
“纯铜四块五。”我开口，“掺假的按杂铜价，两块三。要么退货，要么分价。”
老张的眼珠子在我和李老头之间来回转。
“分价。”李老头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装车。”
我、老张，还有李老头，三个人把那三百斤废铜往平板车上搬。铜料的毛边割手，我左手掌心被划了一道口子，血渗出来，混着铁锈和汗，黏糊糊的。两百多斤压上去，平板车的轮胎明显瘪了一大截，车轴吱呀作响。
李老头从仓库角落翻出几块破木板，垫在车厢边上挡住货。他的背心已经湿透，贴在后背上。
“走。”
我攥着车把，胳膊上的筋绷起来。车太重了，前轮直打晃。我弓着腰，一步一步往前蹬。
出了电机厂后门，拐上正街。太阳刚冒头，把半边天染成橘红色。我低着头赶路，汗从下巴往下滴，在水泥地上洇出一个一个深色的圆点。
路过电机厂正门的时候，我瞥见一个人影。
赵强。
他就站在厂门口的石狮子旁边，手里夹着一根烟，没点。他不是躲着——他就站在那里，明目张胆地看着我。看着我推着一车废铜，从电机厂的方向出来，满头大汗，手上还带着血口子。
他的嘴微微张着，烟从手指间滑下来，掉在地上。
他没喊我。我也没停。
平板车从他面前过去了。我盯着前面的路，但能感觉到他的目光一直钉在我后背上。不是那种看笑话的眼神——是困惑，像是看见一个他从来没见过的人。
收购站的院子洒了一层水，压住了尘土。我们把货卸下来，重新过秤，分堆。
李老头蹲在杆秤旁边，拨着秤砣，嘴里念念有词。算完了，他从蓝布包里数出一叠毛票和钢镚，数了三十八块五给我。
“比预计少了。”他说。
“嗯。”
我接过钱，塞进兜里。本钱从一百二变成了第一百五十八块五。慢是慢了点，但钱在涨。
李老头把钱包装好，忽然抬头看我。
“今天这批货里的门道，你比我清楚。”
我没接话。
“但有人比你更早清楚。”他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灰，“那个穿西装的，你认识？”
我摇头。
“我也不认识。”李老头把杆秤挂回墙上的钉子，“但我认识他手腕上的表。上海牌，全钢的，百货大楼卖一百八一块。收废品的，戴不起那种表。”
我退出收购站的大门，拐过街角。墙根底下贴着一张新纸，浆糊还没干透，边角翘着。
“高价回收各类废旧金属，价格从优。”
没有落款，只有一个传呼机号码。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把号码记在心里，然后蹬着空车回了住处。
钱压在搪瓷杯底下。我躺下，手伸进口袋，摸到那枚五分硬币，硬币被体温捂得发热。
还没等我闭上眼睛，门响了。
笃、笃、笃。三下，不紧不慢。
我翻身起来，拉开门。
赵强站在门口。他的衬衫扣子解开了两颗，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他看着我，脸上的表情我很熟悉——不是嘲讽，不是轻蔑，是一种我从没在他脸上见过的认真。
“炜杰，”他说，“我想跟你谈谈。”
门还开着，晨风从门外灌进来，带着一股铁锈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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